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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画家朋友m多次来访。交流中谈到不少属于人文启蒙范畴的话题。随后他将谈话录音整理成多篇文章，建议我修订后发表出去。尊重他的意见，合署一个名字。
问：文化话语的核心部位，应该是哲学建构。在中国本土，至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任何一种足以支撑起人学话语优势的哲学思想出现。公共话语空间反复出现的声音，不是中国传统哲学，就是西方现代哲学。中国有那么多被官方和自己称为哲学家的人，可是具有整合和超越姿态的新异哲学思想却一直缺位。六十多年来，既有“文革”前十七年的铁血煎熬，又有“文革”中十年震荡的全面洗礼，更有“文革”后将近四十年的转变呼唤，如果真有这样的潜伏学者和哲学准备，早该浮出水面。可是直到21世纪的今天，它都一直渺无声息。这种反常的缺席，是否意味着中国这块土地根本就出不了哲学家和哲学体系。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状况，人学话语权的转移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答：整个20世纪，中国何曾有过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那些被官方和自己称为哲学家的人，其实是把哲学书籍翻译家、哲学史编写家、哲学流派阐述家、哲学教材宣讲家，误认成了哲学家。文学领域就没有这种混淆：文学翻译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文学教育家，从来不被称为文学家。文学家必须创作出具有独特感受、鲜明个性、特殊文体、重要艺术价值、深刻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才能获得这个称号。相比之下，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谁也没有写出过这样的哲学作品。哲学家之称谓，名不符实。
北京学者徐友渔在《自由的言说》一书中，曾经把思想家分成两类：一类是追根究底地建立理论体系者，另一类是拨乱反正地指出常识错误者。
为了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把区别于知识的思想，大概地划分为六种类型。
问：请你具体谈一下。
答：它们分别是：
体系型思想：少数特殊个人真实世界观的理论化建构和文字化表述，具有体验深远、发现超前、逻辑严密、客观还原、涵盖广泛五个特征。往往在特殊环境、特殊时刻、特殊状态、特殊体验中，从个人生命源头生发出来逐渐形成系统，并依照逻辑程序和文理要求转化为理论形态。从一个思想原点出发向众多问题之门延伸，自然要触动思想史长廊中悬挂的那些终极性问题，并深入拷问各种理论答案和认真清洗各种理论概念。逐步推理的思想进程更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证伪和证实，任何一个逻辑环节出错都会导致先前思想建构的倒塌，并从头再来。整个过程，不久需要付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命代价，而且思想原点的最初确立、推理方向的反复校正、理解程序的全部完成，更有待无数大灵感和小灵感在苦苦思索中的突然降临。这样得来的思想和形成的体系，一般人很难重复和超越，往往构成人类关于自然和自我的大大小小认知模式。当它在公共话语空间获得响应而完整凸现，便成为文化观念变构的新型范式。和那些泡沫飞溅的时髦话题和表面喧嚷的流行言语相比，它无疑更能经受住人心的审视和时间的冲刷，拥有更大的时空跨度。例如近代以来在政治理论领域，孙中山的思想就具有某种体系型特征。
概念型思想：对应于认知疑难和表述需要，提出某种概念并精心打造。这些概念不仅能为创造者提供理论认知的点性光亮，也会给接受者投射思想活动的线性照耀。李泽厚提出的“积淀”和“文化心理”概念，周伦佑提出的“变构”概念，都属于这类思想。这些概念看似无足轻重，却凝聚着作者几十年的思考，也为中国本土的思想概念库增添着世人长期受益的理论晶体。
感受型思想：主要从个人超常的生命体验、心理应激、精神震荡中直接生发，感应于社会现实美丑、善恶、真伪的对立与冲突，并触及人类存在的终极疑问，具有人性要求所激发的强烈主观性和深沉情感性，往往构成符合人性原则的选择性结论。大多为文学思想家或者具有文学气质的思想家所呈现。如果作者具有超个人的历史体验、社会关注、时代呼应，这类思想就会拥有很强的空间照面和时间射程。鲁迅的思想大体属于这种类型。1980年代以来的公共话语空间，这类思想较为多见，启蒙作用也较大——比如高尔泰关于“美是自由的象征”的定义，刘再复关于“文学主体性”的立论。
判断型思想：主流思潮河道中突然逆飞的浪头，呈现激进而鲜明的异端姿态和反叛指向，最响亮的声音是“不”。从突兀的截面射出否定之论，同时展开自我肯定的概念和观点。惊世骇俗的言说如同短剑，切断主流又引出新潮。非主流文化永远的先锋之旗。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话语和后现代主义言说，中国诗界的“前文化”概念和“反价值”理论，都属于这类思想。主要喷发和呼啸于不满主流文化现状的前卫青年群体。
理解型思想：基于个人生命体验、思想走向、认知需要，对某种文化观念的整体领会和应用。近似翻译又高于翻译，因为属于内化式的接受与转述，具有很强的理论完整性、思想深刻性、现实针对性。中国当下的“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大多属于这类思想。对于一种文化观念的理解并非易事。当马克思感叹自己“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就是在为自己的思想不能被真正理解而悲哀。哲学家文德尔班说：只有超越康德，才能理解康德。更把理解看作超越的结果。1985年我曾说，中国人理解精神分析心理学就进步了十年，理解存在主义哲学就进步了二十年，也感到理解之不易。可以说，中共几代人成百上千所谓理论家，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并没有几个。有一个名叫何新的文化人称得上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可惜沦为御用工具而闪亮一时之后又归于黯然。现在照耀知识阶层脑海的自由民主理念，都属理解型思想，对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变意义重大。不足的是，这类思想一旦泛化为公共思维和公共话语，便容易掩盖、抑制、代替个人思想，众口一辞又想覆盖一切的思维惯性，极易造成认知误区。
实用型思想：中国本土思想原型。不图发现，习惯借用，不求甚解，讲究能用，不擅追问，只须有用。掌握一点，任意发挥，与其穷理，不如使用。在现象与本质两极，宁肯抓住现象之皮。所谓经世致用、学以致用、活学活用，都是它的经典表述。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就是指它。这类思想有三个特征：一是直感性——重直接感知和经验把握；二是变通性——让概念能指服务任意所指；三是实用性——使理论听从于个人需求。除了第二个特征与逻辑实证主义有所冲突，其他倒是与现代工具理性比较接近。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属这类思想家，只是毛泽东身上的诗人气质过重，使自己的实用型思想带上了太多浪漫色彩。
问：我们从眼前错综复杂的理论网络和概念丛林中，确实可以分辨出这六种类型的思想。它们似乎形成金字塔般的结构，而且有着梯级式的差异。
答：确实如此。这种结构差异还有一个特点：高梯级思想往往统摄着低梯级思想而更为全面，低梯级思想因为统摄较少或者无所统摄而容易流于肤浅和片面。
只不过，我更关注它们的效用差异。体系型思想、概念型思想更能传世，但警世功能比较弱。感受型思想、理解型思想更能警世，但传世功能比较差。判断型思想的效力主要是解构，比较缺乏建构功能。实用型思想好用，但缺乏学理价值。
专注于中国现代性最后转变所面临的双重文化使命，感受型思想、理解型思想、实用型思想对于“解放人”的作用最强；要在“拯救人”的方向领跑世界，就有待凸显体系型思想、概念型思想、判断型思想的作用了。
问：青年评论家余杰曾经有一个观点，认为一个人把自己的思想建树定位于传世还是警世，完全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自主选择。
答：他可能没有切身体验，对思想者隐蔽的时代烙印与思维奥秘缺乏了解。
就说时代烙印吧：大时代必有大思想，小时代只有小思想，领跑国家必有领跑思想，追随国家只有追随思想。并非每个思想者可以自由选择。
再以体系型思想的产生过程来说思维奥秘：那是从突然的人生苦难和巨大的心理应激中激射出来的反思之光，对个人在异常黑暗时代所关注众多理论问题的扫描式照亮。过程艰难而缓慢，经历陌生而奇异。将难料的思考结局和难捱的心理煎熬弃之脑后，全身心沉入对各类经典书籍的学习和各种经典问题的思索。就像在漆黑的洞穴里探索出口，又似在浓浓的迷雾中寻找路径。一千次的假设与推论，一万次的证实与证伪。一千次的有望与无望，一万次的成功与失败。既有走投无路时的一片茫然，又有灵感突至时的豁然开朗。这样从生与死的拷问和血与火的提示中得出的结论，必定包含着个人超常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自然很难人为设计和自主选择。
我曾说：人生的经历和体验，不可选择，不可重复，不可强加，不可代替。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思想过程和划出的思想类型，很大程度上属于命运规定，并非个人意志可以驾驭。
问：前些年，互联网上曾经发生过“中国有无大思想家”的讨论。大多数人的结论自然是倾向于否定。只有余杰在《爱与痛的边缘》一书中发出不同意见。他认定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中国尚无言论自由条件，不可能产生大思想家，所以轮不上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大思想家应该就是体系型思想的建构者。他们长期缺席，中国怎么能建立人学制高点，并在“拯救人”的方向领跑世界？
答：余杰的观点过于片面。
第一，他把思想创造的条件误认成了思想成果公布的条件。事实上，思想创造潜存于思想成果公开之前，并不以言论自由为必然条件。古人早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说法，表明知识者的精神奇迹可以在苦难环境中发生。余杰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赞扬俄罗斯“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思想群星，其实就闪耀在专制主义的铁色天幕上。尽管那时俄国的言论控制不如今日中国严密，但同样是扼杀言论自由的专制主义环境。思想创造并不是春暖花开一样的现象，它往往被个人内心的苦难应激触发，有时还要经受寒冷而漫长的冰雪磨砺。言论自由之时公开亮相的思想，既可能是温暖气候催发的花朵，更可能是严冬季节生成的果实。至少，需要付出漫长时间和生命代价的大思想，很少因置身温润环境而瞬间开放。
第二，“中国有无大思想家”的讨论，并非伪问题。它有助于我们正视中国思想塔的矮小和残缺，认清缺少大思想家的种族、文化、传统、现实、制度……原因，让我们清醒反观自己的不足并努力超越。
中国没有大思想家，并非众多中思想家、小思想家、零思想家、负思想家的过错。就像山中没有老虎不应指责猴子一样。一个思想者只要做好自己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便问心无愧。我要改写俄国作家契可夫的话说：没有大狗，小狗也要叫。黑夜不能太寂寞。
体系型思想的缺席，本来就是20世纪的世界性现象，只不过中国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整个20世纪，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是感受型思想、概念型思想、判断型思想，体系型建构只侧立在科学领域并呈现为各种姿态的逻辑实证主义；东方世界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实用转述，更缺乏任何能够站得住的体系型创造。
问：中国思想界的异常贫乏，既是极权主义思想禁锢的直接恶果，又属于几千年思想传统的恶性延续。
答：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回避终极追问的思考定势，像孔子那样的古代思想家，面对死亡问题和神鬼现象都曾采取躲闪的态度，而只关注今生和现世。这就使得那些耸立于众人之上的头颅不能不具有四个缺少：缺少终极问题的探索，缺少思想原点的支撑，缺少逻辑结构的展现，缺少涉入本体的表述。所以，无论源远流长的传统论著，还是车装船载的现代书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判断性的论说和感悟性的描述，很少有系统性的建构。当李泽厚认为中国人擅长实用理性而缺乏理论理性，他并没有看错。
正是终极追问的缺失，古代思想家才会那么畏避形而上险峰而流连于形而下谷地，当代思想者才会这么惬意地陶醉于注解古人书卷和翻译西方论著。
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和解答，不仅是人类智慧的本质冲动，而且任何理论建构都有赖于从这个深远背景中——获得闪亮原点、展开涵盖经纬、形成独立体系。死亡困惑和鬼神疑惑，自来是人类思性的真实出发点。好奇而执拗的思性只有深入其中进行理解并从结论高处返观现实，才能达到理解的透彻和人生的超越。老庄哲学本来具有这样的向度和高度，却被正统主流贬为“无为”而偏居一隅。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的气功热潮中以柯云路为代表的神秘现象解读，本来可能点亮一盏窥见传统文化玄根的思想之灯，却被官方和伪文人们诬为“伪科学”而遭到扑灭。
问：中国人并非全无创造性，至少在人文领域——还有那么多古哲先贤的高大身影站在我们背后。
答：只不过即使在这里，中国人的创造力仿佛也要经受苦难之锤的敲击才能激活。文王演《周易》、左丘明撰《国语》、孔子述《论语》、孙膑著《兵法》、屈原作《离骚》、司马迁修《史记》，莫不发生和完成于人生的重大厄难之中。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思维的活跃、沉潜、执着、深入，必须要以异常的人生境遇、重大的心理应激、蓦然的意识反思作为动力。难怪孟子会从切身体验中总结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那么多厄境应激条件。作家张贤亮根据自己在牢狱中的精神嬗变体验，曾说从不敢小视坐过监牢并有过思考的人。他们比很多人更懂得中国人的精神特性。我要补充说：凡是能够几十年潜心于学问的人都不可小视。
问：翻阅当下成百上千拥有各种显赫头衔者的理论著作，对于东方西方古人今人各种学说、理念、观点的注解、翻译、阐发、综述……应有尽有，就是看不见作者鲜明的思想。以至于余杰会发出“玩知丧志”的责难。以至于海外会传来“中国思想界缺乏思想”的感叹。
答：这不奇怪，中国人的思想建树总是来自苦难——似乎成了一条定律。迫于学院环境的竞争压力或者商业氛围的名利需求而浮躁地抄来抄去，怎么产生得出直接洞悉问题本质的锋利思想。专业于哲学者缺乏高度的哲学悟性，专业于心理学者缺乏超常的心理体验，专业于艺术学者缺乏深厚的艺术修养，其论著自然鲜有真知灼见，更不用说体系性建构了。
问：中国如果出现人学领域的体系型思想，会有哪些不同于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的特征？
答：它应该整合西方和东方的优质而淘汰劣质。
西方思想的优质是什么？是逻辑性、客观性、结构性、明确性。
劣质也不少，比如太偏重逻辑推理、范畴演绎、抽象论述、庞大建构。
中国思想的优质是什么？是感受性、经验性、实用性、描述性。
劣质也更多，比如缺少思想原点、逻辑结构、明确表述。
只有实现双重的整合与淘汰，一种赋有时代特色和崭新特质的体系型思想才能成立，并成为人学话语的发射中心。
例如：同样是对人类本质的追问，却不再表现为纯粹形而上领域的抽象概念演绎，而是落实到了人们可感可知的广义存在境况。同样是破解高悬的哲学命题，却不再表现为纯粹哲学层面的逻辑范畴博奕，而是深入到人们广义存在心理中发掘本源。既形而上又形而下，既理性又感性，既抽象又具体，既逻辑又历史。
问：体系型的人学话语，会不会是一种诗化哲学？
答：这就牵涉到了学术思想的表述问题。学者朱学勤曾发现，中国人和法国人一样喜欢形象性传达。只不过中国人的这种传达方式还有一个民族特点：习惯于曲折委婉。古代汉语简约而至晦涩的特点，延伸着这种表达惯性。民间关于“人贵直，文贵曲”的说法，更表明如此偏好。曲折委婉，如果特指文学艺术领域，自然没有什么异议可言。问题是，中国人偏偏要将其泛化于一切文化领域，甚至包括最需要清晰而明确的哲学表述。致使前人留下的论著大多语焉不详深奥莫测，后人的理解也就只能望文生义歧异百出。其中的典型例子当数老子的两千言《道德经》。文字表述的目的，是传达自己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让世人在接受中引起共鸣、得到启示、获得教益。清晰性和明确性，应该成为互相沟通的起码要求。可是我们看见的，却是传达和接受之间因为曲折委婉而来的重重障碍。长期以来，中国人都以语言表达含蓄著称，更视其为民族美德而颇感骄傲。岂不知文理上的优势，同时又是学理上的劣势。这种表述上曲折委婉的含蓄特征，久而久之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维，形成我们的思维固习。思想靠语言来呈现，也靠语言去探索和发现。曲折委婉固习，不仅干扰着我们在思想层面对问题本质的直接发现和明确呈现，而且妨碍着我们对前人思想的真切理解和有效继承。甚至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人际交往和沟通中的许多困难、误会、矛盾，也来自思维和表述的间接、含蓄、晦涩。不要小看这种固习的后果。它不仅迟滞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发现和思想继承，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在思考、表达、沟通、继承中的许多时间和能量的浪费。虽然五四时代的“文字革命”解决了书面语问题，然而我们传承千年的思维习惯并未改变。白种人优于我们的精神素质之一，就是他们在思考、表达、沟通、继承中的直接性和明确性。
问：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长期成为民族文化构成中的标志性元素。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推崇诗人、热爱诗歌、充满诗性。曲折委婉可能由此而来？
答：可是当我们把诗性泛化于必须超越诗性的思想领域，民族语言的优质就变成了劣质。新世纪的人学话语，必须划清诗与思的界限，让自己的言说直接而明确。思想者的写作即使追求文体价值，也要让自己的独特构思和优美文字显得透明。真正的含蓄，不是小花小草遮掩出的幽暗，而是像天空和大海那样——用透明的敞现传达深远。
问：中国这块贫瘠而又荆棘丛生的土地上，难道已经出现如此特色和特质的体系型思想？
答：如果“文革”时期的大震荡、大应激、大反思，使青年一代的觉悟仅限于这些年知识界所记述的那么肤浅——对早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趋近和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回归，这个民族就太贫血和苍白了。事实上，那个时期还有沉潜和思考得更深而且颇有建树的青年。他们之所以一直在水面下沉默，只因为自己建构的思想总是不合时宜。80年代知识界的主流思潮是马克思人道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90年代知识界的主流思潮是西方自由主义。人们追求现实批判的尖锐心理和追逐时尚思潮的平庸眼球，自然不会留意他们仿佛远离现实需要和缺乏族谱关系的超越性言说。只是进入21世纪，公共话语空间似乎才将一丝缝隙让给他们。一旦拥有出版自由和人心需求，他们就可能浮出水面。
问：让我举一个因不合时宜而被淹没得无影无踪的例子：80年代中期，社会上非人性的物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刚刚兴起，文化界非理性的众多思潮正席卷而来，我有一个民间思想界的朋友就在自己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言说中，过早提出二十多年后才多少有点实际意义的人格本体、本真爱情、人本艺术……思想。这些逆反时代潮流的言论，很快就被那个时候的主流思潮无情淹没。可见不合潮流的思想者，在时代思潮面前多么渺小。
答：这个现象很有代表性。它说明一种新的思想要浮出水面引起关注获得承认，必须符合时代思潮与社会心理的需求。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听见时代思潮与社会心理对于人学话语的热烈呼唤。所以它即使已经产生，也很难浮出水面。
问：看来潜伏着的新思想还被政治权力的言论控制、社会心理的麻木不仁、民族思维的千年惯性三座大山叠压着，无法破土而出。
答：是的。民间精神的活跃，主要显现在那些超意识形态领域。你从中央电视台十套节目《我爱发明》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普通百姓在应用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其中的多数发明者甚至没有上过大学，那些奇思妙想所体现的聪明才智，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只有一个被世界历史发展重心转移之隐秘原因所激活的民族，普通民众才会有这样活泛的创造冲动。政治权力严守着与意识形态领域相关的地带，他们就向与意识形态领域无关的地带转移。
问：我有一个朋友是大学哲学教授。有一次我们谈到哲学创新，他诚恳地说希望在民间，创新在体制外。于是我到互联网上去搜索，看见“民间思想家”、“民间哲学家”数不胜数，“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也比比皆是。可是认真了解他们的观点、思想、理论，大多不靠谱。
答：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理性思维传统，加之这些人没有切身体验和亲身感受，不懂得什么是精神创造：有一点看法就认为是思想，有一点思想就认为是理论，有一点理论就认为是体系。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他们很可贵。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们能够拥有精神生活。
问：我看见已有中国本土体系型思想出现。作者名叫雷元星，独自思考三十多年，在世纪之交所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公开了自己的思想发现和理论建构。核心思想有四个：“雹式地球起源说”、“大坠落宇宙学”、“行星轨道收缩说”、“风吹地动说”。
答：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我最敬重的国内思想者。只不过他的发现和建构主要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虽然他关于行星轨道雹抛式运行的理论和人类迁徙自金星的观点还值得商榷，但他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证伪、对行星轨道收缩规律的证明、对各种地学之谜的破解，无不出人意外又在人意中。理解之透彻、论证之严谨、表述之清晰，令人叹服。虽然属于天体物理学理论，而且至今仍被西方科学话语的分枝——中国科学界所排斥，还是让我看见了中国人创造之光突破西方话语覆盖的强烈闪耀。
这束亮光让我看见一种前景：一旦宪政民主制度确立和文化新潮兴起，在人学话语创新之际，中国物学领域的理论和应用两翼，也将焕发非凡的创造和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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