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道今读书种子

李舸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海宁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 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明史·方孝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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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所读之书，超过一寸的厚度，用功很勤，速度特快。正是他的勤学苦读，才使他后来名震天下，连造反的燕王后来的成祖也想借重他的声名以壮军威、扩大影响、提高自己的地位。他的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他的“殉君”，与他早年立志“明王道，致太平”是一致的，好象也是作为一个忠臣的必由之路。我们如果排除他的忠君思想，孤立地看待孝孺面对暴力面对得势的新君宁死不草诏的气节和精神，就可以看到一介书生的脊梁、一颗读书种子的生命力——这，大概就是此后孝孺声名雀起乐为人们所称道的最本质的东西。

“读书种子”一语，唐朝就有了。《齐东野语》记云：“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其实真正的读书种子的希望，是可怜得很的——大多数并不在乎是否能名世，而在于能拥有一寸自己能生长的土地、一片自己的绿荫和天空。

但可惜的是，绝大多数读书人读书的目的缺失出卖自己——才学乃至人格和生命——

清朝有个叫东涧先生的，晚年穷困潦倒，专门靠卖文为生。后来他病了，自己知道是不行了，但更担忧的是自己死了，连掩埋自己的费用都还没有着落。正在他无法可想的时候，却正好有一个顾某人来找他写三篇文章：一篇为他父亲的墓志，一篇是他父亲的诗序，再一篇则是他自己的《庄子注》的序。顾某答应酬金为千金。千金，是个不小的数目，简直可以使他一夜之间变成富翁。但他重病卧床，怎能执笔？于是请其外曾祖陈某代笔。但顾某看了陈某所写文章后，不满意。幸而当时在文坛上很有名气的馀姚黄宗羲来访，东涧先生就请黄宗羲代劳。黄宗羲则要求稍缓几天交稿。可东涧先生怕黄宗羲走了，就一把将黄宗羲拉进自己的书房，而且把房门反锁了。一天下来，黄宗羲就把三篇文章写好了。当然，那千金的润笔，就进了东涧先生的腰包——几天之后，他去逝了，幸而有了那笔润笔费，才免去了暴尸荒野的悲剧。

    千金为酬，报酬是很高的。在封建社会里，要做职业的写手来谋生，是困难的。所以，读书人，实在万不得已决不会出此下策。实际上，谋生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除了仕宦这条阳光大道外，百工技艺，无不可以做衣食稻粱之谋。高蹈者曰社稷民生，有如今之所谓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为民族奉献，而实际上，大家都在为一己的生计摸爬滚打——在陈涉老乡的眼里，就只看到“涉之为王沉沉者”，什么江山社稷，什么天下民瘼，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他们很实在，生儿育女、春播冬藏、夏衣冬皮、生养死葬、柴米油盐……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无非付出自己的劳动，换来自己的生活用品——至于读书人的卖文，也只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在浩大的人世间，有什么不能卖呢？诗曰“氓 之蚩蚩， 抱布贸丝”，不管那布是货币还是实物，反正这买卖就已经开始了。于是后来买卖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越做越广，越做越生意兴隆，越做越技巧高超，就有了卖文、卖身、卖官、卖国、卖艺、卖友、卖力、卖命、卖良心，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买卖交易的大超市！所谓以售其奸、贾其余勇、为人所卖、其货可居……无非买卖两字。不过，有的干得冠冕堂皇，有的则暗地里羞羞答答，有的却覆以家国天下的大纛。

    且看卖身一例：

    李师师、崔念月，是大宋朝有名的主角妓，不但一般文人如周邦彦、周美成、秦少游等人皆为李师师座上常客，就是一国之君道君皇帝，也是李师师的座上宾。李师师虽身为妓女，但她是个很重情谊的人。据说，有一次道君皇帝 去泡李师师，不巧，周邦彦已经捷足先登了。周邦彦得知道君来了，赶忙藏在了床下，把道君如何嫖妓、如何吃水果、如何逗笑等等全听在了耳中，记在了心里。后来就有了他的新作《少年游》以隐括其事：

    并刀如剪，

    吴盐胜雪，

    纤手破新枨。

    锦帐初温，

    兽烟不断，

    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家宿，

    严城上已三更。

    马滑霜浓，

    不如休去，

    直是少人行。

    这首词被李师师唱开了，道君就追问作者是谁，当他知道作者是开封府监税周邦彦后，就一脚把周踢出了汴都。那天，李师师去为就要离开国门的周邦彦饯行，回来晚了，不料道君皇帝早已等在那里了。道君怒问；你到哪里去了？李师师说送周邦彦了。那道君知道周邦彦是个诗人，就问周有没有留下什么作品，李师师说有一首《兰陵王》。道君说：给我唱一遍看看。李师师于是舞袖曼歌，道君大悦……

又据说，李师师后遭靖康之乱而南下，有人遇之，已经衰老憔悴，不复向来风态。刘屏山诗云：

    辇觳繁华事可伤，

    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金檀板今无色，

    一曲当年动帝王。

    就连当时的“巨盗”宋江，也去嫖过李师师，而且醉醺醺地留下了一首《念奴娇》：

    天南地北，

    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

    借得山中烟水寨，

    来买凤城春色。

    翠袖围香，

    绛绡笼雪，

    一笑千金值。

    神仙体态，

    薄幸如何消得！

    想芦叶滩头，

    蓼花汀畔，

    皓月空凝碧。

    六六雁行连八九，

    只等金鸡消息。

    义胆包天，

    忠肝盖地，

    四海无人识。

    离愁万种，

    醉乡一夜头白！

    宋江哪里是“义胆包天”，那简直就是“色胆包天”——道君皇帝的女人，你也敢用、敢买么！

    唐宋以来，文人官场狎妓，是非常盛行而时髦的，那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只要有了鲛绡，就有了宿娼的本钱，就什么女人都可以泡了。所谓歌妓、乐妓、舞妓，到头来鲜有不卖身的，而红楼妓女，则以卖身为职业、以卖身为谋生之道。

    卖命、卖力、卖官、卖艺、卖文，与卖肉体，一个“卖”字，等尔，是没有什么高下尊卑之分的。

    卖身一业，自古有之，吕不韦的邯郸姬就是一例。而且，狎妓、蓄妓、嫖娼之风，古代似乎比当今要开放得多、宽容得多、公开得多。卢照邻《长安古意》云：

       ……

    俱邀侠客芙蓉剑，

    共宿娼家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罗裙，

    清歌一转口氛氲。

    北堂夜夜人如月，

    南陌朝朝骑似云。

    ……

    那气魄、那规模、那档次，大概可以和今日某些宾馆、饭店、广场轿车宝马如云、商贾显贵蜂聚的盛况媲美！据说，某地某高级宾馆三百女郎分古装、短装、旗袍三个等级，夜夜包满，座无虚席。虽然此道尚未登大雅之堂，尚处在初级阶段，但大概此业也是与时俱进，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了。

    俗话说，笑贫不笑娼。人家为了生计，不得已而出卖自己的身体（当然，从事此业的人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不害人、不强人、不下人，我愿意卖，你愿意买，两相情愿，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某些部门和人员的福利待遇，也改善了地方投资环境，同时还解决了就业、家庭等诸多矛盾，何乐而不为？

   不过，说到一个“卖”字，总是有碍观瞻、有伤大雅。所以，在公开、堂皇场合，为不少君子大人所不齿。

   实际上，特别在商品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出卖自己——劳力、产品、智慧甚至肉体甚至灵魂。即使那些君子大人，不少人在客观上（不是理论上）、在行动上（不是口头上）在本质上（不是宣言上）也在卖着或者准备出卖自己的某一部分甚或全部，虽然不是肉体，但不少是灵魂。肉体与灵魂，何者价更高？何者更高贵？

   我们的大圣人孔老夫子，就是随时准备“出卖”自己让人享用的一个“匏瓜”：

“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又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有时候简直就在公开高声叫卖：“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卖吧！卖吧！我等着买主来呢！（《论语》）他到了卫国，卫灵公标价年薪六万，孔子就答应留了下来。孔子出卖的当然不是他的肉体，但却是他的智力服务。尽管，孔子以“复礼”为己任，但他的复礼，必须在买方给他的服务权限范围之内，否则，复礼也就是一块充饥的画饼！他的最终的落寞，就是明证！

   孔老夫子的东西，不是乱世的良方，而是治世的药方。所以，在其所生活游走的时代，他只不过终身“栖栖”者，而只是到了天下弥定之后的汉代，才被从坟墓里和墙壁中发掘了出来，统治者才真正发现了他的理论对于一统天下、巩固皇权、牢笼人心、钳制人口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这，也就是孔子历两千年政治风雨而永远不败永远耸立于精神和道德高峰的真正缘由所在、真正秘密所在。说白了，统治者以及统治者的依附阶层历来供奉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栖栖惶惶、到处碰壁、高声叫卖的孔子，也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那个大圣人，而是整个封建帝王大厦的图腾和象征，是被神话和神化了的精神支柱，是被美丽的语言和神秘的光环包装过后的精神桎梏。再进一步说，被供奉的，不复是春秋时代的孔子，而实际上是历代统治者自己的化身！

   孔子的道路，实则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是 典型的中国士人的生存方式——即使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也必须首先取得“乐”与“忧”的前提条件和表述机会，即要首先有“卖”——这，不是推理，也不是猜想：

   为什么历代特别是汉朝、宋朝、明朝有违“君臣父子”理论的人们，都血淋淋地被“仁义道德”所严厉惩处？

   为什么有那么几个不 愿意出卖自己的叛逆总逃不出冷冰冰的伦理说教的囚笼？

   为什么汉刘三喜滋滋地对父老乡亲扬言“某业孰与仲多”，而黄宗羲要指斥帝王的实质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

   为什么韩愈屡次由马及人时都谈及“价几何”，而蔡邕欲荐边让致书何进时会有“若复随辈而进，非所以章瑰玮之高价”的声辩？

……

   历来的科考，未登者，即为“不售”，历来释褐出仕者，都是“委质”，那是一种人身依附，那是一种整体的“交代”，那是身家性命的一次自觉和不自觉的赌博和“出卖”——明朝卓敬慷慨激昂曰；“人臣委贽，有死无二。”于是，卖身的必然归宿，就是卖命。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谓“死义”，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纪和网罗之下，无非就是冠冕的卖命。

   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的自缢，是大买卖实在不能继续、小买卖也无法进行的一种选择；而殉葬从死的妃妾大臣，也正是最后卖命的苦涩的践诺。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这种买卖关系，是普遍而恒久地进行着，而且，也是此种社会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经营方式和基本维系程序。此种关系，一经解除，一旦瓦解，封建专制社会的大厦也就会倾覆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