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

令 支 奇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以北京大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群众抗议示威游行请愿活动，由于其反帝爱国的宗旨，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校长蔡元培的庇护，甚至警察的同情。但也存在一般群众运动所难免的行动过激问题。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以五四事件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确实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重大转折事件。从此以后，由孙中山开创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逐渐被列宁式党国体制所取代，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实质性挑战，同时还具有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多元历史意义。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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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四运动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3

2. 五四运动作为历史事件的经过    4

3. 五四运动以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10

4. 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    12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之后创建的中华民国初期空前的自由民主环境，公民权利得到坚定保证，学术思想宽松活跃，人性的充分张扬，构成五四运动的内在社会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投降后，西方列强瓜分领土的巴黎和会，导致中国外交失利，民怨沸腾，成为外在的刺激条件。甚至当时天气因素也成为不可忽视的触发因素。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商界大力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学生们捣毁曹汝霖住宅，殴打章宗祥，学生多人被捕。旬日之间，全国各地在革命党人策动下，纷纷响应，集会演说，学生罢课，工商罢工罢市，形成全国性运动。曹、陆、章卒被免职，其后又释放被捕之爱国学生。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日益倾向于苏维埃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左倾激进思潮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导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及随后的民盟、民建及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相继诞生。在这个过程中，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淡出政坛，边缘半知识分子通过发动群众武装起义，逐步占据中国政治核心地位。五四运动中打人放火的激进倾向，同时也为五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开辟了先河。

  1. 五四运动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十年易逝，百年风云，千年沧桑，时间是宇宙最为神秘的力量，它是万事万物的总导演，世间一切事物在时间的绵延中轮番上演。

五四运动的发生，离不开辛亥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内外大背景。

民国北京政府（所谓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府，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被学界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民主的时期。首先，政府的议员和总统是全民选举产生的。其次，这个时期建立了三权分立制度。第三，言论自由得到一定保障。第四，公民享有结社自由权力。1912-1927年是中国二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少有的民主时期。由于政治开明民主，这一时期，中国在经济、文化和道德方面都有长足发展。

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之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涌现于这个时期，其成就至今中国人都没能超越。民主使社会道德面貌焕然一新。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职员不乏道德楷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11日,武昌全城光复，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发布《致全国父老书》。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月12日，宣统帝发布《逊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14日，孙中山辞职。15日,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孙文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底和1913年初，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

1913年10月，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案》又称《天坛宪草》对总统权限有所限制。

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8月1-4日,德国对俄法英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6日,奥匈帝国对俄宣战。8月15日，日本政府通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日本准备出兵青岛、攻打德军。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5日,日军侵占山东潍县车站。10月6日,日军占领胶济路全线。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21条。2月2日-5月7日,中日艰难谈判。3月14日,日本3万人来华威胁外交部，向日使提出质问。24日，上海反对二十一条大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21条》中1-4号。25日，中日新约9条，换文11件。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高举人权与科学大旗。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基改元洪宪。16日,蔡锷率护国军出击四川。19日,日本警告袁世凯延缓帝制。21日，中国外交部通告外国使团，宣称袁世凯暂缓登基。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复任总统。6月6日，袁世凯病故。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9日，孙中山恢复《临时约法》宣言。29日，北京政府被迫恢复旧约法。8月1日，参众两院议员举行国会，段祺瑞出任总理。11月1日，陈独秀抨击尊孔运动。

1917年1月1日,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4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改制。30日，李大钊反对将尊孔写入宪法。2月1日，陈独秀挥起文学革命大旗。3月8日，彼得格勒面包短缺，妇女们上街抗议示威引发全市罢工俄国军队倒戈，二月革命爆发。月初，段祺瑞辞职出走天津。11日，沙皇下令解散杜马。14日，北京政府宣告对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5日，罗曼诺夫王朝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俄国临时政府成立。4月初，胡适与陈独秀倡导新文学运动。6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发表四月提纲。5月3日,俄国临时政府第一次危机。8日，中国国会讨论对德国宣战案。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国会则针锋相对决定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23日,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解除了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的参战计划受挫。29日,八省宣告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6月12日，军阀张勋率领辫子军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秘密布置清廷复辟事宜。7月1日，末代皇帝溥仪再次登基意图恢复大清。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2日，溥仪再次写下退位诏书，段祺瑞重掌国柄。17日，孙中山率领旧国会议员及海军南下广东广州。20日，俄国克伦斯基组成新政府。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奥帝国宣战。9月1日,俄国宣布为共和国。广东八十名国会议员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18日,湘南宣告独立，组成护法军。各地农民不断聚众起事。10月6日,湘南战事开始，两广出兵援湘。24日夜，列宁指挥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11月6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开始。7日,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8日,列宁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15日,段祺瑞向冯国璋提出辞职。25日,俄国选举立宪会议。

1918年2月17日，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名义公布《国会组织法》和《参众议员选举法》。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5月15日,鲁迅发表《狂人日记》。8月12日,中国新国会成立，冯国璋、段祺瑞通电辞职。30日,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9月4日,安福系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24日,日本完全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列宁一再假言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歌颂俄国共产革命。11月11日，德国同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5日,李大釗发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19日，新潮社在北京大学成立。12月15日,周作人提倡写人性的文学。

1919年1月5日，愤怒的柏林工人抗议示威游行。6日，柏林总罢工。12日，陈独秀在《武治与文治》中提出民主科學拯救中國。2月20日,中国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3月1日，朝鲜反日大起义。2-6日,列宁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意大利第一个法西斯组织。4月6日，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部分发表。7日,南北代表开始新的谈判。12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13日,慕尼黑工人宣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30日,巴黎和会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概让日本。

  2. 五四运动作为历史事件的经过

魔鬼往往隐藏在历史事件的细节之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娓娓道来，不偏不倚，排除主观情感因素，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中华大地铺展为宏大的叙事舞台，在其中上演着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构成一幕接一幕的人生与社会大戏。

五四运动被不同的利益集团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内涵，对其叙事难免歪曲和变形。严肃的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亲历者第一手资料之上，进行一番条分缕析的综合。

5月1日，英国代表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通知中国代表。中国代表抗议巴黎会议割让山东权利给日本。陆征祥密电北京政府，报告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北京国民外交协会议决，如果巴黎和会不能采纳中国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代表，并决定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

5月2 日，北京《晨报》发表“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人》，证实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呐喊道：“山东要亡了！同胞奋起！”，煽动舆论的矛头直指当时民国北京政府中以曹汝霖为代表的亲日派高官。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巴黎和会消息传来，国人愤慨，北京学生尤为激昂，痛恨日本及列强的欺压。蔡元培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社务会议谈及凡尔赛和会上中国受辱之事，张国焘发出五四运动的第一声倡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在日益“急进”的氛围下，张国焘与“狂热爱国”的同学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等人成立了“国民杂志社”。 五四运动前夕，因嫖妓丑闻，陈独秀被北大校长蔡元培以文理科合并的名义免去文科学长之职，他一时内心失落，思想急剧左倾。几个月前还曾谴责十月革命“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的陈独秀，忽而转为赞美俄国、信仰马列。这一变化也有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的影响在内。

5月3日，《申报》载：上海于前晚夜半三时许，忽起狂风，系从西北而来，直至昨日午后四时始见平息。当初起时，适值潮水涨平，浦江停泊各船除轮船不受影响外，各民船之断链走锚者不可胜数。入夏后，又遭淫雨大风，灾情较前更重。

5月3日下午四时，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议，决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通电全国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在法科礼堂开会，高师等校代表亦参加，议决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生界的大示威。同时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运动。晚上，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傅斯年等20名学生被推为代表，负责第二天大示威的组织事宜。北大全校讨论大会上，张国焘虽于宿舍内经过了无数次“新文化”辩论，但他第一次面对如此重要场合，竟也“不免有些紧张”，特别是一口江西萍乡土话，成为日后笑谈。

5月4日清早，傅斯年来到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十三校学生代表会议。

上午10时，被《晨报》的消息激怒了的北京十三所大中专院校共约三千名青年学生，由代表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13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一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

下午1点，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

北大校长蔡元培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苦口婆心地劝阻同学们。学生领袖张国焘挺身而出，驳斥蔡元培：“蔡校长！这事与你无关！你本来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张国焘和北大的同学们，把蔡元培校长给撵走了。游行的学生，高呼口号，到达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陈情书》。学生领袖许德珩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国民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他参与组织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天安门集合之际，面对记者的采访，学生对运动的说明是：“等大家到齐，我们就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派一位司长到北大劝阻，希望学生不要游行。学生据理力争，坚持要集会游行，司长最后无话可说，也就不再阻止。步军统领李长泰奉大总统徐世昌之命到集会现场，表示希望学生不要去使馆区，以免引起外交纠纷。学生代表向李统领保证：“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示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并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由于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并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一同被称为“卖国贼”。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

   曹汝霖获悉游行消息后十分恐慌，他不想在街上被学生认出并被当街打死，立即飞奔回家躲避。在家门口，曹汝霖遇到政府临时派来保护他的三、四十名警察。警察问曹汝霖：“你需要我们怎样保护你？”曹汝霖苦笑道：“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怎么保护公民，你问我？我还问你呢！”警察说：“上面有指示，要求我们这些警察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示威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连警棍都没有带，不知怎样保护你才好。”商量之下，警察只好开始帮忙往曹汝霖住宅的大门上贴封条，意图堵住曹汝霖家门的入口，以抵挡愤怒的示威学生。警察以为：只要往门上贴了政府的封条，游行的学生就不敢冲撞，否则就是犯法。

大队游行示威学生队伍很快涌到曹汝霖的家门口。闹事学生人多势众，群情激愤，不但冲破政府的封条，更有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曹家的一个丫环挺身拦住、为老人家挡住了这块石头。愤怒的示威学生猛地冲进赵家楼、四处搜寻曹汝霖而无所获（因曹躲在衣柜里）。这时候，学生们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汽车，车旁有一桶汽油。失去理智的学生临时起意：点火！烧掉曹汝霖的家！这就是震惊现代史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同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被烟火熏的难受，出于本能只好冒死逃了出来。他被学生们误认为是曹汝霖，学生们高喊：“他就是大汉奸曹汝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章宗祥被误认作曹汝霖、遭到学生们激烈的围殴。一个学生拿起一根铁棍，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这时，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介冲出来、死死护住章宗祥，对行凶的学生们说：“我是他的朋友！你们要动手的话、就冲我来！”这群以“反日”为游行口号和宗旨的愤青们，竟然不敢对日本人动手！章宗祥在场的另一朋友丁士源，质问旁观的警察：“学生们都动手打人了！这不叫行使民主权利！这叫行凶！你们当警察的，怎么还不管一管？！”警察们由于有上面“文明对待示威学生”的命令，纷纷扭头不理。

这时候，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及时赶来，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动手打人、放火积极的学生，往往体能最好、跑得也最快，所以，行凶积极分子被抓到的反倒很少。

吴炳湘驱赶学生之后，连同曹汝霖一道去医院去看望被抢救的章宗祥。医生告诉曹汝霖：“章宗祥的身体，大大小小的伤，一共有五十六处。而且还有脑震荡。”

军警赶到时，大部分游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许德珩和在外面维持秩序的32人被捕入狱。而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手举“五四”大旗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为何提前离开了现场，真情不得而知。颇耐人寻味的是，5月5日，他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便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那天，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从什刹海会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

学生打人的消息传出，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放话：“老子我要派部队进京，吓唬吓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学生！”民国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闻讯大惊，立即发表异议：“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也说：“国内的治安，是我公安警察的事儿，怎么可以动用国防军队？！”

当晚，蔡元培先生参加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他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苦劝学生不要再集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话，仍然四处奔走，计划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以示抗议。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校长蔡元培前来劝阻，学生颇感不耐，正在人群躁动之际，张国焘让人“连请带推”地拥走蔡元培。
   正当蔡元培哀叹“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时，张国焘在学生“新生活”中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同学邓中夏更是戏称张国焘为“学生要人”。同为“学运要人”的，还有日后转向国民党而渐被遗忘的段锡朋——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的他，声望如日中天，以至被人称为“段总理”。

1959年官方的叙述是：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至极，高呼“打倒卖国贼”，他们见势不妙，只好低头溜走。

那天，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晨报》记者，将自己的现场亲见亲闻发表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报道速度之迅速，现场之真切，描述之客观，远非那些把“五四行动意义化”后的回忆文章可比。他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当时学生与步兵统领交涉的场景。

当时大多数学生还站立桥外，不认识来人为谁，且误会李统领之言，有人大呼卖国贼……卖国贼……因此秩序稍乱，幸代表尚能极力制止，一面向李统领婉言“他们是误会老前辈的意思，对老前辈是丝毫没有意见的，大家都是为国，我们今天也不外游街示众，使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的后盾。”而已李统领闻言亦即息怒低声言曰：“汝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不过总统之下还有我们各种机关，汝们如有意见，尽管由我转达，若是汝们代表要见总统，我也可以替汝们带领，反正总有办法，不能这种野蛮的。”

时旁有老叟厉曰：“我们赤手空拳，哪里有野蛮的事？”又有多数学生呼曰：“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李统领迟疑半晌，旋又对群众曰：“汝们就在这里解散么，不必再到公使馆了。”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日：“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

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吏警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记者亦驱车他往，时二钟四十五分。以上经过情形为记者所目击，当时学生言动确尚能严守范围，即李统领对付学生亦尚得法，以故秩序贴然。

而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的表现也不算穷凶极恶。他劝学生返校理由很是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些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为了确保“不出事”，警察护送在游行队伍的两旁。据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记述：在大队左右，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在路上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的高喊口号明知不能禁止也倒没怎么干涉。他们在以前没曾见过有这许多学生的列队游行，更没听见过这些口号，这种情形在他们的印象和感觉上当然是新鲜而强烈的。虽是受了军阀们的命令与学生们取敌对态度并且可以随时拘捕，但这样热情充满，汗泪融合的共同表现使他们也有多少感染。有的并不怎么紧张，只是拖了枪支，像漫无目的地随众前行；有的却十分注意听着学生们喊叫的口号，若有所思，不顾擦抹脸上的汗滴。同时，也有些学生边走边谈，向他们宣讲爱国的道理和为什么举行这一次的游行。

整个过程中，最让警吏紧张的是三千名学生拥堵到曹宅那并不宽绰的胡同里的时候。在四点左右，学生到曹府越窗入室，砸物殴人，放火烧房的过程中，警察与学生也没有发生冲突。据尹明德回忆：有五个学生不避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当是正门右上侧的窗口)扒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全身武装的军警，到处布置岗位，见学生人多势众，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其实警察是受到破窗而入的学生演说的感染，没有开枪。5月5日，曹汝霖在致总统的辞呈中也提到了警察的没有作为 “适与驻日公使章宗祥晤谈，忽闻喊声甚厉，由远而近，势如潮涌，渐逼巷口，巡警相顾束手”。在杨亮功的回忆中也提到“巡警相顾束手”的场景。“其门外军警见来者既如是奋勇，又系学生，又不知有几千万，又未见长官明令如何办理，于是皆束手不理。”其实长官并不是没有“明令”，当时，奉命来曹家执行保护任务的警察队长便对曹汝霖说，对待学生， “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所以，“连警棍都没有带”。可见，长官不光有令，而且明令对学生要文明相待的。警察便只有“束手不理”了。

就在学生群殴章宗祥，将其打昏在地之际，丁士源向警察呼吁救援，“警察以未奉长官令对”。曹宅管家燕筱亭在法庭交代说，“丁局长对巡警说：怎么不动手打？巡警答：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丁局长说：我说了行不行？巡警答：不行。”在曹汝霖的回忆录中也记有丁士源要求警察采取行动被拒一事。“问槎(丁士源)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

王统照回忆：赵家楼外，大街上有几百个、几十个学生欢声笑语，带着满脸尘土高高兴兴地向各方散走！布满胡同口与早先呆立在大街左右的军警，对这些虽已散队却依然是人多势众的青年群也没敢更向前追，他们只将首先冲进曹家住宅的几十个学生阻住捕去。

周策纵说，“在骚乱过程中，警察和学生也在院子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警察在那种情况下的态度是很温和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持一种“宽容中立”的态度，只是在接到上司几次紧急命令后才被迫进行干涉。”

六点左右，在屋毁人散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领大队人马赶到现场，将没有散去的学生捕去三十二名(其中一人是市民)。据第二天出版的天津《益世报》称，各生整队回校时，巡警赶至其后，“放空枪数声，遂迫而抓获学生十九人，闻抓捕时，并以枪柄击之。”

家住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恰好目击到抓捕学生的一个场景，那时，他午睡方醒，就听见失火的消息。他回忆道：忽见一个巡警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入那个“巡警格子”。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飞奔的逃过来。几个巡警在后追赶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被捕者之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荩民说，“我在曹贼院里遭军警毒打时，眼镜被打掉，手表被打坏，胳膊被打得鲜血直流。”

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鹿希回忆说，当时军警把他的父亲许德珩和易克嶷捆在杀猪的手推车上，一边一个，把他们从赵家楼一直拉到警察局。在警察局里的情况更加糟糕：这三十二个被捕的人被关在一间牢房里面，睡在一个大土炕上，每天发一个大窝头，一壶水大家喝，满屋子都是跳蚤和虱子。屋子的东西两边各放一个尿桶，臭气满屋，中午放风时才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刚关进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没命了，没想到几天后就被救了出来。

这三十二人，起初分住两处，步军统领署十二人，警厅二十人，后来归并到警厅。这三十二人“共居一小屋，说话不能自由，便溺者皆受侦察”。这只是第一天的情况，北大学生杨亮功在事件后不久的叙述中说：翌日警厅总监知事体重大与寻常罪犯不同，乃亲往慰劳，始移住较大之室，解除谈话之禁，并赠报纸多份以备消遣。伙食准厅中科员例，每人每餐约费洋一毛有零，聚食之时共分五桌，每桌坐六人或七人。同学有往慰问者，并可托寄信外出。

5月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在学生被捕后第二天的北大法科召开的各校全体联合大会上，有学生报告说，“晨间谒见吴总监，告以此次举动之理由，并垂询被拘同学之状况。据云：“十分优待，且有报纸可看，当宣布被拘者传出之信，内容略谓弟等在此颇蒙吴总监优待，请诸位同学努力进行云云。”可见，警察对拘禁学生之优待所言不虚。警厅总监吴炳湘虽是一介武夫，但还算忠厚。

5月6日，战胜国对德国合约全部草案完成，中国代表对于合约的山东条款请予保留被拒，加以国内舆情沸腾，留法学生力阻，我国代表遂拒不签字。同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6日夜，吴总监与蔡元培校长切磋，吴提出的要求有二：5月7日学生不得参赴国民大会，各校学生须全体上课。蔡以身家作保，学生于7日被释放。

5月7日，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展。上海举行国民大会，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城市群众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此外，东京留日中国学生集会向英、美、法、俄、意各国公使馆呈书，要求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由北京女师发起，北京各女校代表集会，议商救国方法，呼吁全国妇女界同胞奋起救国。北京政府迫于群众压力，释放全部被捕学生。被捕学生没有被追究任何责任，就被迅速释放，这当然与即将到来的五七国耻日有关，也与吴总监对总统及诸权要陈说利害、疏通有关。此后，为了抗议政府，制造舆论，学生组团街头演讲，政府亦是严令禁止，在军警奉命弹压时，亦非一味凶神恶煞，不讲情理，反而在学生的鼓动和感召下，大家惺惺相惜，怆然涕下，以至于政府对军警的表现甚为惶恐。

当事人杨亮功在不久后的回忆：犹忆某日，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蓄谋生存乎！” 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

军警的泫然泣下的表现，使得政府撤换了步兵统领“老前辈”李长泰，取而代之的是素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也许，只有到“六三”时，警察奉命搜捕四处演讲“煽动”的学生，才有了真正的暴力行为，周予同回忆说，学生十人一组到处演讲，“步军统领衙门的军队和保安警察队听到这消息，蜂拥而来。军警的枪支上亮起白晃晃的刺刀，并间用马队迎头冲击，这种凶恶的手段是五四那一天还没有出现的。”

警察对学生似乎还是保持者同情的态度，据匡互生回忆，到6月4日，警察的表现和6月3日截然不同，“不过四日军警方面所持的态度，实在也和三日两样，因为他们三日见着演讲的学生即尽数捕去，四日却只极力苦劝(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学生们不要再出外演讲，绝对地不再捕人了。”巡警“跪地哀求”学生，似乎有点夸张了。据匡互生回忆：“他们（警察）除了表同情于学生以外，并且有许多明了事体的军官还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不过碍于形式的命令，不便有积极反抗的表示。”

郑振铎还说，有次学生演讲，政府把学生圈禁在天安门广场上。晚上，作为代表的他帮朋友送衣服，但任凭你怎样交涉都不让进去，于是“我们愤激极了，几乎要破口大骂。但北京的军警似乎久已养成了一种好习惯，专用软功来对付，他们不冒火，只是慢吞吞的应付着，并不是不理会，却总是个拒绝。馒头和水果却送了不少进去。”

当时军人出身的民国总统冯国璋，并没有对学生采取镇压措施。事件后，他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亲自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向学生承诺，政府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他还下令，释放示威过程中与军警发生冲突而逮捕的学生。现场一共扣留三十二个学生，经陈独秀，蔡元培等呼吁营救，第二天这些学生全部平安回校，蔡元培率北大师长在门口列队迎接。

5月7日，胡适收到陈独秀的来信，报告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胡适是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

5月8日，北京政府再次颁布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

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抗议当局镇压“五四”运动，愤然离职出京。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而言，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便辞职离校。

5月10日，据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许德珩等32人到地检厅投案，检察官开讯，先问何人主使，许答‘良心趋使。’检察官问何人动手殴人，何人纵火焚屋，学生同答‘不知’。检厅未能指出动手行凶之人，只得退庭，未予拘押。

5月13日，南北议和再次破裂，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均提出辞职。13日，各校学生，以全体3000人名义，具状自行检举，承认公愤肇事，静候法庭处分，检厅无以应之。保释工作，乃告段落。

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

5 月18 日，北大教师梁漱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论学生事件》，谴责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为，认为不管动机是否正义，本身都触犯了法律，因而不赞成保释，而主张将学生交付法庭，由检察厅提起公诉，审判厅予以审判。他还希望放火的学生前去自首。因为从道理上讲，无论曹汝霖、章宗祥有多少罪恶，学生都不能侵犯他们的人身自由。

5月19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决定不承认《凡尔赛和约》。

5月20日，孙中山著作《孙文学说》出版。5月28日，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

5月，《新青年》6卷5号马克思研究号，刊载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实际出版时间在1919年9月)。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有陈独秀的《二十世紀俄罗斯的革命》吹捧苏俄革命。从一九一八年到中共成立，《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运的文章多达一百三十多篇，当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认为，马列和苏俄就是最先进的民主。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摄影（图源：维基百科）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以北京大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群众抗议示威游行请愿活动，由于其反帝爱国的宗旨，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校长蔡元培的庇护，甚至警察的同情。但也存在一般群众运动所难免的行动过激问题。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5年到1926年之间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時期，中国知识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为引路者，探索中国的強国之路。

3. 五四运动以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重大历史事件所影响的时间漫长、空间范围广阔，涉及人员数量众多。

1919年6月3日,北京六三事件。3-7日，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罢工罢市罢课，声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9日，吴佩孚抗议政府逮捕学生。割據地方的軍閥吳佩孚联合湖南各派將領发表通電，希望政府聽取民意，堅持到底。6月10日，政府撤销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学生的暴力游行并没有把日本兵从青岛吓走。日军当然不可能害怕中国的学生，他们在青岛一直驻军并保持对青岛长时间的实际控制。11日，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11日，陈独秀被巡警和密探逮捕。28日，协约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和平条约《凡尔赛和约》。7月14日,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创刊。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9月1日,美国共产党成立。27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0月1日,上海、天津、山东、河南等7省市代表到新华门总统府第二次请愿。

1920年1月6日，天津国民大会通电全国声讨安福系。10日，国际联盟签署凡尔赛条约，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19日，美国国会拒绝参加国际联盟。日本就山东问题向中国发出通牒。29日，天津学生向市长请愿遭军警残酷镇压。31日以后，北京、上海、南京、唐山等地群众团体纷纷通电和游行示威。据张国焘《我的回忆》，张国焘与康白情、许德珩、刘清扬一起拜访孙中山。孙中山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不怕死的同学托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2月5日，陈独秀在武汉讲演《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13日,中东铁路工人全线大罢工。3月13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纳粹党。李大钊、陈独秀商讨建党事宜。19日，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塞条约。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远东局。共产国际派人与李大钊见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29日，民国总理靳云鹏提出辞职。31日，李大钊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25日，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成立。7月19日-8月7日，列宁主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陈望道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10月4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1月7日，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1年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议决取消军政府,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10日,国会议员广州非常议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1日,北京长辛店工人示威游行。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14日,北京政府内阁改组。6月18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26日，粤军占领广西梧州。7月13日,北京政府提出解决教育风潮办法。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下旬，张国焘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8月11日，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张国焘任首任总主任。

1922年2月4日，美国迫使日本签署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日本和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这一年，张国焘在中共二大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参加领导二七大罢工。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因为反对与国民党合作，张国焘被批判为左倾。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参与领导五卅运动。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工人、市民聚集天安门，抗议日、英、美等八国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国民军撤除大沽口炮台的最后通牒。会后，两千余人涌到铁狮子胡同的段琪瑞执政府和国务院前请愿。执政府卫队在慌乱中开枪，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琪瑞在得知消息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他处罚了凶手，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他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自动辞去所有职务。

1927年春，许德珩从法国里昂大学回国，先后担任广州教官、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清除并惩办共产党。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15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26日，中央常委会决议通令各省党部彻底实行清党。28日，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因里通外国罪被军阀张作霖处以绞刑。此时斯大林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6月1日，南北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第一期北伐战争结束。2日，王国维自沉北京昆明湖。7月13日，依照共产国际训令，中共决定从国民政府中撤出。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汪精卫倒向蒋，在武汉宣布"分共"。从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8月1日，中共发动南昌暴动。时任中共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导下，领导张国焘、朱德、贺龙等在南昌策反部份国民革命军士兵暴动，脱离国民党，创建中共红军。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7日,罗明纳兹主持召开中共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立中共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三大政策，强调要建立真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会议决定发起第二波武装叛乱浪潮，毛泽东被指派在湖南建立工农武装，发动秋收暴动，攻打长沙。4日,南昌起义军遭国军张发奎、朱陪德部会和围剿。国共分裂之后，五四学生领袖们被迫分裂成为两大阵营，为其领袖各司其职。

1928年，傅斯年积极筹划并负责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1930年11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国，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发动白雀园肃反，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红四方面军有近八万人，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只剩不足三万人。会师后，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因为张国焘坚持南下而中共中央坚持“北上路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裂。9月9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称张国焘发密电要求武力解决，得到叶剑英报告的毛泽东等不辞而别，率领红一军团和中央机关等组成的中央纵队北上，张国焘则率四方面军及部分一方面军部队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开会，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中央），张国焘任中共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党籍。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军委”等，准备成立中央西北局。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红二、四方面军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张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的部分部队一同北上。10月，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彭德怀诱使张国焘脱离大部队，仅带数十人的警卫排进入根据地，由此解除了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彭德怀带领的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接替张国焘控制了红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命令，由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红九军团等部组成红军西路军向新疆挺进，打通苏联补给线。经数月浴血拼杀后，将近3万人的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仅有李先念率残兵一千余人进入新疆，其余部队大部被歼，少部分被俘或被打散。被俘和被打散的部分人员（如徐向前等）后来逃回陕北。进入陕甘宁边区之后，张国焘被边缘化，1937年3月遭到批判后任边区政府副主席。

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或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遇上蒋鼎文后到达西安，投奔中国国民党。4月11日，中共特工李克农率人在汉口火车站拦截他，周恩来到武汉多次要求张回延安未果，张选择脱离共产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张的党籍。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中正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戴笠“妥善运用”，但此后张国焘对中共（特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进行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蒋介石连襟）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与无党派人士傅斯年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学者，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毛泽东基于 “北大情意结”，单独用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当毛泽东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运动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伟大贡献时，傅斯年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同行的学者不同，傅斯年对毛泽东其人，有着极为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他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夜谈中，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内容都相当熟稔，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此外，罗家伦在回忆文章提到：傅斯年与毛泽东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麻麻、各地献给毛泽东的锦旗时，他不无讽刺地说：“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泽东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8月，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决意反对留用汪精卫政权时期北京大学教员。

1946年5月4日，代表知识界政治观点的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许德珩当选为理事长。

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傅斯年分别发表《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把宋子文（蒋介石妻弟）逼下台。

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施高德路创办创进周刊社。他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指责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张国焘举家迁到台北市；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搭机飞到台北，1月20日，从代理校长杜聪明手中接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再度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蓬勃向上的局面。10月，中共建政后，许德珩先后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49年至1952年10月，张国焘任《中国之声》杂志社长；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连载文章，并于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中文版。1968年举家飞往加拿大。张国焘晚年准确预测了“文革难以为继”和“邓小平复出”。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

五四学术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结局也迥然不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这批扛起新文化大旗的知识分子，却又在“五四”之后走向分歧，这恰恰是“五四”作为一个“复杂现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4. 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

五月四日是中国近代的重要历史节点，抗议学生与共产党都认为这一天是属于他们的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宣称“五四运动”是其传统的组成部分，称这场爱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1921年的建党铺平了道路。

国共两党各自对“五四”和青年节的不同认识。受益于“五四”旋风，中国共产党最终寻觅到了成立的历史条件，在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不论执政与否，都会格外重视“五四运动”。1939年3月，中共所支持的中国青年联合会就将五月四日定为青年节，这也是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在1938年所采纳的。但是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却将五月四日定为“文艺节”，而将黄花岗纪念日的三月二十九日定为“青年节”。中共建国后，“五四”作为青年节再一次被明确。时至今日，海峡两岸似乎仍对“五四”有着不同的定位与理解。也正得益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最终经过“五四事件”的抬高之后，使得中共具备了登场的历史时机。

1928年5月4日，胡适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演讲《五四运动纪念》中说，五四运动直接的影响，能使全国人民，注意山东问题，一面禁止代表签字；一为抵制日货，导致许多日本商人先后破产，实予以重大打击。间接的影响，第一，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会及政策的事业。第二，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第三，更予平民教育以莫大影响。第四，劳工运动亦随五四运动之后到处发生。第五，妇女的地位增高不少。第六，彼时的政党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共同工作。

彭明在《五四运动史》（1998）中指出，“五四”以前，群众中已经有零星的、自发的反抗斗争，一场新的革命风暴也正在孕育之中。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则是这场风暴的预兆和前奏。在叙述了以民主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科学思想反对迷信思想的斗争过程之后，作者指出，必须足够地估计“这次启蒙运动的震古铄今、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必须承认这场斗争由于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权威，因而在客观上确曾为尔后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某种条件；同时又指出，批判者的弱点在于“未和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相结合”，并且具有“形式主义倾向”，即对西方文明主要是法西文明采取了绝对的肯定态度。作者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当时启蒙思想家的共同方案”，也是他们当时所可能作出的唯一选择；但是，对于怎样实行这个方案的问题，“他们却不能作同圆满的回答”。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憧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实现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土地上。正是这个事实，成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尔后抛弃资本主义方案转而倾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动因。

美籍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1999)将“五四运动”和1919年发生的“五四事件”区分开来，并且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分期及关系上也不作细分的强求。佐证“五四”是一个“复杂现象”的当然包括“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影响：“它促使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抬头，国民党改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社会集团诞生。反军阀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大为推广。中国的出版业和民众舆论的力量都大有进展。此外，这运动还加强了旧家庭制度的没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而‘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还在于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受基本致命的打击，而输入的西方思想则大受推崇。在运动后期，热衷政治者愈发激进，热衷文学教育者则愈发保守。最终，陈独秀的共产党生涯草草结束；李大钊则宣扬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和领军人物与蒋氏国民政府走得更近；鲁迅则是无产阶级左翼文人的领袖，但并未“左”到延安去。

2008年10月，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了第三届思想史论坛“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邀请有关学者十几人从不同的角度检讨了作为思想史事件的五四运动。首先，这些讨论基本摆脱了躁切浮泛的主义、宗派之争，而将目光投向具体切实的学理探讨。这些法度谨严的学术研究无不以当前的问题意识与立场探索为引导。第二个特点：它们或者反省五四运动的论说方式（例如罗岗的《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或者择取其特别有当前意义的两极化效果（例如左玉河对五四“民粹主义”、韩潮对反五四的当前“保守主义”的检讨），或者选择那些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的衬托下不无边缘，却以某种间接深刻的方式推动、回应乃至超越该运动基本诉求的学术思想史人物（例如干春松对严复、郝兆宽对陈寅恪的研究）。再次，与强调新文化运动学习西学、新学的前人研究不同，这场讨论更倾向于将五四运动放到中国思想史的内在发展脉络中加以理解。本辑中多篇文章涉及晚清思潮的复杂性，特别是康有为在中国思想古今之变中的关键作用（例如曾亦、张翔的论文）。同时，这场讨论独特的思想史研究背景也表现为从政治史脉络把握思想史主题的努力。五四运动本身从属于中华民国共和制度面对内外危机、以反传统的爱国主义方式激进地肯定自身的历史处境。因此本辑集中了三位作者对于共和问题的深入检讨。最后，这场讨论也希望能够通过反省新文化运动基本诉求的全部前提，将五四运动带入活生生的当前思想讨论中。作者们关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探索都包含了这样的用意。无论如何，这些作者看似发散的讨论，正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丰富的内部论题、复杂的外部条件与开放的历史效果。在这个思潮摩荡之强烈、历史迁流之迅猛丝毫不亚于九十年前的大时代，这样多重声部的讨论也许正为当前的思想状况提供了最准确的素描。

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2013年）表示，这场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华志坚接受记者采访时（2014年5月4日）表示，回顾1919年的斗争，可以激发出相互交织的两类联想。一是唤起对1919年5月4日的记忆，也就是为抗议政府对内独裁、对外屈服于列强而开展的那场学生示威运动；二是泛指当时的更为宏大的思潮，即知识分子提出，接纳“民主与科学”，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重新获得强国地位，赢得尊重的第一步。

李新宇（2016）认为，从5月4日到6月28日，最后的结果是大总统、外交官、社会名流、海外华人都与学生达成了广泛共识，获得了圆满成功，使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学生运动。这是学生运动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就是学生所想所急，事实上也是总统、总理、外交官之所思所急，学生与政府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学生爱国，在国家危急之际起来做政府的后盾，督责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大总统倾听民众的呼声，政府顺应民意，尽管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罢免了学生所不认可的官员，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所以，五四运动的光彩，不仅是学生、市民、商会和工人的光彩，同时也是政府的光彩，大总统的光彩。它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同时也显示了制度的优越，应该说，没有民主共和制度，就没有五四运动，更不可能有运动的成功。因此，五四运动与后来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政治革命无涉。后来的历史叙述片面夸大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抹杀学生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开始只是为了适应与“北洋军阀政府”对立的“国民政府”的政治需要，后来则被海峡两岸继承了下来，似乎成了历史的定论。时至今日，一些事实应该澄清了，学界也没必要继续沿袭以往的历史叙述。

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以五四事件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确实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重大转折事件。从此以后，由孙中山开创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逐渐被列宁式党国体制所取代，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实质性挑战，同时还具有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多元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胡适，五四运动纪念，1928，欧阳哲生 编，胡适文集·第12册卷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彭明，五四运动史，东方出版社，1998，1-692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

复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冯学荣，五四运动的真面目，2013-02-20 p.t.qq.com/longweibo/index.php?id=464489052440923

储百亮Chris Buckley，从五四到六四：一次历史话语权的较量，纽约时报，2014年5月4日

李新宇，五四运动学生与政府关系再考察，炎黄春秋，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