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先知司馬璐

金鐘

昔人已乘黃鶴去，白雲千載空悠悠。司馬璐先生謝世以來，紐約社區朋友們表示了對他的最高敬意。他是海外民主派和關注中國前途的人們的一位傳奇人物，在超過一個世紀的生命中，至少七十多年不倦地投身在追求自由的崇高事業中。他又幾乎是中共的同齡人，也許沒有更資深的人，像他那樣體驗和研究過共產黨的歷史。作為一名後進的晚輩，更有一份難言的傷感。當我們看到反對中國現代極權主義的奮鬥，遭遇到從未有過的困局之時。

我和司馬璐先生見面交往的機會不多，但是在我們的專業：文字與出版層面，卻有不少的心靈溝通。司馬璐在大陸變色的1949年，毅然決然從上海來到香港。1952 年，在港出版自傳《鬥爭十八年》，一紙風行。1958年開始主辦《展望》半月刊出版 （《明報》也在當年創刊 ）。我則是1980年才移居香港。翌年入行傳媒，從事新聞評論。當時香港的政論雜誌不下十種，比較出名的幾本都是本地人主辦的。唯有自聯出版社的《展望》是以大陸政治為主的一本，雖然包裝顯得簡陋，引起我的興趣。

◎在香港和前輩相遇，《展望》雜誌的印象

記得曾經到展望編輯部去見過司馬先生，（也買過他們出版的書如《瞿秋白傳》、《周恩來語錄》、《鬥爭十八年》等）一個初到貴境的小編輯沒有和他的談話記憶，只有那裡空間非常狹窄的印象。沒多久，1983年司馬璐移民美國。我一直保留著部分《展望》雜誌和幾本書到今天。它吸引我的是七十年代和更早以前的資訊，因為那時我們在大陸對外界一無所知。另外，司馬璐是研究瞿秋白的專家，而我在香港《七十年代》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正是評論瞿秋白的「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同時，我發現先父（已在台灣過世）的摯友陳克文先生是《展望》的作者……這是我在香港和司馬璐先生的一點交集。

司馬璐的人生與事業有「個人奮鬥」的自由主義特色，豐富多彩。他對政治敏感而嚮往，但只是限於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冷眼觀察而不專注投入。在學問上，則是一個邊走邊學的務實主義者，有很好的文史基礎和獨立思考能力，他的著作和雜誌，有材料也有可讀性。……這樣一個獨具一格的人物，在大浪淘沙的時代，活了一百年，無疑是值得研究的對象。筆者只能以其文字遺產，作一點膚淺的讀後感式的評介。先說說雜誌《展望》。其重心不在追踪即時新聞，而是以比較宏觀和歷史的角度看中共政治，看文革和中蘇關係。例如對毛劉周的最高權力鬥爭，及鄧小平倒而復出的整套個人資料，都有很深入的來龍去脈分析；而赫魯曉夫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到七十年代還在連載，加上他本人的長篇史著《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展望》雜誌這種側重史料的嚴肅性，可能和他出版《鬥爭十八年》贏得的名聲有關，他對中共「和平演變」可能性的著作，受到蘇東學界的重視，被邀兩次出訪。

◎獨家發表江青內部講話透露反美外交戰略

下面選擇若干事證，可以看到《展望》的獨特份量。1975年6月16日出版的321期發表北京「原始文件」：江青當年3月在香山對領事級以上外交幹部的《關於外交問題的講話》，江青自稱「主席工作很忙……傳傳口信」，以顯其權威。江青懷著接班野心大談毛的世界革命外交，將「人民革命」放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之上。稱中共「對第三世界道義上支持、經濟上無代價的援助」，「正如主席對西哈努克所說的：『要軍火，買；沒有，送，可以。只有一個條件──就是革命。』」「只要革命，我們一定支持到底」。策略上「我們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窮朋友的身上。他們感激我們、報答我們。我們雖然沒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們並沒有孤立。在我們進聯合國問題上表決時，雖然大國聲大勢威，但無奈小朋友勢眾聲亮，最後我們還是進了聯合國，接著大國也登門來訪。」

江青這篇講話，長期沒有公開和受到應有的重視。《展望》不僅發表，還鄭重評論，指出「東南亞國家面臨新威脅」。事實上，毛共正是在美國越戰失利、東南亞三國陷共後，顯即加強對泰共、馬共、緬共的鼓勵和滲透，支持他們武裝顛覆政府，「相信槍桿子出政權的偉大真理」。
甚至毛在垂死之際，還派四人幫張春橋秘訪赤柬取經。至於交朋友，我們早已看穿，中共入聯的秘密之一是收買黑朋友、窮朋友，1971年10月聯大通過23國「逐蔣納共」2758號提案，其中20國是「黑朋友、窮朋友」！（遭到美蘇兩大集團抵制），而設在湖南益陽的馬共電台直到1981年才關閉。江青這篇內部談話其狂妄無忌，無異於今日戰狼外交的一塊樣板。

◎千頁黨史文獻選粹，有前所未見的貢獻

《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是司馬璐數十年心血結晶。他在香港台灣收集過一些資料，尤其得到居留香港的張國燾先生之助。到1975年已經結集出版三册（之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之二：中共的成立與初期活動、之三：第一次國共合作）。知名評論家司馬長風當年的書評是：「作者條理分明、要言不煩，對中共歷史之了解，別具隻眼，力求公正……有前所未見的文獻」。比之少有的港台同類著作，司馬璐這部黨史，雖僅止於1927年中共早期的「上海時期」，已達1000頁之鉅，足見非常珍貴。文革後，中共當局曾找他「明碼實價」收購他的黨史資料。

司馬璐之中共黨史三冊，撰編方式與一般學者「論述加註」不同的是，除論與註外，還有大量的史料原文附錄（即文獻選粹）。省卻學者讀者追尋之苦。我對於「1927年」的興趣從中獲益良多。1927年對於中國二十世紀的演變實在太重要，其影響迄今不衰……作為湖南人，對農民運動、馬日事變更是希望看到我們長期被中共官史一面倒蒙蔽的真相。例如湖南農民運動，《展望》就有當年和毛一起辦武昌農運講習所的陳克文先生的駁證。毛鼓吹「痞子造反」讚揚農民「過火」行為「好得很」的「考察報告」，當時遭到陳獨秀極大的反感與抵制，他審稿時刪去大部分內容，還表示不准毛出席「五大」。

◎陳獨秀反對在國共合作中奪取領導權

馬日事變（5月21日），《展望》原始文件顯示，正是因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佔領長沙後，搞暴力土改，殺工商巨子名流和北伐軍官家屬，觸怒35軍軍長何鍵和部下許克祥發動的一次「清黨」，解除中共武裝和機關，逮捕處決共黨暴徒。從「五大」到八七會議，中共內部的「盲動主義」熾烈，陳獨秀的妥協主義終於敗下陣來。陳的主張，在他提出的「十一條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中，可見其要義：①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②參加政府工作的共產黨員為減少政局糾紛可以請假；③工農民眾團體均應接受國民黨之領導與監督；④工農武裝均應服從國民政府之管理與訓練。

陳獨秀的意願是從大局出發放棄暴力路線爭取「退卻求存」。早在中共「五大」上，陳獨秀面對嚴峻的非共潮流，他已提出要「約束農民運動，不要削弱北伐革命軍的後方」。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文件，稱毛澤東也不得不當面向陳獨秀表示支持他的主張，說「我們不應該在農村發展社會革命而削弱國民革命的後方。」但八七會議指控陳獨秀「投降主義」（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反對農軍進攻長沙）撤銷他的「總書記」後，準備「上山」的毛澤東就特別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因為當時中共借助統戰，一年之間從950人擴張到58000多人（共產國際的羅易竟然成為國民黨左派的榮譽主席），國民黨人數則從65萬銳減到22-27萬人，面臨被中共架空、顛覆的危機。這是1927年分共的重要背景。

◎毛澤東策劃全國農協大會狂妄野心破產

《展望》對於1927年的農運狂潮發表了獨家的史料。1927年，毛在黨內一直沒有重要地位，但他和彭湃擁有「中國農運大王」的赫赫威名。當時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宣揚被誇張的數字：中國有250萬產業工人和參加農會的1000萬農民。毛在農運講習所也高唱「農民解放就是國民革命之成功！」3月底，全國農民協會推舉13名執行委員，鄧演達為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長、彭湃為秘書長。議決7月1日在武漢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協會代表大會。代表共680人，各省名額分配──湖南120、廣東80、湖北80、江西50、河南50、陝西30、江蘇35、四川20、山西20……「宣傳綱要」特別指出，湖南省「多數鄉村已建立農民領導下的民主政治」並奪得地主階級的槍支；廣東省農會有4萬支快槍。

這份資料完全可以視為，嗣後毛發動廣泛的武力割據的濫觴。而湖南農運的組織性實力遙遙領先各省。農運大王勢將臨駕華夏。和他共事過的陳克文回憶，當時他曾應毛的同黨易禮容邀請，去湖南參觀農運，眼見湖南農民一日有三餐米飯吃（他廣西鄉下三日難得吃到一頓米飯），不禁問道，這樣富足的農民為何還要搞農運，是不是湖南地主特別可惡？回答竟然是：湖南出了個毛澤東呀。陳克文恍然大悟，原來毛早就看準了農民是他奪取政治權力的本錢，可以利用打江山的賭注……山大王果然從此成就了一代帝王。但農協「一大」由於寧漢合流反共派佔上風，而胎死腹中。毛卻賊心不死，將農運轉變為「武力割據」的根據地策略。最後在得天下出版「毛選」時，將痞子大作「湖南農運考察報告」選為首篇，遺毒天下。
◎海陸豐農運大王彭湃大屠殺 文革遭到報復

附帶說說大王彭湃（1896-1929）。這位兩次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粵東地主之子，在毛還沉溺在汪精衛的信用時，已在海陸豐成為十萬人的農會領袖，還在廣州首開農運講習所。國民黨開始清共，通緝二百名共黨首要，彭湃遂發動海陸豐暴動，成立中共首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以三個月的紅色恐怖，殺戮地主1882人及其他國民黨與社會分子萬餘人，逼使5萬人逃港與廣州。終被政府軍擊敗，彭湃逃亡上海，任中共政治局委員，1929年被捕於租界，隨即遭政府秘密處決。不料天意難違，被澎湃狂潮殺戮的亡魂，40年後，借文革造反之機，在海陸豐掀起復仇運動，彭湃後人慘被批鬥，姪兒彭科竟遭斬首示眾，首級懸掛三日……直到1978年習仲勳復出以四人幫之罪，了結「反彭湃事件」。

◎《鬥爭十八年》為共黨人物畫出形形色色面譜

司馬璐所著《鬥爭十八年》迄今已近70年，是一本值得介紹的回憶錄。和1954年龔楚的《我與紅軍》、1974年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形成中共建國前的一個連續系列。張國燾是中共初期重要領導人，龔楚是中共割據江西的紅軍將領，張、龔分別於1938、1935脫離中共，都在香港待過很長時間。司馬璐文化人出身，是標準的「延安幹部」，經歷上海、延安、派入騎二軍、抗日游擊、浙江地工。最後回到重慶，脫黨、加入民盟、辦雜誌、甚至組建「人民黨」，直到1949年拒絕潘漢年拉攏，從上海潛入香港，時年三十。

司馬璐記錄的時代，正值中共借129運動抗日救國之名，裹挾一代知識青年誤入赤色狂潮之際。在漫長的鬥爭中，他們飽經血淚折磨，構成毛共政權的高幹中層。司馬璐描繪他接觸、相識的共營人物的形形色色嘴臉，上至毛劉周，下至身邊的「可憐蟲」。從康生攜洋狗、著馬靴，出門四個警衛員，到不惜犧牲同志和敵偽拉關係的老革命，還有那些為高幹當「臨時太太」，提供性服務的無奈少女……司馬璐本人也經歷不幸，幻想中間路線的成功，但殘酷不絕的事實，使他猶如年輕的心靈被強姦一樣痛苦，終於在重慶達到對共黨「深惡痛絕」的程度，最後在上海看到和他滿腹牢騷的文化界朋友，最後「百分之九十」都投靠暴政，他決定亡命天涯。他有堅定的人格信仰和旺盛的生命力，不是可以隨意被棄的「螺絲釘」。因此，來港後即辦出版社著手從事寫作，出版回憶錄，而成績斐然。回憶錄銷售十餘萬冊。當時讀大學的余英時教授，50年後還記得「曾讀鬥爭十八年，香江反共萬人傳」。

◎共產黨東方不敗憑藉一個高度專制的政黨

近來一個引起廣泛探討的問題：中共憑什麼維持統治七十年？司馬璐的書已經給出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就是──中共憑藉的是一個高度專制的政黨。這個黨的特質，他定義為「軍閥主義、流氓主義和野蠻的專制主義」。即槍桿子、欺詐與無法無天。這個黨和民主國家政黨完全不同，不為選票、不為民調，專為制伏不願做奴才的人們。它無處不在，無所不用其極。司馬璐描寫過民盟章伯鈞常駡：「中國是一個流氓社會，搞政治的沒有七分流氓氣是不成的，你看蔣介石、毛澤東出身。一個都市流氓、一個農村流氓。」而張申府見人就駡「五十號」（周恩來重慶公館）混蛋。周親信徐冰則駡民盟是「一批臭官僚、爛政客、黨棍子」。王炳南也直言國民黨賣我們的帳，不就因為有五十萬大軍一個強大的共產黨？

在群魔亂舞的上海，聚集不少「民主人士」等候佳遇，司馬璐對他們說：「以我對共產黨人的了解，初來時候，利用你們一陣，以後就一天天難捱了。輕者吃苦頭，重則一命嗚呼。」即使「民革」主委郭春濤也信周恩來的面諾「二十年不談共產主義」。被司馬璐斥為：「周恩來胡說，騙三歲小孩子。共產黨一旦控制政權，就要立即實行獨裁，不如此，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了。」結果，兩人不歡而散──司馬璐認為共產黨最有力的功能，一是謊言欺騙。「天下受騙人數不盡，這是人類的弱點」；二是嚴密的組織。如軍營、如魔窟、如地獄，非常可怕。

◎最後的一幕：和延安情人告別在上海灘

司馬璐的人生感悟，寫在1952年的回憶錄中，有聲有色，充滿自信。1957年一場「陽謀」，不僅「民主黨派」全線瓦解，章伯鈞首當其衝。全國知識分子兵連禍結，斯文掃地。中共反右之戰，俘虜不弱於「三大戰役」，戴帽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何止百萬！劉賓雁的遺言「毛澤東是亞洲最大的政治流氓」。今天，我們不能不敬佩司馬璐先生當年的警世恆言，長鳴至今。他不愧為後學者的先知！

上海「解放」後，令司馬璐吃驚的是國民黨中統大隊長王大超、常和貪官污吏鬼混的銀行家盧緒章……這類人亮相黨員並任要職。只有他延安時的戀人夏森，不忘舊情，前來探望。這位年方二七的四川大學美女，穿過時代的風雲，不顧忌諱，低聲告訴他：「立刻離開我們的地方」。臨別留言：「這是沒有辦法的。這是革命，革命就是殘酷的事，我這個共產黨員，是不夠成色的。好在幸虧我只是一個女人。」他和夏森的愛情是回憶錄中淒愴的一章。
幾天後，他在霞飛路遇到農學家董時進，彼此哈哈一聲再見。司馬璐拿到廣州通行證後，「一溜煙跑到香港來」。踏上自由世界崎嶇漫長的新路。從此，將不幸的青春埋葬在那塊無邊黑暗的墓地。

謹以此文敬獻於司馬璐先生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