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日本現代化轉型的神奈川條約
蔡詠梅
前面有一文說到，我在華府潮汐湖賞櫻花時，看到了一座日本風格石塔。這是1958年春天櫻花盛開時，當時的日本橫濱市長贈送給華府的禮物，以紀念1854年3月31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的神奈川條約，象徵日美兩國的友誼永垂不朽。
這個神奈川條約打破了日本曾長達200年的閉關鎖國，其歷史意義相當於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只不過神奈川條約徹底打破了日本緊閉的國門，改變了日本的國運，而中英南京條約只將中國閉鎖的大門打出了一條縫隙，中國仍然頑固拒絕對外開放，直到半個多世紀後的1900年義和團動亂引來八國遠征軍來華，但這時被迫大開國門已無法挽救奄奄一息的大清王朝，大清離滅亡之日只有短短11年了。
中國歷史教科書指神奈川條約是美日之間一項不平等條約，所謂不平等當然是指美國對日本的不平等，如果日本送禮物給美國予以紀念，豈不是說日本認為這個對自己不平等的條約是合理的，值得肯定？
中英南京條約是中國在鴉片戰爭慘敗後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人一直認為是莫大國恥。南京條約對中國人是國恥，難道神奈川條約對日本人不是國恥？難道日本人不以為恥，反而以恥為榮需要紀念？
實際這就涉及到兩國國民對歷史潮流的認知和對應，這種認知和對應中日兩國之間差異很大，而這種差異也決定了兩國最後的國運和發展。
上世紀80年代我移民香港後首次到澳門旅遊，參觀澳門最著名名勝大三巴。大三巴是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建立的聖保祿教堂的遺址。三巴就是聖保祿葡萄文São Paulo的廣東話音譯。這座聖保祿教堂的遺址展覽有死於日本江戶時期教難的天主教徒的遺骸。這讓我首次知道，日本曾有過長達200年的閉關鎖國的黑暗時代。在神奈川條約簽訂之前，日本德川幕府執政的江戶時代實行完全的禁教（禁止西方傳教士到日本傳教）和閉關鎖國國策，禁教鎖國之嚴酷，更甚中國清朝初年雍正皇帝的禁教鎖國令。
日本是個島國，海洋國家，原本具有對外開放的海洋文明特性，自古不排外，勇於學習外來文化，比如歷史上曾有主動學習中國隋唐制度的大化革新。歐洲大航海時代開始後，在西風東漸之初，相比自以為萬物皆備世界第一，心態自大保守的大陸國家中華帝國，日本對西來文化遠為包容，對歐洲的技術文化和宗教基本是來者不拒。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教一度相當順利和成功，不到一百年，教徒已達到三十七萬人，佔當時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二，其中還包括不少地方諸候，九州一位諸候大村純忠甚至將他的領地長崎港捐給了傳教的耶穌會，遂使長崎獲得「東方小羅馬」的稱號。
但在軍閥德川家康統一日本，建立德川幕府政權後，為鞏固權力，對內施行了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杜絕了社會的上下流通。自1633年開始多次發佈外閉關鎖國令，並宣布禁教，以極殘忍的手段趕盡殺絕天主教，其間曾血腥鎮壓了一場天主教徒的大起義，屠殺了三萬七千教徒。據估計，在長達二百年持續不斷的高壓迫害下，日本有二十萬天主教徒殉教。
閉關鎖國讓德川幕府安享政權二百年，但日本社會進步嚴重停滯，甚至倒退。鎖國之前，日本有對外廣泛的海上貿易，通稱為南蠻貿易。德川幕府緊閉國門後，南蠻貿易完全停止。在鎖國之前，日本人從歐洲人那裡學來很多近代技術，比如遠洋航海，日本商船甚至兩度橫越太平洋到達墨西哥。鎖國之前日本軍隊已開始使用歐洲的熱兵器，比如火繩槍、佛郎機砲，但鎖國後，日本武士倒退回只能使用大刀長矛冷兵器的中世紀軍隊。
日本緊鎖的國門是被美國一隻海軍艦隊打開的，日本稱之為“黑船事件”。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里（Matthew Perry）受美國總統之命率領四艘黑色軍艦經香港馳來日本，要求與日本政府談判開埠通商。日本全國恐慌，最後迫於形勢，江戶幕府於第二年與佩里簽署神奈川條約，同意開放下田與函館兩港口與美國通商。日本的國門就此打開，隨後日本又與英國、俄國和荷蘭簽署了通商條約，日本幕府制度不久迅速解體，開始了讓日本社會脫胎換骨的明治維新，日本也從一個中世紀的封建國家逐漸成功轉型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甚至是亞洲第一強國，完全輾壓東亞的老大哥大清帝國。
日本在歷史發展的兩個重大轉折關頭，都獲得美國的神助，使得日本社會能成功轉型躍升。第一次黑船闖關，打破了日本兩百年的閉關鎖國，將現代化引介入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打敗日本佔領日本，幫助日本成功轉型為現代民主國家。若果按照中國人的思維，第一次，日本人被迫與美國簽署不平等條約，第二次被美國打敗，國土被佔領，還挨了兩顆原子彈，應該將美國視為不共戴天的仇人才是，但日本不但不記恨美國，反而感激美國。
因為黑船事件發生時，日本人已開始認清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日本一千多年來一直很崇拜東方老大哥的中國，但黑船事件之前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煌煌中華帝國竟然慘敗於被遠洋而來的新銳國家之軍，而且敗得非常之慘，非常之狼狽不堪，中華帝國堂皇的假面具被揭穿，露出老朽昏庸顢頇的真相，讓日本相當震撼，也由此重新審視世界大局，動搖了鎖國心態。
在十九世紀後期整個人類世界受到空前的全球化浪潮的挑戰。日本認識到，這個全球化是大潮奔流，沛然莫之能禦，閉關鎖國最終是死路一條，只有大開國門，勇敢迎接挑戰，才能贏得先機，贏到起跑綫上。日本因此對相當於南京條約的神奈川條約是心懷感激，稱為“日美和親條約”，把武力威脅日本開國的佩里將軍視為日本的恩人，在佩里將軍登陸的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久里濱，建有佩里公園，豎有佩里登陸紀念碑，刻有明治維新元老伊藤博文親筆手書“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記念碑”。而且從1934年開始每年橫須賀港口都會舉行大型的“黑船祭”，重演佩里將軍登陸日本的場景，而且美軍形象非常正面，是“雄赳赳氣昂昂” 登上日本陸地。所以櫻花季節贈送日本石塔給華府潮汐湖，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日本人對歷史和現實的認知遠較中國人理性清醒，不會受困於虛幻不實的民族自豪感，是真正的識時務。
當年中國也遭到中國版的黑船事件，即中英鴉片戰爭，也簽署了中國版的神奈川條約，即南京條約。如果中國人按照日本人的認知和行事，這個條約也有可能成為古老中華大帝國現代化轉型的一個天降良機。可嘆的是，日本人能認清世界潮流，抓住了這個契機改變了國運，但中國卻一誤再誤，直到甲午戰爭被日本打敗才真正知道不學西方不行，但為時已晚，而且隨即還鬧出了庚子年向全球列強宣戰找死的荒誕行徑。由於不識時務，從中央鴉片戰爭至今兜兜轉轉，近兩百年過去，中國仍深陷在專制的泥沼裡無法自拔。
兩國回應歷史潮流差異如此，原因當然很複雜。但若以日本為經驗，則有一點可以肯定，日本是海洋國家，接納外來文化遠較中華文化開放，只要你比我先進，我就認輸，放下架子向你學習，並無國恥之類的心理負擔。神奈川條約，中國人認為是不平等條約，但日本卻認為是幫助日本社會轉型的契機。假設，日本如同中國一樣忽視這天降良機，繼續閉關鎖國下去，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列強爭霸的時代，日本的命運可能比大清國還慘。
再來一個假設，如果中國早在鴉片戰爭慘敗之後就痛定思痛，接受教訓，認清世界潮流，摒棄中華帝國天下第一的虛妄心態，不以南京條約為國恥，而視為一個難得的契機，搶先日本一步，以開放之心態學習西方，接納西方文明，中國後來的發展又會如何？
可惜歷史不能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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