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青，你在哪里？

后乐

看到近日河南丰县徐子八的事件在网上引起网民愤怒，我想起我的小妹黄可青。她失踪至今已过55年，我们还是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深知徐子八亲生父母的感受，对任何人失去身旁亲人那惨痛都会是一样的。我们忘不掉小妹，如果她还在世，我们希望她知道我们还在找她回家。如果她不在世了，我们希望知道她最后的遭遇。

这张照片是1961年2月15号春节我们大家庭的一个合影。可青是照片里的左面第二排站立的小姑娘，当时刚过8周岁。她身后隔一排那位头略微低点的是我们的母亲。照片第三排正中的老人是我们的祖父，也就是现在领导人乐提的“窑洞对”中和毛泽东谈“周期律”的黄炎培。照此照片时祖父已过82岁。虽然还有个副委员长的头衔，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具体工作给他做，因为身体原因经常在医院治病。

照片中后面两排的成年人中至少有5位“右派分子”，其余还有几位不是“内定右派”就是“右倾分子”。祖父当然没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为他的影响太大。但毛泽东早已说他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在政治上就已划到反对面去了。这中间还有老毛泽东钦定的有名的“右派分子“黄万里”，立在后排右起第三位壮年男士。那天是春节，很冷，人人穿着简朴，面色瘦弱，显露大跃进的成果。不过比起当时街上大多数人，能穿得这样暖和已算很好了。

    可青是1952年11月25日生的。那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办好”。 作为一个中国人，父亲自然是对此满怀希望，故为新生的女儿起名“黄河清”。祖父后来听说了，建议把三点水都去掉，叫‘黄可青“，这样寓意更广，叫起来声音也响亮。于是小妹就成了黄可青。

    可青是我们三兄妹中最小的一位。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她刚5岁。家境突然恶化，不要说我不懂，她自然更不懂了。对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父母什么也没说，说了我们也不会懂。我们只记得他们一会去参加大办钢铁，一会又是下乡劳动，时常连日在外。留下我们三个孩子自己在家，托邻居帮着照看一下。那时我们都在工学院的食堂吃饭，母亲把饭票装在小袋子里给我们一人一个，和钥匙一起挂在脖子上。一天放学后，她对姐姐说很饿。未雨问她中午吃饭了没。她说没有，因为饭票丢了。跟着两个也是小孩的哥哥姐姐可青不知多吃了多少苦，但是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也许是她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抱怨，想到这些禁不住心碎泪下。

    那时父亲被罚去做些清扫的工作，还要常常被批判做检查，他的心绪自然非常不好。而我正在调皮的时候，经常惹出麻烦，挨父亲的训斥。在这种时候，她也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挨训。可她哪里懂我犯的是什么错触了那条规，只是站在一边听训斥一边哭泣着，我的心也跟着她哭泣。

    在学校里她学习不是很出色，但是她的歌唱得很好。嗓子清脆，声音圆润，一直在学校合唱队里。我们的父母都很喜欢唱歌，他们一唱什么歌， 可青很快就学会唱起来。中国歌曲外国歌曲她都唱。妈妈喜欢抗日歌曲“五月的鲜花”，她也跟着唱，把歌中那坚贞不屈的情调委委倾泻出来。10岁的时候在一个节日她登台演唱“洪湖水浪打大浪”，深得母亲喜爱。

但她毕竟是孩子，不懂政治的事。其实我们这些比她大的人就懂得吗？父亲的右派帽子摘掉时，高兴地告诉我们他摘帽了。可青糊里糊涂地问什么帽子摘掉了。爸爸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挂起来告诉她这就是摘帽。62年党内有个七千人大会，检查了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我们当然是不知道，但是感到一点变化。首先是生活物资丰富起来，和61年62年比，街上要饭的人少了。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不再老是饿肚子了。大约是63年的夏天，父母带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在这张照片里可青站在左面，这时她是11岁多些吧。可以看得出与61年照片相比，每个人的穿着气质都好得多了。父亲那时又重回讲台，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但是单纯的教书匠怎能知道自己的厄运在一步步到来。那时学院党委号召大家提高教学质量，要每个教师严格把好关。因为是重新回到讲台，他很珍惜这个机会，认真地落实党委的要求。在工作中实事求是，一个学生该得几分就给几分。这样一来就有些上他的课的学生没有及格，后来被校方退学了。不幸的是这些学生中有几位是“调干生”，就是从没上过中学直接从生产岗位调来大学学习的。这些人在政治上是铁杆的，但知识上几乎空白。作为一个教师，父亲哪里知道每个学生的政治背景，更没有权利劝退学生。他只知道的只是教好课，公平地对待每个学生。他这样做了，却不知自己犯下了重大“错误”。

64年开始搞“社教”运动，父亲为几个调干生没能及格被退学，校党委指控他稿阶级报复。又被赶下讲台，罚去劳动改造。我们这个家庭再次被压上沉重的政治包袱。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搞阶级报复，父母俩在家翻遍了所有的地方想找出那年学生的考卷，可哪里找得全。但就是找全了又有什么用？那时重抓阶级斗争，一个摘帽右派教课，教的调干学生不及格被退学。你怎么撇得清这干系？不抓你抓谁？就如《水浒》里那位被逼到火烧草料场林教头，哪有他能说理的地方。

65年底祖父去世，父亲从参加四清的农村赴京奔丧。回来之后又去农村搞四清。几个月后文革开始，他的工作单位把他从搞四清的农村叫回来，令他交代罪行。可是他已经再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从57年起，没完没了地向党交心，没完没了地改造思想，不定时地被罚去劳动改造，没日没夜地工作。10年过去仍是右派，仍是敌人。他终于被压垮了。没多久他就自杀了。留下遗书说：“我没有搞阶级报复，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调干学生。”

父亲走后，我们在学校的处境变得更困难，不知道可青在她的学校是怎样被对待的。那时学校里大多数活动像我们这样出身的都是被排斥在外的。其他学生可以出去串联，看大字报听辩论，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只能从早到晚在教室里学习毛的语录，写思想改造心得。

10月末一天，大连工学院的两派学生搞大辩论，批判市委书记胡明。可青所在学校在大工院内，学校组织学生去看。可青跟着她的几个同学也去了。未雨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他们，告诉可青事完后就回家。回家后未雨告诉母亲在外面见到可青。过了一会天色有些黑了，妈妈叫未雨拿了件衣服去接可青回来。未雨去了，可是没有找到可青。当时可青还差一个月满14岁。

那天斗争会开完后，学生又说是去省里要求罢胡明的官，许多人都跟着去市内看热闹。 包括可青学校的同学。晚上可青没有回家。第二天问她的同学，都说辩论会后可青自己回家去了。妈妈立刻感到可青可能出事了。可是作为她的哥哥姐姐我们却以为她可能去朋友家了，或者跟同学串联去了。因为那时串联在进入高潮，很多人都跑出去串联。但妈妈说不可能，可青不会自己一人离开家的，更不要说她身上没钱没粮票。接下的日子，妈妈疯了一样到处打听可青的下落，可青的学校她去过，正在被斗的校长也极力帮助打听。她去了大连工学院的群众组织请求帮助，可人家有更重要的事，那会认真对待“一个右派老婆”的事。她去求过公安局，公安局派人来调查了一阵，无奈两个月后，公检法就被砸烂。妈妈又去北京求她的亲戚。可是这些亲戚不是自己被打倒，就是很谨慎，不帮什么忙。

转过年来67年的夏季，武斗在全国进入高潮。可青的案子基本无人过问。这时传出一个谣言，说是妈妈把可青送去台湾当特务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姨妈一个舅舅在台湾。这本是无稽之谈，但在1968年的清队运动中，这就是重大嫌疑案件。母亲背着黑五类家属的名声，在一个孤立无援环境中带着我们两个生活，已经很艰难，这下又背负了一个可怕的“罪名”。六月里，几个大连工学院的红卫兵到我们家翻抄一遍后，把妈妈带走，说是到学习去交代问题。几天后母亲就跳楼自杀了。当时学院里的人都知道她自杀了，可是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两个。事出两天后未雨在商店里买菜，一位熟人直问她，“听说你妈跳楼了，怎样了？”  未雨大惊，这才知道妈妈已经不在了。

我去问工宣队专案组, 但找不到人谈话。 两天后他们找人带信要我去见他们，向我宣布母亲的罪状，出示母亲的遗书。上面书：“未雨后乐，你们跟着大姨妈好好生活吧。家里不用的东西送给武汉的亲戚们。一定要找到可青。”

十年后才有人告诉我妈妈在那里的确遭到学生毒打，其中一个她教过的学生叫随世荣的打得最凶狠，曾连抽她70多鞭。妈妈死前写了两份遗书，一个明放在桌面，示给工宣队专案组看，一个暗塞在内裤的松紧带中。暗塞在松紧带的这份遗书几个月后被未雨发现，上书”后乐未雨，我受到毒打。必信的确是自杀的，可青的确是失踪了。“ 发现这份遗书时我们已下乡几个月。

下乡时要转户口，我和未雨的都转走了以后，户口本上就剩可青一人。我问派出所：”我们要下乡了，可青又一直找不到，这户口本怎么办呢。“，他们说没有死亡证明没法消户口，你就带着吧。这样我带着只有可青一人的户口本去了农村。4年后我在插队的农村接到大连工学院的通知，说父母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予以改正。我从农村回大连办理了改正手续，同时也了去派出所消了可青的户口。人都没了，改正又能如何。

文革后我们兄妹俩上大学回了大连，找过公安局，找过大连工学院，想继续实现母亲的遗嘱。报纸上也登过寻找可青的文章，可是直到我们出国留学还是没有消息。98年，我们回国再次努力，找到工学院当时一个副院长，没想到此人说你妹妹又不是我们大工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帮你们找。没办法，只好去找到大连市委。市里的人听我们谈了情况后，安排人做了些调查，最后仍是没线索。直到现在我们也没能完成母亲的嘱托。

但神奇的是2018年，未雨在做饭的时候开着电视，突然看见我们一家人在63年的这张全家合影在电视里闪过。她赶紧把那段电视反复看了几遍，电视剧“花火”第五集里的那照片确实是上面这张我们一家1963照的像。

可是我们和电视剧的剧组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把这张照片给过和电视剧有关系的人。有这张照片的几个人我们都询问过，没有任何人说给过剧组这张照片。这真是个谜，让我们觉得似乎这是一个信号，可青她也许还在。

再来说说前面61年春节那张照片。照片里面是52个人，其中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我知道就有4位，三位是我们家的，加上我们的继祖母。可青是年龄最小的，最大的是继祖母，就是坐在我祖父右边那位。我想祖父若不是死在文革之前，他定会后悔相信了毛泽东。其他很多被毛泽东整死的人，包括共产党内的刘少奇，周恩来，都会后悔相信了毛泽东，都会后悔和手上沾满千百万人的血迹毛一起上了史书。

现在有人试图说那场文革是什么“艰难的探索”，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民族，有亿万人遭到精神上肉体上的残酷折磨摧残，再加上饥饿，至使几千万人死于非命，这叫什么探索？这是赤裸裸的犯罪！罪恶滔天！！世界上所有这样的独夫民贼都被人民抛弃了，像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 无一例外。而在中国，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不但没有抛弃，还在颂扬敬仰。几千年来血流成河尸骨成山，难道我们中国人还不应该吸取教训，杜绝再出这样的事，以祭慰几千万人的在天之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