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不到的中国 A Blocked China
（连载一）
序
本书编辑团队收集整理了一份近十年来的，由中国由各级新闻主管部门下发的新闻禁令，这些禁令有些整合自互联网上的碎片信息，有些来自于中国网络从业者的收集整理和提供。
每个人都应该有所关心，往往人们最直接的关心就是自己的健康、家庭、收入、亲人、朋友……当然，有些人关心的还不止这些，他们关心的更多、更远。
在中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除了对自身的关心之外，有更多的思考，他们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人给他们扣上一个多少带有嘲讽或恶意的帽子——“公知”。他们思考的可能是民族的命运，也可能是行业的发展，总之都是宏观的命题。在这些思考和关心中，有一些人一直关注着新闻的自由传播，信息的自由传播，和言论的自由发表。
关于新闻自由的重要和意义无需多言，从新闻学的理论讲，将所有信息公开于受众前，由受众自主做出选择，无疑是最明智的新闻处理原则。当然，这种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显然与中国政府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勃然相悖。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每当有一个突发的新闻事件发生后，必然有一条甚至多条由新闻主管部门发布的指令，要求新闻机构，如电视台、纸媒、网络等做出相应处理。甚至在发生前，也会有相关的新闻主管部门事前打招呼，打预防针，要求新闻从业机构做好应对。
近十年来，互联网在中国逐渐普及，几大门户网站割占江湖，网络用户数量也呈几何级数般迅猛增长，网民在网上发布的消息繁杂纷呈，新闻媒体发布的消息也经常会引起网民的热议、转发和讨论，甚至引发线下的诸多事件。
为了应对这一现象，中国政府先后设立了多个新闻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多到数不过来，如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宣部、广电总局、国新办网络局、网信办、网管办、网管办移动局、网宣处、各省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处、网安总队、网安大队、文化执法大队、扫黄打非办等。
上述每一个部门都有权向新闻网站发布指令，要求网站按指令行事，或要求发布指定稿件于网站的指定位置，如首页头条区； 或要求删除某一稿件，或关闭某一新闻的评论区，或提出要求所有网站对某一组关键词进行屏蔽，并实现“网络搜索无结果”等，而被屏蔽的词汇也成了“敏感词”。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后者才是网络新闻媒体从业者最经常遇到的情况——也即，中国的各级网络新闻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管控新闻言论，并要求删停稿件和屏蔽关键词。
本书编辑团队收集整理了一份近十年来的，由中国由各级新闻主管部门下发的新闻禁令，这些禁令有些整合自互联网上的碎片信息，有些来自于中国网络从业者的收集整理和提供。
本书中所列明的中国新闻监管当局下发的互联网新闻指令，其来源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一小部分是互联网上的公开信息，即以往已有人将一些指令发布于互联网上，如参与网、中国数字时代等；但其中有相当大一大部分来自于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的积极提供。这些从业者们有互联网新闻编辑、技术人员、网站审核人员等，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些新闻指令收集并提交给本书编辑团队，我们在此对他们的勇敢和无私表示最大的敬意！
另外，本书中所列明的中国新闻监管当局下发的互联网新闻指令，起时间跨度为2005年至2016年。我们无法确保，这些新闻指令包含这十余年来当局下发的所有指令，因为基于资料和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提供者个人的等因素，难免会有所缺失，但我们已经竭尽所能收集并整理这些指令。
我们相信，随着这些指令的公开，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一探中国现状——一个与中央电视台CCTV（China Central TV）和新华社(Xinhua News Agency)的报道截然不同的中国，一个“中国模式”面具之下的中国。同时也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互联网新闻行业乃至整个互联网生态的现状。
——本书编辑团队
和谐元年——中国互联网开始被扼杀
2005年是标志性的一年。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和谐社会”提出了明确定义。
那么按照中国古代纪年算法，2005年应该视为“和谐元年”。
“和谐”一词第一次以一种复杂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这个本来仅仅具有形容词此行的中文词汇，从这一年开始具有了动词词性。
因为，从这一年开始，网络监管当局开始大幅度、大面积的对互联网门户、中小型网站、网上通讯工具进行全方位的监管。而那些被屏蔽掉的信息，被禁止发布和传播的信息，则被网民戏称为“被和谐了”。
也因此，一些富有调侃精神的网民赋予了“和谐”一个委实符合其身份特征的动物化形象——河蟹。一个横行于网络、横行于信息自由传播路径上的拦路河蟹。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到本世纪初，中共相继出台了《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利用国际互联网路开展对外新闻宣传的注意事项》、《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用以管理互联网言论。
据何清涟所著《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一文指出：
“该《规定》还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的行为制定了详细的罚则。此外，对违反该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停业整顿、关闭网 站、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以及处相应罚款等。该规定指出：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者应在规定施行之日起60日内，依据规定重新 办理审批手续。”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种控制达到了目的：在新闻传播方面，中国的Internet事实上不再是“国际互联网”，而只是一个“国内互联网（domestic net）”；同时，网路用户的言论和通信随时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和威胁，并无自由可言。如果中国的网路用户以为用网名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说话而不用担心网警 的监管，这是对互联网管制的误解，中国已经开始运作的“金盾工程”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追踪上网发贴者的IP，并了解其真实身份。”
事实上，中国政府并不满足于网上言论的控制，于是他们组织培训了一批网络评论员在网上进行“舆论引导”，他们奉官方命令，在网上发帖转移网民视线，抹黑西方国家和批评、压制反对政府或政策的声音。这些网络评论员因为是有偿发帖，每发一贴可获人民币五毛钱，故此也被中国网民戏称为“五毛”。
中国政府时至今日都否认存在“网评员”，然而往上有太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群体的存在，甚至他们的工作指南、工作会议照片、以及工作报酬在网上均有公开。
与此同时，中国网民对开放的国际互联网的自由访问也引起了中国执政当局的极度恐慌，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技术层面封锁手段，他们聘请方滨兴为总负责人，开发了GFW（the Great Fire Wall）系统，该系统被称为“国家防火墙”，其作用并不在于抵御电脑病毒或骇客的攻击，而是对google,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等境外网站进行了技术屏蔽，使得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网民无法访问这些网站。因为中国政府认为这些网站含有太多“有害信息”，使得政府无法监管。
比如我们在百度搜索引擎上搜索“8964”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而如果使用google搜索“8964”则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随着网评员的大批上岗和技术性屏蔽的开始，中国政府正式开始了“国家内互联网”的布局，所谓“国家内互联网”是一个网民戏谑调侃的说法，它指的是中共的网络封锁造就了一个封闭的局域网，一个隔绝于世界广域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型互联网。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自我封闭的时代——而这，也正是胡锦涛“和谐”新政的恶果。
与此同时，世界各大互联网公司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产品革新阶段。基于互联网的各种页面应用开始层出不穷地出现在网上，搜索引擎巨头Google将技术和精力投入到更精准的搜索结果，facebook或twitter则研究怎样才能将人们的生活更加社群化，并鼓励人们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细节。但反观中国，同时期的中国正在开始另一场“闭关锁国”的运动，相较于一百年前的闭关锁国，这一次的地点是网上。
中国政府从网上监控入手，投入大量人力进行网上舆情监控，随时发现对中共统治不利的信息，并调派人员前往该信息发现的平台进行“舆论引导”；同时，政府将财力投入到敏感词的监控和拦截上，通过GFW系统，以及各家互联网公司自己的屏蔽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如何让人搜索不到结果的能力——没错，就是这么讽刺，当Google在思考和研究如何让人们搜索到更精准的结果时，Baidu的做法确实截然相反，即让那些政府不希望人们知道的信息消失在网上。
无论是政府还是互联网公司，都投入了大量精力、物力、人力、财力，中国的网上信息开始趋向单一化的局面，即网民能够从网上获取的信息来源和观点都是单独一方面的，他们无法获取多元的信息。
在这一匪夷所思的反智行为干扰下，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媒体从业者也逐渐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错误。比如中共官方喉舌人民网在2012年12月5日发布一条新闻时，将含有天安门8964屠杀事件的照片放到网站上，引起一片喧哗。
事后查明，编辑未对稿件来源进行核实是这次乌龙事件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编辑并不知道该照片是一则“敏感信息”，因为经过多年的洗脑、信息清洗、以及言论封锁，80后一代年轻人已经对那段历史全然不知了。
又例如，2008年7月24日，《新京报》刊出一则对一摄影师的专访文章，并配发了该摄影师的部分作品，其中一幅照片是8964事件中市民被解放军击中受伤的场景。
与此同时，隶属于中共政权的网络新闻监管部门，也以政府机构的角色出现在网络言论管控的角力场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北京网管办，即北京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
在网上你无法搜索到这一部门成立的确切日期，根据本书编辑团队回忆，大约在2004至2005年左右，位于北京的多家门户网站收到了来自这一机构的邀请，名曰邀请，实际则是要求这些网站接受北京网管办的管理。
从此，各家网站开始不断收到网管办下发的各种指令。这些指令的下发方式有通过一个名叫rtx的软件下发，或者通过邮件下发，或者通过电话直接联系到网站负责人，同时每周召集各网站负责人前往网管办开会进行总结、评述，并对表现不佳的网站进行批评。
在本书之间和接下来公开的内容中，有大量来自北京网管办下发的新闻指令，这些指令要求网站删除某一新闻，或者发布某一新闻，对互联网公司的新闻发布进行了大量且细节化的干涉，是典型的粗暴干涉新闻自由行为。
中共官方的这一系列举措，从根源上扼杀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自主主动性，任何人在这种环境下都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当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开始研究怎么才能提高人们的使用感受，以及互联网对人们生活品质的改善时，中国的互联网却不得不面对删除新闻、屏蔽敏感词、以及应对网络审查，这是他们伤透了脑筋同时难有精力进行自主革新。
当然不得不承认这其中有一些公司，或者说有几个巨头型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是主动与官方合作的，比如新浪微博（Sina Weibo），该公司时任总编辑陈彤曾经透露，新浪微博（Sina Weibo），雇有“一层楼的人”对微博上的言论进行审核；再比如中国的搜索巨头百度（Baidu.com），该公司主动与中共官方配合，对中共官方提供的敏感词进行屏蔽，同时曾经对北京网管办主动提出屏蔽改进方案，提高敏感词屏蔽效果；而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QQ.com）则对警方开放了聊天历史记录查询功能，警方可以轻而易举获得被监控人的qq和微信（Wechat）聊天记录，据中国知名民主活动人士胡佳回忆，他与朋友的微信Wechat聊天曾被国保监控，并播放给他听他和朋友的微信Wechat聊天记录。
下图所示，为一套互联网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开发方不明，但从该系统界面分析，该系统用于监控的对象是一些经常在网上发表民主言论的人士。
另外据本书编辑团队所知，有些外资公司为了拓展自己的业务，也曾主动和中共官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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