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了时代才能理解刘宾雁

胡 平

    鄭義提到設一個劉賓雁獎，這是一個挺好的設想。現在各種名目的文學獎不少，我建議劉賓雁這個獎是不是專門對記者，或者專門對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有針對性。

    《劉賓雁時代》這本書，今天剛得到，還沒有來得及看，我想這個書名取得很好：“劉賓雁時代”。想要理解劉賓雁，就需要理解這個時代，除非我們對劉賓雁有很深刻的瞭解，才能對他所身處的時代有深入的瞭解。反過來，如果我們對那個時代不瞭解，我們也沒法理解劉賓雁的價值和意義。

    劉賓雁是個作家、是個記者，但是我們大家知道，他雖然80高齡去世，應該說壽命也不算短，但是他能夠公開寫作的時間非常短，而他留下來的文字作品數量上並不太多。1957年引起比較大影響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到80年代影響大的就是《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要把他的作品整理出文選、文集，你會發現部頭並不是特別大。而且我也懷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未必能看出他這些作品的分量。

    現在，我們在網上，甚至在官方的紙媒上，都能看到不少似乎更尖銳的針砭現實的文字和報道，是吧？今人恐怕就很難理解，為什麼賓雁這些東西當年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另外就是賓雁思想上的局限性問題，當年為什麼有那麼多劉賓雁一類的人會選擇共產黨？賓雁整個思想的變化是跟那個時代的變遷密切相關的。寫劉賓雁，要寫出他那個大時代，要把他放進那個大時代去寫。這一點非常重要。當然我還沒看書，我只是擔心這一點作者未必寫得特別深入。而如果我們不從這方面下功夫的話，確實就會妨礙後人深刻地理解那個時代。別說後人了，就連經歷過當時的過來人，時過境遷，不要說50年代的整個政治氛圍很難想象，就連80年代的那個社會氛圍，我們也很難想象了。除非重現當時整個氛圍，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劉賓雁。

    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反右”沒經歷過，至少“文革”是經歷過的。現在別人問起我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我們都說當時我們很狂熱，但怎麼個狂熱法呢？那麼大的人不可能很狂熱啊，狂熱一天兩天可能，那麼多年，怎麼老狂熱啊？說不過去啊！一定有更深的東西在裡頭，這些東西需要很多解釋。

    我覺得最難表達的就是當年那種社會氛圍。“丹青難寫是精神”，我覺得文字其實最難表現那個大的氛圍。具體地寫到某個人，他當時說的話、做的事，都不難很寫實地寫下來，但是你要讓讀者感受到當時整個社會的氛圍，這就非常非常難了。幾十年來中國變來變去，變化很大，而且很特殊，都是以前沒有先例的，以後也幾乎是不可能重複的。

    記得20多年前，1990年，我去德國，見到漢學家馬漢茂。那時候，老鬼的《血色黃昏》那本書正走紅，紅衛兵一代都很稱讚，覺得這本書最原汁原味。可是馬漢茂就表示他看不懂，不明白當年老鬼為什麼要作出那麼多瘋瘋癲癲的極端行動。這就是因為老鬼沒有把當時的大背景和社會氛圍交待清楚。我們是當事人，他不寫我們也記得，所以我們看得懂。換成別人只覺得莫名其妙，就看不懂了。

    我接觸過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向他們推薦賓雁的一些作品。他們看不出多大味道，和我們當時看劉賓雁作品時的感覺很不一樣。賓雁的作品，你說它“接地氣”，這是很大一個長處，但也有一種限制：一旦時過境遷，他的作品和他寫作時的“地氣”離得遠了，讀者就讀不出它的勁道了。

    賓雁在海外這麼多年，寫出的有分量的作品並不太多，因為他就是那一類作家：他需要生活在中國，他需要接地氣，親自感受到那種社會氛圍，他才能夠進入興奮的創作狀態，夜不能寐、奮筆疾書的勁兒才能出來。而出國之後，他雖然不斷想瞭解中國的事，見人就打聽，不管誰誰誰，只要來自中國他馬上要問情況，他很想瞭解那個東西。賓雁有很好的經驗儲備和知識儲備，也有時間有餘暇，不至於像很多流亡者那樣不得不為了謀生而奔波。但是，他並沒有寫出特別有分量的東西。我想，那不是因為他在理性上缺少有關的信息，而是因為在感性上他進入不了那種狀態。

    現在國內有的作家，有意離開大都市，甚至還有意識地避開和文化圈裡的人來往，待在一個小地方潛心寫作。這看上去和流亡作家的境況類似，其實不然。因為前者還是在那種氛圍裡、那個場裡，後者卻很可能是在那種氛圍、那個場之外。至少對劉賓雁這一類流亡作家來說是這樣的。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也許有助於我們瞭解賓雁的人和文。

    王朔的一個深刻觀察

    剛才鄭義也談到“中國的良心”這個問題。1997年，王朔到美國訪問，和大家聊天，他就說了一句——說的還挺對：王朔那個時候很紅，王朔說他們這些走紅的作家和80年代走紅的作家不一樣，80年代走紅的作家，例如劉賓雁，是道義形象，大眾把他們看作道義英雄，很尊崇；後來走紅的作家，像王朔說的他自己，就缺少這種道義光環，並不被大眾當成道義英雄，他們可能更被大眾喜歡，但沒有那麼尊崇。這個觀察很深刻。

    這一點在賓雁身上體現得特別鮮明。為什麼在那個時候，象賓雁這樣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會起到那麼一種作用，會輻射出道義光芒？光看文本不一定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對賓雁的整個研究都還有很大的餘地。

    賓雁的思想確實很多和我們在座的想法不一樣，他正代表了那些早年被共產主義所吸引的熱血青年，又喜好文學——這兩條常常是連在一塊兒的。雖然馬克思寫了大部頭的《資本論》，但是沒幾個人是看了《資本論》去參加共產革命的，看左翼文學作品的人多得多。後來他們又由於原來固有的那種人文情懷、那種人道主義精神和共產革命發生摩擦，和共產制度發生矛盾。其實也不只是賓雁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東歐也有很多知識分子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反抗這個制度，反抗這個體系，但是對有些東西還是有些戀戀不捨，總希望從裡面挖掘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出來。特別是後來，在蘇聯東歐事件發生之後，覺得整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煙消雲散，和那套理想連在一塊兒的整個烏托邦憧憬也沒有了，到頭來人們發現，人類好像沒有了未來——未來只不過是今天的重複。未來世界會是怎樣的呢？無非是車開得更快，房子住得更大，電腦的速度更快、功能更多……人們已經想象不出另外一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安排了。早先，人們描繪未來世界時，常常描繪得很美好、很理想；可是現在人們描繪未來社會，不論是電影還是小說，全說的是大災難，要麼是外星人入侵，要麼是恐怖分子劫持了全世界，要麼是地球爆炸，總之都不是什麼好事。共產主義死了，連帶著烏托邦也死了。人們已經想象不出一種在本質上和今天不一樣的社會，想象不出一種在制度上更美好更完美的社會。

    這就讓劉賓雁這樣的知識分子若有所失，很失望。我們在座的就沒有賓雁那種沈重的失望，沒有那種烏托邦情結。我們當然知道西方也有很多弊病，自由民主遠遠不是十全十美。不過我們認為這些都不那麼重要。畢竟，自由民主是好東西，在中國實現這些東西還很重要，很有意義。我們更關心的是消除現有的、顯而易見的、更重大的罪惡；至於是不是有一種更美好更完美的社會，這個問題對我們不那麼重要。我們這種想法更實在，對吧？消除罪惡本來確實就比實現完美實在得多，消滅地獄要比建立天堂實在得多，對於人類社會也重要得多。更何況我們還大可懷疑，人間天堂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就真的更美好？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和賓雁的思想有差別。這一點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未完待續。選自明鏡出版社《紅色帝國》）中國研究院第六次研討會：在精神廢墟上呼喚中國良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