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我的母亲在哪儿？

伊利夏提

 5月5日，星期二早晨，小女儿一起床就问我：“大大，今天是节日，你知道吗？”我有点惊讶，实在想不起来是什么节日，只好说不知道。女儿让我拿手机看日历。打开手机日历一看，哎，还真是个不知名的节日；是墨西哥人打败法国人的纪念日；看了看维基百科，美国靠近墨西哥边界一些州也会庆祝。
   
   和女儿一样，小时候，我也喜欢过节日，盼望过节日；过节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偶尔还能有一点钱，最重要的是全家团聚，热热闹闹的。
   
   长大了，伴随着年轻时的傲慢与目空一切；开始选择性过节；总记住自己喜欢的节日，准备充分；对自己不喜欢的节日找理由躲避，或敷衍一下；对父母期盼的家庭团聚，也只是蜻蜓点水般满足一下就以百般理由逃跑。

   再大一点了，自己有了家，开始品尝社会的甜酸苦辣，又开始喜欢节日了；因为节假日来了，就可以和父母兄弟姐妹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听父母讲述他们在艰难岁月里的辛苦挣扎，姊妹间可以回忆共同嬉戏的童年岁月；在那一刻，在那一天，我们都可以忘掉社会、工作和家庭的压力、烦恼和琐碎，享受一点家庭的温馨和快乐。
   
   伴随年龄的增长，节日也开始多起来了；尽管大多数新来的节假日，被商家们包装的找不到原味了；但节假日对我们维吾尔人，一个必须每天直面无处不在的民族歧视，时时刻刻寻找逃脱令人窒息政治环境的维吾尔人，成了一个暂时忘掉世间痛苦的快乐时刻。
   
   所以，我也和大多数我那一代维吾尔人一样；伴随政治压力的黑云压境，寻找着节日，期盼着节日；这样，就在自己传统古尔邦节、开斋节、诺茹孜节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母亲节、父亲节等等；当然，年轻人更喜欢情人节。
   
   我更喜欢母亲节；因为相对和父亲，我和母亲一直更近，共同语言多；我和母亲可以谈很多；母亲文学修养很好，自50年代，她就开始收藏书了，家里有很多发黄了的前苏联中亚几个共和国出版的维吾尔语书；她读的书很多，我最早知道高尔基、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阿不都拉·卡德尔（Abdullah Qadiri乌兹别克斯坦作家）、阿拜·库南拜（Abay Kunanbay哈萨克斯坦作家）等，都是自母亲听来的；母亲也和我一样，喜欢诗歌；而且对我的理想追求，母亲一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从不拒绝。
   
   大概是90年代末期，母亲节刚刚开始在东突厥斯坦进入维吾尔知识分子家庭，大家也就是愿意的过一下；但90年代末期，也是东突厥斯坦开始伴随伊犁97大屠杀，进入了对维吾尔人政治迫害的刺骨寒冬期；记得大概是在2000 或2001年，弟弟在乌鲁木齐上学惹了一点事，母亲被请到学校去了，母亲希望我也能去。
   
   我请了一个假，急忙赶中午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就和母亲、弟弟一起和校方见面谈话；听完校领导训话，已经是下午了；在走出弟弟学校办公楼时，我第一次注意到走在前面的母亲苍老了许多，白头发也多了，而且，走路也没有那么顺了。
   
   找了个旅社住下，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偶然发觉那一天是母亲节；我想送个什么东西给妈妈，但既找不到花，又找不到其他什么合适的礼物；我急得团团转，弟弟看到了问我什么事，我告诉他是母亲节，想给母亲一个惊喜，弟弟说哥你等一会儿，然后他走了。
   
   好长时间后，弟弟回来了，手里拿着明显是从哪个花圃里摘来的一把花；尽管花束长短不齐，但中间几支玫瑰特别红、特别艳；我接过弟弟拿来的花，递给母亲说：“妈妈，我们才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没有准备什么，我们两兄弟送你这束花，祝你节日愉快，希望妈妈像这些玫瑰花一样永远青春靓丽。”
   
   母亲没有准备，一时也有点惊讶；但看到花特别激动，她眼含泪水，嘴唇颤抖着，一句话也没有能说出来，母亲默默的接过花，深情的看了我们两兄弟一眼，然后低头吻那玫瑰花，任凭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滋润玫瑰花瓣。
   
   我说：“妈妈，这次匆匆忙忙，我没有什么礼物给你；我发誓，下次母亲节，我会回家为你祝贺，送你特别的礼物。”
   
   母亲看看我说：“儿子，我只希望你们两兄弟有出息，有个好工作，安定的生活；但你们俩都太要强，都不安分；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你们俩像天上的雄鹰，在蓝天自由飞翔；但心里总是怕失去了你们。我不需要母亲节礼物，只希望你们经常来看看我，还和以前一样，和我聊聊新书诗歌等什么的，好吗？”
   
   当时，我和弟弟一边擦拭着母亲脸上的泪水，一边安慰着母亲，并发誓一定会经常看望母亲；但事实是，第二天晚上，我留下母亲和弟弟，又急匆匆的赶回了石河子。
   
   后面的几个母亲节，我也没能像承诺的回家给母亲过，也没有能送她什么特别礼物；总以为会有机会，但不幸，2003年我被迫去国。
   
   记得那天，2003年11月16日，我急匆匆来到哈密和父母告别；尽管我心里知道这一去可能是永别，但我还是极力安慰父母说我过几年就会回来；母亲很敏感，她知道我这一去回来的可能微乎其微。
   
   17日晚上，临上火车，母亲紧紧地搂着我，亲吻着我的前额，说到：“儿子，我为你高兴，你要高飞了，你是雄鹰；是雄鹰就该高飞，飞的远远的；石河子不是你应该呆的地方，委屈了你几十年，我高兴你能离开；但我舍不得，儿子，我舍不得；我不知道这一生，是否还能再见到我的雄鹰；祝福你儿子，愿真主保佑你高飞！”
   
   再往后，流亡马来西亚，到美国安顿，颠簸穷困的闯荡中，也没有来得及给母亲买什么特别的礼物，只是每年在母亲节到来时，想起来了，就打个电话祝贺一下母亲；但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一定要给母亲正式的过个母亲节，给她送个特别的礼物，回家、或在美国。
   
   但不曾想，弟弟的被杀、妹妹的被抓，家乡不断的血腥镇压，使我一边忙于生存，一边忙中偷闲为民族发声；总是幼稚的以为还会有机会，似乎父母亲永远会等着我，似乎邪恶的中国殖民政府不会比这还邪恶。
   
   2015年父亲去世后，大概是5、6月份，在一次电话中，我问母亲能否试试办个护照，母亲在电话那头说：“儿子，你那么聪明的人，还说这话；这里有你父亲和弟弟的坟墓，我必须每周去看他们，我走了谁来看他们呢？再说，这里这么好，人们对我也特别好；儿子，你知道吗？这里派出所的警察可好了，他们几乎每周至少来看我一次，我去奎屯看你妹妹，他们把我送到火车站；回来，他们把我送回家，我能离开吗？”
   
   我没有告诉母亲，我知道可能办不成，但我不就是抱个侥幸心理罢了；就这样，只剩电话联系了，但慢慢的，母亲在电话里的话也越来越少了。
   
   最后，大约是2015年的8月的一天，当我打电话时，母亲拿起电话问候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到：“儿子，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请你向真主祈祷我们平安，祈祷真主保佑你妹妹们家庭平安；我也祈求真主保佑你，求主使你家庭幸福；儿子，记住，我们永远爱你；你是我的雄鹰，愿你继续高飞。”我拿着电话，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母亲似乎在电话那头说了句“再见！”电话里只剩“嘟嘟、嘟嘟。”的忙音了。
   
   那是我和母亲最后一次的通话了，到今天为止，算起来已经快5年了；四个母亲节，在不知母亲和三个妹妹死活的煎熬中过去了；和大都数海外维吾尔人一样，这几年，每天，我都是在不知道父母亲人是否还活着的焦虑中，每天，不知父母亲人在哪儿的忧虑中度过的？
   
   但作为儿子，我的心愿还在，只要还没有听到母亲走了的确切消息，还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母亲过一个母亲节，向她送上一大把玫瑰花，给她一个特别的礼物，让她高兴一下；想再看一次，母亲手拿花束眼含泪水低头亲吻玫瑰的那一幕；尽管知道弟弟不在了，那一幕永远不会再现了，但也可以算是告慰下弟弟在天之灵，弥补一下我的遗憾。
   
   这不，星期天，5月10日，将是我和母亲失联后的第五个母亲节；现在，我不敢奢望能给母亲过个母亲节，祝福她，给她送个特别礼物了；我只希望能听到她还活着的确切消息！希望知道她在哪儿？希望能再听听母亲的声音！希望能再听母亲说一次“你是我的雄鹰，高飞儿子！”这，不应该算是过分的要求吧！
   
此文于2020年05月08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