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人和当下责任——纪念陈子明
钟邢
历史是人们选择的结果，因此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责任人。尤其当下人都是当下史的责任人，他们应该明确他们在当下的责任。
（一）
陈子明先生在2008年的澳洲演讲中说，自1919年起的60年里，中国走了一条偏离世界文明主流的弯路。弯路分阶段的责任人：列宁化阶段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斯大林化阶段是毛泽东和刘邓陶周陈；毛泽东化阶段是毛泽东和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妄取先生语境，之后40年里，前89阶段的责任人是邓胡赵、后89是邓江胡、当下是习近平。
习近平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下史的第一责任人，只因其创造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的权力集中。这让川普总统羡慕不已。一些自由派人士也认为只有集中权力才有大事可为。现举反腐、扶贫两件大事，辨其责任。
反腐是习氏上任后做的大事，有正当性。中共自邓江胡以来，腐败愈演愈烈，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有目共睹。但按常理，腐败在先，反腐在后。反腐只是在尽纠错之责而已。那么腐败的责任呢？只让腐败者担责而不追究造成如此大面积腐败的责任人的责任，岂不是本末倒置？中国历来有父债子还的传统，说的是责任传承。习近平自十八大上位那一刻即是接转了之前所有责任人的所有责任，加上十八大后大批未收手的腐败，可见当下应该承担腐败责任的第一责任人便是习近平本人。但习氏上位以来从未对中共的腐败之乱说过一句道歉的话，更无任何责任追究。习氏反腐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再说扶贫。当下中国大陆的平均贫困线约为3000元人民币/人年，可以想像贫困线及以下的人们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中共建政己久，仍存如此贫困，今上难辞其咎。扶贫之举的责任逻辑与反腐逻辑相同，不再赘述。
习氏反腐、习氏扶贫，正本清源的做法应该是首先追究造成腐败和贫困的责任人的责任。这在一党专治的体制之下当然是一个悖论。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彻底进行体制变革，否则便毫无历史正义可言。
习近平上任以来以救世主自居，妄自尊大。搞出了一套即使在中共也史无前例的什么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准妄议、定于一尊。当然还有什么小组治国、讲话治国、党媒姓党、述职效忠等新花样。最近又推出了什么所谓两个维护。他把这些明目张胆地写进宪法、法律、法规、章程。短短几年就把共产国家一贯的领袖独裁体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境界。
习近平错在误判了当下之中国的历史定位、误判了当下之中共的历史定位，也误判了他自己的历史定位。习近平让中国的发展路径再次远离世界文明主流，远离普世价值的基本架构。让百年来国人的现代化探索走入歧途。让他自已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历史是无情的。习近平误国误民的历史责任一定会受到历史的追究。
（二）
郑也夫先生在陈子明先生追悼会的悼词中说：“中国的民主需要思考却不是思考出来的。”陈子明先生是践行者，郑也夫先生也是践行者。郑先生在数月前撰文说，中国共产党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引领这个党淡出历史舞台”。郑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对中共在当下史中的精准定位。
郑先生又说，“我们今天还没走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郑先生说的是大陆中国在当下的实际状况。
笔者相信大陆书生中有良知者甚多。但若论忠实言勇气，则会大打折扣。这或是人性所致。承认自私的基因即是承认了书生现况有其正当性，因此要给良知画出一条底线。笔者称之为大陆书生的责任底线或者“消极”责任。
第一条：不求富贵
孔子有曰：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书生不做官，不求富，过普通人的生活，这在当下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形成富贵为耻的共识还会改变当下的社会风气，随之有精力有闲暇多关心些公共之事，在涉及自身私利时也会少些顾及，进而增加敢于谏言的勇气。
第二条：不说假话
孔子又曰：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笔者想说，当下敢言者或会引来牢狱之灾，但可以把良知暂存于心。没有勇气讲真话至少可以闭嘴。眼下日子好过了，再有两年就全民小康了。大陆哲学家陈嘉映先生说，小康之后不是大康。因此，任何说违心话做违心事都不能再以谋生为理由。
第三条：不甘寂寞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涉及公权力的不合理之事。笔者曾在一天之内先后遭遇公交车不守时、专家门诊高收费且不开发票、火车站里的肯德基比街面上贵很多、多车道路面两道堵死一道无车等等事端。书生智慧，不难发现可以言说的话题。若大家都不甘寂寞，使多管闲事成为社会风气，或在各级政府和公共部门官方网站留言，每日一事、每事一言，会大大增强公民意识，久之可促公民社会形成。
（三）
一个从不认错的官府、一个鸦雀无声的下层、一个责任缺失的社会。应该有所改变。从每一个责任人做起。
近日再听陈子明先生的音频，对其将责任落实到人的表述深感触动。又逢清明节日，心生感慨万千。遂以小文表达对子明先生的怀念，并将先生演讲之音频转成文本于后。
愿陈子明先生的在天之灵安好！
2019年4月5日
附录：陈子明2008年澳洲演讲文稿
世纪抉择一一中国发展模式之争
陈子明
我们今天有幸相会，共同来探讨我们祖国未来的繁荣和发展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华夏子孙应尽的义务。只要是有政治关怀的人，我们会永远关心和谈论这个话题，而且要为这个话题贡献我们毕生的精力。
刚才军涛对89年前后，也就是说从1976年以来的30年中国发展的模式做了比较详尽的的介绍。我就不想重复他说过的了。我想从一个更粗矿一点的框架来看一下“世纪抉择---中国发展模式之争”这个题目。
中国的发展模式之争实际上是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模式之争的一个缩影。中国在最近的一二百年中，由于专制的压迫使得他丧失了制度和社会创新的能力。所以截止到目前，中国文明仍然是世界当代文明中的一个很小的片面。很多原创性的思想仍然是来自世界的其他的地方。中国在思想上，在制度建设上，在经济全球化上，现在都还不具有主宰的地位，仍然是个追随者。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之争，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之争的一个缩影。那么现代的，当代的世界主流文明，这个文明不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它实际上是世界的诸多文明的智慧的结晶。当然相对于穆斯林文明、中华文明来说，现在的世界主流文明的奠基的东西更多的来源于希腊罗马文明，或者说犹太文明。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文明中的含量是比较少的。
世界主流文明的基本成熟是在什么时候？我想是在1860年到1880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科学研究体制也已经形成，在美国也率先实行了半数以上男人的选举权。那么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措施：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这样一些延续到今天的基本的宪政制度都已经形成。这些文明形成以后，他就发挥了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力。英国是最近300年来宪政文明的最大创造国，是个原发地。他在和法国的竞争中，首先体现为民主制度具有很强大的财政能力。法国是要借债去打仗的。英国可以在自己的老百姓中发行国债，通过银行体系来蓄集资金。这样的话，英国的人口在当时比法国少一倍，而英国的财力要比法国多一倍。那么拿破仑打不过英国人，或者说是英国指挥的联军，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世纪的世界文明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是今天经常说的英美模式。英美模式曾经经历了一个转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候，从英国霸权转到美国霸权。但是这个模式没有改变。它是由世界第一和第二，老大和老二进行的一次权力交接。这个模式在30年代时，胡适曾经有过一个概括。他叫做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对于这个文明，最简单的说也就是三个特征，一个是代议制政府，一个是以私营企业为主，一个是以言论自由为代表的多元文化和学术。我们回过头来说中国。中国从1888年到今天经历了120年。这个120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段，每段30年。第1个阶段按照胡适的看法，基本上是追寻着维多利亚式世界文明的模式。基本上是一个老老实实当学生的态度。以致有人提出说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这样的口号。但是从1919年开始，由于西方世界本身左派力量的崛起，对于维多利亚文明进行了很大的批判。西方知识界首先动摇了从19世纪所形成的思想传统。然后是在西方文明的边缘，俄罗斯的所谓苏维埃体制，这样一套新的社会模式的形成。那么现代化发展形成了两个模式。顾准先生在四人帮统治晚期的时候，在他生命临终的时候，他提出了两个文明模式的问题。这些现在已经收录于顾准文集。两个文明模式，一个是英美模式，另一个是法德俄模式。那么刚才说到英美模式也就是维多利亚模式在19世纪时有三个特征。法德俄的模式虽然各自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也有一些共性。就是说为了赶超现代化，因为当时都是落后者，要赶超文明的领先者。怎么办？就是要更大规模的动用国家力量。在英美模式中民间社会是起主导作用的，政府是起辅助作用的。在法德俄模式中，政府扮演了越来越大的角色。
在30年代初期时，中国的思想界曾经有过一场争论，要新式独裁还是要民主。这个争论不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都是独裁主义的信奉者。而是在留学英美的学者中间进行的。胡适和他的一些老朋友们像丁文江等人进行辩论。那么占主流意见的是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是新式独裁。只有胡适这样的少数的人仍然在坚持1919年以前的中国曾经想要走的那样一个模式。
最近中国有一位学者，现在人在香港的甘阳先生。提出过一个30年和60年的模式。我写了两篇文章跟他进行讨论。我提出了60年和120年的概念。他强调的是30年改革和30年毛时代的连续性。我的文章主要是谈30年改革和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有很大的反差。如果我们讲60年的话。我是把1919年到1978年。或者缩小一点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看成一个60年。120年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分成两个60年。一个60年是1919年之前的老老实实当学生的一个现代化模式。1919年到1978年或者说到1976年这样一个阶段，主要追随的是法德俄模式。当然不限于只是跟着人家跑。后来毛泽东他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但是这60年的一个总的评价是走了一条现代化的弯路。实际上法德俄后来他们都陆续地回到了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化主流模式的这个轨道上来。
中国在1978年以后也开始认识到过去的毛时代，我们现在说不光毛时代，包括蒋介石时代，是走弯路的。这个60年我把它分成三部曲。这条弯路的名称，我们把它叫做第1步是列宁化阶段。第2步是斯大林化阶段。第3步是毛泽东化阶段。这三步走的都是弯路。列宁化阶段我概括了有4个特征：世界革命论、党国制、党内集权制、恐怖政治。斯大林化阶段也有4个特征。两个阵营论，计划经济体制，领袖独裁制和克格勃与古拉格群岛的恐怖方式。毛泽东化阶段也有4个特征。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论，战时经济体制，人身依附制或者叫做变相农奴制，第4个在统治手段上叫做群众专政。我简单的说一说这三个阶段它的责任人。如果具体把他们都展开太多。列宁化阶段的责任人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两家。1926年国民党第2届代表大会宣言中说，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这样就把中国国民革命纳入了第三国际所要推动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个轨道。这个世界革命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要颠覆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要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这个阶段的所有错误包括党国制、包括党内集权制、包括恐怖政治，国民党和共产党要负同样的责任。但是到了斯大林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体现在1949年以后。这个阶段的责任人，国民党因为去了台湾以后他们很快就开始摸索一条新的道路。包括中国在搞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台湾是在告别统治经济。因为统治经济曾经也是国民党的主要思想。但是到了1958年以后在一批经济学家掌握了经济领导权之后就开始和统制经济逐渐告别，统治经济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别名。像什么台糖台泥水泥公司的私有化，在那个时候就都起来了。实际上58年以后台湾和大陆做了不同发展模式的选择。但是在这个阶段共产党里毛泽东派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当时他说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其它人也就是刘邓或者刘邓陶或者把周和陈也包括在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要搞的东西。在50年代时期，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都要对中国的斯大林化，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一面倒或者说全盘苏化要负责任。那么到了第3个阶段也就是毛泽东化阶段。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派的理论家四人帮以及在地方上的一些追随者要负责任。他们也有很多创造，比如说红海洋。毛泽东本人是很讨厌的。但是在他的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就有人去发明这些东西，忠字舞等等。毛自己说很讨厌，但是他的这个体制中必然会有一些拍马屁的人。会创造这些东西。我们当年在插队的时候，我在蒙古包里在没人看的情况下做早请示晚汇报做了一年，等到了第2年，虽然上边还有要求。大家也都不请示不汇报了，因为没有监督。这个阶段毛泽东要负更大的责任。
那么到四五了运动。四五运动是一场全民运动。如果说从革命的或者从民主运动的深度来说，四五运动不如八九运动。但是从群众参与的广度来说。四五运动比八九运动的广度还要大。因为它包括了各种力量。包括了知识青年，底层的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包括像我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包括了共产党的老干部。包括所有的走资派和他们的子弟，都是这个运动的参与者。要回归主流文明这样一个问题，在76年起就己经形成相当广泛的共识。这里比如说邓小平去美国转了一圈以后得出一个结论，跟着美国跑的亚洲国家全都富起来了。这是他的亲身体会。在李慎之的文章中把当时谁谁听邓小平说的，谁谁告诉他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王震在英国大使馆讲英国的社会保障、生产发展、人民生活都非常好。只要再加上一条共产党领导，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了。这些说明包括他们这些领导人在内，都看到了有回归主流文明的必要。
刚才王军涛所讲的从民主墙到竞选运动，到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这个是谁和谁在进行讨论呢？是谁和谁在进行争论呢？实际上就是说要全面回归还是要部分回归这样的两种思想作斗争。那么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文化上的多元文化，这是一个整体。我们当时作为年轻人，45运动的时候我24岁，民主墙的时候也不到30岁。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以及比我们岁数大的人中都要求这三样东西同时并举。但当时的邓小平，除了在80年认真考虑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外，他实际上主要的是要经济体制改革。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主张走这个道路的人，他们的思想有点越来越自滿。我看从他们的口号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叫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目标模式。那么到了中共的十六大或者十七大（我记不清了）就把“有”和“的“都去掉了。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还都可以管它叫做中国特色。说明他们对普世价值观还不敢进行全面否定，强调的是一个特色。到了最近的一两年，亲共的理论界人士开始拿着洋人的牌子出来说，现在已经是北京共识，是中国模式了，已经不是特色了，更加洋洋得意认为是模式了。这个模式不但对中国有效，而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敬仰和向往。甚至最新的一些理论喉舌开始说资本主义世界也在仰慕我们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是中国在西方国家定的规则中跳舞了，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在全球化过程中定规则了，把中国模式输出到世界上了，我们已经有能力开始改变西方的社会体制和人民生活方式了。自信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首先是一个理论任务，同时也需要有一轮新的群众性的思索，就是说中国发展的模式问题，我们是要像在1919年那样再次偏离普世的当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去走那个歪门邪路呢？还是说连跟着法德俄都不必要了，中国现在已经有能力搞一套完全是在中国传统基础上，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足以征服全世界的中国模式了呢？这个问题就已经非常鲜明地被提出来了。中国的理论界，近年来尤其是在40岁以下青年思想界中，用一种变相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口号被喊的得越来越响，叫做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改革不是广义的改革。就是指邓小平思路的发展主义的威权政体的这个改革。这个模式他们说杀20万管20年这20年有效了，还能再管20年吗？按照改革思路去发展，中国前途已经相当不看好了。取代它的就是宪政当立。
我们必须重新回到1919年之前，回到梁启超，回到宪政主义者当年的思路上去。一方面在经济上我们要融入全球化。同时要发展中国经济的优势。经济上要强大起来。政治上我们现在还没有跟人家拍板的能力。我们首先要学习西方普世文明的所有优点。把这些拿过来之后我们才具有创新的可能。这样的一场模式之争可以说在中国的政界，在中国的理论界，在今后的一两年中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我想说我们不应当作为这场争论的旁观者，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参与者。我们每加入一个人的力量就会增强我们所希望的理想目标的实现的可能性。我愿意和大家共同努力。为普世文明在中国的实现，为中国的利益在普世文明的架构中得到最大化，为中国人首先成为中国公民，进而成为世界公民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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