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恩師天體物理學家劉遼教授（下）
仲維光
6.
我和劉先生的相投，亦如和老馬的相投，是從根本的做人、思想氣質、方式上的相投，無所不在，我們一見如故、無所不談。說來很多人會不信，這個相投同樣表現在我們對於物理、數學的認識上。
我報考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碩士生的專業，近代物理思想史主科考試三門，理論物理、西方哲學思想史和英語。理論物理是最主要的科目，也是我最沒把握的科目，因為自學物理及閱讀過多種普通物理及理論物理參考書的經歷告訴我，這是一個伸縮性很大的科目。我雖然在師範學院物理系的學習中，理論物理考試每門、每個學期考試都是最好的分數，沒有掉下過九十分，高等數學更是兩年四個學期的期考都是滿分一百，可是從小在第一流的學校中生活及學習的經歷告訴我，師範院校的物理是無法和北大、科大物理系的物理教學及訓練相比的。雞頭可能禁不住牛尾的擺動！所以直到進考場、拿到卷子我都不敢大意，而且還不僅如此，由於知道深淺，我這一生從來不敢在理論物理上高聲說話，很少有人知道我就是抱病上大學，數理成績也是最好的，並且研究生考試的理論物理一科的考分是那一年考生中最高的。而這是出題判卷子的劉遼先生親自告訴我的。
九〇年我們在雷根斯堡相聚的時候，幾乎無話不談。有一天劉遼先生對我說，你知道嗎，你們的理論物理考題是我出的，卷子也是我判的？我那時不很清楚這點，隱約感到招考工作劉先生是參與了的，但是參與到多大程度就不知道了。劉先生接著對我說，你理論物理學的不錯啊！你的成績是那一年的第一名，八十五分，是考的最好的。
聽到劉先生的話，我當然很高興。但是高興的同時，我立即想到的是，劉先生的物理是學到了家的，因為我的準備是按照我所理解的費因曼、朗道及吳大猷大師們對於理論物理的理解而扣題準備的，即必須從哪些方面把握才說明你把握了理論物理的根本問題。劉先生的思路竟然和這些大師們一致。所以劉先生告訴我的事情反而引起了我對他的更加敬重。
其二，我並不覺得自己的理論物理學得好，而是驚起一身冷汗，我真的是很運氣，碰上了一位如此相投的人出考題，判卷子。
劉遼先生告訴我的這個信息立即讓我想到在西方哲學史的考試上的不幸遭遇。
到八三年，我對於西方哲學史的自信心極強，就我中英文的閱讀量，擁有的書籍，對於思想史的熟稔程度，自認為在我們那代人中鮮有對手。那一年的考題很簡練，讓我們評述康德、休謨、洛克、貝克萊、黑格爾，可能還有費爾巴哈等六位哲學家的異同。看到題目我的第一反應是，這下“來菜”了！由於我報考的是許良英先生，所以我根本沒有按照馬列教科書的模式去答題，而是按照我讀過的《西方哲學史》、《哲學問題》、《科學哲學的興起》……等書，來了個大串接。三個小時的考試，我記得似乎寫了有十一、二頁的A3的卷子紙。後來得知，判卷子的是馬列出身的胡文耕，他只給了我六十分。還是監考的負責招生工作的朱兵女士堅持查卷子，我的哲學卷子才被認為是最好的。事實上那個年月，我考哲學是不怕任何性質的考試的，如果我知道是胡文耕判卷子，需要八股答題，我照樣能夠拿最高分。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們的東西，在無知和愚昧的時候我曾經下了很大功夫。從《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反杜林論》、《德意志意識形態》、《經濟學手稿》、《自然辯證法手稿》到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哲學筆記》，乃至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考茨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及《聯共布黨史》等各類讀物，我都不僅讀過，而且有詳細的筆記，那類粗疏、簡單、專斷的八股文字，我熟得不能再熟。甚至由於讀的太多，至今想起來都覺得堵心、惡心，希望從記憶中吐出來才好。
7.
經過了漫長的思想訓練及準備工作後，九十年代初期後，我逐漸開始具體展開我的思想研究工作，由於相投，可以說我關心的問題及準備入手的角度幾乎都是劉遼先生關心和想要的，只是由於他的專業是科學、是物理，所以這方面的工作他只有旁觀。為此，我處處感到劉遼先生對我的愛護及期待。九四、九五、九六年我三次回北京探親，每次都和他暢聊過。九五年，他知道我在國外進入到謀生很困難的時期，因此一方面在國內試圖幫助我想辦法，另一方面也同時勸我還是盡量不要回國。他明確地說：
你回來是無法繼續你的研究工作。許良英先生一定會拉你從事政治活動，你能夠推卻嗎？回來你一定無法安心讀書！
其二你的題目要求你能夠及時發現並且得到需要的資料，要求你必須坐下來閱讀思索，這你回到國內都做不到。
其三最重要的是這些題目，你不做中國沒有第二個人去做。所以他再三再四地勸我盡可能不要回國。
九五年我回國的時候，劉先生還特別送了我一套四書五經。我帶回德國，直到如今，一直在身邊。
在這個背景下，國內籌備翻譯愛因斯坦全集的時候，在準備會議上，劉先生提出可以邀請我參與，我能夠閱讀德文，並且在德國有些德文問題可以及時適當處理解決。然而，人生就是如此具有戲劇性，我一向非常敬重，並且一直以為在這一領域唯有他不屬於黨的知識分子範疇的戈革先生，突然跳出來反對，這一下子觸動了早就感到我對於“黨的知識分子”非常蔑視的自然辯證法前輩、文革時改名為梁志學的梁存秀先生等的響應，於是不了了之。他們這麼做的時候，大約他們誰也沒想到後來的發展。
會後，許良英先生來信告訴了我這件事——戈革對我的反對。許先生當然知道我和戈革先生關係非常好，在那以前他多次當面笑我對黨外的老知識分子太尊敬了。但是，我想不僅我，就是許先生、劉先生都不會想到，我幾乎同時收到戈革先生的信，他邀請我為他在上海主持的一套科學家傳記叢書翻譯一本介紹海森堡的書，從選題到翻譯完全由我自己獨自做主。
如果說許先生那封信，並沒有引起我情緒的反應，因為多年來我當然知道黨八股的知識分子對我的看法，我深知那是我自找的。因為我從六九年底開始把顛覆四九年後的中國知識界作為己任，我從不掩飾從心底看不起一九四九年後的這批所謂“知識分子”。對此，我的同研究室的閻康年先生曾經當面幾乎恫嚇地警告過我，“你不想提職稱、漲工資、分房子了嗎？”我一笑了之。所以，我實實在在地是被戈革先生的邀請信激怒了的！人怎麼能夠如此做人？聯想到在我八八年出國前和梁存秀一起編輯自然辯證法的爭論文集時，他的兩面做法（參見下面註解提到的半公開信），我決定要和他們說清楚，至少是在底下和他們幾個人。這樣的人我永遠不會與之為伍。你在前面批評乃至開槍，我無所謂，甚至感謝，但是如果你從後面放冷箭，那就放馬過來！為此，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一號，我發出了那封半公開信，題為《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关于自然辩证法问题争论的继续》。
（原文請見：https://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3/07/1996.html；2007年完全公開）
信同時發給了許良英、劉遼、戈革和梁存秀等先生。為此，在那個自然辯證法圈子掀起了軒然大波。
8.
我那封半公開信發出去後，很快就收到劉遼先生的回信。當然也包括許良英先生和戈革先生的回信，對他們的信，我以後會另有文字介紹。
劉遼先生的這封回信非常清楚明確，毫不迴避地表明了對整個事件的看法，對我的支持及批評。我認為，這可以說是一封對我的一生，甚至可說是對當代中國思想史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信件，為此全文引述如下：
維光：
你的幾封信均已受到。整個事情的進展我都知道。我為這種情況感到十分惋惜。我想，本來情況不致發展到這種地步，對此我有如下一些看法：
1）我曾當面批評老許不該把會上某些個別人的一面之辭告訴你。會上每人都可有自己的看法，講出來有他的自由但並非多數人的意見，也並未得到別人的附和。我自己當時只是一聽了之，並未介意。
2）你把戈革的話看得過於嚴重，反應也過於強烈。戈革有他好的一面，有他的常處，但自負、孤芳自賞、難以容人是其缺點。他與老許就鬧得彼此不和。文人相輕實中國舊文人一大劣根性。
3）我至今仍認為你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分析是我見到過最徹底的剖析。我常常想，我們這些久居毛廁的人，嗅覺十分不靈，讀讀你的文章，實大有好處。所以你寄來的文章我都廣為散佈。
記得我在Regensburg與你談過，堅持原則性的同時，要善於求同存異，在策略上要適當靈活，至少在海外能團結一批人形成一種輿論力量。
對於國內的學者，他們首先得活下去，活下去後還得爭取一點點意識形態上的自由。這當然就難免在岩石的狹縫求生存，甚至隨上媚上……這些人並非都是壞蛋，都是賣身投靠之流。只要還在關鍵時刻能對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不堅決抵制，都可以團結。當然在原則上對這些人仍應劃清界限，但方式方法上（用詞上，語氣上）要讓人能接受，否則反把這類人推向對立的營壘中去，何必呢？
4）你對戈革等人的“文風不好”一語，看得過於嚴重，他一時興起說了這麼一句屁話，以後不是還請你翻譯Heissenberg傳嗎？我以為你聽到他的話，根本用不著火冒三丈。你的反應過度了，得罪了一批人，何苦呢！
如今事已至此，願你的反應到此為止，用不著生氣了。走自己的路。這條路在國內是“此路不通”，只能在國外走，不時回來走走，瞭解瞭解情況。
我曾多次打電話到你家都不通，後來信老馬打聽才知道你的電話已更改。我的電話也已改XXXXX。
返京後望告我，我們再面談。
祝一切均好！並問好小還
劉遼
96.3.8.
9.
劉先生這封信字數不多，但是言簡意賅，涉及問題很廣泛，答案卻都非常明確清楚，不僅顯示出一位物理學家的思想及行文特點，而且字裡行間也可以看出是用了心思，且為我做了充分的考慮。所以我一直精心收藏著這封信。
首先談劉先生對我的批評，在當時我一方面感到，從他的角度想問題，非常準確及中肯。另外一方面我卻也在苦苦地繼續思索，或許真的有別的道路，由於我反應激烈而影響了迂迴繞過去的可能，團結大多數的可能？但是我的經歷讓我對此持有很大的疑問，因為不是我不能夠容忍他們，而是只要我持有這樣的觀點，他們就一定會置我於死地，連討論的空間也不容許存在。
我以為我和他們的分歧是思想和看法的分歧，但是這對於意識形態化及其知識人來說，只有在認同他們的前提下才是“分歧”，否則就一定必須消滅。黨如此，為黨工作的他們也是如此！
這不僅是我到那時為止的經驗，而且此後多年一直如此：
只要你持這種思想及態度——不認同，且徹底否定四九年後的知識界，徹底告別真理部所奠基的文化及意識形態，那麼在這個領域，你絕對繞不過去。他們一定要置你于死地，所以不過是長痛還是短痛的問題。
誠如戈革先生在九四年勸我不要回北京定居所說，“此間的知識分子比共產黨政府還要痛恨你！”而七年後，二〇〇三年，許良英先生和我的決裂甚至比九六年初的這次事件更為典型。
我從七十年代中期和許先生認識開始，立即就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上的認識論、方法論問題，啟蒙問題等基本問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在八二年夏天的那場爭論後，我認定他對於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解完全是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式的，於是決定再也不直接和他爭論。尤其是在他知道我們的分歧及我的性格，而在八三年依然主動招考我為研究生後，我出於感動，而更是不僅更是盡力迴避矛盾，甚至一直在語言上非常注意，試圖誘使他脫離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框架，這個努力我進行了二十多年，在我和許先生的通信中都有記載，其中最顯著的有幾點：
1.在啟蒙問題上，我一直強調對象是知識分子及知識問題，即如何獲得知識及對知識的態度，希望他能夠慢慢接受這一啟蒙思想，而不再是所謂對共產黨領導啟蒙。
2.到德國後由於與波普學派的代表人物阿爾伯特教授的接觸來往，我感到，雖然許先生強調的理性和正宗的科學哲學思想、波普學派的思想不一樣，但是，可以通過研究討論而逐漸把馬克思主義的大批判過渡轉化成一般的科學哲學，以及批判的理性主義的批判，從而潛移默化地超越出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化。
唯物主義不是希臘哲學的產物，它是一種專斷的意識形態，一種世俗教義。但是許先生從始至終把信奉唯物主義作為旗幟，所以我的這個希望完全落空。
3.對於許先生僵硬的一元論的反傳統、西化思想，我更是多次嘗試改變他。例如我曾經試圖通過民族主義問題的討論，軟化它，我曾經嘗試說，許先生愛的國是中國傳統的家國，而非黨國。他早年投身革命也是有著傳統中國文人的憂國憂民的一面，不能夠看作是獻身於黨高於獻身於國，且他有很多傳統文人的優良品質。不想他回信對我說，他身上沒有任何中國的東西，所有好的都是西方來的。這讓我瞠目結舌！
4.在對於陳寅恪、余英時這些中國學者以及愛因斯坦等的思想及評價上，我們都有分歧，但是，我永遠是採取的是，或保留或言明觀點並且告之我再想想。
5.二〇〇三年，在我希望繞過他，通過對那些紀念李慎之的人的文字的討論來繼續展示對於思想問題的認識，慢慢使他在討論中有所軟化過去的思想框架的時候，我絕對沒有想到，當他看到我討論的問題及思想的時候，終於徹底地顯示出來戈革先生曾經說過的話，“此間的知識分子比政府還要痛恨你”。
一九九六年的事件，以及二〇〇三年許良英先生和我決裂的事件，顯示的不是個人恩怨，而是一種文化及被其異化扭曲的知識人的特質。簡單說就是典型的黨文化。黨文化就是十九世紀後產生的世俗基督教文化的別稱。一些新的救世者，歷史使命承擔者，通過新的世俗教義——意識形態，造就了一批世俗教士，到處進行非黑即白性的世俗宗教征伐。
這兩次事件說明的是，不僅在政府及權力那裡，而且在被他們的文化潮流裹挾著的知識人那裡，沒有討論的可能，也沒有不同思想存在的空間。在有權力的時候，排斥打擊異己及異種思想；在有可能的時候，就毀滅持另外一種思想的人及其思想！
就這一點，文人，中國式的文人過於善良，無法理解西式的世俗教士、世俗神學的衛道士及寄生者，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偏執，以及西來的、從宗教中繼承來的世俗的黨同伐異的惡狠。
儘管如此，劉遼先生的批評還是讓我冷靜，或許我可以更超然一些。在文字及思想上，我一直要求自己的文字刀刀見骨、字字見血、擲地有聲，要求清楚、言之有物，不能夠模糊，但是在處理人事問題上，或許你就不能夠如此地槍槍中靶了！
10.
我之所以認為劉遼先生的這封信對於我，對於當代中國思想史非常珍貴，是因為在這封信中，劉遼先生作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天體物理學家之一，享有高度聲望的物理教授，為我們、為時代留下的是，毫無二意，極其清楚、明確的了解對於當代中國社會及知識分子問題的看法，以及對於這一領域中研究方向的看法。這在大陸社會，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出生的知識人中是罕見的！所以它同時也顯示了在這個時代及社會中，在極少的一部分人中所保持的文化和氣質，顯示了我和劉遼先生之間在思想上以及做人上、感情上的血肉聯繫。我們是中國傳統的“文人”，不是“黨人”。
這信中的字字句句、這信外的做人，顯示的是劉先生的人格及語言方式竟然不僅沒有被扭曲，而且沒有一絲一毫的“黨”氣！這在時下的中國社會，包括在我自己所在的一代人中，幾可說是再也見不到了！
劉先生在信中說：
“我至今仍認為你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分析是我見到過最徹底的剖析。我常常想，我們這些久居毛廁的人，嗅覺十分不靈，讀讀你的文章，實大有好處。所以你寄來的文章我都廣為散佈。”
劉先生的這段話是對我起自六九年，到九十年代中期，乃至到現在工作的肯定。走過五十年，在經歷了海內外的風浪之後，今天，我甚至更感到能有劉先生這樣的見解的人很少，能夠公開地表示自己看法的更罕見。在我的導師中唯有劉先生一人！
“此間的知識分子比政府還要痛恨你”，九四年戈革先生勸我不要回國的時候所言，在發生了後來的事件的多年以後，我忽然感到有所領悟，那可能也是戈革先生自己的感覺，因為許先生曾經不以為然地對我說過，戈革竟然把他六十年代運用自然辯證法的大批判文章繼續作為重要文章選入自己的文集。而我——卻是自然辯證法的死敵。
和戈革先生一樣，劉遼先生也建議我留在國外，但是和戈革先生的理由不一樣。第一次是九五年，劉先生不希望我回國而追隨許良英先生投入政治運動、耽誤時間。第二次則是這封信，他說：
“如今事已至此，願你的反應到此為止，用不著生氣了。走自己的路。這條路在國內是‘此路不通’，只能在國外走，不時回來走走，瞭解瞭解情況。”
字句間充滿對我的愛護，他在提議讓我參加翻譯工作後發生的這個事件中已經充分地體會到，對我來說，這條路在國內是“此路不通”！所以他期盼我在國外能夠堅持走下去。……如今，在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後，我可以無愧告慰劉先生：我沒辜負他的期待，我確實如他的期盼走了下來，在各個題目上我取得了實質性的，以後誰也繞不過去的進展！我認為可以告慰劉先生的工作有：
1.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具體性的研究；2.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辨析；3.對於何為啟蒙、究竟我們說的希臘哲學及科學是什麼；4.關於世俗宗教問題和極權主義及當代社會問題的探究；5.後基督教社會問題的提出；6.徹底地重新評價了涉及五四，百年來的根本性的文化思想問題等等……。
這些問題的提出及研究，我確信一定都是劉先生所期待的。然而，這卻使我更加心痛，因為我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最重要的進展——包括我對資料的搜集把握及思想的推進，大都是在二〇〇八年以後，特別是在一三年後。然而，劉先生卻是從〇八年就開始患有嚴重的老年性疾病、喪失了正常的交流能力。我雖然沒有能夠讓他在清醒的時候看到我後來的這些工作，但是我卻毫不懷疑，我〇八年後的每一件工作，都會引起他的興奮、支持及鼓勵。因為我們在精神和思想上是如此的相投，這決定了我們提出問題的方式及解決問題的方法的相通，我們的不同只不過是研究領域的不同。
四年前，二〇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七號，劉先生駕鶴西去。聽到消息，我眼前又一次浮現出當年在科大研究生院時的情景——站在窗前的神采奕奕的劉遼教授。可歲月，竟然是在又一個“暮春三月”——他去世的那一天是農曆三月二十一日。
如今，又過了四年，二〇二〇年，在我動筆寫這篇悼念之文的時候，再次來到“暮春三月”。望著窗外，物是人非，“感平生于畴日”，抚今追昔，叫我如何不怆悢！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天地之間，經歷了如晦風雨，沉淪惡世，獨有我深切地感到，失了竦長劍、護後學的劉先生之孤獨、彷徨……，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又豈能抒盡我心之痛……！
長書當哭，唯有身在歐洲，仰望長天，告慰劉先生在天之靈：
先生之望，字字在心，余豈敢偷生於世！
立身行道，始終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2020.4.8 德國·埃森
注：照片1.劉遼教授的信；照片2.左起黃大地、劉遼教授、馬元德先生、仲維光，攝於1994年；照片3. 劉遼教授、仲維光，1990年9月攝於德國雷根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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