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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新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谈话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修订后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一直对中国充满戒备，担心所谓“黄祸”。我看见李泽厚曾将中国文化定义为“乐感文化”。想必这种快乐文化塑造的民族，不会有进攻性和侵犯性。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对世界的某种威胁？
答：美国的戒心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全然公开——主要针对中国专制政权，认为专制主义的价值理念缺少人道内涵，权力运作又没有制衡机制，极易干出丧心病狂的事情。第二个层面比较隐蔽——属于狭隘民族利益考量，不愿意中国强大，希望自己永远是世界的领导者。
我觉得第一个层面的担心十分必要，因为专制政权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确实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很可能制造不负责任的人道灾难。但是第二个层面的戒心就有点多余了，
基本属于不了解中华民族善良本性而产生的夸张假设和虚张防卫。应该把中共与中国区别开来看待，而不要混为一谈。
问：还是回到李泽厚的说法上来吧。我觉得，几千年来在亚洲东北部这个广大的地域，中华民族的行为目标，都是在被动防御状态下的生存、繁衍、延续，很少把快乐、享乐、娱乐当作生活的中心旋律，何曾有过真正的快乐感觉？李泽厚的“乐感文化”定义似乎很难成立。
答：美国当代卓越的女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首先在其文化名著《菊与刀》中把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把西方文化定义为“罪感文化”；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罪感文化”强调自律，“耻感文化”强调他律。后来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都属于"耻感文化"。李泽厚不赞成这种观点，提出中国文化应该是所谓“乐感文化”。
按照中国传统五行学说推论，世界五大种族及其宗教或准宗教形态的文化体系，都有自己特殊的五行属相。我把它们转换成通用的文化学语言，分别定义为：“罪感文化”、“生感文化”、“圣感文化”、“死感文化”、“耻感文化”。由于顾忌到种族情感和宗教情绪，暂不说明它们的具体所指。我只指出，中华民族属于“生感文化”，而非根本不存在的什么“乐感文化！
我所理解的“生感文化”有七大特征：
一、贪生怕死活命至上的保命主义，
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殖主义，
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苦命主义，
四、只重今生不重来世的现实主义，
五、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内耗主义，
六、“不知生焉知死”和“不言乱力怪神”的犬儒主义，
七、回避终极追问而讲究眼前效果的实用主义。
中国道教把个人养生和长寿当作出世修炼的核心目的，要算这些特征的终端提示。
翻开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夸父死而化为邓林，帝女溺而变成精卫，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殉情而为鸳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朝合墓而成蝴蝶，窦娥托梦而复仇，杜丽娘慕色而还魂……，都是死而不死悲而不悲，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无比羡恋。名列世界十大奇迹之首的万里长城，更是“生感文化”的物化象征——为了防御、自保、安生。
为何中华民族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纯属“生感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用动物形象作比喻，中华民族就如非洲草原上的角马群，称之为北方草原上的羊群也无不可。我列举的七大特征都符合它们的本能特性。角马和羊这样的草食动物，温顺、善良、和平，面对各种危机都只能靠种群数量优势来化解，根本不具备进攻性和侵犯性。即使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性和进攻性使中共政权显得异常凶狠，但凶狠主要针对国内人民，对外部威胁仍然处于示威性防御。中华民族的善良本性并没有因此改变。
真正嗜血成性而充满侵略和杀戮本能的，是那些拥有“罪感文化”的民族。它们都属于狮子老虎豹子一样的肉食动物，仅仅因为是人类而有道德感，所以杀戮之后往往需要忏悔。比如西方白种人和亚洲日本人。顺便指出：日本文化根本不是“耻感文化”，而是“罪感文化”。
只要洞悉中华民族的“生感文化”特性，就会明白它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威胁，而是象征着和平。
为何今日俄国威权主义对于世界和平的威胁甚至超过中国极权主义？因为前者率领的毕竟是“罪感文化”民族，后者领导的终究是“生感文化”民族。
问：你的有些观点闻所未闻又通情达理，这里提出的五感文化说也是如此。
答：我的这些认识不是从现有的哲学和科学中得出的，所以做出的解释有时会让现有哲学和科学的信奉者感到陌生。
问：从人才层面看，转变时代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公共天空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光照后世；二是这些星斗不仅非常明亮，而且都很年轻。可是，先后完成人文疏离运动的“反右一代”、“文革一代”、“六四一代”，已经不再年轻。中国面临的现代性最后之变，难道是一个与老龄化社会相对应的老年文化运动？
答：的确，无论西方的“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百家争鸣”和“五四运动”，公共空间活跃的身影都比较年轻，甚至距离我们最近的“四五运动”和“六四运动”，也充满了年轻的面孔。中国所面临肩负“解放人”与“拯救人”双重使命的文化运动，仿佛缺少这样的年龄优势，让人比较悲哀。
问：“反右一代”觉悟者大多八、九十岁，并随着王若水、刘宾雁、李慎之、何家栋的逝世而实力大减。“文革一代”觉悟者大多六、七十岁。“六四一代”觉悟者也大多四、五十岁了。又没有看见更为年轻的群体横空出现。也许，这将是一个不再年轻的运动。
答：只不过应该注意到两个事实：第一，“解放人”的使命，只是在完成“五四运动”提出的历史任务，本身并没有更新更高的目标，远不能与“五四运动”相比，或许会比较老成。第二，“拯救人”的使命，只是世界历史重心转移和西方文化衰落附加在中国“解放人”使命上的新目标，也许并不特别要求年轻和新锐。
世界历史重心转移与领跑国家内部转变的遇合局面，完全处在人类现有理论视野之外。面对这个新异而陌生的命题，我也只能说出四种情况：一是外部转移遇上该国大转变时代，二是外部转移遇上该国中转变时代，三是外部转移遇上该国小转变时代，四是外部转移遇上该国非转变时代。
我们眼前唯一可作参照的这类内部转变与外部转移的遇合，只有发生在数百多年前欧洲的历史事件——世界历史重心转移正好与欧洲大尺度现代性转变遇合。而且人们经历并记录下的，也只涉及社会的大尺度现代性转变过程——意大利“文艺复兴”、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启蒙运动”、德国“狂飙时代”、俄国“黄金时代”，并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同时接受并履行着领跑世界的重任。
仔细辨认：在首先领受这个任务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倡导者与实行者并不很年轻，而且也没有发生强烈的社会震荡。紧跟着在英国发生的“光荣革命”，好象也是这样。只有其他国家继续加深内部转变与外部转移双重进程的运动，才显得更加年轻和激烈。
这似乎表明：领跑重任在种族之间的最初转移，是一个潜在而悄然的过程，并不需要年轻的手臂用激烈的方式进行争夺；只有领跑重任在种族内部各个民族之间进行传递时，年轻而激烈的争夺才会发生。
问：如你所说，我们面临的现代性最后转变只属于中尺度类型者，被动接过的领跑世界重任又属于种族之间潜在而悄然的转移，或者年轻化和激烈化并不是首要标志。
答：总之，我们从未经历过自身中尺度转变与世界历史重心转移相遇合的历史事件，一切都非常生疏。这个肩负着双重文化使命的运动变数很多，暂时难下断言。也许到时会涌现许多不知名的年轻面孔，用他们年轻而新锐的光芒把这个由众多中年文化人和老年文化人担纲的运动照耀得异常年轻。活跃在当下中国思想、法律、政治各个领域许多新生代的身影，让我对年轻一代有了信心。在我眼中，“反右一代”由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生的人构成，“文革一代”由二十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人构成，“六四一代”由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人构成。后一个十年代，是感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的时间范围。余杰和笑蜀被我归为“六四一代”。他们在1990年代——选题聪明、理解单纯、表述清晰的自由民主言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这个年龄段，没有人比他们做得更多和更好。有理由相信，与他们同年代和更年轻的青年中还会出现更多的余杰和笑蜀。我们期望的文化运动，将因他们的出现而显得比较年轻。
至少，我们这个民族年龄梯级中最后三排人成为自由民主大合唱的第一声部，也算是中国的幸运。导致“五四运动”和“六四运动”悲剧结局的众多环节中，老年人的反对不也是重要一环吗？我们有幸看到，即将在中国露天广场举行的《民主进行曲》大合唱，最后三个年龄梯队的演唱已变得雄劲整齐。从年老到年轻，自由民主歌曲已被普遍学会和整齐演唱，正是历时一个世纪的现代性人文大转变终于获得的成熟标志和完成状态。也许只有这样完整的人文队伍，才担负得起世界历史重心转移赋予的重任。
问：2006年，余杰在美国参与制造了一起自毁名誉的“白宫事件”。他那出人意外的表现，完全超出了你对他的评价范围。究竟什么原因使他忽然站到了维权民众的对立面？
答：应该看到，余杰“划清界限”举动所针对者，并非一般的“维权民众”，而是这个范畴中最为敏感的“法轮功问题”。他只不过把国内部分知识分子“意味深长”的暧昧态度公开并极端化罢了。这当然属于在人性基点上丧失起码的道德感和判断力的误识。相比之下，李慎之和徐友渔的态度更令人尊敬——他们在理性层面并不认同法轮功的道理，但在人权层面和法律层面又绝不赞成官方对法轮功群众的镇压。余杰的表现，只能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极端化个案。我在关注他90年代自由民主言说的广泛影响时，曾经对他在“文革”造反派问题上暴露出的肤浅和偏激感到担忧。他出身下层社会，本来与下层民众有着血肉联系，然而由于所信奉理念的偏向，加上缺乏一个思想者应有的历史感和深层性，终于在最应该为受迫害民众代言的关键时刻作出错误抉择。年纪轻轻，余杰就把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是我所肯定者，存在于90年代；一个是世人所质疑者，存在于90年代以后。他的分裂，似乎也是自己所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逻辑延伸和历史裂变。试图在今日中国坚持理念、行为、身份的纯粹性，拒绝沾染下层民众维权活动的血与泪，永远保持安全、体面而又光荣的反抗者形象，注定只是幻想。要知道，自由民主追求绝非封闭式贵族庄园里的周末舞会，它必须走向广阔的田野、工厂、街道……，与所有被损害被侮辱民众共同抗争。跟余杰一样，自由主义理念的积极作用与突出位置，主要书写在中国90年代的思想史册上。进入21世纪，所有不愿重蹈余杰覆辙的自由主义者，都面临着新的反思、调整和选择。
问：2014年浦志强律师被捕后，我收到一位朋友的邮件。上面说：将近十年前浦志强律师曾经指责高智晟律师过于激进，没想到将近十年后主张温和的自己也进去了。真是殊途同归。
答：只要不跟官方一心一意，无论激进还是温和，在官方眼中你都是敌对分子，都属于打击对象。相信余杰和浦志强早已明白这个道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问：专制主义很难带领这个民族担当领跑世界的重任。它为了捍卫统治地位，只敢放手发展经济，而扼杀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这样偏狭的作为，只会把这个民族变成任其役使的经济动物，而切断文化创新的低端冲动和高端显现。
答：中华民族的大脑和良心——体制外知识界，已经把专制主义视为异己力量。这样一个离心离德的庞大肢体，很难带领整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这也是专制主义命运的另一个大限。如果世界历史重心正在发生转移，中国将扮演新一轮领跑者角色，中华民族要建立人学话语高地，不堪重任的专制主义还能长久维持吗？
问：我们讨论了许多话题，你认为核心话题是什么？
答：我们的谈论，始终围绕两个核心话题：中华民族的前途、专制主义的命运，包括二者的重叠、交织、纠结。
当我说中华民族将要崛起，绝不等于专制主义可以继续。当我说白种人时代已经结束，绝不等于中国可以不要民主制度。需要的都要争取，不需要的都要抛弃。
问：你觉得我们的这场讨论，有什么言说特点？
答：后现代社会，终极追问和宏大叙事遭受颠覆，实证思考和及物写作成为时髦。另一种危险也悄然降临：思考和写作日益变得琐碎、细小。这当然会影响到作者：你想什么，你便是什么，你怎样想，你便是怎样的人。人也跟着变得琐碎和细小起来。这跟后现代社会的实证化、精细化一致。本应在思想和言说中超越自身和超越对象的能动者，变成了现象之网上步步求证的昆虫。人们面对中国现象的思考和言论，已经少见深度追问和宏观梳理。
希望我们这次对话，能够跨过这道藩篱。用一种超实证领域理解和超精细范围感受，使对象和主体一并提升。
问：你的谈话所传达的，除了人们熟悉的众多知识，更有许多鲜活的思想。长期的观察、体验、思考和感悟，再经多年酝酿，使之纯正、透明、厚重、绵长。没有套用西方现成理论范式解释现象，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学术阐释，整体与局部都直插现实，并且闪现着个人独特的发现与理解，思想含金量很高。我要套用一位诗人的句式形容：这篇对话是用思想铸成，即使破了碎了，片片都是思想。不少理解，到人之所未到，言人之所未言。但愿它那引人入胜的思想魅力，能带给读者久违的欣喜。
答：对于你的赞赏我表示感谢，但过高的评价我承受不起。
只不过我愿意承认，要从重叠、交织和纠结中，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专制主义的衰亡区分开来分别阐明，很有难度。由于专制主义老是打着民族旗号抵制民主改革，国内知识界陷入一个两难悖论：凡宣扬民族复兴便难免忽视专制现实；凡批判专制现实便难免忽视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与专制现实，仿佛难以区分。我试图从一种新的视角，将两种现象分离开来，并在民主潮流和民族复兴的双重前景上展示专制主义的腐朽、顽固和反动。期望“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民主社会主义”在民主命题与民族命题上的纠葛，能够得到调解。这种区分和驾御，确实不容易。因为整个理解不仅要求从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变局中引出民主主义主题与民族主义主题双重变奏的线索，还需要看到二十一世纪初西方后现代文化的终点特征和世界历史重心转移的隐蔽动静。
问：世界发展重心转移，早已不是秘密。你从世界历史角度独特发现：空间转移同时也是时间连续，地域繁荣同时也是种族崛起。地球上五大地域和五大种族，都有各自的兴盛时代。十六至二十世纪该当白种人领跑世界。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重心转向亚洲，黄种人崛起的时机悄然来临。突破空泛议论，步入历史深处，打量领跑国家的制高点——话语优势。揭示西方现代文化的两个病灶和后现代文化的终点停滞，从神学、物学、人学三大文化河段的场景转换，指明中华民族领跑世界的文化制高点将是人学话语优势。
答：面对民族复兴前景，专制主义的作用和命运，成为问题的焦点。两个使命横在专制主义面前：一是推进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二是带领民族承担领跑世界重任。然而根深蒂固的反人道本性，使得专制主义无法回应“解放人”和“拯救人”的双重历史呼唤。两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构成专制主义的两条命运大限。当下中国的经济繁荣，主要来自世界历史重心转移的推动，专制主义仅仅迫不得已和力不从心地扮演着打整复兴地基的角色。中国现代性最后之变——政治制度变革，为何一再拖延？第一因为世界历史发展重心转移，第二因为民主力量准备不足，第三因为冷战惯性继续刺激民族主义情绪。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探询当前专制暴戾的内涵和民主坚持的意义，两种力量冲突的激烈场面和最后之变预示的广阔前景，便尽展眼前。民族崛起和民主胜利，同时需要时机和条件。
问：你想通过这个长篇谈话录，向读者传递什么信息？
答：中国的现代性政治转变，因为在世纪之交意外碰到了世界历史发展重心转移这个新的变数而迟滞不前。这个意外的历史变局，既延缓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时间进程，又增加了中国民主事业的神圣责任。也就是说：今日中国民主事业的使命，不再仅仅局限于使专制政治制度转变为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要响应世界历史站在现代社会终点线上的呼唤，建立一种能兼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与平等主义民主制度的人道主义民主制度，同时构筑新人学话语引领世界。中国民主事业任重而道远。
问：这个信息确实很重要。
答：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己之见，仅仅供读者参考。
但愿在这个弥漫着后现代气氛的公共言论空间，我的谈话至少能被视为对于中共政权继续维持原因的另一种既合逻辑又合情理的解释，而不被误解为一种“新绝对论”和“新决定论”。
问：如果我把这十五篇谈话制作成一本小型电子书，你认为应该取个什么名字？
答：让我想一想……。那就取名《直视中国对话录》吧。其实，属于这个总范畴的还有六个方面的思考内容，在你到来之前已经被我写成七篇共八万多字篇幅的文章发表了，所以没有在这次谈话中重复。要不然，我们这个谈话录还要增加十余篇对话体文章。
问：我们这个系列对话涉及数十个话题。你之所以抓住两个核心话题介绍，只因顺着这两条中心线索看去，其他话题便一目了然。你提出建立中国人学话语制高点的闪亮命题，让人们看见当下民主运动与民族复兴同步而行的光明前景。不妨说：这个命题也是这部作品的话语高地，它使得这个长篇对话录同时像是新世纪人学话语的一篇序言。
答：恰逢今年是中国现代大转变的文化正剧——1915年“新文化运动”上演一百周年。就让我们把这个由十五篇文章构成的谈话录当做一个花篮写上“二十一世纪新人学话语序言”之名，敬献给这个百年纪念年。
最后我想送你两首预言诗作为结语，并供你慢慢品味。第一首诗涉及中华民族的前途，第二首诗涉及专制政权的命运。两首诗皆为大山深处一位隐者所赠，但愿不是妄言。
（一）
白花开了黄花开，
黄花开时有异彩。
白花开了五百五，
黄花要开二百载。
（二）
一水套红入东海，
七十里路七道拐。
凌风飞来火焰雕，
双羽四足鸣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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