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哥哥遇罗克（全文）

陶洛诵

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整。我对罗文说：“咱们俩人联合写篇对话录纪念哥哥。”他先同意了，我开始写，并告诉他有编辑同意发表。他又改主意了，气得我对他破口大骂，我一生都没这么骂过人。他让我注意“淑女”形象。

国内有编辑对我说，每年3月5日，他们都会发表我写的“我和遇罗克的一家”以示纪念，让我深受感动。决定不顾年迈体弱，被人不断骚扰，拼却全力独立再写篇纪念哥哥的文章。

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万人审判大会后，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犯人遇罗克的场景。在十万人一片欢呼声中，戴着手铐，趟着脚镣瘦小驼背的身驱，头发稀疏的遇罗克用脚死死地钉在地面上，不肯挪动。两个武装警察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粗暴地拖着他前行。

他是先活摘眼角膜再枪毙的，还是枪弹故意打在不致命之处摘完眼角膜再送他命的？这一切，都发生在1970年3月5日那天。

网上盛传警察向遇家要了一毛三分钱的子弹费，1968年圣女林昭被枪毙，警察向她妈妈要的是五分钱子弹费。有人在文章里说，在美国看见罗文，欲问又止。我在电话里向罗文求证，罗文说：“没有。”

遇爸爸妈妈被警察传呼去北京市公安局领取儿子的遗物。他们互相搀扶走进去的时候，旁边两排警察直勾勾地看着他们，看他们会不会疯了？当遇爸爸看见家里给儿子送去的雪白色的新背心没舍得穿叠的整整齐齐时，跌倒在地大放悲声，遇妈妈强忍锥心之痛，斥责他：“别在这儿哭，回家哭去！”

罗文在文章里说哥哥的遗物里还有他常用的一根皮带和背的书包。

杀害遇罗克的命令究竟是谁下的？

遇罗克生于1942年5月1日。“出身论”一文诞生是1966年红8月左右。1968年1月5日被逮捕，时年25岁。1970年3月5日处以极刑，27岁。

关于谁下的命令，传闻很多，说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不敢作主，上报给毛主席，主席批准的。

我是1970年2月14号与赵京兴一起被北京男四中一群革命学生在一个军管小解放军带领下，闯进赵家，宣布“林副统帅号召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赵京兴是反革命。”把我们移交给西城分局拘留所。3月5日管女室的老警察周勇扔进女室一张杀人布告，对着我说：“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好好考虑吧。”我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我在关押28个半月后，回到我插队的白洋淀。同在邸庄插队的女附中同学告诉我，她认识的高干子弟听到遇罗克被枪毙欢欣鼓舞，说：“主席还是维护我们本阶级利益的。”从这点看，似是毛批准杀的。

有传闻说吴德的儿子说是周恩来批准的，周说：“这种人不杀，杀谁？”

胡平先生的文章说，反正不是四人帮，而是目前仍在神坛上的人干的。

为什么唯独杀遇罗克？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晖先生说得好：“文化大革命就出了个遇罗克。”

女附中同学、文革史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博士对我说：“只有说出普通人在文革中的受难才会彰显英雄人物的作用。”

王友琴像德兰修女般把她的一生贡献给了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者，以一己之力搜集遇难者的姓名、性别、职业、遇害地点、被虐杀经过、凶手的姓名、背景和手段。她的“文革受难者”等著作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法国人特地跑到她芝加哥大学附近的公寓楼给她拍了七个小时的纪录片。方政教育基金会为她颁发过奖金奖章。读者自发地在网上筹款为她颁发读者奖。并怕她孤独长期记录书写杀戮残忍血腥会像台湾那位写“南京大屠杀”的女作家不堪重负而自杀，就自动组织起来，每一个人每一个月给单身独居的王教授寄一件礼物，以示敬意与关怀。

王女士在遇罗文2004年到美国参加右派讨论会后申请政治庇护，说英文材料都是她帮忙翻译的。罗文没到美国在中国时，曾受王友琴之托，帮她调查过很多受难者的第一手材料和拍照片寄到美国给她。走在前面的孤军奋战的人们很多都是被一个目标联系在一起，惺惺相惜，互相帮助的。

友琴比我小五岁，因为是个天才儿童，跳过三级，从北京郊区通县某中学初中65年考入北京市红色贵族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高一，66年6月文革开始，她在女附中还没上够一年课。我在高二（4）班，不认识她，也没听过她的名字。

但我们俩都见证了卞仲耘校长8月5日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在小操场水泥平台上五花大绑跪着被红卫兵羞辱棍棒抽打的场面。8月6日早上掌权的红卫兵领导人刘进在广播里对各教室学生宣布卞仲耘昨晚死了，谁都不许往外说。

卞校长晚上被红卫兵打死了，有名有姓的证人说行凶者最厉害的是邓榕和刘亭亭。致卞校长死地的最后一脚是刘亭亭的大皮靴踢在卞校长的胸口上。

邓榕的爸爸是邓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哥哥是邓朴方，文革中被人从楼上推下致残。邓小平在89年6月4日下令对天安门广场示威学生武力镇压，机枪扫射，坦克碾压。

刘亭亭的爸爸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文革中被拉下马，死在开封，死时名字叫刘卫煌，头发两尺长。

    诡异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卞仲耘校长是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我很感激爸爸，他在崇文区女十三中（原教会慕贞女子中学）当语文老师的妈妈挨红卫兵棍棒殴打剃头发，选择的是勇敢地告御状，写信上诉，到中南海去喊冤。我们父女二人骑车到毛主席所在地，把投诉信交给持枪站岗的士兵，被告之这儿不受理，可以交到国务院。我们把信交给了国务院传达室。爸爸满怀信心，以为打人是下面红卫兵胡来，中央知道了一定会制止。

他太天真了！看看北京市长吴德的回忆录是怎么说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光传媒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这还不祘，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法西斯纳粹红卫兵，对首个打死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说：“要武嘛！”并伸出他衰老的胳膊任由她套上沾满北京市无辜手无寸铁的平民鲜血的红卫兵袖章。

血雨腥风刮满全中国，北京市打死人数字直线上升，三轮车拉着堆成山的像猪肉片子般的血淋淋的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尸体满街跑，火葬场24小时连轴转，烧不完……

北京火车站红卫兵押解着遣返的没打死的中国犹太阶层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有女红卫兵让家人互相抽嘴巴取乐。

罗文告诉我北京吉祥剧院是个魔窟，专门让红卫兵炼胆的地方，变着花样杀人，当妈妈面杀女儿，当爸爸面杀儿子，把人逼疯取乐。杀人手段残忍无法卒听……进去就出不来。有一个被误抓的工人出身的被放出来，披露了这一切。罗文在YouTube 上说过这个魔窟的事儿，他说还会继续详细揭露。

叶剑英元帅说：“文革死的人是天文数字，具体多少，永远不会知道。”

法西斯纳粹红卫兵挥舞铜头皮带抽打平民血肉横飞，古城北京变成一座不折不扣的人间炼狱。他（她）们杀人取乐，每个善良的人都有可能无缘无故遭到飞来横祸。

北京市中心紧邻天安门的27中初二的学生16岁花季少女林永生因出身不好，66年红八月被学校红卫兵活活打死，为了检查她死没死，红卫兵用玻璃碴揉她的眼珠。让她母亲把她的尸体拿走，母亲把女儿背回家，擦洗干净血迹，送去火化。过几天，几个红卫兵凶手跑到她家，强要20块钱，说打她时打坏了铜头皮带，要赔偿。并把她全家扫地出门。

文革史专家王友琴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述林永生的事情，她把证人们寻找她、林永生蒙难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记录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里。可以查到。

认识罗文是一件偶然的事。66年冬天，我穿着奶奶的蓝色有腰身的羊皮长大衣，骑着自行车去东城沙滩男女混校只有高中部的65中送我和几个女孩合办的油印“中学生动态报”。

纳粹法西斯老红卫兵已经失势。中央文革把他们利用够了，不但一脚把他们踢开，还宣布“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反动组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全社会、尤其是中学界被“血统论”压迫迫害的中学生批判他们。

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大家都在中央文革定的调子里行事。文革前，大家都被洗脑，整齐划一信奉马列毛，没有独立的思想。个别人冒出一两句异议，立刻被看成异类，被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受到唾弃。

出身问题从64年以后被强调，“红五类”吃香，主要还是高干子弟，其他都是陪衬。文革开始，他们摇身变成恶魔杀人犯，自然有他们的根基。

谁都没有怀疑到是制度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

遇罗克的“出身论”此时已广为流传，他明确是一篇独立思考的产物，向社会吹进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自由之风。

老红卫兵把他当成屎盆子往造反派头上扣，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地富反坏右的一伙儿，是反革命。

造反派急忙与之划清界限，躲避唯恐不及。

我和罗文都住在东四北，距离公交车一站多地。罗文说：“咱俩家住的这么近，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你啊？”文革前即使看见，也会失之交臂。不说别的，就凭他初中是东城区著名流氓学校之一的61中的学生，我是绝不会理他的。

但是我们相识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全世界空前绝后的历史时期，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从认识罗文开始……

女附中高二（3）班杨鸥给我的大学、 中学造反派战斗组的名称与地址。她领导着班里以“黑五类”出身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占教室经常被老红卫兵打砸，勒令她们改名。性格豪爽开朗的杨鸥一点儿不生气，泰然处之。

我和大弟弟一起乘火车、坐轮船观光了祖国的大西南，见到重庆双碑的四姑姑陶诗，去了“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贵阳” “四季如春”的昆明，到处是香气扑鼻、娇艳的茶花，眺望睡美人西山。又乘汽车上盘山公路经过楚雄到达仙境大理，观赏蝴蝶泉，苍山洱海。我玩不踏实，大弟弟还要带着我向西双版纳行进，被担心我们的爸爸一封信叫了回去。

我是66年10月离开北京先去的成都，11月与大弟弟从重庆乘轮船经湍急的三峡，停泊在盛产桔子的万县两个小时到达武汉，乘京广线回京的。

我回到北京，不听爸爸让我在家跟他学习的计划。不甘寂寞，投身批资运动，办了份油印小报专骂红卫兵。

杨鸥特别提醒我，65中“北斗星”有份“出身论”，“有人说他右，有人说他左，我认为他里面有股情绪……”

我找到“北斗星“所在地，敲门进去，立刻有人冲一扇关着的门喊：“遇罗文！找你的！”

“哎--”罗文应生迈脚出来，可见我一脸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知道不是找他的，有些腼腆。我说明来意，递给他一份动态报，转身就走。

罗文缓过神来，急忙叫住我：”你看过'出身论'吗？” “没有。” 他迅速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叠纸递给我，我这有一份，就这一份了，你看完得还给我。”

他穿着一件半新的半长的棉外套，戴着一顶栽绒帽，白净的皮肤。没有书生气，有我从没见过的平民百姓烟火气，又很超然。我接过他的油印刊物和家庭地址。我超凡脱俗的人生道路从此开始。

罗文家住在离四牌楼不远处的东四北大街路西名为果局大院的一个小胡同尽头的一个大红门四合院里。本来是他家的私产，罗克哥哥在资本家妈妈56年公私合营时义无反顾积极捐了铁工厂当上了东城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后妈妈把最后手里的房产一并交公。自己只留下三间北屋居住。搬进几户邻居。孩子们大了，不够住。罗克哥哥为了有个安静的学习坏境，把东边放媒的条形小媒屋腾出来，放进了一张紧靠两面墙的条凳支撑的木板床，对着门口靠东墙放了一张长方形小桌子和一把有靠背的木椅。

光芒万丈的“出身论”就是诞生在这里。

四牌楼只有老北京懂， 是大清朝在十字路口建的。一个牌楼三个门。我家住在南小街老君堂34号科学院宿舍时，我执意要上名校史家胡同小学，父母只好由我，给我买了月票，从小学一年起，我就乘2路公共汽车上下学。去的时候，汽车走右边的门，回来时走左边的门。升二年级时，政府把并不破旧还有些鲜艳色彩的牌楼拆了每次经过我都会想牌楼。

2001年4月份，带着女儿和她爸爸冉阿让回国探亲。小弟妹要带我去热闹的步行街隆福寺纹眉毛。我要先去一趟旁边的果局大院。小弟妹以为我要上里面的公厕。罗文家挨着公厕。我看了一眼大门，油漆几乎全部剥落露出里面白色的木头，只有星星点点褪色的红漆，不知情的人绝不会想到原是红漆大门。

2016年，澳洲阿德莱德大学教授徐家祯先生首先提议，每年的3月5日立为中国的人权运动先驱“遇罗克日”。他认为，遇罗克比美国的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更伟大，马丁路德金是被种族主义者暗杀的，牺牲后遗孀受到肯尼迪总统的接见和慰问。同样身为人权领袖的遇罗克则是被政府枪杀的。虽然得到政府的平反昭雪，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我们自由文化运动领导人袁红冰先生亲自写倡导书，并在官网“自由圣火”发起“遇罗克日”签名运动，open ，不设限期，已收到各国华人、外国友人成千上万的签名。

袁红冰先生说：“等到中国进入宪政社会，会提交申请报请政府批准。”

趋利避害的天性，使人类喜欢寻欢作乐，不喜欢触碰苦难，尤其是别人的苦难，过去的苦难。苦难偏偏又总不断产生，新的更严峻的苦难又摆在眼前让人应接不暇。

遇罗克一个人占据了一个颠峰使人至今顶礼膜拜，是因为他开启了反抗中共暴政的新时代。他点燃的火炬如今已成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聚集在他的旗帜下，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中共的与普世价值倒行逆施的独裁暴政。

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野蛮的中世纪，没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基本人权与自由。

遇罗克当年号召引颈待割的中国犹太青年勇敢地站起来为自身的权力斗争，他以身作则贡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今天，中国的监狱里关着无数的遇罗克，他们为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宪政国家而坐牢流血牺牲。

2016年，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纪念文革50周年大会，与会人士首先为民运先行者遇罗克默哀三分钟。

遇罗文应邀从美国飞来出席会议。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有朋友对我说罗文想到悉尼见我。

我考虑了一下，同意与他见面。那些本来已经埋葬付诸脑后的记忆又要浮现出来，搅得我心蓄不得安宁。

11月15日是我生日，早已约好朋友Peter、罗娜、红冰、晶晶到科罗拉纳海滨餐厅吃午饭。罗文来了，就成为欢迎罗文的聚会了。

我和女儿列娜盛装打扮乘着taxi在科罗拉纳公园门口下来。街对面绿色长椅上坐着罗文，正扭头向我张望，他旁边站着红冰和一老一少两位先生也是等我。显然他们没有交集，互不认识。

我和女儿走过去，罗文穿着天蓝色的短袖衬衫搭配深蓝色裤子，头戴一顶便帽。他的基本模样没变。我们互相看看，似乎昨天还在见面。

R S L俱乐部明亮的大餐厅在二楼，我们餐桌靠临海的大玻璃墙可以俯瞰有色有韵的海岸线，山坡上的苍松翠柏，一眼望不到边的蔚蓝色大海。

Peter、罗娜来了，晶晶因为上班没能来。红冰带来的一对父子姓蒋，父亲写过本百万字关于中国现在状态的小说。红冰帮他出版了。大家边吃边聊，话题主要是围绕遇罗克。

遇罗克的影响太大了，因为法西斯纳粹红卫兵是“血统论”起家，崇拜领袖毛泽东，使用暴力在全国范围内打杀围剿灭门非红五类的家庭和家属，他们信奉山大王窦尔敦的对联，窜改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仗着领袖和国家机器给他们撑腰，杀人无数，手段残忍，骇人听闻，让人闻风丧胆。

年仅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写了篇驳斥血统论的文章“出身论”，与无产阶级专政和红卫兵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个人力挽狂澜。他成功了！

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常年长篇累牍宣传，中国的犹太阶层地主富农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是不属于人类的狗屎堆。纳粹法西斯冲锋队红卫兵认为杀他们应该。

2012年，北岛、曹一凡、维一编了一本“暴风雨的记忆”里面有位叫刘辉宣的出身革军的纳粹老红兵的一篇文章，此人是广为流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歌曲的作者。此人文章的题目“昨夜星辰昨夜风”。对当年的所做所为踌躇满志充满炫耀，结尾时有这么一句话：“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

在这些刽子手眼里，别人的生命是蝼蚁。是可以随便弄死的昆虫。接在下面的一句话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红卫兵的暴力主要是为人熟知的皮带，这是唯一的刑具，从未使用其他手段。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是很缺乏想象力的。”

他们的身后是国家机器的怂恿，是伟大领袖的指导，是专政机关的支持，政权在他们手里，生杀大权在握。杀人是他们的享受和游戏。

遇罗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孤身一人与他们斗争，他有天神般的智慧和勇气。

他在“出身论”讨伐人渣败类刽子手的檄文里开宗明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身不等于成份！” 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成份指的是本人，不是他们的子女！

看看这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出身的红卫兵是怎样诛奉公守法平民百姓子弟的心的，宣文中毫不掩饰写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

“这首歌唱（指血统论红卫兵战歌）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

红卫兵以出身论罪成了与德国纳粹希特勒以犹太人论罪一样的利器。在全国范围内不知道多少人遭殃死于非命。

在法学教授袁红冰的著作中写到一个怀孕的女人因为出身不好被吊起来用火烤，把肚子烤破……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

我87年从阿德莱德到悉尼住在遇罗锦第三任丈夫吴范军先生介绍的柳芭阿姨家里，柳芭阿姨的儿媳妇瓦莉亚是个美貌的中苏混血儿，她告诉我，她们内蒙古村里，一个怀孕的女教师出身不好，红卫兵就罚她每天在磨盘上爬，结果生出的孩子光有骨头没有肉……

遇罗克的启蒙与号召解放了卑贱出身的“黑五类狗崽子”，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人，有着与生俱来一切人权的人。从此挺直了腰杆！

这仅仅是遇罗克“出身论”的一个方面，他最大的贡献是以出身不公作为杠杆翘动了无产阶级专政残暴统治的基石，深深撼摇了极权统治，开辟了现代中国民间民主的新纪元，遇罗克如能看到今天中国如火如荼的民间民主运动，一定含笑九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