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二三事

林 木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去世，中国大陆一片怀念声。1959年，中科院物理所从城里搬到中关村，旁边的力学所大楼尚未峻工，那时钱先生是力学所所长，刚入党的共产党员，笔者则为进入物理所仅一年的科研小卒，政治贱民。虽然我们曾在北大清华旁的中关村同躭过好些年，但从无交往，业务上也没有交集，只是听过他的报告。钱先生住宅楼前有军人守卫到是目睹了的。本文讲述些笔者看到的钱学森。

初识钱学森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归国到达北京，很快就来北大物理系作报告，听得我这个初进京城的毛孩子一楞一楞的。不久前我才升入物理专业二年级，极少知晓外部世界的事物。虽然他没有多讲自己的学术成就，但钱先生“冲破美帝国主义的重重阻挠、毅然回来”的爱国主义事迹和精神，叫人敬佩得五体投地。

钱先生的专业领域是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学是流体力学的一个分支，流体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说他是物理学家也不为过。事实上，1939年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的就是物理学博士学位。我为有这样一位同行学长而自豪。于是就千方百计搜寻钱先生的学历、成就和事迹。

1934年，24岁的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专业。他在向我们作座谈式报告时，讲起他那点制造火车头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但不无幽默地说，上了火车还可以向儿子讲讲这是什么玩意儿、那叫什么名称。

25岁时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庚款留美生。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迫使清廷赔偿本息达9.8亿两白银的巨款，美国分得其中的7.32％，用作开办清华，包括资助留美学生的费用。由于经费充足请得起好老师，到大陆政权易手时，清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已居全国之首。1952年，清华的理科和文科悉数并入北大，大大提升了北大文理科的力量。美国庚款对中国教育具有无可置疑的贡献，否则就不会出现“中国航天之父”、“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盖棺论定的官方用语）的钱学森，“抗美援朝”开始后中国政府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可惜，分得28.97％庚款的俄国没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庚款留学谁都可以去考，不讲政治、阶级，也不存在走后门。还可说说，清华确定留美学生名单时，不需要征求国民党书记官、校长、部长以及美国人的意见，拍板权在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叶企荪手里。叶先生考虑到中国的需要，叫钱学森去学空气动力学，叫王大珩去学应用光学，……，以逐渐补齐中国科学技术的缺门，叶企荪先生实为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总设计师。后来叶先生进入北大，就靠边站了，文革期被诬陷为特务吃尽苦头时，钱学森等人对恩师没有伸出援手。

钱学森去美很快就获得硕士学位，后即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国际顶尖空气动力学家、匈牙利裔美国公民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三年间写出了超群的博士论文。其后仍在空气动力学、尤其是超音速流体力学方面有杰出建树。人们通常在四十岁左右才思敏捷，这也正是钱学森取得学术成果的巅峰时期。无疑，在空气动力学领域，钱学森作出过重大贡献。不过，钱学森和冯·卡门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也无缘于被提名。

钱学森无奈回国

获得博士学位后，除了理论探索外钱学森也开始了在喷气推进、风洞建设、火箭制造等方面的实践工作，1949年并短期担任过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JPL）主任。显然，它们都和军事应用紧密有关，1943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钱学森也曾被授予过美军上校衔。

欧战刚停火，1945年4月，钱学森作为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冯·卡门的助手，随导师赶去德国，他们二人接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火箭资料，了解了最顶尖的导弹技术，钱学森还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温赫·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后来他成了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写出了《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书面报告。冯·卡门和钱学森结束德国之行回美国时，带来了德国的资料和专家，大为加快了美国的导弹制造。钱学森还受德国人启发，提出了航天飞机概念。等等。可见美国政府和军界对钱学森的重视，以及他在美国火箭和导弹领域的顶级地位。

1947年钱学森回国完婚前，设法取得了美国绿卡即永久居留权，而且是先去加拿大再从加拿大入境美国，以方便取得美国绿卡，可见他对在美国永久居留的在意。至少，钱学森十分珍惜美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

1949年5月，有任教香港大学的清华校友曹日昌，给滞留美国的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去信说“北方当局很希望他(钱学森)回来”，嘱葛“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并要葛转交一信给钱学森，信中说“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葛庭燧当即转去此信，还附上自己的信函，内云“曹兄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上述信函由葛庭燧女儿、沈阳建筑大学退休物理教授葛运培提供，葛庭燧先生任中科院沈阳金属物理所所长多年，对金属位错和内耗理论多有贡献。）曹、葛二人之信，尤其是书生气十足的葛庭燧，情真意切，通是肺腑之言。然而，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钱学森当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予以了肯定答覆。倒是表示“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的葛庭燧于1949年11月回到了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钱学森向美国政府递交了入籍申请书。各人机心不一，觉悟不同，爱祖国程度有异，环境和科研条件也不尽相同，自应允许多种考虑，对钱学森要归化美国的选择本不必多加指责。但是，钱学森在1985年3月9日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信中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到底是谁在歪曲历史？上述曹、葛信件表明，1949年钱学森根本不想回来，同年稍后还申请了入籍美国，何必往自己脸上贴金。再说，1935年，红军败退于各个根据地，逃命北撤进行“长征”，是年10月19日毛泽东林彪彭德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流窜到穷山恶水的陕北时已只剩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缺枪少弹的不足六千人（一年后加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红二方面军，红军总数也不到三万人；红二方面军原本人数就很少；1936年7月1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陕北会师时还有六七万人，但很快被毛泽东借刀杀人消灭了主力，红四方面军残部徐向前、徐海东、陈赓、王树声、秦基伟、洪学智、许世友、陈锡联、王宏坤、谢富治、陈再道、王新亭以及李先念、成仿吾等人则被毛泽东收编，后被封赏以元帅、大将、上将以及副总理、大学校长等高官厚爵，还有大批低于上将的军官，他们仍然占据了中共军队的最大份额）。倘无1936年12月12日至25日的“西安事变”，逃奔到陕北不久的这些疲惫不堪的红军恐定将会被挟全国之物力的国军消灭掉，唯有工科大学生钱学森在1935年红军尚未找到立足地之前独具巫师般超人的预测法力，竟那么坚定地向共产党承诺，他要回来服务祖国！

至于新华社在2009年11月1日报道说：“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文章则说：“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那是钱学森死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生造出来的说法，钱学森生前没有敢这么说过。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二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中国背后是苏联，美国怎能让一位顶级火箭专家去敌国！那时中国境内掀起了空前强烈的仇美情绪，美国也盛行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反共思潮高涨。联邦调查局从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曾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为此，钱学森的入籍申请被驳回，还于1950年8月30日遭收监15天。后被虚拟软禁5年，禁止参与机密研究，而钱学森原先的工作差不多都涉军用，他只能闲下来搞些基础教学和科研了。座上客成了阶下囚，心高气傲的科学家怎能忍受此等侮辱！落差太大，实在难以接受。1955年，中国用11名美军飞行员战俘交换，美国则启动递解出境程序放钱学森回中国。已经过了5年，钱学森掌握的火箭技术在美国已显落后。

即使是朝鲜战争开始后，还是有一批满怀热情想要建设新中国的科学家，设法从美国回到了祖国。例如，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回国于1950年底，赵先生在正电子和反物质方面有深刻认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之科学意义显然高于应用性较强的空气动力学。钱学森己处回国潮的末尾。钱抵京前三个月，《北京日报》上还有报导欢迎低温物理学家周坚博士从美国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周先生是苏州人，终身未嫁，文革期受尽凌辱，以致她后来拒绝带研究生，誓言不为共产党培养人才。

钱死后二天，《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日报道：“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 中国的多个门户网站调查也说网友们认为，钱学森一生的第一闪光点是“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国”，他对中国的科技贡献、获“二弹一星”勋章等等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两院院士也好，官方传媒也好，他们强调的是钱学森的“爱国主义”，爱共产党把持的国，人死了也要往政治上扯。他们相信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也是真理。1985年，钱学森公开拒绝美国里根总统科学顾问乔治·A·基沃思的访美邀请时，激愤地说了些话，无意间泄漏“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截然相反于大陆广为流传的说法：钱先生是突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障碍，躲躲藏藏辗转回到的祖国。事实上他是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的！

钱学森拒绝了访美邀请后才有上述3月9日给赵紫阳的信件，信中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驱逐出境还不是逼你回来？二种说法相互矛盾，到底该相信钱学森的哪一种说法？

1999年9月，钱学森和钱三强、赵九章、王大珩、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程开甲、郭永怀、朱光亚、周光召等22名科学家同获了“二弹一星”（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勋章，此乃殊荣，其意义重于据说是由515克纯金制成的勋章。钱学森列在其中的“火箭、导弹、人造卫星与航天技术”类，此类共有10人，名次排列既非按姓氏笔划、也不是据年龄大小（本段上述排名也是依笔者意愿），钱学森排在第5位，难道他的贡献不如前4位？显然不公平。据说那也是因为掺杂了政治因素。至于钱先生后来在控制论方面的专著，有人说主要是译自他人的英文书籍，不了解情况，只好存疑。

钱学森在“反右”期及其后的政治表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有三个姓钱的科学家，简称“三钱”。他们是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年生，“中国航天之父”；钱伟长，江苏无锡人，1912年生，固体结构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钱三强，江浙交界处的吴兴人，1913年生，“中国原子弹之父”。他们都是归顺北宋的吴越王钱镠的后裔，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江南水乡。可是，后二钱，一个戴上了右派帽子，一个成了内控右派。

1957年，清华大学教务长兼副校长钱伟长，因反对理工分校、不满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一言堂领导等原因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不久，上面组织在京科教界人士批判钱伟长，钱学森第一天察言观色没有发言，第二天加入了批判行列，虽然他和钱伟长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共过事。

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报导了钱学森对钱伟长的揭批：

钱学森在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科学研究要完全自由，不要计划不要组织的说法。

钱学森说，现在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如果说不要计划能进行现代科学研究，那完全是不可能的。〖钱伟长说过科学研究不要计划？〗

钱学森指出，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钱学森说，钱伟长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还没有很好认识。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其实钱学森也很欣赏加州理工学院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例如他让中科院力学所各房间挂起小黑板，推行加州理工学院科研民主的作法〗。

钱学森并揭发钱伟长一贯耍两面派的手法。他一方面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上赞成力学研究所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说这个计划“劲头小”，“作得不够”；一方面又在清华大学说这个计划不行，“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非垮台不可”，言下大有在清华重搞一套之意。〖力学所可是我钱学森的山头，力学研究中心也只许设在科学院。你钱伟长不过是力学所的副所长，我是所长！〗。

钱学森说，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怎么一下子就跳到政治上了，而且是那么吓人的帽子〗。

1957年钱三强和钱学森同在莫斯科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征求他俩对共产党整风的意见。钱学森老谋深算不提看法；钱三强心直口快讲述了党员不尊重科学家、法国和苏联的科研机构中科学家有职有权等情况，后来这被定性为反对党的领导。科学院原已定现代物理所（后改称物理所、原子能所、高能物理所）所长钱三强戴右派帽子，但毛泽东欲园原子弹梦，改钱三强为内控右派，“帽子拿在党和群众手里”。也确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四个钟头后（当晚）就批判起了“中国原子弹之父”内控右派钱三强，第二天钱三强即被赶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劳动改造。

在批判钱伟长之前近一月，1957年6月21日钱学森在科学工作者集会上，“痛斥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这一批判登载到了次日的《光明日报》上。他说：

右派分子好象是在替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种不要领导和组织的民主和自由。这种民主自由是没有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越来越复杂、繁重。有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要有领导。目前的问题是：要资本主义的领导呢？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有人说，资本主义也不坏呀。我们在座的人都经历过一些解放前的生活，谁还想要那种生活呢？也许有人说，我们中国过去不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生活可能好些吧？我在美国的社会里钻了二十年，我要说，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一些，但是，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却要受压迫和歧视，中国人在那里也受歧视。美国每年用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有几百亿美元。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些。〖中国现在的人均GDP还只及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却也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花大把银子〗所谓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太多。它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到底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呢？当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资本主义领导下的美国，在1946年到1996年间的50年内，出了165名诺贝尔奖得主；社会主义领导下的中国大陆至今无一人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1958年春，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我补戴右派帽子后，为了清算自己的右派思想，购买了钱学森当时新著、中国青年出版社急就章赶出来的反右文集，钱先生在书里大骂美国的假民主、大赞中国的真天堂，剧烈的言词看得我云里雾里，倒叫人将信将疑了。然而人家在美国生活多年又是自然科学家，而且是物理学家，总不会瞎讲吧，假民主之说应该接受，天堂感不够强烈大概是我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下面再罗列些钱学森在其他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只能是一鳞半爪了。

“除四害”运动中，钱学森也曾扯着嗓子挥舞竹杆轰麻雀。显然他明白这不科学。

1958年科学院“大跃进”时，钱学森再次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整风以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我们每个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前看起来不能做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了。……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掏出来，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我们科学事业的大跃进是一定的。”

1976年批邓时，钱学森贴出大字报，揭发邓小平爱将张爱萍，说张曾指着地图上的蒙古，讲那里原是中国领土，钱指责张的大国沙文主义。把人家多年前随便聊聊的私房话，上纲上线公开揭发，是很伤人心的。张爱萍曾主管过“二弹一星”工作，后为国防部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后一周，钱学森发表文章于9月16日的《人民日报》，标题是《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回忆同毛泽东的几次见面。他写道：“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1989年北京发生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学运遭到血腥镇压。时任政协副主席的钱学森，明确表示拥护党中央镇压学生运动的决定。

200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十高龄的钱学森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心得。他说，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都注重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使得他们都具有应付复杂局面的高明领导艺术。

……

上述种种，作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本可以保持沉默的，你不说话共产党也不见得会拿你怎么样。有很多科学家就没说话，至少没有象钱学森那样积极说话。

钱学森是共产党员，时时处处得保持和党中央的一致。在他九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那个党中央多次更迭，为不同派别所掌控。那些派别由于利益不同、政策不同、甚至政见不同，而发生冲突；或者根本就是敌对派别，完全否定了前任做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苦了下面的人，这也是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痛苦。钱学森不得不在每一任内表态紧跟党中央，何况他还是个不甘寂寞的共产党员。在前任时表现得太积极，到后任时就可能遭冷遇。

钱学森回国后，确是拒绝再踏上美国国土。中美关系正常化后，1979年钱学森获颁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他拒绝去领奖，虽然他对母校有美好回忆。1980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哈劳·布朗（Harold Brown）访问北京时，钱学森拒绝与这位前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见面，因为此人有政府官员身份。1985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公开表示，当年美国政府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并再次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然而钱学森对当年在美国的被收监、软禁、遭递解出境始终耿耿于怀。这也表明，在可以自由表达己见的事情上，钱学森不是软弱颟顸的犬儒。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们还有种说法：在历次反美反民主政治运动中，钱学森都充当批美先锋，说了许多违心的话，也因此对美国朋友们一直感到羞愧，不好意思再来美国。此外还有他在反右和“大跃进”中的表现。终于，钱学森拒绝了赵紫阳、胡耀邦等人要他接受美国官方邀其访美的劝告。

钱学森在反右等运动中的随声附和，严格地说有落井下石之嫌，更主要的是丢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良知。但是，我能否还可“为尊者讳”说他那样讲是为了自保、是在专制统治下的敷衍？就这一意义上说钱学森的内心也不无痛苦吧。他又不肯像老清华的导师陈寅恪那样保持沉默，时时想显示积极。

推波助澜大饥荒，钱学森罪责难逃

1953年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想当起世界共产主义领袖来了。他也明白，这需要增强他所掌控的国家的实力。1955年冬毛泽东说“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情，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预示了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疯癫。1958年，毛泽东实施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三位一体的一步登天计划，梦想快速提升国力。这是个在小知识分子狂热脑袋中滋生出来的疯狂想法，他疯了。可怕的是毛泽东手中握有无限的权力，他用鞭子赶着辅佐他夺得政权的众大臣们也疯了起来，再用更多的鞭子赶着全中国人都发了疯。

毛泽东的提升国力，决不是为人民福祉，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他的皇权，“大跃进”中的大规模饿死人就是明证。同样，毛泽东皇位继承人的发展经济，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加强和改善“中国特色”的共产党领导。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科学家钱学森主动凑上前去，“科学论证”了“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完全可能！

人们诟病最多的是钱学森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上的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现全文抄录如下：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30%、1/5，有统计学佐证吗？“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一年算多少天、一天算多少个小时能照射到阳光？但是他却立马给出了结论：“两千多斤的20多倍”。多了多少他没说，就算不“多”，两千斤的20倍就是4万斤。

钱学森终于用能量观念论证了伟大领袖的预言“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几十倍具体为20多倍，这个马屁拍得可真到位！而且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民歌，这也是毛泽东最爱听的大跃进调调。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化”得可真快，跟得可真紧。可是你是科学家，而且是御封的“首席科学家”，你引用的小麦、蔬菜亩产量可靠吗，更主要的是你进行论证的基础数据有科学依据吗？

其实在1958年6月16日之前的1958年4月29日，钱学森已经在那天《人民日报》第七版上，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发表了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抛出了用能量观念计算亩产量的“粗浅的账”。文中谈到“我觉得科学的跃进要乘风破浪，这是完全可能的”。他说，“既如此，我们就应该把眼光放远些”。接着，钱学森以农业为例说：

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来以后，全国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生产情绪高涨。尤其在去冬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真是排山倒海。……在科学研究方面应作好准备，到时候我们就能跟得上去。在这一点上，我是外行。作为一个搞力学的人来说，不免总是从能量方面来考虑。

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

钱学森忘记了一年365天中不是天天都有阳光，有阴天还有雨雪天，而且粮食作物是季节性植物，一年中的存活时间远不到365天。这1%又是怎么得来的？不过用这1%只能产出8千斤，于是在五十多天后他改用了30%，以符合毛主席要求的“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更主要的是，“假设”“如果”的数据有依据吗？这可真是个“粗浅的账”。

在1958年6月16日之后一年多的1959年第8-9期合刊《知识就是力量》月刊上，钱学森又以《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为题继续坚持他的似是而非的论调：

这几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无论在工业战线、农业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同一设备条件和土地上，生产量提高了许多倍。由于这种生产上飞跃的发展，也就出现了一连串新的科学技术问题，要求科学工作者去解决。我在这里想提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农业高额丰产技术中的力学问题。

我们都知道，力学是处理机械设计的问题的，是处理高速飞机设计问题的，是处理水流和气体流动问题的，怎么农业高额丰产里也会出现力学问题呢？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先计算一下在我国平均纬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亩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阳光落在上面。这个能量可以用各种单位来表现。我们这里选用从水和二氧化碳制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数来计算，这是因为植物的生长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来制造淀粉和纤维这样碳水化合物的。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

 这里假设的原始数据更多了，1/6、一半、25%、2/3，以及94万斤，它们都是怎么得来的？当然最后是归结到3.9万斤，和4万斤差不多，证明了核心骗人文章中的“两千多斤的20多倍”是正确的，而且有效数字达2位，精确多了。

不能确认是钱学森的文章导致了其后高产卫星满天飞的虚报浪潮，但是在1958年6月16日以后，南方水稻开始收割起，光是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1958年8月份的通栏报导至少有：1日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亩产15361斤，6日安徽高丰社亩产16270斤13两，15日湖北麻城建国一社亩产36956斤， 22日安徽繁昌县东方红三社亩产43075斤13两。亩产越来越高，终于达到了钱学森所讲的4万斤左右。《人民日报》头版往往还附有照片，以示报导的“真实”。后来还出现了亩产十几万斤的报导。事后揭出说，那个附有四个小孩站在稻穗上欢笑的照片的亩产36956斤地块，是把二十几亩快成熟的水稻拼到几分地上形成的假象。

钱学森是物理学家，要命的是我也厕身物理门，食古不化地学了点统计物理与热力学概念，于是就认可了满天飞的“高产卫星”不是肥皂泡，还自以为找到了理论依据而和人辩论，拿着根鸡毛当令箭！不光是我，和钱学森同在2009年过世、同活98岁但比钱早入党三年的著名学者、“国宝”级北大教授季羡林也说对高产卫星和钱学森理论“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钱学森伪理论蛊惑了天下多少善良百姓心，又有多少官员在大科学家的鼓舞和支持下放出了更大更多的“高产卫星”！连“英明如毛主席”都自谦是读了那篇文章才相信亩产可以那么高，“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那是1959年7月1日他在庐山上对秘书们的表白（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1995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62页）。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可是农家出身，年少时还种过田，可见钱学森亩产量文章的威力之巨大。

不幸的是1961年中国第一届物理学年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时，我竟去旁听了。有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年青研究实习员报告说，亩产不可能超过五千斤。植物光合作用具复杂机制，即使从能量观念展开命题，被庄稼吸收的能量，也不足到达地面太阳光的5%；其余95%以上的阳光能量，或是分布在不能被植物吸收的波长段，或是因入射光不是正对叶面而被“滑”了过去，或是被叶面茎干反射掉了，也有为泥土、水或杂草所吸收的；那不足5%的能量还因转化为热量等原因，不能全部用来进行光合作用；参与光合作用的那部分太阳光能量，是怎么转化成谷物产量（质量）的，用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公式 E=MCC ？钱学森计算时会不会再弄错什么重要因素？全世界有那么多专家在从事“生物物理”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倘有人能给出一年中单位面积上入射太阳光能量和产出谷物数量之间的计算公式、或是定量关系，如此重大的成果，定能获得诺贝尔生物学与医学奖，或是诺贝尔物理奖，甚至二者兼得。外行钱学森无知才能无畏，他竟算出来了！

古今中外的记载——除掉中国的“大跃进”时期——表明，亩产没有达到过五千斤。钱学森却“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把不足5%放大为30%，表明他或者是不懂装懂，或者是别有用心。生物物理所的老专家邹承鲁院士也说，不是这一专业的人来说这一行的事，是很危险的。任一个科学工作者，都不敢编造命题赖以生存的基础数据，何况是大科学家。大胆假设是需要的，但其后必须小心求证，否则只会贻笑大方。不甘寂寞，饥不择食，巴结奉承得太露骨了吧。钱先生竟用如此拙劣的玩笑耍弄了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也伤害了我这个少不更事者的心。被骗的感觉有如吃了一只苍蝇，恶心得很。

有人告诉我，杰出学长方励之早已指出，钱学森的理论依据是平衡态热力学之能量守恒定律，但是生物生长过程应采用非平衡态热力学来解释，对此学界在1958年已清楚：生物“吃”的并不是能量，而是负熵，因此决定亩产量上限的，是太阳光所带来的负熵流，而不是能量。这表明钱氏“全然不懂当时已发展的非平衡态热力学”，不但钱学森不懂、笔者这个1958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学生也没有深入学习过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热力学。

著书谴责了南京大屠杀的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对钱学森高产文章事曾评论说：“在极权政治下，科学家沉默地顺服疯狂的政策倒也罢了，而积极地倡导、附和那样的政策，对服膺真理的科学家而言，未免太过头了。”

亩产“放卫星”的结果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吨，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一产粮大国。于是毛泽东开始考虑起“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来了。后来所谓“挤去水份”后，那年的估算产量是4000亿斤（即2亿吨，至今的官方值）。1958秋收前全国农村的青壮年按连排编制组织起来，都被赶离家园去大炼钢铁（包括配套的挖矿、挖煤、炼焦、砍树、运输等等），庄稼烂在了地里，实际收上来的远低于估算值。另一方面，为显示刚成立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让全国农民“放开肚皮吃”了一段时期，农村中剩下来的粮食就更少了。可是，却按“放卫星”产量进行了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种子粮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以至抓人、关人、打人，比“旧社会”的恶霸地主还凶狠。终于导致了全国大饥荒，河南、四川、西北及很多地方的农村，发生了易子相食、煮食亲女的人间惨剧，整村整村的农民都死光了，真如毛泽东言“万户萧疏鬼唱歌”呵。这一切，距今刚刚五十年。

依据“大跃进”时期任共产党主席兼政治局秘书的李锐在其《庐山会议实录》第334页所提供的数据，当可推算出1958年起三年内中国的人口净减了五千三百万！那之前中国还有着高出生率。“高产卫星”放得越大越多的地方，饿死的人越多，因为那里的粮食征购得更多留下的更少。对众多饿死的冤魂，钱学森该负什么责任！

钱学森的悲哀

我无意深责钱学森，大饥荒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钱学森不过是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一个弄臣，推进大跃进的一个工具。这个书生怎么玩得转精于帝王之道的毛泽东，一直和科学、技术打交道的钱学森，同一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相比，根本不在同一数量级或说不是同一档次的人物。然而，钱学森主动迎合，抛出了亩产可达四万斤的伪理论文章，对大饥荒确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钱学森先生回国后急欲立功、在专业之外也去表现自己的惨痛代价。共产党的官员，绝大部分出身于军人，原为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先进科学知识几近于零，现在有大科学家说亩产可达四万斤，怎不驱赶农民去大放卫星呢，实在没法达到就造假，否则将影响自己的官帽呵，官帽可比黔首们的生命重要。不过即使是教授如季羡林，还有我这个自认为学了点物理的人，不也是堕其彀中了！

直到去世，钱学森没有为他的高产伪理论文章表示过悔意，进行过道歉。没法否认已讲过，就永不提起，操控在共产党手里的媒体也不准再提，就好像从来就没发生过那样。共产党员钱学森对自己的错误、罪行也采取了“中国特色”（应该叫“中共特色”）的应对方式，以维护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印象。大概吧，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的文章会被共产党利用得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当是后悔莫及，十分痛苦的。

反右、尤其是在大跃进中的杰出表现，快速填定了钱学森在中国科技界的“拿摩温”地位（夏衍在他的纪实小说《包身工》中，把洋文 №１以沪上口音译成拿摩温，是管包身工的工头）。在一个政治挂帅的国度里，哪行哪业不要突出政治？何况是科学技术这样重要的领域，钱学森不过是毛泽东设在科技界的一个高级拿摩温。此前，毛泽东还暗中御赐亲授了钱学森中将军衔。成名科学家获中将衔，至少在中国是空了前的，直到今天也仍然绝了后。钱学森怎能不感激涕零、当了过河卒子就拼命向前呢。

钱学森对他的秘书涂元季说过：“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这是组织上的任务，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的创新。”工程和学术，或说技术和科学，不是一回事，有不同领域、具不同地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苏联犹太人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Ландау)在听到苏联(也是人类)首发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后，不肖一顾地说“那是技术！”无论政府怎么夸奖钱学森，他在中国只是做了一名工程师的工作，让一个落后国家拥有了强大武器，对中国人民的福祉有多大裨益？回中国后钱学森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发展，没有再作出应有的贡献。

钱学森回国后，对中国的火箭、导弹、人造卫星与航天技术多有贡献，他也获得了很多中国的顶尖荣誉，对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此处不赘述。显然，钱学森也深受政治干扰，并作了随声附和，再加上科研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做出多少具学术意义的成果，当是钱学森的一种悲哀吧。如果钱学森留在美国也许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至于他助纣为虐，对中国人民的犯罪，至死都没有检讨甚或承认，实是遗憾。后来钱学森委婉地遭冷落后，不甘寂寞，四处出击自己不熟悉的多个专业领域，独创了“人体科学”，更是不可取的收官败笔。

1955年钱学森返国时对美国朋友说：“我的计划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立有尊严和幸福生活的国家。”临终前他会遗憾于没有实现这个承诺吧，或者他一回来就发现无法兑现而有意忘记了自己的承诺？

（2009年12月定稿）

（2015年8月补充了“用能量观念预测亩产上限是错误的”那个自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