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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谈话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修订后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主知识界确立了自觉疏离专制主义制度的姿态。虽然分为多种思潮和众多派别，但都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丧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批判立场。他们共同的批判武器都是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虎文化”，只不过对于西方式的现代民主制度，有的看好它完全自由，有的认为它并不平等。我认为，对于中国所面临最后的现代性转变，两种观点涉及到的制度利弊，不可小视。
答：我看到的两种政治倾向，除了表现在思想界，还表现在“文革”研究界和诗歌界。思想界分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文革”研究界分为“自由派”和“平等派”，诗歌界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甚至海外流亡者建立的十多个政治团体，好象也分为这样两种倾向——“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
问：好像国内三界两种倾向的情形又有差异？
答：在思想界，“自由主义”更有学理建树。针对中国的政治现状，从“阶段说”视角更多强调西方式民主制度和自由理念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无疑是更为理智和更加正确的选择。他们期待统治集团自行改革的善良眼神和拒绝革命事件再度发生的预警手势，并不妨碍所宣扬理念对知识界的广泛影响和专制主义的深刻撬动。“新左派”接过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筒进行言说，激愤之中少了几分理智。他们尖锐批判西方“后殖民主义”的隐蔽掠夺和前资本主义的无情剥削，却不自觉滑入“类型说”的陷阱：有的认为毛泽东的社会平等试验称得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某种探寻，有的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模式落入了西方“后殖民主义”的圈套……。他们愤怒谴责国内自由经济模式导致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物欲横流、道德崩溃，却下意识流露出对于西方式现代制度的拒斥。他们对社会平等和民族权利的关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社会良知与社会正义，并且暗含了中国现代性最后之变不能重复西方老路的人文意向，然而对于“类型说”的强调，却使他们很容易踩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地雷。
问：文革研究界呢？
答：“文革”研究界的情形与此相反：和“自由派”相比，“平等派”话语更接近历史真相。虽然两派都对“文革”持否定态度，但“自由派”把造反派跟“文革”捆绑在一起给予否定，“平等派”竭力把造反派从“文革”中区分出来给予肯定。如果说前者为了观念的需要不惜牺牲感受的真实，那么后者便包含了更多真实的感性记忆和理性透视。
问：诗歌界的情形我了解一些，很有趣。
答：诗歌界的情形又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无论人文向度还是艺术追求，“知识分子写作”都更严肃、更高位、更纯粹，更切入时代脉络，高超的语言与技法所表现的主题和意象，更具前现代社会艺术抗争和人性呼吁的高贵品质。“民间立场”却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诗坛演出的一场闹剧。生活中的嬉皮士与艺术上的嬉皮士融为一体，不仅彻底丧失了现代艺术对于社会现实的对抗性和超越性，甚至甘愿成为半封建主义政治、前资本主义经济、后现代主义文化“三头怪物”身上的装饰鳞片。
问：三界两种倾向，从二十世纪末延续至今仍然存在。似乎一种倾向更看重个人自由，一种倾向更看重社会平等。两种声音，都是今日中国人心之呼吁和人民之需要。难道不能在民主主义的共同前提下达成一致？
答：两种倾向存续了近二十年，不仅说明各自拥有现实的社会心理空间，而且表明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悖论和冲突。
问：“文革”前，我从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热血》中，首次得知“博爱、平等、自由”这三个价值词。这是我最早接受的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普世价值。这三个价值词的如此排序是随意的吗？
答：这三个普世价值词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最初的顺序是“自由，平等，博爱”。它后来成了法国的国家格言、法国精神的象征、法国国旗三色旗的对应。“自由，平等，博爱”三原则不仅属于法国，也属于全人类。这个崇高信念成为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精神支柱，对全人类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你说的顺序问题，理论界早有人提出过，可是至今没有标准答案。我曾经试图从生命体验中去寻求答案，以为它们在人性中的呈现应该如同歌词中的顺序一样——博爱、平等、自由。长大后才逐渐领会到：它们虽然是人性的三大要求，但实际的呈现顺序正好相反——往往先有自由要求、后有平等要求、最后才有博爱要求，完全符合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原生顺序。歌词中的排列，可能只是文学创作者的无意识作为——尽管恰巧宣布了框范先天人性顺序的后天理性原则。
问：没想到问题这么复杂！
答：自由——人类精神和个人意识中最神圣的概念，抽象感知时，其至高形象经常凌驾于所有文化价值词之上。它的广义所指，包括个人精神自我——超越自然威胁、超越社会吞噬、超越本能驱动的愿望和努力。当它降落到实在的本义中轴线，自由便可还原为人性中的个性要求。它源于宇宙万物的自我肯定法则，并表现为摆脱中心引力约束而独立运行的趋势。人类是自然中的一种个体存在物，族群是人类中的一种个体存在物，个人是族群中的一种个体存在物，它们都有一种摆脱中心引力约束而自行其是的个性冲动——自由要求。只不过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狭义自由，仅仅指涉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问：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人，自我意识中最先觉醒的必定是自行其是的个性要求——自由，也就是摆脱群体约束的自主权利。这从西方发展心理学的揭示也可看出。
答：要在人群中实现个人自由，当然就意味着要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然而，人们的条件和机会从不均等，自由竞争——即使有公平的规则也很难有公平的结局。一旦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泛化为人类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人人都为所欲为，势必上演由两种竞争趋向构成的社会活剧：一方面是拥有条件和机会者制造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贫富对立；另一方面，缺少条件和机会者为了能在强势人群的疯狂倾轧下出人头地，不得不变本加厉地踏破道德底线和法律防线，颠覆社会伦理和公共秩序。人类社会近乎还原为服从“丛林原则”的动物世界。当竞争和倾轧危及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心理安全线发出危险警报，人们便会表现出弗罗姆所发现的心理趋态——逃避自由。
问：有这样的道理与说法？
答：平等要求便从自由车轮的恶性碾压中破土而出。它更为强调个人之间的群属关联，不仅指望人与人之间自由竞争的条件、机会能够大体均等，而且希望人与人之间自由竞争形成的地位、财富、身份、名声差异能够大体适度。为了限制个人自由行为中的排他性和攻击性，维护族群内部的共同利益和平衡关系，于是才有了血缘的、宗教的、法律的公共规范。某种意义上，国家公权也是从约束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平等的必要性中产生的。然而，要求人人一般高，不允许出人头地或者出类拔萃，也就等于取消了个人自由。而扼杀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又潜伏在国家公权和社会规范的极端化变异之中。事实上，当国家公权和社会规范异化为统治阶层维护自身垄断地位和垄断利益的工具，这种扼杀便公开发生，甚至逐渐恶变为对个人包括生存权利在内所有基本权利的剥夺。传统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便是国家公权恶变的产物。
问：自由与平等既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永恒主题，二者之间的悖论又成为困惑人类社会的永久难题。提倡个人自由难免造成社会不平等，强调社会平等又会限制个人自由。经济学的效率原则与社会学的公平原则，同时很难兼容。这对矛盾就像公共广场上的一架跷跷板：这一头翘起，那一头便跌落……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种平衡。
答：博爱要求就出自平衡需要。它从不同个人同属人类的大视角出发，强调个人之间的共同情感和普遍关爱，提倡自由追求与平等追求都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和感受，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中古时代各种形态的道德理性，都是集中显现人类博爱要求的文化载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不损害他人……，成为刻写在这些载体上的永恒信条。
尽管西方16世纪开始的现代性大变革，实际上还是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的顺序展现着人性的三大要求，但文化原则已经逐渐转变为相反的顺序：博爱、平等、自由。在博爱原则的照耀下，自由被定义为“你可以做不损害他人的任何事情”，平等则被规定为“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兼顾他人的利益”。
问：可以认为，博爱原则与人道主义几乎是同义词。关于它与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关系，不妨改用法国作家雨果在历史小说《九三年》中的一句名言来表述：在绝对正确的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答：1992年到2014年的中国社会，也在浓缩式地上演着同样的戏剧：先是大力宣扬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道德崩溃、民怨四起；然后才开始关注社会平等、人际和谐、道德修复。至于博爱要求的显示和反照，恐怕还要等较长时间才会出现。
中国政治思想领域自由倾向与平等倾向的分野及其争议，当然有着深沉而鲜活的历史与现实双重动因。
问：国内自由倾向和平等倾向的争论文章，大多发表于官方刊物和官方报纸，结集书籍也是出版于官方出版社。使人感觉：后极权主义对这两种知识分子言论的控制有所放宽，或者他们与官方产生了某种默契？
答：他们的文章能够发表和书籍能够出版，首先因为官方感到这些言论还没有超出监管容限。两种倾向看似与官方的一致之处或者默契点，其实仅仅为：自由倾向者的反对人民革命和提倡和平演变，平等倾向者的批判资本主义和维护民族利益。除此之外，这两种知识分子话语与官方简直是南辕北辙。
2013年以来，中国当权者文继承和发展薄熙来模式，武继承和发展周永康体制，严酷镇压党内、党外、学院、民间的政治异议者，开创了老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小毛泽东时代，彻底消灭了这种貌合神离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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