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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春编者按语：向读者推荐这篇郭罗基先生的文章。从这篇文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人与事，而且还可以了解到那段时期的政治氛围。
蹇先任（190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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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妈妈是贺捷生的妈妈，贺捷生的同学们常去她家，又成了大家的妈妈。
蹇妈妈名先任。贺捷生是她和贺龙所生的女儿。
50年代，有一本杂志名《红旗飘飘》，特别为年轻人所喜爱，内容都是革命回忆录。我们班的同学们常常带着《红旗飘飘》去看蹇妈妈，提问题，谈感想，也请她讲讲自己的革命经历。
五十年代的蹇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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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第一个红军女战士
蹇先任是湖南慈利人。1927年大革命中在长沙读中学时参加共产党。5月，湖南军阀许克祥继蒋介石之后，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她离开长沙去湘西，从事地下工作。她的弟弟蹇先为因叛徒告密而牺牲。1929年，她进入湘鄂西苏区，参加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蹇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同年，她与贺龙结婚。第一个女儿名红红，由于饥饿和疾病，夭折了。1935年11月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当时正好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与红二军团并肩作战的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萧克说：“战斗告捷时生，就叫‘捷生’吧。”这就是贺捷生名字的来历。
捷生刚生下19天，红二军团奉命作战略转移。按规定，长征是不能带孩子的，带着孩子行军，不但影响军事行动，孩子的生命也没有保证。贺龙与一亲戚说好，将捷生寄养在他家。到时候，亲戚家铁将军把门，人儿不见踪影了。没有办法，经军团领导讨论，同意孩子暂时跟着队伍走，有合适的人家，就放下来寄养。蹇妈妈说：“我实在舍不得扔下孩子，借口没有合适的人家，一直带在身边。再说，给人家，也没人敢要呀。捷生居然能活着到达陕北。”
蹇妈妈说：“我非但没有扔下女孩，在长征中还接生了一个男孩。”
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与萧克结婚怀了孕。进入松潘草地，肚子痛，要生产了。那个地方，天苍苍，野茫茫，四顾无人烟，怎么是好？忽见前面好像有个建筑物，走近一看，是藏民遗弃的破败的土堡，喜出望外。由蹇先任接生，蹇先佛产下了一个男孩。萧克又一次命名：“是在土堡里生的，那就叫‘堡生’吧。”蹇先佛抱着堡生，骑在马上行军，由于身体虚弱，一头栽下来。李伯钊看到，把自己仅有的一斤大米送给她。蹇先佛说：“这是你的活命粮，怎么能要呢！”李伯钊放下就走了。她差点没能走出草地，又是别人救了她。
蹇妈妈说：“我们是幸运的，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2个女同志，有五个生了小孩，没有一个孩子带到陕北。”
蹇妈妈也有不幸。她的小弟蹇先超，过雪山时，爬到山顶，坐下来歇歇，吃了两口雪，再也没有站起来。那时他才16岁。蹇妈妈说：“他们团的团长找到我，说过了雪山，清点人数，减员一百多。接着检讨起来，队伍没带好。我奇怪，我又不是首长，向我汇报什么呀。到最后，他才说减员的一百多人中有蹇先超，还流下了眼泪。我虽然难过，倒不好意思哭了，反过来安慰他。”
虽然到了陕北，捷生又瘦又小，哭声都没劲。林伯渠见了，说：“长征之花呀，我们要爱护她。我来想点办法。”他想出来的办法是买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蹇妈妈说：“捷生是靠羊妈妈长大的！”
周恩来称蹇先任和蹇先佛是“长征姐妹花”。蹇妈妈说：“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20个女同志，除了我们姐妹俩带到陕北两朵长征‘小花’外，还有任弼时同志的爱人陈琮英也生了一朵‘小花’，名远征。我们家的四朵花照过一张相。”
“长征姐妹花”和长征“小花”，右起：蹇先任，贺捷生，萧堡生，蹇先佛。
因为生活艰苦，工作紧张，无法照顾小孩，捷生和堡生先后被送到湖南老家，托人抚养。贺龙对人说：“环境险恶，捷生可以改姓，不能改名。”他就是要记取“战斗告捷时生”。堡生五、六岁的时候，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捷生直到1950年才被蹇妈妈找到。
雙槍女戰士
蹇妈妈说：“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还不是长征，而是在围场。”听讲的同学们惊奇：“还有比长征更艰难的岁月？围场在什么地方？”
“围场在承德附近。”
有人知道：“是不是木兰围场？那是清朝皇家的狩猎场。”
“正是。后来建了县。”
围场被日本人占领了十多年。本是荒凉之地，日本人又强迫老百姓不种庄稼种大菸，人民贫穷困苦，又有土匪出没。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和平接管”了围场，没有群众基础。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前夕，这里是东北战场的后方，送来大批伤员。但许多伤员莫名其妙地死亡，人们怀疑医院里有暗藏的敌人。蹇先任当时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奉命前去调查。没有发现暗藏的敌人，原因是医院的条件太差，人手紧张，管理混乱；而且整个地方工作都很糟糕。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她主动要求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工作。蹇先任改名为黄代芳，被任命为围场县委副书记。起初，县委分工，让她负责接送延安来的干部奔赴东北战场，因为她和延安的干部熟悉。她说：“我骑白马，挎双枪，来回奔跑……”
有一个同学说：“您也是双枪老太婆呀！”
“我那时才37岁，还没有资格当老太婆。”
“那么是双枪大嫂子？”
“我已经单身好多年，也不是大嫂子。”
“那是什么？”
“就是双枪女战士。”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围场进逼。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分三路率领地方干部和群众朝内蒙方向撤退。老乡拖儿带女，能搬的东西手提肩扛，又不敢走大路，为避开国民党的追兵，只能走小路和山路，队伍拉得很长，行进十分艰难。蹇妈妈说：“我前后照应，喊哑了嗓子。”到了目的地，三支队伍回合，清点人数，只剩七十多个干部。国民党军队占领围场后，根据上级的指示，他們又打回去，开展游击战。
蹇妈妈说：“我说比长征还要艰难的岁月就是这个时候。”游击战士饱一顿、饥一顿，凡是能吃的东西就往嘴里送，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住过茅房，蹲过猪圈，有时干脆背靠背坐在星光下，等天亮。子弹总是上膛，随时准备战斗。
最苦的是要熬过冬天的寒冷。口外的气温达零下40度，风雪刮过来就像刀砍棒打。游击战士躲在日伪时期留下的废弃茅屋里，还得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夜间执行任务不能打盹，否则一觉睡过去，人就会被冻僵，再也醒不过来。行军时，武器只能抱在怀里，不能用手拿，如果手掌贴着枪杆，就会冻在一起，想要掰开，得撕下一层皮来。
蹇妈妈说：“有一次在一个小村庄，游击队与国民党的士兵突然相遇，双方都愣住了，可谁也不敢开枪，只能目视对方，慢慢后退。”
有人问：“为什么不开枪？”
她说：“天实在太冷了，枪膛和子弹都被冻住了，这时谁开枪谁倒霉。因为开枪必定炸膛，子弹没飞出去，自己先被炸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由于条件恶劣，牺牲太大，为保留围场的地方干部的火种，游击队又奉命撤离。蹇妈妈说：“在夜色朦胧中，我望着这片战斗过的土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打回来的！这不，一年以后我们就打回去了。”
不知賀龍“三反”，只知革命有功
蹇妈妈的战斗一生中，有一点引起人们的好奇。她和贺龙为什么离婚？同学们不好意思正面提问，总是旁敲侧击。她只谈怎样结婚，不谈怎样离婚。蹇妈妈说：“贺龙对我说，他虽然结过婚，没有产生过爱情。见了我才有了第一次爱情。而我，一生只有一次爱情。”她抒情地说：“是革命战争把我跟贺龙牵到了一起，枪声就是我们婚礼的音乐伴奏。”
红二方面军的部分成员在陕北，前排右一贺龙，左二、三贺捷生、蹇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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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与比他小20岁的“青衣美人”薛明结婚，人们似乎猜到了什么。蹇妈妈说：“是我坚决要离婚的。”为什么要离婚，她就不说了。
有一次，离开了贺龙的主题，她好像流露了一点情绪。
我们50年代的大学生都是无可选择地学习俄语，有一位同学请蹇妈妈谈谈学俄语的经验。她说：“我还不如你呢。”
“你不是留苏的吗？”
“什么留苏，那是为了解决矛盾。贺子珍不也是那个时候去的吗？可怜的贺子珍，学了三年，一句完整的俄语也不会说。我比她好一点，也好不了多少。学得最好的是孙维世。”
1939年，共产国际党校部分中国学员合影，前排左一蹇先任，右二孙维世，后排右二
贺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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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贺子珍，大家心里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蹇先任揭发贺龙：“他抛弃了你，你应当恨他。”
她回答：“我不恨他，他对革命是有功的。”
“你还说他对革命有功？他是三反分子！”所谓“三反分子”，就是反毛主席、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是三反分子，我只知道他对革命有功。”
一九三八年，蹇先任二十九岁，与贺龙分手去“留苏”，尔后几十年独守空房，难道心中没有一点半点嗔怨？革命，革命，掩盖了一切。
找“左耳朵”与“右耳朵”平衡
1980年1月，教育部给我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到南京大学去当教师。按条例，教育部只能任命和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调动一个教师，从北京到外地，是异乎寻常的。此前不久，因为我揭露了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批评了教育部长蒋南翔，蒋南翔在教育部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我批判了三个月，又不让我本人参加。自然，我和别人都以为，这是蒋南翔滥用职权，进行打击报复。我在北大群众的支持下和北京理论界的声援下，抗拒“十二道金牌”，调而不动。1982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怎么郭罗基还不去南京？”这才知道，蒋南翔是执行邓小平的旨意。
为了给我施加压力，邓力群主持的中宣部和韩天石主持的北大党委，先后对我批判了半年。北大党委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处理郭罗基的调动问题，而且每天要向中组部汇报。在北京理论界和北大教师中，造成了紧张空气。
我写了一封信，提出不同意见，通过党组织，层层转给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久久没有音讯。以前我给胡耀邦写信，总能得到及时回复。我知道，这时我的信到不了胡耀邦的手里了。我正在犯难。忽然，一位老同学裴慧敏找我，说：“蹇妈妈让我带信，叫你去吃饭。”我想，蹇妈妈找我一定有事，不光是吃饭。
到了蹇妈妈家，她劈头就说：“我已经知道了，要把你赶出北京。你怎么不来找我呀？”
我说：“我真没想到找您，免得给您老人家添麻烦。”
她说：“什么添麻烦，我愿意找这个麻烦。来，我们商量一下。不是‘右耳朵’要把你赶出北京吗，我们来找‘左耳朵’给他平衡。”她说的“右耳朵”是指邓（小平），“左耳朵”是指陈（云）。她和陈云夫人于若木都是政协常委，有来往，于多次对她说：“有事找我啊。”蹇妈妈说：“我没什么事要找她。这一次，为你的事倒可以找找她。我先给她打个电话，看她能不能帮上忙。”于是，她就找于若木的电话号码，找来找去，找不到。
蹇妈妈给中组部的老陈打电话，问陈云同志家的电话号码。老陈问什么事，她就说为郭罗基的事，要找“左耳朵”。蹇妈妈耳朵不便，电话的音量放得很大，我坐在她旁边，他们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老陈说：“老太太，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看来，这位老陈和蹇妈妈是很熟的。
蹇妈妈说：“别的闲事我不管，这个闲事我要管！”
“那我告诉你，你自投罗网了，这件事正是陈云他老人家抓的。”
老陈从头说起。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发生后，胡乔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团结工会是少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相结合闹起来的。中国也有发生团结工会的危险。陈云同志很重视。他说：我们有没有发生波兰事件的可能？有可能。搞不好，会翻船的。中央决定，要拆散自由化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结合，为此成立了一个小组，处理一批自由化知识分子。他们在北京已经成了气候，所以要把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老陈说：“这个小组的办公地点就在中组部。我们手上有一个名单，郭罗基是头一个，下面还要处理王若水、阮铭……。”
蹇妈妈问：“为什么要拿郭罗基开刀？”
“因为他在北大嘛，北大是个带头闹事的地方。他在北大有号召力，前两任党委书记都被他们轰出了北大。有人说郭罗基是地下党委书记。北大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只好中央出面。”
蹇妈妈说：“能不能在北京挪个地方？不去南京。”
“恐怕不行。陈云同志特别注意，郭罗基和王若水与西单墙有联系。心怀不满的工人都聚集在西单墙。一定要拆散他们的结合，自由化知识分子非去外地不可。你别指望‘左耳朵’了。这一回，‘左耳朵’和‘右耳朵’，两只耳朵是一致的。”
老陈问蹇妈妈：“郭罗基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猴急。”
蹇妈妈大声地说：“郭罗基是我儿子！”
老陈说：“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既不姓贺，也不姓蹇，怎么会是你儿子？”
“他是我女儿捷生在北大历史系的同学，班上的党支部书记，55年我就认识他了。我喜欢他，就因为我没有儿子，把他当作儿子。”蹇妈妈比我的生母还年长一岁。
最后，老陈说：“你就劝劝你的儿子吧，不要硬顶了，去了南京再说，说不定就没事了。”
挂了电话，蹇妈妈一声叹息，自言自语：“从前号召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要拆散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结合。变了，变了！”
当家的，搞错没有？
80年代处理一批自由化分子，原来是由中组部的这个秘密小组操控的。怪不得北大党委的郭罗基工作组每天要向中组部汇报。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老陈的说法。本来中组部要北大党委开除我的党籍，党支部通不过。我到南京后，北大党委又要南大党委开除我的党籍。南大党委当然不愿做恶人，回答说：“他在北大的情况我们不了解。让他回北大，开除了党籍再来南大。”北大好不容易送走了“瘟神”，就怕他回北大又赖着不走，只好算了。王若水被撤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职务，阮铭被开除了党籍，李洪林被赶出中宣部，调到福建。王若水被安排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人家不接受。阮铭要他去南方，也是地方上抗拒。从权力中心发出的指令遭到抵制，不那么从心所欲了。可以说，这也是“变了”。
蹇妈妈还在自言自语：“我就喜欢三个知识分子，郭罗基，王若水，阮铭，怎么都成了自由化分子？当家的，搞错没有？莫非我也是自由化？”
蹇妈妈喜欢王若水并不奇怪，他们都是中纪委委员。蹇妈妈说：“中纪委开会，王若水的发言，水平很高。讨论案件，他总是能作一些理论分析。我在处理案件时，常常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常常转来一些人民来信。我们会下有很多来往。”
她怎么会喜欢上阮铭？我表示不解。她作了解释：长沙电话局有一个话务员叫刘秀英。文革初期造反派揪斗张平化（湖南省委书记），他到处躲藏，刘秀英收留了他，管吃管喝。刘秀英到外地串联，在山东听老乡说：“江青不是好东西！”她回到长沙也对人说了，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坐了几年牢。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得知揭发她的人正是张平化。她就到北京来找这个没良心的人算账。张平化时任中宣部长，不见刘。她就到中组部来告状，蹇妈妈是中组部副秘书长，接待了她。刘秀英老是提到，阮铭，阮铭。看来阮铭是给她出主意的。蹇妈妈说：“阮铭是谁？你把他找来。”阮铭来了，他不但分析张平化在文革中的表现，还批评他在现实中的表现，站在“凡是”派一边，压制真理标准讨论。讲得头头是道，蹇妈妈很欣赏。刘秀英得到了平反。蹇妈妈和阮铭也建立了联系。
蹇妈妈说：“‘左耳朵’扯不上了，你把给耀邦的信拿来，我帮你送去！”蹇妈妈写了一封亲笔信：
耀邦同志：
我从来没有打扰过您，现在有一件事不得不打扰您。
转上郭罗基同志的一封信，请一阅。他本来已通过组织给您一信，对工作调动提出意见。但北大党委还是要他走。他担心这封信到不了您的手里，所以又抄了一遍，连同他所在的党支部书记的一信，托我转交。
关于调动的原因，我不太清楚。
郭罗基同志是我女儿捷生的同学。1955年我就知道他，对他有所了解。他16岁参加地下党，是我们党培养的理论人才。“文化大革命”中，正当聂元梓不可一世之时，他挺身而出反对聂元梓。后来，又反对“梁效”，抵制“批邓”。有人告诉我，当时的北大，对“批邓”不表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周培源，一个郭罗基。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是反对吴德、汪东兴的。三中全会后，他写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我没有全部看过，可能有不当之处，但总还是写了一些好文章。现在对他这样的处置是不公正的。他还向我讲了个人和家庭的许多困难，我认为是值得同情的，请予关注。
此致
敬礼
蹇先任
3月1日
蹇妈妈平时讲话颇有个人特色，形诸文字倒也很规矩，措词得体，简短明快。她将此信连同我给耀邦的信，还有我们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许全兴为我辩护致胡耀邦的信，一起送到中南海。
“造反派”的反对派
与此同时，周扬亲自到西单北大街周培源家，商量郭罗基问题，也给胡耀邦写了一信。
3月6日胡耀邦作了批示，交中组部办理：
郭罗基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有什么问题，摊开来同他本人谈清楚。然后调离北大，另行分配工作。不要再拖了。
耀邦对北大的情况是了解的，不像邓小平、胡乔木信口开河，说我是“造反派”。耀邦的第一句话就是针对他们的。在北大，聂元梓代表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她所控制的新北大公社才是“造反派”，而我们叫做“井冈山兵团”的这一派是“造反派”的反对派。
周扬得知胡耀邦的批示后很高兴，连说：“不错，不错。”他分析：耀邦所说的“调离北大”就是不一定调离北京；“另行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尾巴上的那句话：“不要再拖了”。果然，一拖事情就起变化。看来，胡耀邦是想抢在邓小平前面，把事情了结。教育部和北大党委在幕后进行了紧张的活动。教育部副部长彭佩芸的丈夫王汉斌，是邓小平的牌友。由于王汉斌在桥牌桌上进了谗言，邓小平再一次发话：“让王惠德找郭罗基谈话，叫他去南京，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这口气，显然是接着别人的话茬说的，表现了邓小平惯有的狠劲。没多久，这几句话写进了中央书记处第167号会议纪要，但“让王惠德找郭罗基谈话”那句话没有了。王惠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我和他在理论务虚会上是同一小组，私交甚好。后来偶遇王惠德，我问：“邓小平让你找我谈话，怎么没谈啊？”他就说：“书记处会议纪要上没那句话。有什么可谈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天石在干部大会上有恃无恐地说：“郭罗基给胡耀邦写信有什么用？中央作了决定，他还不是照样要划圈！”邓小平在桥牌桌上的发话才是“中央作了决定”，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的批示“有什么用”！
我又一次到蹇妈妈家，叙说上次见面的后续情况。她说：“没处讲理了，你就破帽遮颜低头过吧。”鲁迅的原诗是“破帽遮颜过闹市”，她稍一改动，与此情此景很合适。那时，蹇妈妈住在政协礼堂附近，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我出了门，由于心中郁结，觉得气闷，就在街上走走。想到即将离开北京，顿生留恋之情，街上的一景一物，倍觉亲切。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动物园赶上最后一班车回北大。
周扬还讲了一番沉痛的话：“开除党籍，也就算了，这个党员当得没有意思了。但开除公职就是断绝生路，你还要连累家人。”因为那时没有市场经济，不能另谋生路。他劝我：“不如去了南京再作打算。”
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较量
1988年5月，我在南京沉潜了六年之后，于光远邀请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化座谈会”。名曰“文化座谈会”，实际上是为翌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作准备。这个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不小，到会一百多人，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都出场了，除了我以外，还有朱厚泽、王若水、吴祖光、苏绍智、张显扬、阮铭、孙长江等。于光远主持会议。他说，明年“五四”70周年时，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再造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克服传统文化的弊病；而再造新文化运动要弥补新文化运动的不足。讨论非常热烈。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但将近70年，赛先生和德先生并没有在中国安家落户。是不是在科学和民主之前还有更基本的东西没有抓住？那就是自由。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科学和民主；有，也是伪科学和假民主。自由的基础是市场。再造新文化运动，主题应是市场和自由。
这是一次自由化对反自由化的抗击。但一九八九年春天发生的事件，使再造新文化运动成为泡影。
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较量由来已久。
一九七九年的理论务虚会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突然从高峰跌落下来。理论务虚会的成员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跟着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去了；另一部分人则继续思考理论务虚会提出的问题，探究共产党的根本错误和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前一部分人在粉饰现实；后一部分人想挽救共产党，为共产党“补天”，这部分人被胡乔木说成“与党分道扬镳了”。在邓小平、胡乔木看来，不跟他们走就是“翻天”，不是“补天”。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反自由化的周期中，“与党分道扬镳”的人们被叫做“自由化分子”。也有人称我们为“务虚会分子”，因为理论务虚会成了“自由化之源”。胡耀邦称之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的人们，和邓小平称之为“自由化分子”的人们，是同一批人，只是表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
“自由化分子”不过是“右派分子”的别名。对自由化分子的处理，1982年我和王若水、阮铭等首先中箭落马。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又横扫一批：吴祖光“劝退”（退出共产党），王若水已处理过了，又处理一次，勒令“劝退”，王劝而不退，被共产党“除名”；苏绍智被撤销职务；张显扬被开除党籍；主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孙长江被调离，边缘化；中宣部的“三宽”部长朱厚泽也被调离，降职使用。1988年，赵紫阳的改革略有起色，形势逐渐好转，自由化分子们蠢蠢欲动。这个“文化座谈会”可以说是试炼五色石，作一次“补天”的努力。
“我们的党死啦！”
会后，我去看望蹇妈妈。我兴高采烈地叙说我们“补天”派的畅想。不料，蹇妈妈脸色凝重，说：“我们的党死啦！”说着老泪纵横。我被当头泼了一瓢凉水，虽然一时还没有理解她的话，被她的情绪所感动，也流下了眼泪。“我们的党”在我们心中是神圣的，竟然“死啦”，痛苦莫名。一老一少，相对啜泣，越来越伤心。为蹇妈妈做饭的阿姨，推门进来，问什么事？蹇妈妈挥挥手，示意她出去。
我相信蹇妈妈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她对胡耀邦下台后共产党的内情了解得很透。我回到南京，在饭桌上与家人说起蹇妈妈的话，又一次流下了眼泪，不能自已，放下饭碗，不吃了。记不得有多少年没流过眼泪了，却为同一件事接连流了两次眼泪。
过了一年，共产党的军队在北京街头屠杀人民，我才理解了蹇妈妈的话。我惊叹蹇妈妈观察的深刻，她比我们“务虚会分子”一大批人都具有先见之明。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我们当年投身的共产党了，“我们的党”确实死啦！我抛弃了“补天”的幻想，真要“翻天”了！
1982年，我被放逐南京后，老友李洪林赠诗曰：
直言见逐古已然，
屈子贾生湘水边。
柳州更是瘴疠地，
何如诗酒娱江南。
他举出三个类比的人物——屈原、贾谊、柳宗元，都是历史上“补天”派先驱，又都是“直言见逐”之士。幼时读《离骚》，见屈原自比为“女嬃”，很奇怪。原来他是表达对楚国的深爱而又被心上人抛弃的创痛。我们这些妄想“补天”的自由化分子，也有了屈原式的痛苦，王若水名之曰“智慧的痛苦”。洪林劝我“诗酒娱江南”，做不到。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常在昏暗的路灯下，踯躅于南秀村的小巷。长夜难眠，痛苦啊！
按刘宾雁的分类法，本来我们这些人是属于“第二种忠诚”。第一种忠诚是顺从的忠诚，第二种忠诚是反对的忠诚。西方也有“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sition）,反对执政者的政策，但忠诚于民主理念，忠诚于宪政体制，忠诚于国家利益。问题是中国的执政者不容许任何的反对，在中国当“忠诚的反对派”不但是痛苦的，而且是危险的，必须准备当“右派分子”、“自由化分子”。北京一开枪，忽然惊醒，任何忠诚都没有了；精神上大解脱，不再痛苦。我好像又回到年轻时反对国民党的岁月，重新唤起斗志。说来奇怪，原来多病之躯，也一日好似一日。
在“六四”以后的恐怖时期，我站出来抗议，因而被清除出党。这个党，已经不是“我们的党”，而是镇压我们的党，成了我们所反对的党。因为不容许存在“忠诚的反对派”，最终成了没有忠诚的反对派。怎么反对？暴力革命，地下斗争，都不合时宜了。我拿起法律武器，走上法庭，起诉共产党。虽然在法庭上未得胜诉，我开社会主义国家起诉共产党之先河，在国内和国外赢得声誉。纽约科学院选举我为院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访美。
这里不是自由化分子待的地方
1992年，出国前我向蹇妈妈告别。她对我说：“要是在外面过得好，不要回来了，这里不是你这种自由化分子待的地方。”我很惊讶，蹇妈妈怎么会讲出这么一番话？我说：“不，我要回来的。这个地方埋葬着我的理想和青春，心有不甘呀！”一个老革命，为了改变中国奋斗了一辈子，却对她所喜欢的知识分子说不要回中国了，多么失望！多么沉痛！
我从南方带给蹇妈妈一罐洞庭碧螺春茶叶。过了几年，捷生告诉我：“你送给妈妈的那罐茶叶，她供在那里，只看不用。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天天看着它，就像看见郭罗基。”她劝我不要回国了，但又想天天看见我。谁能理解她内心的冲突？
我也有蹇妈妈同样的内心的冲突。
我的签证是三年，计划访美三年后回到中国。不料，到达美国的第二年，中国政府就将我列入黑名单，不准回国。我要回国和不准我回国的对抗至今已延续了22年。
我在哈佛大学遇到一位教授，他是来自波兰的流亡者。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也有不同想法。他说：“我就不爱波兰，为什么要爱一个迫害我的国家？我也不想回波兰，那里给了我痛苦的记忆。”
我说：“迫害我的是政府，不是国家，我还是爱我的中国。”
中国给了我痛苦的记忆，但使我梦魂缭绕的是那里的人儿，至少产生过一位伟大的女性——我的蹇妈妈，那土地就值得我爱！
2014年10月于奥马哈
《名星》第12期，2015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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