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偉大的容忍——論胡耀邦精神/胡平

十六年前，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在抑鬱中離開人間。他的去世引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八九民運。作爲中共開明派乃至自由派的象徵，胡耀邦一直受到我們的高度尊敬與懷念。

兩個多月前，大陸官方媒體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將于11月20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90歲冥辰時，隆重舉行紀念活動。這個消息多少有些出人意外。按以往慣例，中共只在過世元老百歲誕辰時舉行紀念活動。此其一。第二，十六年來，在官方話語中，胡耀邦的名字縱然不是禁忌，也是敏感詞。在2001年北京隆重推出紀念中共建黨八十年的文獻電視片裏，居然沒有胡耀邦的一個鏡頭。因此，這次中共當局主動發起紀念胡耀邦的活動便顯得很不尋常。

那麽，胡錦濤這樣做究竟是什麽意圖呢？起初甚至有人猜測胡錦濤要借紀念胡耀邦之機爲“六四”平反。這當然絕無可能。在我看來，胡錦濤此舉的主要目的是爲了修補自己的形象，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因爲胡錦濤是團派出身，一度被很多人視爲胡耀邦的傳人；但是他上臺這幾年的所作所爲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胡錦濤需要做出某些重大姿態修補他的形象。胡錦濤提出紀念胡耀邦，會使不少人産生一種幻想，以爲胡錦濤還是願意繼承胡耀邦的政治路綫，努力推行政治改革的，眼下只是時機未到而已。這就對胡錦濤鞏固自己的地位大有好處。不難想見，共産黨紀念胡耀邦，必定會强調胡耀邦是共産黨。也就是說，共産黨會按照他們當前的政治需要塑造胡耀邦的政治形象。

對今日中共當局而言，胡耀邦和趙紫陽還略有不同。趙紫陽因反對鎮壓民運而下臺，幷堅持此一立場被軟禁十五年至死不悔。除非中共决定爲六四平反，否則它就不可能對趙紫陽高度贊揚。胡耀邦固然也是因爲“反自由化不力”而下臺，但是胡曾經咝牡爻姓J過“錯誤”，後來胡是以党國領導人的身份死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這就使得當局有可能在堅持反自由反民主的同時高調肯定胡耀邦。據瞭解，這次當局紀念胡耀邦，主要是强調他“廉潔清明，務實親民”。估計當局會對胡耀邦犯有“反自由化不力”的“錯誤”一事避而不談，這看上去是“爲尊者諱”（和年初當局在趙紫陽訃告中還寫有“犯嚴重錯誤”一語構成對比），其實却表明當局繼續堅持一黨專制的一貫立場。

如果說在八九之前，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普遍地對胡的評價要高于趙，那麽在今天，恐怕很多人對趙的評價要高于胡。不過，我以爲我們不宜對胡趙作這樣簡單化的比較，因爲兩者的時空背景大不一樣。

依我之見，胡耀邦最主要的的功績是：勇敢地平反冤假錯案，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组织理論務虛會，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保護民主墻，反對逮捕民運人士，保護大學生競選運動，保護黨內一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反對壓制人道主義與异化的討論，抵制“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支持政治改革討論，抵制“反資産階級自由化”。在這一系列行爲中，貫穿始終的有兩點：一是對殘酷的政治迫害的反感，一是對不同政見和民主運動的容忍。

衆所周知，胡耀邦是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辭職的。平心而論，這個“罪名”倒幷不冤枉。身爲專制政權的掌權者，胡耀邦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拒絕實行政治迫害，堅持對不同政見和民主運動的容忍。

1979年，我在北京参与了民主墙运动。不久，团中央就主动派人来和我们接触。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谢昌奎多次和我们诚恳地交谈，明确地表示对民主墙对民间刊物的支持。魏京生被捕后，谢昌奎向我们了解各方面的反应，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是不赞成的。这就进一步拉进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为了保住民间刊物，谢昌奎建议我写一篇论同人刊物的文章，看看是否能以此名义是民间刊物合法化。在民主墙期间，我们还得到了其他团派机构的支持。《沃土》杂志举行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会，中国青年报借给我们开会场地。中国青年杂志曾经约集当时北京地区影响较大的四家民刊《北京之春》、《沃土》、《四五论坛》和《今天》在他们的办公室举行座谈。尽管在当时胡耀邦早已离开团中央，但是我们都能深刻地感觉到胡耀邦对团中央的巨大影响。来自团派的同情与支持实际上就是来自胡耀邦本人。

1980年北大竞选，当局很重视，至少有三个中央部门派出人员坐镇观察：一个是民政部，一个是国家教委，一个是团中央。其中，团中央派出的负责人是张黎群，张黎群在五十年代出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后因犯右倾错误被贬到四川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写过不少燕山夜话式的杂文，文化革命中自然首当其冲，四人帮垮台后复出。在北京大学的北招待所，张黎群约见我和王军涛等几位主要竞选人，态度相当友好。不出所料，事后张黎群在向中央汇报时，对北大选举予以高度肯定，和国家教委的报告针锋相对。

竞选活动结束后，北大和人大的几位同学召集各高校的竞选活动的活跃分子在人大校园一间教室开会，总结竞选运动经验。临近尾声，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梁平赶来向我了解会议情况，她说耀邦对这个会很关心。原来我们这边的会还没开完，那边中央已经有人要给我们扣上“开黑会”的帽子了。幸亏会议有录音，我叫人把一份录音带送交梁平。后来“开黑会”的帽子终于没扣下来。想必是遭到胡耀邦一派的坚决抵制。

1984年，武汉的一些青年理论工作者打算办一份理论刊物。当时，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正以特派员的名义参与湖北地区的整党工作，对此表示支持。多半是由于胡德平的特殊身份，《青年论坛》破土而出，创刊号上发表了胡德平的一篇短文“为自由鸣炮”。虽然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毕竟烘托出一种自由化的气氛。《青年论坛》发表了很多立论大胆，观点尖锐的文章。在1986年夏秋之交，《青年论坛》全文发表了我的“论言论自由”，随后又在北京举行了一场专题讨论会。1987年1月，当局发起反自由化运动，胡耀邦下台，《青年论坛》也受牵连而被迫停刊。

1986年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自由化的一年。那时，我应邀在多所高校讲演言论自由，还应邀出席团中央和中宣部举办的政治改革讨论会。记得在团中央举办的讨论会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在团中央大楼门前合影，我忍不住对旁边的一位老朋友说：“共产党真是乱了章法，把我辈请到这儿开会来了。”我自知“思想反动”，和共产党不是一路。所以我既不打算混入党内，也不指望得到高层领导人的赏识或支持。我对共产党领导人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容忍。

当时，我对胡耀邦较有好感。我知道胡耀邦是中共领导人中最能容忍的一位。不过，胡耀邦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大？他对容忍的理解到底有多深？我仍然不无疑虑。然而我相信，只要眼下的宽松气氛再持续三五年，自由化的势头就真正不可逆转了。所以在那时，我很担心形势逆转。十分不幸的是，逆转很快就来了。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随之而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使中国的民主进程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胡耀邦存在的重大意义。

十六年后，我从海外媒体上读到胡绩伟的纪念文章，其中引用了胡耀邦在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會議的一段讲话，對取締民主墻和逮捕魏京生等人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胡耀邦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胡耀邦說：“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于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至今沒有做過檢討。聽說他現在還在絕食。他一死就會在群衆中成爲烈士，是人民心中的烈士。這種烈士是不進八寶山的”。

胡耀邦这段讲话我早在民主墙时期就听说过，但只知其大意，未见其原文。我必须承认，胡耀邦的讲话比我想象得还好。正象林牧先生指出的那樣：“胡耀邦當時還只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和宣傳部長，他不顧黨內高層指責他支持民間民主化運動的流言蜚語，在莊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公開發表維護公民權利、維護民主自由和爲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見者鳴冤叫屈的呐喊，真是驚天動地、大義凜然！那些至今還在堅持反人權、反民主的立場，繼續迫害敢于站起來維護公民權利，推動中國民主化、法治化進程的人們，看到耀邦這一段擲地有聲的言論，能不爲之汗顔？！還有那些期望過高至今還認爲中國沒有民主派、體制內更沒有民主派，胡耀邦也不過比較開明而已的朋友，看到耀邦這一段言論和他的全部思想、全部實踐活動以後，不知能不能改變一點悲觀失望的情緒？！”

胡適有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適說：“有時候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我以爲，容忍和自由本來就是一回事，是同一件事物的兩面。只不過自由是對自己而言，容忍是對他人而言。誠如殷海光所說：“同是容忍，無權無勢的人易，有權有勢的人難。” 民主國家的掌權者，由于其權力受到有效的制衡，想不容忍也難，故而其容忍尚不足爲奇。因此，容忍的重要性尤其體現在那些其權力不受制衡的掌權者身上：能够不容忍而却肯容忍才最難能可貴。專制制度是怎樣轉化爲自由民主的？從掌權者的角度，那就是從容忍不同政見開始的。

不錯，胡耀邦直到去世前仍然宣稱自己是共産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不錯，胡耀邦生前似乎幷沒有提出過多少政治改革的具體措施。但其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容忍不同政見，這就是對專制制度的釜底抽薪，這就爲自由民主的實現打開了大門。我在《論言論自由》裏寫道；“當代專制主義與古代專制主義不同，它不是以公開地作爲人民的對立物而出現，恰恰相反，它們是以最直接地表達民意作爲自己存在的根據。而爲了做到和維持這一其賴以生根立命的假像，壟斷言論是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阿基里斯的致命處在脚後跟，當代專制主義的致命處在壟斷言論。”一旦有了表達不同政見的自由，共産專制便立刻土崩瓦解。那麽，怎樣才能實現言論自由呢？我們知道，言論自由屬于消極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只要政府不干涉，言論自由就實現了。我們要求言論自由，無非是說當我們發表各種言論時，政府不要壓制，也就是說，政府只要容忍，那就够了。

或許有人會說，有了自由還不等于就有了民主。這話當然不錯，不過，共産專制制度不同于傳統的專制制度。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例如在傳統的君主制下，皇帝是世襲的，文武百官都是由皇帝任命的，統統不需要選舉，人民根本沒有什麽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這樣的制度下，人民就算有了自由，也還不等于就有了民主。共産制度則不然，共産專制制度包含有若干民主形式。共産制度在理論上肯定了國家的各級權力，包括最高權力，都應該從人民的選舉中産生。共産制度的問題在于，它雖然在名義上肯定了人民享有公共權力，但是由于它“沒有給人民提供一個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動空間”（哈貝馬斯語），所以窒息了這種公共權力。如果有了言論自由，那就有了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動空間，公共權力就被激活了。簡言之，在共産制度下的選舉之所以是假的，就是因爲沒有言論自由；只要有了言論自由，選舉就變成真的了。這也就意味著，在共産制度下，人民一旦有了自由，也就同時有了民主。

我們不妨設想，如果民主墻不曾遭到鎮壓和取締，或者是政治改革討論熱潮不曾被强行中斷，或者是反自由化運動被有效地制止，今天的中國將會是什麽局面？由此，我們才能深切地理解胡耀邦的容忍具有何等偉大的意義。容忍——這就是真正的胡耀邦精神。這就是我們要紀念、要贊揚的，也是胡錦濤、江澤民們要遮蔽、要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