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死人岛]的故事与明经国杀人案/张智斌

去年11月中旬，我正行走在温哥华风光旖旎的海滨（Waterfront）步道上，新闻中传来江西赣州农民明经国被控涉嫌“故意杀人罪”在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迟夙生律师被拒入法庭辩护的消息。

在温哥华会展中心（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re）临海的步道一侧，栏杆上安置着许多写有加拿大太平洋地区简史的标牌，上面记录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个真实的小故事，有糟糕透了的，也有非常有趣有益的；有介绍某个小人物的，也有记录一件不为人知但意义非凡的小事件的。它们每天坚守在这游人如织的滨海，默默向人们讲述着关于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文明、愚昧和智慧、凶狠和善良、贪图和慷慨、懦弱和勇敢、邪恶和正直之间搏击所留下的生动故事。

我的眼前就是风光秀丽的布拉德湾（Burrard Inlet）。这片开阔的水域上，水上飞机在这里频繁的轰鸣起降，背景处的小岛轮廓错落有致，树木色彩缤纷斑斓。它的一侧，就是闻名世界的史丹利公园（Stanley Park），每天都有数以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来此观光，其中中国游客就占有极大的比例。但是，站立在这里眺望瑰丽景色、拍照留影的游人中间，又有多少人知道眼前这个美丽无比的小岛，却有着一个恐怖的名称和动人的故事呢？

“向前方望去，你会看到一座3.2公顷的岛屿，它的名称就叫‘死人岛’（Deadmen's Island）。早在1862年，一位名叫约翰·摩通（John Morton）的殖民者在此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红松板箱悬挂在树枝上，那是史戈米殊民族（Squamish Nation）（生活、居住在位于现加拿大卑诗省大温哥华地区和史戈米殊河流域的一支原住民——本文作者注）的墓葬。他本想去获得这块土地，但当后来成为酋长的乔·卡皮拉诺（Joe Capilano）（1850–1910，1895年成为史戈米殊民族的首领。因其长期致力于为原住民争取权利和土地权属，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本文作者注）告诉他这里曾经是血战的疆场，200名士兵战死在此后，他改变了主意。出于同情，后来的殖民者都将死人岛用做墓葬地。直到1899年，一位名叫西奥多·路德盖特（Theodore Ludgate）的美国人买下了这个岛屿，并准备砍树清理。这在当时对于这片土地的价值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作为资源，作为公共用地，还是不可侵犯的领地，争论几乎撕裂了整个城市。市长甚至动用了暴乱紧急法案去阻止砍伐岛上的树木……”

原版的故事其实很长也很复杂，这块小小的标牌是无法详细讲述清楚的。一百多年转眼就成了烟云，庆幸的是，人性的善良和美丽在这里被代代留传了下来，温哥华昔日破旧肮脏的煤码头，也早就变成今天风情万种的滨海步道。但是世界就是如此失衡，同样也是因为土地，人性的残忍和丑恶又在那里爆发了出来。

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暴力征地和强行拆迁的事件总是在这片被称作“依法治国”的土地上不断悲情上演。比起满版刊登的社会和谐、经济腾飞这些中国梦、正能量的新闻更加现实和生动的，却是自媒体上时不时挤出来向这个早就麻木的社会呼喊着关注和救命的微弱声音。一年前的这个时候，贾敬龙走了，结果带来了一阵杀村官的浪潮。现在又来了明经国、丁汉忠、曹春生，他们的遭遇和照片，也在网络上热传。

看看明经国的脸吧，再看看他的穿着和打扮——这位江西赣州南康区十八塘乡62岁的农民，他分明是一个辛勤劳作了一辈子，老实巴交、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受苦受难的、再普通不过的典型中国传统农民。我试着用最“恶意”的目光去审视这个“罪犯”，但怎么看我都看不出他像是一位凶神恶煞的杀人暴徒。一把年纪的他是怎么被官府逼迫得置自己的生死而不顾，被迫起来自卫反抗的呢？

再来看看被他杀死的“被害人”卓宇吧，报道中说一位前来执行非法强拆农民祖屋的农村官员——江西赣州南康区十八塘乡副乡长和人大主席。在中国，书面上写着人大的职责之一就是“检查、督促宪法、法律、法规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的，现在他却在带队非法强拆农民的祖传私有住宅——怎么看，我都看不出他像是一位过去的乡绅，非法强拆的行为倒像出自威虎山上的一名匪徒。但卓宇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也只不过是一盘大琪中的小卒子，一个大形势下的倒霉蛋和牺牲品——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其实还有谁不是牺牲品呢？

温哥华“死人岛”的故事里，其实还有许多许多内容可以去挖掘。在北美洲，有数目可观的一批人都在研究这个小岛屿，传说中这个小岛曾经因为数次出现“灵异”事件而名闻遐迩。与我去了解这个小岛的初衷不同，别人是为了好奇和探索未知神秘的自然世界，而我却想知道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这百年前所谓的“西方列强”是为何会如此善心大发的。

在温哥华众多保存完好的档案里，就有这样一段记录“死人岛”历史的片段：1899年，路德盖特租下（根据史料，应该是“租下”，标牌上称“买下”并不确切）了“死人岛”想盖一座巨大的伐木工场，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1899年4月24日清晨6点30分，路德盖特亲自带领30名伐木工人准备去死人岛砍伐森林，想不到当时的温哥华市长詹姆士·伽顿（James Garden）竟亲自带领着几乎是温哥华市全部的警力，早他一步到达了“死人岛”。当路德盖特命令伐木工人砍树时，市长立即下达了对路德盖特和伐木工人的逮捕令（注：当时的紧急法案规定在紧急状态下市长有权指挥警察并下达逮捕令）。

如果了解温哥华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那时正是温哥华的艰难时期，失业率高企。路德盖特许诺他那巨大的伐木工场可以为温哥华市增加1000名员工的就业机会和高额税收。其实市长詹姆士·伽顿是多么希望商人来此投资，以振兴经济。但在民意、人性和良知面前，市长究竟应该选择什么呢？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

看看昔日的“西方列强”，再看今天那些“执政为民”的“人民公仆”，为了权力，为了政绩，为了私利，就连埋葬着为他们夺取政权而捐躯的“烈士”陵园，甚至是抗战将领的墓冢，都在那片土地上被他们暴力强拆，我们还需再说什么呢？

在有关“死人岛”纷争的记载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片段：在1909年事件中，为了防止路德盖特突袭砍伐林木，骑警彻夜坚守在荒无一人、传说中有鬼神出没的“死人岛”上。头顶就是高悬的史戈米殊民族的树葬和散落的尸骨，在漫长阴雨湿冷的温哥华冬夜，林子里传来的每一声猫头鹰夜半的凄惨长鸣，或土狼凌晨的咆哮嚎叫，甚至是松鼠在枯叶丛中疾行发出的簌簌声响，或乌鸦扇动翅膀在林间突然掠过的飘忽踪影，都会让守夜人虚惊出一身冷汗。在这般恐怖的长夜，将心脏都提到嗓子口的骑警们睁大眼睛绷紧神经背靠着背手持点亮的松枝充当火把，将松油脂燃烧得噼啪作响，依此相互壮胆硬是熬过一个个不眠的漫漫长夜……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样的警察，怎么可能会去强拆民房、充当打手？

百年之前，就在温哥华为“死人岛”争的不可开交之时，晚清的中国也还是有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就在路德盖特租下“死人岛”的前一年、即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正在筹划着戊戌变法，想把百病缠身的大清推上与“西方列强”同样的轨道——君主立宪。“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转辗日本等地流亡来到加拿大的卑诗省生根立足，1899年，他频繁往返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两地之间活动和生活居住，因此，可以说康有为也是“死人岛”这场大纷争的历史见证人，只可惜现在早已无法考证他当年是怎样感想的。而路德盖特最终赢得“死人岛”官司的这一年，正是1911年，中国风风火火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的帝制，建立共和。怎么看，这个时期，这个国家，在精神上、思想上、政治上、学术上、人文上都充满着希望和前途。一百年匆匆而去，这个国家依旧不缺一大批志士仁人，但现在这个国家展现在大家眼前的，除了权力的傲慢和放肆、泛滥的铜臭和物欲，却几乎是一潭巨大的死水。这样的反差和尴尬，怎么能用三言两语去感叹？

我阅读了不少关于“死人岛”的资料，至今仍然无法确定那些史戈米殊士兵的墓葬后来是怎么处理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根据档案记载，当时路德盖特毕竟已经合法租下了这片岛屿，他是有权使用岛屿的。至于岛上的林木，合同中究竟怎么约定的，现在一时还无法考证。这里面双方可能存在着争议，也或许真的是法官们出于对弱势一方的同情，这样的拖延，使得路德盖特最终虽然赢得了诉讼，但这对史戈米殊士兵的树葬已经不再产生任何实质性损害了，或许这真是百年之前智慧、善良和人性在法律面前迂回曲折之体现……

或许同样也是法官“智慧”的一种体现，百年之后的2017年11月16日，明经国案一审首次开庭之时，迟夙生律师被以种种理由阻挡在法庭的大门之外，赣州市中院给出的理由之一竟然是“为了有效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当这些法官看上去义正辞严、貌似“正义”地动足小脑筋，使着招儿来审判明经国们时，其实你们才是这个无良社会真正罪恶的从犯——正是你们，在审判敏感案子的时候，把自己的“智慧”用在了正义、法治、人性和良知的反面；也正是你们，践踏法律，助纣为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下，才让民众深知期盼法院去维护正义，无异于缘木求鱼。正是这，迫使着身处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之中的明经国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激愤之下不得不铤而走险——这便是悲剧不断产生的原因！

如果法官的良知早就被邪恶的污秽覆盖腐浊，判断是非的准绳也已经用来将党国的利益与自己的私心杂念捆绑在一起，那么像明经国这类案子的最终结果究竟如何也已经不再重要了——一个国家的良知灭了，正义完了，法律死了，人心变了，这与个人的恩恩怨怨、得得失失相比，在数千万人口都早就死于非命的国家里，再怎么审，再怎么判，又会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呢？

这样的国家，是一定会付出无比巨大的代价的，只是权力被邪恶控制着，大地被愚昧笼罩着，目前大家只要还能继续活下去，便就可以暂且相安无事，苟且偷生的过一天算一天。但每个无能为力的人心里不死的，是大家都在等着、盼着这一切被彻底改变的那一天。

虽然没有人清楚这样的世道最终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算再过百年之后，中国的法院之外也几乎不可能会为明经国这类案子竖起一块像介绍“死人岛”故事这样的牌子的，因为在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度里，如果连这样的案子都要立碑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还有哪个地方，不会成为记录这个时代的碑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