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四五运动45周年/胡平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五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数十万民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当局宣布此次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出动军警民兵武力镇压，并称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一年的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抓。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当局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四五运动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自发的针对最高当局的抗议活动。意义十分重大。这些天来，不少人发表文章回忆和纪念四五运动。其中，以陈子明先生的长文《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最深入最全面。陈子明是四五运动的参加者，曾被现场的民众推举为谈判代表，是后来《人民日报》提到的几个小平头之一。在四五运动平反后，陈子明也成了四五英雄。

我们知道，对大多数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而言，他们参加四五运动是为了反对四人帮，主观上还不是要反对共产党；他们批评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按理说，当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并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之后，这些四五英雄们本来是应当被当局欢迎，信赖，吸纳和重用的。但事实却是，四五英雄们和当局的蜜月期很短很短。

起先，当局曾经召开过一次有几百名四五英雄参加的大会，计划从这些人中组织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英雄事迹。另外，当局还从四五英雄中挑选了几个根红苗正的进团中央当委员或候补委员，如贺延光，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和李西宁等。其中最年轻的是王军涛，当时刚十八岁。大有把他们培养接班的架势。

但是，这些四五英雄不改本色，坚持独立行动。他们要去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要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起诉书，起诉四人帮余党，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他们在团中央大会上主动提名人选当委员，还自己办起了刊物《北京之春》。于是，当局迅速地停止了对四五英雄的表彰宣传，后来还把其中一些人打入另册，长期暗中监控。

原因就在于，四五英雄的行为方式是和专制体制相违背的。例如他们要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起诉书，公开起诉四人帮余党刘传新，当局出面制止的理由就是“你们应该信任党中央，不要打乱中央的统一部署”。至于搞街头运动，自己办刊物，那就更成了体制外，因此更不能容许了。

专制者当然希望并要求人们支持自己，但必须是以它规定的方式表示支持；它不容许人们以自己的方式，以独立的方式去表示支持，因为它害怕这种独立自主的方式本身。在专制者们看来，这些英雄们是有“反骨”的。专制者的推理逻辑是：既然你们昨天敢于挺身而出对当时的最高当局说不，那么你们明天就可能站出来对我们说不。

应该说，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些坚持下来的四五英雄，果然成为邓小平的批判者，成为中共专制制度的批判者，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带头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后来被当局选来接班的人，如胡锦涛，习近平一类人，在所谓十年浩劫期间都是年轻人，按说正是血气方刚，可是查阅他们当年的履历，竟然都找不出一件反对或抵制四人帮的优秀事迹。可见这类人要么是没有见识，要么是没有勇气，或者是两者都没有。我们说专制体制只要庸才不要英才，我们说专制体制是逆淘汰。这就是一个例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由此触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自发悼念活动。在4月4日清明节和4月5日，北京的悼念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参加者多达百万人次，悼念活动很快地就转变为抗议活动，其矛头直指“四人帮”乃至毛泽东本人。像这样一种民间自发的针对中共最高当局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四五运动实为中共建政二十七年来的第一次。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端。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这是在四五运动期间涌现出的千千万万首悼念周恩来诗歌中流传较广的一首。但讽刺的是，没过两三年，国人就把一月八给淡忘了。这证明悼周在很大程度上祇是借题发挥。如果说在当初确有不少人对周怀有极强的感情，那也是因为在看上去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对比于“四人帮”和毛，他们祇能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周的身上而已。所以，随着毛死，江囚，华下，邓上，周的形象就黯然失色了。

没有人比毛泽东本人更理解四五运动的意义了。据说，在四五期间和之后，毛泽东曾经对他的亲信明白地讲：“悼念周总理，是反对我老毛，骂我秦始皇、我比蒋介石还残暴。炮打江青、春桥、洪文，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我。”“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毛还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这就是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它揭示出民心所向。和其他现代独裁暴君一样，毛泽东一方面压迫人民，蔑视人民，另一方面又竭力制造和维护其深受万民拥戴的神话。四五运动无情地撕下这张画皮，还原其独夫本相。这不能不使毛深感凄凉。原先毛祇担心自己象斯大林那样死后被否定，如今他却发现自己生前就被批判。毛知道，虽然他可以赢得眼前，但是他已经输掉了历史，无可挽回地输掉了。

也多亏有个四五。正如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所说：“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多亏有个四五，我们终于在暴君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大声说”不“，从而向世界、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证明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

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揭示出民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四五运动到四人帮被抓，其间祇有六个月。历史的报应来得太快，那就极大地鼓舞起人们对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乐观信念。从此改革的浪潮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八九，直到六四。

六四使人想起四五，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使人想起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是历史没有重复。在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的今日，中国的民主大业依然任重而道远。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坚定我们的信念。所谓信念，就是对不确定的未来坚持一种确定的态度并为之不断努力。应该说，中共专制统治之所以能苟延至今，那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放弃了抗争，坐等历史必然性的自动实现，而历史却从来不是命定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潮流已经开始逆转。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之大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世人在惊讶之余又深感困惑。他们发现很难对今日中国社会的性质给出准确的定义——原有的政治学概念似乎都不适用；更难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作出预测。

不过有两点认识越来越清晰：1、中国还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不归路，2、未来的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的前景有赖于中国的选择。由此，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民主化的艰巨，也更加感觉到它的重要。新的历史条件需要我们有新的通盘思考，我们急需制定新的民主大战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推动中国民运的再出发。

去年，香港的博智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陈子明等人合著的一部纪念1976年"四五"运动的书，书名是《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作者有陈子明、曹志杰、贺延光、周为民、王军涛、李西宁、孙庆祝、刘迪、李盛平、毕谊民、草峰等四五运动的参加者，另外，还有研究文革史与思想史的学者印红标。

这批四五运动的英雄们，当年都只有二十几岁，有的在当工人，有的在当插队知青，有的是工农兵大学生。其中最年轻的是王军涛，当时只是十六岁的高中生。身份最特殊的是陈子明，此前，正在当工农兵大学生的陈子明，因为和同学的私人通信被检举揭发，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学籍送到北京郊县农场劳动改造。四五那两天农场放假，陈子明回到城里家中，正好赶上了四五运动，并被群众推选为代表与政府方面谈判，事后又回到农场。后来中共到处搜捕四五运动中出头露面的活跃人士，作为当时报纸上说的几个"小平头"之一，陈子明自然是搜捕的重点，可是他却安然地躲过了这一劫，因为当局没有到农场劳改队去搜捕。当局万万没想到有个小平头原来竟是在农场劳改！

本书的十几位作者在文章中分别讲述了自己在四五运动期间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自己的成长背景，包括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各自的思想演变过程。有的文章还论述了"四五"运动的历史意义，并对当前中国政局作出了自己的的分析。

自从1949年 10月1日以来，天安门广场就一直是毛泽东接受广大群众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地方；然而在1976 年的4月5日这一天，这里却爆发了有数十万民众自发参加的抗议并喊出"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口号。仅此一端，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四五运动确实称得上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转折点。

四五运动过去三十年了。尽管早在1978年 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就已经为四五运动平反，但是，出于对群众自发性抗议这种形式的深刻恐惧，中共仍然不允许人们充分地展示这段历史的真相，并且还编出种种说法予以扭曲。最荒谬的一点是，当初，四五运动被共产党扣上"反党"的罪名，后来，共产党却又厚颜无耻地宣称四五运动是"党领导的"。这本书的作者都是当年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并且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现身说法使得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本书里，作者也对种种扭曲历史真相的说法，譬如"邓小平后台说 "、"贵族造反说"，给予了有力的澄清和批驳。

在三十年之后回顾四五，由于有了较长的时间距离，很多事情及其意义可以看得更清楚。再加上其中几位作者在以后的三十年间还积极参与了其他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称得上饱经沧桑，因而积累了更厚重的知识和洞见，从而也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份量。

四五运动在北京发生时，我还在成都当临时工。未能躬逢其盛。成都没有"四五"，但成都有个"三五"。1976 年三月五日这一天，重庆钢铁公司的技术员白智清，专门坐火车从重庆赶到成都，在市中心的盐市口贴出了他早就写好的六千多字的大字报，点名批判张春桥，顿时引来许多观众。我前后两次赶到现场。尤其是在晚间，盐市口聚集的人群数以万计，群情激愤。当时我有个强烈的感觉：如果中国就只是成都，如果是在冷兵器时代或者是热兵器的初期阶段，那么今晚人们就完全可能演出攻打巴士底之战！

当年康有为游历欧洲发表感想说，欧洲之所以容易发生革命或政变，是因为欧洲的皇宫的城墙要比中国的低矮的多。此论引起不少人的讥笑。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当其它重大因素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常常是细节决定成败，是一些技术性的因素决定了事情的难易。

关于北京的四五运动，我是从收音机里知道的。虽然官方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但是我和我的很多朋友还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天安门广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种激动真是难以形容。无论如何，我们毕竟有了这一天，在暴君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大声地说出了"不"。紧接着，四月七日八日两天，在中共当局的命令下，全国各地举行游行集会，演出了一场"举国上下亿万军民愤怒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大闹剧。可以想见，有很多人前两天刚参加了四五，后来又被迫参加对自己的"声讨"。这该是何等的荒诞。

中共能如此地玩弄亿万人民于掌上，其实靠的就是垄断媒体，禁止人们的言论自由。这使我更加确信，言论自由是极权专制庞然大物的阿基里斯之踵。唯有争取言论自由，才是对极权专制的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