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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简要谈谈你的人生经历？
中国大西南腹地的安宁河谷，像一个巨大的马槽。我生于斯长于斯，就如一只小小的蚂蚁在马槽里爬行，并仰天长啸。
1952年，身为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父亲被捕并判无期徒刑。从此，母亲便孤身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在这个马槽中寻找生存的机会。先是从马槽北端的泸沽来到中部的西昌城，然后又从这里开始东奔西突，最后又回到马槽中部的这座城市。母亲的突围行动只为了两个目的：一是逃避父亲被捕事件投下的政治迫害阴影，二是在集体化潮流中寻找一个可以做个体小生意的岛屿。现在坐汽车，母亲当年带着我们东奔西突时走过的三百多公里路程只需一天时间就能跑完；可是那时形成马槽东西两壁的大山还没有通公路，一个女人带着行李拖着几个孩子的艰难步行，竟然要走二十多天。儿时记忆中，那是好大的天好大的地好大的山好大的河啊，没有因为成年眼界的开阔而收缩。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一本书也写不完。我正在写一部个人回忆录，仅仅写到八岁——就写了十多万字。只能简单告诉你五个要点：第一，我的真正学历只是小学四年级，虽然1982-1985年挣了一张大学文凭，但仅仅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并没有增加多少有价值的知识。第二，二十五岁之前，我就坐过两次监狱，而且还死过两次。第三，我有过四次大饥饿经历，每次两年——总共达八年时间。第四，从十五岁至今，我已坚持了四十年的思想探索。第五，现在依然呆在母亲带着我们最后落脚的地方——马槽中部的西昌城。本来可以离开这个马槽，然而又舍不得这里的好天气和情感牵挂。也许这个马槽就是我最终的归宿地。五个要点背后的故事很多，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叙说。
2、影响你精神性格的形成，有明显的人和事吗？
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和最深的人，要数身上充满野性气质和自由冲动而一生苦难的母亲。影响方式自然是遗传。我有一个高大英俊而喜欢文学的大哥，“文化大革命”之初在小学教师岗位上被官方工作组批斗而患精神病四十年。是他播下了我后来立志写作的种子。三弟周伦佑，无形中推动我从程式化学术写作转向自由体批判写作。以妻子和朋友双重身份伴我走过二十年人生路程的黄懿女士，不仅触发我最后一轮的思想探索，而且影响我更好地驾驭自己的文字表达。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事件，当然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的个性解放、眼界开阔、精神反思、志向确立，都在这个事件中完成。我和周伦佑曾认为，要不是这个事件意外造成的人文后果——一代青年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觉醒，我们可能就是两个比较突出的街道小青年，此后最多在市级或省级官方刊物上发表点异化文字，绝不可能有今日的人生走向和精神成就。
3、哪种思想观念对于你产生根本的影响？
你也许想象不到：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观念竟然是马克思主义。1966-1976年，既是官方政治专制和思想控制空前绝后的年代，也是民间大读书、大怀疑、大反思的时代。我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更发生在监狱中，前后两次共四年时间。当时允许在监狱里阅读的书，自然只能是家里送来的红色经典——马、恩、列、斯、毛著作。只不过，为了证伪和否定当时的黑暗现实，我更偏向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反复阅读了他们的全部著作。逐渐地，我从中学到了穷根究底的追问精神和环环相扣的逻辑方法，便完全放弃简单对比而开始自己的探索。前两年，主要破解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之谜；后两年，主要理解个人在社会中和历史上的独立地位与进步机制。我年轻时的真正大学，不是学校，甚至不是社会，而是监狱。四年的学习总是伴随着罕见的生命体验和神意启示，绝非正规大学所能比。此前和此后，也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包括文学类、政治类、历史类、经济类、哲学类、心理类、美学类、语言类、文化类，但由于不具备置人死地而后生的监狱环境和苦索心态，从没有这样用心和系统。当我从四年监狱生活中走出，也就彻底告别了马克思先生。
现在回忆和记述那个黑暗年代年轻人思想探索的文字，都认定他们还停留在向马克思寻求问题答案的正统阶段，基本没有什么突破。事实上那只是普遍情况，探索人群当中已有个别青年走出了马克思主义而建立着自己的答案。我之所以在相关的文字中不愿强调自己这个特例，仅仅因为当你的名字还没有成为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强调这个特例并没有什么思想史意义。只是从我八十年代以来的所有著作中，仍然不难看到“穷根究底”和“环环相扣”的思想烙印。它们属于西方思维传统，通过阅读马克思而被我接受。尽管我的思想言说具有某种深层性和严密性，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痕迹。最根本的区别：他的出发点是社会，我的出发点是个人；他的着眼点是环境对于主体的制约与影响，我的着眼点是主体对于环境的选择与改造；他看重经济因素在社会结构及其进步中的基础作用，我看重人文因素在社会结构及其进步中的中心作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曾说：只有超越康德，才能理解康德。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理解康德，才能超越康德。对于马克思也是这样——只有理解了他才能超越他。那种不屑一顾的目光，并非高傲而是胆怯。面对这个曾经影响世界近百年甚至统治了半个地球的思想体系，绕行并不等于穿越。
4、影响你人生的有无特别的书籍或其他艺术形式？
当然有，主要是文学。我的个人爱好和写作是从文学开始，然后才逐步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我喜欢的文学形式主要是小说、传记、回忆录、诗歌。最喜欢的作家是法国的罗曼·罗兰，他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和《贝多芬传》令我难以忘怀。我人格的确立和情感的觉醒，多半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学作品的照耀。接触诗歌很早，十多岁便熟读《唐诗一百首》和《宋词一百首》。此后一直以诗歌为伴，逐渐转向现代新诗。最喜欢拜伦的《希腊组诗》、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艾青的《大堰河》、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对于国内的现代诗人，偏爱八十年代北岛、舒婷、杨炼的部分作品，九十年代周伦佑、欧阳江河、王家新、孙文波的部分作品。诗歌对于我的作用，除了呼应情感抒发，主要还是激发自由想象力和提高文字表达力。我的朋友彭小华博士认为，我的文章有一种建筑感和气韵感。前者便多少得自古典诗词，后者便多少得自现代诗歌。
5、谈谈你的学科领域选择及其发展方向？
几十年来精神上的探索，纯粹由意外遭遇和偶然因素促成，与其说我是一个选择者，不如说是一个被选择者。尽管我把进入最后一轮探索之前的思想走向和理论成果定义为“人学”、“主体哲学”、
“新个体主义哲学”，却是在不由自主的探索进程告一段落之后才忽然意识到的，此前并不知道它将通向哪里和得到什么结果。这个理论建构，1973年——我二十二岁时便基本完成，其主体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至今尚未呈现出来。
只不过你从我已经出版和待出版的著作《艺术人本论》、《文革造反派真相》、《中国向何处去》、《爱的哲学》、《人格建构学》、《美的哲学》中，可以看见它的基本特征。那就是：从人类广义生存环境中的五重背景和五对矛盾，来理解深层次的人性心理；从个人与群体的对立统一关系来理解人类社会构成和人类历史进程；从个人存在的神圣性与主动性来理解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变革性；从世界历史变局来理解20世纪东方国家民主主义主题与民族主义主题的变奏，以及民主主义主题的湮没与复兴。
你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我很少在写作中引用经典名言。原因不外乎：我的观点并非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得来，用不着拿它们来证明。如果说我的思想与它们的优质成分并不矛盾，那也只能说明从生命体验中提炼出的这些思想，具有某种前指性和有效性。
关于这些思想的发展方向，不便妄言。我只觉得：只要我能在剩余的生命时间把它完整呈现出来，只要中国完成全面现代性转变之后的社会心理需要这样的思想，它就具有特殊的价值。
6、这种领域和这种发展方向对你有何独特的感召性？
观察人的存在和进步有两种视角：一是客观视角——把人视为被陈述客体，而将自然界、物质条件、经济因素看作更大的被陈述客体，努力证明人的存在与活动如何受制于客观条件；二是主观视角——把人当作陈述主体，而将自然界、物质条件、经济因素看作被陈述客体，试图证明人的存在与活动如何作用于客观条件。我无意中选择了第二种角度，并由此发现了包括个体与群体的人类主体那隐蔽的精神本质、价值目标、社会结构机制、历史发展逻辑。
人的精神性、神圣性、主动性的发现让我感到振奋，也让我看出唯物主义过于强调人的物质性、动物性、被动性所包含的片面与可悲。尽管实际生活中物质条件的贫乏沉重地拖累着人生的振奋，但人的自我依然能够高于自身，人的精神依然能够高于现实。尽管现代社会同时意味着物性的统治，但人类天生具有的精神性、神圣性、主动性并没有彻底异化。而且，中国实现全面现代性转变之后的文化复兴，完全可能预示着世界范围物性文化时代的结束和人性文化时代的开始。那时，人的精神性、神圣性、主动性将逐渐敞亮。我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成为其中的一线亮光。
7、你在当下社会中的位置如何？以后可能发生何种变化？
我现在处于三种边缘状态：一是地理版图的边缘，二是社会生活的边缘，三是公共话语空间的边缘。由于自己的言说与知识界主流文化思潮不太合拍，又不愿意变成时髦思潮的追逐者，更不希望仅仅成为一个愤怒而匆忙的政论家或时论家，所以话语空间非常狭窄。我曾在尚未出版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写到：边缘，又分向心边缘和离心边缘。如果说离心边缘将距离中心越来越远，那么向心边缘迟早会进入中心。主要取决于它们能否切合新的文化思潮走向和社会心理趋向。是的，任何思想要从话语边缘进入话语中心，都必须符合历史进程和社会需要。我不敢说自己的思想具有这种特质，更不能保证一定能进入话语中心。我为了完成人生而从二十岁坚持到现在，自然抱有实现价值的期望。进入中心，既是每个思想者和艺术家的奋斗愿望，同时又是其先锋性的死亡。我当然希望进入中心，可是又不愿因此失去思想的亮度。
8、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有别于其他人的最主要之点是什么？
主要特点有两个。一个是正性的，可称为坚持：坚持几十年的精神探索，坚持几十年一贯的思想立场和道德方向，坚持几十年不向时代潮流、社会心理、主流思潮妥协。比如我对于人性的理解、诗歌的看法、文革的认知，从来就是这样，一直没有变过。另一个是负性的，那就是固执：忽视前方道路的漫长、曲折、艰难，忽视个人的弱小与生命的短暂，忽视自我实现过程中变通的必要。这就使得自己：既能几十年沉潜于深层思考而远离普遍的浮躁与浅薄，又一次次错过浮出社会水面的机会。
比如：我的人生词典中，从来没有学历、文凭、职称这类词条。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看重虚假身份价值的社会，我词典中的缺失同时成了身份的缺失。性格中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的冲突，又构成个人追求与社会要求的冲突。
9、你认为，形成一个人的独特个体人格应具备哪些要素？
应具备三大要素及其整合。三大要素是：智慧力、情感力、意志力。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对生存世界的热爱、对生活苦难的承受，及其引伸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选择，往往构成其个体人格的基座。这些要素是先天的，尽管需要被后天的人生境遇和文化观念所触发所塑型。由于三大要素存在高低之别，加之互相之间在人身上的体现不均衡，当遇到后天条件的触发和塑型时，便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人格基座。
10、你认为决定独特个体人格最根本的是什么？
当然是人生的价值选择。它包括人们通常熟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称为人生的主观存在模式。一般形成于人的青春期，并决定人一生的方向和选择。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人们所熟知的——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第二层则是：人的主观存在模式将决定人的心理/行为反应。第二层含义长期被唯物主义理论所忽视，殊不知这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之所在。主观存在模式或价值观对于个体人格的重要性更在于：它使人成为一个在较长时期具有稳定存在性和明确选择性的生命有机体，能够积极适应生存环境并应对人生变局。当然，人的主观存在模式或价值观，又存在真实与虚假、本真与异化、全面与片面、高级与低级之分。对于人生及其人格建构，自然应该选择前者而拒绝后者。这都取决于个人天赋的三大要素：智慧力、情感力、意志力。
11、你认为现代人意识应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我曾用三个标高来指认现代社会：自由经济模式、民主政治制度、多元文化形态。它们的人文基础，便是现代人意识的核心——个体主义。只不过，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还不是价值理性的个体主义，而仅仅是工具理性的个体主义。它具体包括三项内容：以自身利益为最高动力的利己主义，以自身成效为最高真理的实用主义，以自身喜好为最高标准的相对主义。这三项内容虽然代表了个体摆脱群体异化的历史进步，又不那么崇高和美好，还必须用人心内存的道德精神加以兼容。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将在此找到“路径依赖”，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将在此找到“心理支撑”，多元主义的文化形态将在此找到“思想天空”。
12、你怎么看“现代人”意识？
现代人意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个体主义的，尽管还只是工具个体主义，但必将成为价值个体主义的现实土壤和历史培养基；另一方面，它又世俗而平庸，包含着以个人差异消解统一价值的危险——利己主义难免要消解统一的善，实用主义难免要消解统一的真，相对主义难免要消解统一的美。于是放弃理想与道德并拒绝崇高与深刻，便不能不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所出现各种各样正面或负面的人生现象，都可以从现代人意识的这两个方面找到答案。
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文化形态，仅仅是对现代人意识两面性的适应与协调。现代公民意识相当于现代人意识在社会领域的显示，主要涉及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应有权利和应尽义务，但它并非现代人意识的全显，而是现代人意识的社会格式。
不应把现代人意识想象得过于美妙。其实今日中国已经在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跨入现代社会，多数人的心理和行为所表现的正是现代人意识。社会舞台上少数杰出者所坚持的精神性、理想性、价值性、道德性，其实是从“五四时代”和“八十年代”传承下来的启蒙意识，虽然在时间范畴上属于近代思想，但其照耀范围却可以超越现代社会。
所以强调现代人意识的同时，还必须激活人们心中的道德内存。
13、你认为哪一种或哪几种思想是现代人意识的中心？
现代人意识的中心自然是工具个体主义，其内涵便是围绕这个中心展现的三个层次：生活追求上的利己主义、价值评判上的实用主义、审美要求上的相对主义。
14、你认为精神家园应如何才能建立？它与传统文化根性有何联系？
所谓精神家园，实指个人或民族所信仰以真、善、美为三大意义支柱建造起来的文化理想。世界上的四大宗教、西方五百多年来的自由民主观念、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伦理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蓝图，都试图为人们提供不同的精神家园。可见各种文化理想或精神家园，存在着实与虚、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性，同样存在优根与劣根。优根部分自然可以成为建造新的精神家园的文化资源之一——例如隐藏在易经五行当中有待重新发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世界交往时代，当我们发现西方的个体主义观念及其自由民主理念更适合国情民心，自然应该将其作为又一种建造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而且，当我们发觉西方文化同样存在劣质部分，更应该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和意识高端发掘崭新资源——建构符合时代潮流和国情民心的文化理想。
15、你觉得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是否会因取舍角度不同而各执一端？事实上存在很难统一的矛盾？
西方先进民族五百多年的发展，已经为多数后起民族的社会现代化和世界一体化竖起了鲜明的边界路标。当下，西方民族整个文化的原地踏步状态，近似于在等待各个后起民族的追赶。这种情况下，人心相通——日益成为可能。所谓相通，主要指各个民族及其个体成员的需要、追求、认知、观念完全可能趋于一致。民族意识的这个重要构层将成为人类意识的有机成分。民族意识中难以进入人类意识的，仅仅限于涉及民族利益、民族地位、民族身份的部分。这个部分将按照求同存异原则得以保留，未必会导致势不两立的矛盾与冲突。
16、在西方话语已成强势，全球化即西方化趋势日益兴盛之时，出现了保存和强化民族文化根性的诉求。你认为有必要吗？如果必须，那么在你看来，这种民族根性或文化根性应包括哪些内涵？它们应当具备一些什么特点？
如同个人一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一个人主动向别人学习、看齐、甚至同化是一回事；被人喊叫着向别人学习、看齐、同化是另一回事。前者无损于个人自尊，后者却要以丧失个人自尊为代价。
某种意义上，这些年“国学派”的出现，几乎是被“西化派”逼出来的。“西化派”的言说虽然不无道理，却完全不懂得民族的自尊心理。“国学派”的诉求虽然体现了民族自尊需要，但又忽视了中国现代性转变的需要。
我认为：社会现代化和世界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全球性的普适价值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更为今日中国所需要。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集中体现在我们的种属血缘、语言文字、思维模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文化心理之中，不会因为现代化进程和一体化趋势而丢失。如果说“国学派”没有必要惊慌失色，那么“西化派”也应该改变有损民族自尊的大喊大叫。
要发掘民族文化的优根，就应该发掘自己民族特有而且也对世界有用的成分。它们可能包含在传统主流文化当中，也可能隐藏在传统非主流文化里面，更可能沉眠在广大民众心灵深处。至少应当往前追溯——追溯到中华文化的遥远源头。那最初的喷泉不仅滋养了中华民族，而且可能对几十年之后的人类也有滋润作用。当下“国学派”围绕传统主流文化所作学院化的浮浅发掘，注定空忙一场。
17、一个现代文化人或现代思想者的独立言说意味着什么？在你看来，它在实质上有什么意义？
首先要弄清中国语境下“独立”的含义。并非看似不受任何外部限制的言论就叫独立，独立——更指个人言说不受半封建主义权力话语、前资本主义商业话语、后现代主义娱乐话语的影响。
国内目前的这些独立言说大概分三种类型：一是偏向社会批判，二是偏向学理建构，三是兼顾社会批判和学理建构。当下公共话语空间，第一种最为普遍，带有我说的“泛政治化”倾向，几乎成了纯粹的政论写作和时论写作。其中又分两支：一是体制外自由民主者的——批判并揭露，二是体制内自由民主者的——批判兼建议。虽然具有疏于学理建构的缺陷，但实为中国严峻的政治现实所催生，对于推动国家政治现代性转变作用巨大。第二种只是个别现象，虽然缺少道义激情，却有耐得住寂寞的非凡定力。第三种实为拥有学理建树者的批判性言论，往往学理建树在先，批判介入在后，显得比较厚重。在我看来，批判性言说至少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对于社会而言的积极政治意义，二是对于作者而言的积极道德意义。
相比之下，当下国内诗歌界、文学界、艺术界不少人的所谓独立言说，正好缺乏这两重意义，而只包含私人性的文本意义和功利意义。当然，诗歌、文学、艺术不是学术、理论、评论，不必承担这两重意义。然而一个独立言说者面对如此现实所应具有的正义感和道德感，却不应该缺席。大眼界、大情怀、大担当、大才华塑造大作家。这些年，除了《非非》诗刊的全面独立和少数民间诗刊的部分独立，吵吵嚷嚷的诗歌界、文学界、艺术界有多少真正的独立？严格讲，相对于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的重重限制，诗歌界、文学界、艺术界最为宽松。按理说这里面最应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言说或自由言说，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许多独立而自由完成的非独立非自由文本。看来，问题并非仅仅出在创作环境上，还同时出在作者身上——没有彻底摆脱后极权时代三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启蒙者还需要启蒙。
18、你是否认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思想者置身于某种体制约束之中会妨碍自己的独立言说？会约束自身的特立独行？
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是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普遍现象。至少由三方面的事实造成：一是被纳入统一的组织系统，二是接受长期的舆论洗脑，三是面临高悬的政治威胁。其结果必然是依附人格代替独立人格，使知识分子的身份有其名而无其实。伟大的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的血色收尾事件，终于使他们逐渐觉悟，大幅度地与极权体制疏离。只不过许多疏离者，仍然置身体制组织系统而离不开其工资发放、住房分配、职称评定，在独立言说中不能不具有“策略考量”和“隐喻方式”的局限，其中有些人甚至逐渐形成习惯而难以改变——把自己也变得暧昧不清。
现在许多局外人士怀疑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大多着眼于他们属于体制组织系统的非独立身份。这是一个严重误会。划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关键，是思想立场和情感态度，而非组织身份。学院人士未必就站在体制内，民间人士未必就站在体制外。事实上，许多民间范畴知识分子的所谓独立言说并不独立：要么照样认同社会三大意识形态，要么缺少独立立场和独立态度，要么在自以为是的超然中显得含混不清。可见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有无组织身份上，而是取决于个人的思想立场选择和情感态度确立。
总体看，中国知识分子与极权体制的离心离德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有不少幕僚式人物不怕承担人生恶名反其道而行，尽管绝大多数不具话语权的普通知识分子默默无语。这个不争的事实十分重要，它不仅昭示着社会的良心和大脑已经觉醒，更标显着中国全面现代性转变的基本方向。
19、我注意到，有些人置身于体制的组织之中，但并未影响独立思考与特立独行。这是为什么呢？有些人并未将自己置身于体制的具体的组织形式之中，是否表现了对思想独立的看重并能实践一个思想者的特立独行？是否意味着因坚持独立言说的姿态而在形式上拒绝任何对独立的拘束？
任何一个社会，个人是否置身于权力体制的组织系统，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许多客观因素造成。表面看，包含着不少个人努力，其实更取决于命运安排。
这里说的组织系统有两层含义：一是与职业相关的，属于安身之所——例如那些官方的学府和院所；二是与专业相关的，属于立命之所——例如那些官办的协会和学会。其优越性不言自明：不仅能取得无忧的生活条件，而且能获得公认的社会地位。其实这样的组织系统，许多民间知识分子也想进去，只是暂时无缘罢了。这不奇怪。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更好和更有公认名声。
这种组织系统对人的思想和言说自然有重要影响，除了所谓“职业习惯”和“专业习惯”的影响，更包括为了保障生存和获取名声而扭曲自我。
如果说个人对于第一层含义的组织系统较难自由选择，那么对于第二层含义的组织系统则不尽然——现在许多人已经不把它放在眼中，或者不再看重官方模式的价值评定，或者不愿再受什么约束。甚至有极个别人士对于“独立中国笔会”之类真正体制外民间组织也不愿加入——原因并非拒绝约束，而是贫于和烦于交纳每年的会员费。
20、自由，应当是古往今来中外思想者共同注重的理想取向，是他们共同认定的具有人类普适价值的基本标志。除此而外，你对自由是否还有别的理解？
我认为自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自由，泛指个人对于死亡威胁、群体吞噬、本能困惑的超越；狭义自由，特指中国语境下个人主体性的政治权利和言论权利。狭义自由相对于专制主义统治而言，内容包括民主知识者所呼吁宪法赋予个人的那些神圣权利：结社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抗议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鲁迅将其定义为“人的第二生命”，毫不为过。
21、在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中，自由的含义并不一样。刚才是从知识者的角度提出自由问题，如果从民众角度来看：中国民众对于自由的需求，真像知识者那么重要么？换句话说，在极权体制中怎样才能让一般人接受知识者思考和强调的自由理念？
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那些至今仍然属于纸上空文的神圣权利，大体可归为两组：一组是政治自由，一组是言论自由。如果说言论自由与缺少公共话语权的普通民众关系不大，那么政治自由就与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密切相关了。难道他们不想拥有政治自由，并由此争取和确保自己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事实上，民众最关心的平等问题，必须在全体公民真正享有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才有制度保障。普通民众的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自由并无冲突。之所以产生你提出的问题，可能因为这些年知识阶层过于强调言论自由而引起了普通民众的误解。其实从2007年起，知识阶层所呼吁的自由已经扩大到普通民众的生活领域。二者之间的裂痕正在消弭。
22、谈到自由信念，还有一个重要向度——信仰。人类的自由，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指向终极价值与终极目标的寻求。人类寻求终极价值的方式，莫过于宗教。但在一些自由派知识人看来，这个民族谈不上终极关怀，中国人最缺乏宗教情怀。你是否也这样认为呢？
人类社会在中古时代都奉行道德理性。只不过，西方的道德理性采取了神圣化的宗教形式，中国的道德理性采取了世俗化的儒学形式。所以，西方社会具有用宗教规范补充政治权力来统治民众的特征，中国社会具有用儒学规范补充政治权力来统治民众的特征。都由各自的地理环境、种族特性、文化传统决定，并无多大的优劣之分。只不过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学说确实比较回避终极追问，因而比较看重今生而寡言来世。要说中华民族缺少终极关怀或宗教情怀，也基本成立。不仅如此，这个民族同时还缺乏终极追问所必需的理论理性和逻辑思维。
然而，我并不赞成引入西方基督教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文化支撑的观点。其实，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支撑——那就是中华民族从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向现代个体主义文化心理的转变及其所携带的道德内存。这个保留着道德内存的人文大转变已经基本完成，只是发生在主流知识界狭隘而浮浅的认知范围之外罢了。
如果说携带着自觉道德精神的个体主义构成民主制度的文化心理基础，那么包含着奴性道德观念的群体主义便构成专制制度的文化心理土壤。当这种群体主义遇到特殊事件而爆发为虚假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时，它作为专制主义心理资源的本性便暴露无遗。尽管中国人的这一层心理至今仍然残存并成为专制主义的最后心理支撑，但它的大面积坍塌或大幅度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23、我恰恰认为，中国人对于自由的信仰，和佛道两家的精神追求难解难分。许多佛教徒对于终极信仰的追求，已经化为他们的全部生命价值乃至全部生活方式。而这恰恰是当今相当多的自由知识者并不了解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于以自由信念启蒙大众的自由派人士，是否也需要对自身作某种信仰启蒙或宗教性启蒙？
很难苟同你的说法。第一，汉唐以降许多中国人对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包括现在许多人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仰，从来没有泛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而且不少信仰者所看重的，仅仅是其中包含的哲学观念和人生态度，而非宗教的繁琐仪式和严格戒律。尽管中国人比较缺少宗教情怀，但不等于他们缺乏道德内存。第二，许多自由知识者现在之所以与宗教保持距离，只因为当下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争取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和言论自由权利——宗教信仰却与这个目标存在抵牾。无论说宗教信仰超越个人自由还是背离个人自由，对于被约束了半个多世纪而且至今尚未获得真正个人权利的中国人来说，任何违背现实自由目标的宗教信仰都难以得到普遍响应。
如果让启蒙知识分子先去进行信仰启蒙或者宗教启蒙甚至都去成为宗教信徒，那么按照宗教的超然态度——他们现在的所有思考和言说必定属于多余。于是我们将看到这样的情形：人们都去信仰超离或者背离个人自由的宗教，并与限制甚至敌视个人自由的专制主义和平共处。所以我认为，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不能因为自己信仰了就觉得别人同样应该信仰，也不能因为自己不信仰就觉得别人同样不应该信仰。我曾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写到：信仰可大可小。小者可以是一种人生信念，大者可以是一种共同理想——包括宗教形态的“天国境界”、政治形态的“共产社会”、伦理形态的“大同世界”、哲学形态的“理想国家”、艺术形态的“诗意大地”。现代社会同时是多元社会，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和包容。
24、用真名发表自己的作品，自胡适提倡以来，已获得相当多的知识精英赞同。这其实就是强调现代士人应对自己的话语负责。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用真名发表作品，或者用化名发表作品，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更与是否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关系不大。用什么名字发表作品，往往取决于作者的心愿，有时也取决于作者所处社会的言论自由状况。事实上，许多用笔名者对自己的言论相当负责，不少用真名者却对自己的言论极其随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用真名发表言论而不惜献媚权势、违背公理、践踏道德、甚至出卖灵魂的知识者还少吗？他们从来就不怕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明知在这个非正常社会绝不会受到追究。关键是人品而非名字。
25、对自己言行负责，对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应体现在哪个维度？哪些范围？哪种程度？
严格讲，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主要是一个社会氛围问题。牵涉到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制度应该阳光而透明，能够凸显对真、善、美的肯定和假、恶、丑的否定；第二，社会心理应该积极而健康，能够坚持追求人类普遍的真理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第三，个人应该具有公民意识，能够确认和担当自己的权利、责任、义务。当下中国从官场到知识界到民间所出现的大量丑恶言行，都与这三个方面的相反状况密切关联。
26、从个人角度看，对自己言行负责，涉及到哪些方面？什么才是最根本的呢？
至少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是否看重自己的言论行为——是当作百年之事还是权宜之计；第二，是否看重自己的名声——是信奉人死留名还是相信人死百了。关键在于：是把言论行为看作自己的立命根本还是投机工具。
27、你的家人与亲人理解你的选择和追求吗？你的选择对他们有何影响？
1971年开始独立思考和写作时，我曾给自己附加了两个幼稚的目的：安慰亲者与爱者，惩罚庸人与恶人。今天看来，这两个目的并没有失效——当然安慰和惩罚的对象范围已经扩大。其中的亲者与爱者，自然包括家人和亲戚。
尽管他们长期理解我的选择和追求，但我对他们影响很小——因为他们都非常有个性，包括1991年出生的女儿。我感觉这样很好。每个人的成长都应当自己独立完成。像我这样个性和影响力比较强的人，更要防止滥用思想权力甚至道德权力而坊碍别人的正常成长。成长不可代替，更不可强加。不懂得人的个性要求和自尊心理而向别人任意施加影响的好心行为，往往会造成别人成长过程的扭曲甚至中断，相当于剥夺别人成长的权利。
年轻时代，我曾经影响过不少人。可是这些年，每个人都好象很有定见，自己也失去了影响别人的冲动。影响只能施加给正好需要的人。
28、你对自身心性、本心、性灵，怎么看？
这个问题很玄，只能按自己的理解来回答。小时候听母亲说，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家神——俗名小神子。他身高不足一尺，穿得花花绿绿，平时藏在屋梁上，家里无人便下地玩耍，样儿完全像一个小孩，既可爱又淘气。他的责任是保护这个家的安宁，可有时又会制造混乱。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神子——精神自我。所谓人的心性、本心、性灵，便由他的性格决定。我的这个精神自我有两重形象：既倾向穷思穷虑、致情致性、尽善尽美，又显得麻木迟钝、敏感脆弱、犹豫不决。可以说，我一生成功和失败的根源或者喜剧和悲剧的导演，都是这个可爱而淘气的小神子。
29、冒昧地问一个问题，你对于自身的弱点或缺陷怎么看？
自己的弱点或缺陷很明显：第一、自信过度而自负，或说自视过高而自囚；第二、把人生目标定得太高而不善于随机应变；第三、容易相信人而难免收获失望；第四、性格太固执又容易冲动；第五、自己并不完美却追求完美。当然，这是参照实用标准而言——因为它们都不现实。
1973年，我写过一首名为《题高树》的七言绝句。虽为自我写照，仍能从中看出我的这些个性缺陷：
一树苍然高左右，
但把落叶撒深秋。
山雨欲来愁自来，
长风不休歌不休。
30、这种弱点或缺陷，对你个人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或影响？
因为后三个缺陷不便展开说，主要谈前两个弱点的影响。分正负两方面：一方面使我能够坚持几十年的思想探索，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热炒热卖。从1971年到2001年整整30年，不是向书本寻求，而是从生命体验中生发——服从潜在思维进程的一轮又一轮。没有这些缺陷特性，根本不可能坚持下来。另一方面又把我置于有生之年难以呈现全部思想成果和实现全部人生价值的绝境，使我这一生很像上帝开的一个玩笑。
31、你想过克服这些弱点或缺陷吗？都作过哪些努力？
当我开始克服，水已过了三丘田。我现在只能抓紧生命时间，尽量完成一生的宿愿——呈现并且实现。当然，我也将逐渐学会审时度势，把握社会心理变化，争取踏准呈现和实现节拍。自然不能保证能够全部呈现和实现。只不过我将尽力而为，呈现和实现多少算多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32、你个人已经在人文领域的某些空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你怎么看这种影响？比如说，是社会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的？
伟大的八十年代，我凭着哲学/心理学文本《爱的哲学》、《人格建构学》、《诗质论纲》，突然闯入公共话语空间，但主要限于四川范围，而且带有民间体制外色彩。整个九十年代完全沉寂——因为陷入又一轮思想探索。2001年之后重新发言，涉及艺术探究、诗歌评论、文化批判、历史研究，仍然保持民间体制外身份。影响较大的文本有四个：与周伦佑和龚盖雄的对话《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诗论长文《后极权锋刃上的先锋诗歌》、历史著作《文革造反派真相》、思想评论《第四思潮：分流与合龙》。影响开始超出四川盆地，并多少波及到国外。
其中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话语平台最高影响也最强。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被美国文革史学家宋永毅列入高品位的《21世纪中国丛书》在海外出版，二是正好出现于文革四十周年这个时间窗口，三是恰巧呈现于文革史学界开始把目光集中到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四是这部著作包含了我从新个体主义哲学角度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社会、文化问题的审视。有朋友认为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一个重要的思想事件，具有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综合价值。尽管这部书在香港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更有一些读者专门打电话或者前来西昌表达内心的激动和感谢，我依然认为它在眼下的意义不会这么凸显。一是国内读到这本书的人比较少，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二是这本书对于官方以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文革研究话语具有巨大的挑战性，难免会让这个领域拥有话语权的不少学者选择沉默。
200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周伦佑联名的《艺术人本论》一书。书中观点形成于1978年，书稿写作于1988年。首次选取个人存在角度，全方位和多层次敞亮令哲学家们迷惑了两千多年的艺术本质之象。遗憾的是十七年前的文笔缺乏舒展从容，主持出版的西南联大美术学院又只印了1000册，未能产生更大影响。
至于这些文本今后产生影响的时空范围，一方面要看它们思想质地的真伪，另一方面要看是否切合文化思潮和社会心理的走向。说不清是个人选择还是命运使然，我现在的言说身份仍然锁定为——民间、体制外、非主流。不能指望自己的文本能产生多大影响。
33、这种影响是有意选择所致，还是偶然时机促成？你认为一个人产生某种影响靠什么？
生活中至少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奋斗中的关键行为全靠个人选择，第二种人奋斗中的重要行为全凭命运安排。我基本属于第二种人，不仅几十年的思想探索身不由己，甚至少数几次产生影响的呈现和实现也受无形力量的暗中牵引。所以，我的步伐经常显得忙乱，而且事后总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一个人要在奋斗领域产生社会影响，似乎离不开两个条件：
第一、必须具备担当相应角色的个人特质。个人特质包括才华、智慧、能力、生命体验、理想追求、价值坚持，皆为担当一定角色所必需。
第二、个人言论呈现必须正好切合文化思潮动向和社会心理需要。在中国特殊背景下，这两种需要往往表现为：既能切合文化变革律动，又要符合政治安全阀限。八十年代“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成功与影响，都是不同程度适应这些需要的结果。前者抗议政治异化主张回归自我，艺术表现却朦胧而含蓄，没有超出政治安全阀限；后者适应从神圣化向世俗化转变的社会心理，激进的反叛只发生在远离政治地带的语言世界。九十年代“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言论能够保持十多年的势头，也与暗自适应这两种需要的特点密不可分。一方面，他们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反映了政治文化变革的要求；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拒绝“革命”和提倡“改良”的温和态度，“新左派”批判“国际资本主义”和关注“民族利益”的本土声音，又符合官方默许的阀限值而划出文本传播的安全线。八十年代以来的“贵州诗群”之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大概也有两个原因：一是艺术上比较陈旧，不能满足诗歌潮流的变革要求；二是内容上锋芒太露，不太符合文本传播的安全阀限。
34、你会在今后保持或扩展这种影响吗？你会另行开拓其他活动空间吗？
我认为，每个文本都和作者一样有自己的命运，枯荣衰盛由不得自己选择。我自然会继续呈现和实现，至于能否保持或扩展现在的影响，自己也不知道。几十年的思考涉及范围比较宽，但都围绕人这根主线展开。生前我将尽力呈现出来，交给人心和时间评判。
最后一轮思想探索凝结成一门新学问——五行符号学，仿佛属于另一层认识空间。我要先确定它对于世人有无积极意义，再看有无生命时间呈现出来。
今夜风雨如幕，就让那条痉挛如蛇的电光小路一闪而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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