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哀悼澳洲前总理霍克先生
秦晋
澳洲近代最为展现领导能力的政治领袖前工党总理霍克于今日去世，享年89岁。
年初就听闻霍克先生身体欠佳，可能挺不过今年的联邦大选，可惜果真在澳洲联邦大选的前夕去世，未能目睹工党再次赢得大选，掌舵澳洲政治的新一段航程。
霍克领导澳洲八年（1983-1991），以其独特的政治家眼光，规划澳洲的未来，大胆率领澳洲在继续维持传统的英国关系和依赖美国以维持澳洲的国家安全，开始主动接触并融入亚洲，推动亚太经济合作，扮演了亚太地区的重要角色。
霍克对与在澳洲的华人最大的贡献或者说恩典则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当机立断以其个人的政治见识、胸襟和力量庇护了当时在澳洲的约两万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公民，为1993年11月1日工党政府决定接纳4万5千余中国人做了最为有效的铺垫。而今天受此政策恩惠的中国人已经如前移民部长韩德所言超过了二十万。
2013年11月8日，我们一部分受此恩惠的中国人在澳洲悉尼举行过一次大型活动，“感谢澳洲，感谢霍克”。霍克先生携夫人亲自莅临集会，并且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2017年澳洲ABC广播公司为保存霍克总理的政治影响和故事做了专辑，我们被邀请参与了这个节目的制作。
今天这位慈爱的、对我们中国人有特别关怀和恩惠的澳洲政治领袖离世，令我们受其恩惠而彻底改变人生命运的4万之众以及惠及的配偶子女、父母等万分悲痛。
我们永远怀念霍克先生，霍克先生永垂不不朽。
秦晋
2019年5月16日 泣拜于法国巴黎
https://www.boxun.com/news/gb/intl/2013/11/201311131514.shtml
往事如烟，英雄何在？
——中国留学生争取永居历史回顾
秦晋
（一）
朋友！
你是1993年以前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吗？
你投身过当年中国留学生的居留运动吗？
你是因1993年11月1日政策而安居乐业澳洲的吗？
你还记得中国留学生领袖们为了“四十大千”中国留学生整体居留澳洲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吗？
你还知道澳洲政治领袖们为了这“四十大千”和以后团聚到来的几十万中国人所承受的政治重轭吗？
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就听一听，想一想，重新勾起你二十多年前的回忆吧！
中国78年开始改革开放，对外奉行“开门政策”，莘莘学子随着开启的国门向欧洲、北美求学深造。走出国门必须具备至少两个基本条件，有经济担保和“托福”成绩。南方的广东和福建由于前代人“卖猪崽”和“下南洋”已经立足海外，这个时候回头为自己在国内的亲戚提供经济支助和担保，帮助移居海外。谋求出国深造并且通过“托福”英语考试的则获得奖学金，他们主要进入欧洲、北美的各所大学。
这个时候的澳洲，一个“教育输出”政策敞怀欢迎了世界上所有愿意接受短期英语培训的人士进入澳洲各地的私立语言学校。最初时候只需要交纳4个星期的培训费，每个星期的培训费不过一百澳元。待到1986年底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士得知这个信息的时候，学费也不过只是上扬到了十周一千澳元，无需经济担保。当时上海政府属下的市公安局为澳洲政策设置了小小的障碍，就是在申请护照的时候必须拥有一纸经济担保书。如果没有海外的经济担保则可以自己在中国银行开户存入一千美元自保，这张存折相当于发照机构需要的经济担保，定期几个月以后可以自由取出，发照机构不再过问经济担保资金的去向。
即使是十个星期的学费和一千美元的担保费，对于月收入不到五十元人民币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近似于三十年的工资收入。而到了1987年下半年以后更加码到了二十至二十四周的学期，所有费用总和已经成为高达一辈子都偿还不了巨大债务，下决心筹集或者借贷这笔大额资金就读为期不到半年的语言培训课程近乎就是一个疯狂的行为。但在这个表面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转变人生前程与命运的一次重大的人生考验，全中国各地闻讯而动者源源不断滚滚而来，心照不宣地展开了一场中国版“胜利大逃亡”。
据悉1989年6月20日以前，抵达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已经高达两万，年龄介于18—4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大多数在高中以上，就读各语言学校，只有很小部分在澳洲各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批中国留学生的绝大多数对未来几乎没有憧憬，学习英语不是真实目的。越洋来到澳洲是一次“洋插队”，中国1967年到1977年时间段“土插队”的知识青年时刻准备着返城，而“洋插队”则尽快找到打工机会，抓住所有的时间打一份工两份工甚至有勇可贾者打三份工，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还债再带一笔回去中国，用上海话则是“扒分”，确保这一次人生豪赌不蚀本。
当时留学生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到了澳洲这个陌生的环境，人与人的关系也都很陌生，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基本被放弃，在澳洲这块新天地采取与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为人处世方式开始新的拼搏。人情和友情表现地非常淡薄，相互间存有不信任和防范的感觉和意识，互相之间提供的姓名以英文为主，大都有名无姓，就是互相交换的电话号码，大都也是天知地知彼知己知特别暗号，一般不留地址，最多就是给个suburb名字,以防被移民当局一窝端。总而言之，这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基本生活在地下，据知到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国留学生已经逾期滞留。
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不算。1989年6月4日，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发生在北京，当时的澳洲总理霍克留下了伤心的眼泪，并且做出了一个非常慷慨的决定，所有在澳洲的中国人士，不管持有何种护照，持有和种类别签证，不管在澳是合法还是非法，都将无条件地获得延长，不会违反其个人意愿被强行遣送回中国。
霍克总理和澳州政府的同情和慷慨，给了当时两万在澳中国留学生新的生机和希望，他们纷纷从地下生活转移到了地面。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到6月4日之间，北京是澳洲的重要新闻内容，也牵动了无数的中国留学生的心。应该说在这个时候还不太会有人想得到，转机正在悄然出现，这批人会有机会最终永久地留在澳洲，从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度用脚投票到第一世界的“洋插队”淘金者会与幸运之神不期而遇。6月3日晚上和4日早晨发生在北京的令人发指的悲剧一夕之间意外地改变这两万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的命运。中国留学生为北京惨案发出了咬牙切齿的呼喊，留下了悲痛欲绝眼泪。6月6日下午，悉尼市政厅广场聚集了上万中国留学生、华侨领袖和澳洲政要齐聚一处。中国留学生因此组织了起来，定格那个时刻的领袖人物是杨军，声泪俱下的一句“我们中国留学生站起来了”，还有数不过来的中国留学生尽量地往广场高台处拥挤站立，好像就怕自己的义愤填膺不被人看见。站在台上有后来的纽省省长、刚卸去外长职位的Bob Carr，他并且慷慨陈词，在台上的还有纽省工党秘书长Michael Easson、纽省上议员何沈慧霞、华侨社区领袖何建刚、方劲武、卡市议员吴景芳（现因纽曼政治谋杀案被判终生监禁）、转展从福建偷渡到印尼，再从印尼持假护照进入澳洲非法滞留7年以上的艺术家田广，等等等等。在台上还有几位令人难忘中国留学生，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北京屠杀的（听说是）北海舰队司令的女儿齐小平、被誉为民主诗人的曾仁军以其无比的激情朗诵了他的新诗“我们不会在枪声中倒下”、声音嘹亮呼喊着文革时候红卫兵式口号的李绢、头上扎着日式绷带领喊英语口号并且与集会人群相呼应的“What we want? Democracy! When we want? Now!”的韩以文。俱往矣，但依然历历在目。
大悲以后是大喜，中国留学生对霍克总理饱含激情的决定有如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难以置信，就犹如1945年8月15日中国百姓真不敢相信日本无条件投降一样。根据霍克政府的对中国留学生新政策延长签证，先是到6月30日，然后再延期一个月、三个月、一年，而且可以合法工作，中国留学生还是忐忑不安不敢贸然地向澳州移民局提出永久居留澳洲的申请。“纽省中国留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以及其他雨后春笋般出现留学生团体“民主沙龙”、“自由呼声”“中国留学生人权会”、华侨社区领袖杨雪峰、常德润、陈榆、源广杨、姜允明、曾筱龙、“移民导报”的苏英芬纷纷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呼吁中国留学生抓住机遇申请澳洲永久居留，移民局官员也曾专门向中国留学生讲解如何以人道的理由申请在澳永久居留。当年的12月19日是澳洲移民政策发生变化的日期，截至那一天以前一段时间，悉尼各移民局面前车水马龙排成长队，1989年6月20日以前抵达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喜上眉梢乐乐融融地向澳洲政府入纸申请，尽管大多数的申请内容苍白无力，“为结新欢强说愁”。
这个时候，又有两万中国留学生涌入澳洲，他们虽然没有之前一批中国留学生那么幸运，可以成为澳洲临时居民且可以正常工作，不过他们的处境不比前一批中国留学生初来乍到时候那么的艰难，他们没有因为超时打工而注意躲避移民局的恐惧。都是一样的背景和特征，怎能区分1989年6月20日前抵达还是之后抵达的？
中国留学生大规模的居留运动从这个时候开始起步了，唐人街写字楼里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移民代理，当时的报纸“星岛日报”、“澳洲新报”满是他们的营业广告，鼓励推动中国留学生填表入纸申请澳洲的永久居民身份。以人道理由申请永久居留已经在1989年12月19日以后变得不太可能了，只能以难民的理由申请永久居留，当然难度要比人道要高得多。记得当时有一家叫做“华人事务代理行”的曾用过这么一句诗句“为有东风勤着力，枯枝也能绿成荫”，实际上就是纳粹德国宣传机器戈培尔的“谎话说上千遍就成为真理”的翻版，向申请人讲解如何告诉澳洲移民局难民审理机构他们如何出得来中国却回不去中国的理由。中国留学生被分割成两大块，“620”以前抵达澳洲的绝大多数感觉高枕无忧，已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开始安居乐业，尽管那个时候尚且“妾身未明”。“620”以后的则争先恐后力争在澳洲这方“人间天堂”居留下来，为数很少胆子大的，头脑灵活的已经在澳洲移民政策发生变化日期1989年12月19日之前入纸人道申请，回过味来的则开始以难民理由入纸申请澳洲永久居留。所有这些申请都被搁置在移民局，申请人只收到一个移民局的一个回执，此后杳无音讯。中国留学生在不焦不虑的状态下等候澳洲政府的批复，澳洲政府则慢条斯理地进行审理。大概只有一例例外，在霍克为天安门一幕留下伤心眼泪以后不久，就读堪培拉国立大学研究生的杨光获得了总理的特批成为澳洲永久居民。他活跃于1989年9月下旬在法国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成为首届总部理事，1990年继续当选总部理事，又从澳洲移居美国。
一年以后90年中的时候，霍克总理表示让有临时居留权的中国留学生居留在澳洲，一片哗然，反对声浪颇大。霍克总理又说话了，对外申明：我说的是这些中国留学生可以居留，并没有说永久居留。因此有了四年临居的政策，到期视中国的局势再决定他们的去留。
中国留学生在犹豫观望权衡中选择撤出人道申请，转而申请四年临居。一批参加中国政府认定的反政府组织如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民主中国阵线的，则坚持人道申请，拒不接受四年临居。有两个事件值得一提：90年9月在美国举行民主中国阵线第二次世界代表会议，澳洲有二十多位代表赴会，这批人面临一个选择：撤出人道申请，转而申请四年临居，则可以取得回澳签证，则可以获得赴美签证；或者坚持人道申请，放弃赴美参加会议。就像中美合作所所长徐鹏飞对口干舌燥并受严刑拷打江雪琴说，你招了就给你水喝。这二十多人只有一个人意志坚强，就是没有水喝也决不招，坚决不撤人道申请，不去美国赴会，他是余俊武先生。其余的都顶不住，纷纷撤下人道申请去美国赴会：李克威、李绢、杨兮、马冬、甄义、张力行、黄兆邦、沈敏浩、叶家家、黄瑜、王嚣铮、王燕妮、潘晴、周捷、倪海清、岳刚、秦晋、贺诚、祁元、王洛、张小刚。
90年中的时候，民主团结联盟悉尼分部举行了一次换届会议，第一届未经选举通过指派从艺术家田广手里接过来行使职权的杨晓榕、林茂生败落给了后起的郑郁、胡尧。胜者郑郁、胡尧部率团去多伦多参加会议，赴会代表如法效仿民阵数月前的做法，撤下人道申请转而申请四年临居。而败落的一方却因祸得福，他们没有资格赴会多伦多，因此坚守人道申请，待到隔年后四万之众中国留学生为自己未来的居留惶惑不安的时候，他们却已经获得了澳洲政府给与的人道永久居留，杨晓榕、林茂生、孙叔建、谢洪、伦宝信等好几十人。世事难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创下四连胜纪录的霍克由于政绩不佳在党内受到基廷的挑战。基廷败，被送到后排打发时间。工党民调还是不佳，91年底工党内部再次发生政变，基廷第二次挑战霍克获胜，霍克退出政坛。此时中国留学生临居时间近半，澳洲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去留迟迟未有明确答复，中国留学生开始有所恐慌。
“一盘散沙”是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对汉民族的一个看法。如何把一盘散沙的几万中国留学生在一个共同关注点上凝聚起来，一位来自上海颇有文采的留学生想到了大众媒体，而且是筹办身份未定的大陆新移民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一份相当于《星岛日报》和《澳洲新报》的日报。91年末，这位叫刘沪生的中国留学生首先推出了这个构思，他最先联系的两位留学生是秦晋和金墨，在得到了他们认同和支持以后，他继续扩大范围“招商引资”，找到了也是来自上海的黄曙光。有了黄曙光的加盟，办报开始大踏步向前迈进，取名“晨报”，英文名中有Morning Post。通过筹备“晨报”，在中国留学生中招兵买马，引来了吕宁思、穆小芒、龚之梅、杨菁菁等众多希望从事新闻报刊业的青年才俊，同时认股已经高达二十八万澳元。刘沪生认为集资不达五十万报纸不可开印，办一份相当于悉尼的《华声报》和墨尔本的《新海潮报》没有实际意义，一开始就要抱一个大金娃娃。此时黄曙光感到创始人刘沪生私心太重，一事当前，个人私利在先，不可共事。随相约同是创始人的秦晋，希望两相密切合作，抛弃刘沪生把《晨报》办起来。秦晋不同意此议，虽然承认黄对刘的看法有其客观性，愿意站在黄一边抑制刘的私心。但是认为：为公，合则站起来，分则倒下去；为私，相识黄曙光因为刘沪生，此时万不可背弃刘；如果相识过程反过来，则可跟随黄曙光弃刘。刘、黄最终分道扬镳，刘仍然握有十八万认股资金，黄带走余部。由于《晨报》内裂，原投股人开始退股，刘固执己见，坚持办日报不办周报，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创办《晨报》走进了死胡同。反观黄曙光见刘逐渐没有声息，则加倍努力，印出了大概是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份报纸，取名《华联时报》。《华联时报》只出了一期，由于财政拮据，转手交给了早期留学生从商成功人士来自北京的张燕波，张当时在Ashfield主街上开了一家“第一间”杂货铺。在此前后，由于受创办《晨报》的影响，曾经认股《晨报》来自天津的徐杰（张勇）创办了一份广告性质的周报《百家信息》。这两份中国留学生报纸在以后的争取居留过程中发生过极为重要的舆论导向、凝聚人气的作用。以后在92年末93年初之际，另一份周报《信报》问世，创始人倪国兴，与《华联时报》、《百家信息》一起，加入了几万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的洪流中。二十多年过去了，由留学生创办的几份周报的创始人先后离开了报业，只有倪国兴先后将其他报纸收购，组成自己独特的报业集团，依然活跃在澳洲悉尼华文新闻界。
居留运动从92年开始逐渐进入高潮。原本这个运动的主力军“纽省中国留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由于主席杨军被“工监两委”突然罢免去职，与澳洲政府原有的互动发生了变化。这个组织形式上还在，但是更为主要的是以“公民公会”新面目出现，放弃原来的中国民主的追求，成为非政治、非赢利、非宗教的组织，开宗明义就是为了中国留学生整体居留的实际利益。会长马利民，鞍前马后的则是奚振东。从1989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酒会领事馆有年头门庭冷落车马稀，马利民敢为天下先，开创了中国留学生接受中国领事馆邀请参加国庆酒会的先例，立刻哗然，群情激愤，引来一片骂声和连珠炮轰击。马利民躲避锋芒不知所踪，待若干年以后重新出现在澳洲的时候已经摇身一变，显贵非常。
“犹抱琵琶半遮脸”，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的一个实际情况。由于“6•4”事件出现的许多学生团体和组织渐渐消退，“纽省中国留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由于主席杨军被罢免和副主席吴今杰的病逝，这个组织已经改头换面成为“中国公民公会”，这个居留运动显得群龙无首。而这个时候，民运组织方兴未艾，风景这边独好。民联悉尼分部和民阵悉尼支部，各自下辖五到七百之众。民联以郑郁、胡尧为首。民阵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有李克威、李绢、余俊武、杨兮、马冬、韩以文、黄济人、张力行、徐辉、王嚣铮、倪海清、金墨、秦晋等一大批民运人士，下面的骨干分子基本上以1989年6月20日以后抵达澳洲的为主，这个日期以前抵达澳洲的已经开始安居乐业，静静等待四年临时居留到期时候政府新政策给与永久居留，而错过这个机会的则以从事反中共专制的民主运动的崭新面貌活跃在悉尼的中国留学生舞台上。当时最让他们心潮激动并且感觉到有具体实事可做的就是“4•5清明”、“6•4周年祭”、“十•一国殇”这三大节日。这些日子的白天，黑压压的一大群莘莘学子，夜幕降临后，则变换成点点烛火，煞是好看，壮观。外观则是民主运动，内核却是居留运动。就像中国苏北方言的一句顺口溜：肉就是排骨，排骨就是肉。谁也不道破这个天机，大家心照不宣，彼此心知肚明。
1992年4月民阵主席万润南先生访问澳洲，无论是对澳洲媒体，还是与移民部长韩德的会谈、联邦议会移民委员会主席安德鲁•Theophanous议员的会谈，主题虽然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在讲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话锋一转，转到中国留学生在澳洲的去留问题。希望澳洲善待这批中国留学生，他们在澳洲获得新生活，会有助于繁荣澳洲社会，也会有助于更好建成澳中两国之间的纽带。移民部长韩德对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持谨慎态度，安德鲁议员则警告，除了联盟党对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持反对态度，工党政府内部对这个议题也是意见不一。年末王若望先生来到澳洲，去悉尼机场迎接的就好几百人。七十四高龄的王若王先生，马不停蹄，为中国留学生居留澳洲不遗余力，与纽省移民局局长Keith Owen，难民审理中心主任Sandy Fox进行会谈，为中国留学生居留澳洲陈情。在与联邦影子移民部长卢铎就这个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卢铎直言不讳地说道，联盟党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好，但并不接受四万中国留学生返回中国的会遭受人权迫害这个说法。末了对王若望先生还加了一句，你是难民，如果你在澳洲提出申请，你应该获得批准。在澳洲的四万中国留学生并非都是，他们应该经过个案审理和甄别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可以作为难民永久居住在澳洲。
1992年3月，来自台湾的苏英芬女士主理的《移民导报》在悉尼唐人街的“华侨文化中心”举办了一个座谈会，题目就是“我要留下来”，一位来自上海的董姓留学生建议“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必掖着藏着，我们中国留学生就是想留在澳洲。参加讨论会的有影子移民部长卢铎、负责难民事务的非利普女士、华侨领袖方劲武、民联悉尼分部主任郑郁、公民公会的奚振东、民阵纽省支部主席秦晋，满屋子坐满了人，被罢免的杨军坐在后排。在座的都强调中国人群状况不好，中国留学生应该留在澳洲。卢铎则坚持联盟党的主张，中国留学生应该个案处理，case by case。
1992年5月底在悉尼市中心广场上举行的天安门事件第三周年纪念活动，来自印尼的华侨黄肇强医生接受纪念活动筹委会的邀请发表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中国留学生居留在澳洲，温暖了在场几千号人的心，也如同投石进水引起圈圈涟漪让中国留学生感恩不尽。也许就是以么一句话让中国留学生在数年后知恩图报，乌鸦喝水把他送进了纽省上议院。此前黄肇强医生筹组了一个组织“中国留学生福利会”，简称“中福会”，担任会长，来自湖北武汉的留学生三级翻译边晓为副会长，这个“中福会”还能得到政府拨款援助。也许是由于中国留学生居留问题日益紧迫，前景越来越暗淡，在黄肇强医生的主持下又成立了一个留学生组织，叫“中国留学生特别委员会”，简称“中特委”，鞍前马后跑动的叫阿忠，他本名吴建忠，后来成了澳洲文坛“悉尼八怪”之一，后来又是炮击“二八论”创立者施国英的主炮手，很多年后墨尔本王子王晋军取了个雅号“二八妹” 辗转交送给施国英，后者似乎欣然接受，名我故当，每论此事，总有勇开先河之快感。1997年末阿忠失踪，上穷碧落下黄泉，至今不知在何处，令笔者常想起常相忆。
1992年中邢建东事件是居留运动进入高潮的一个重要标志。上海籍中国留学生邢建东来到澳洲以后只顾埋头打工，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情况，也不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移民局给他的通知他根本没有当一回事，以至于错过了程序上规定的法定上诉期限，被移民局抓获送进了Villawood拘留营等待强行遣返。这个时候邢才知道事态的严重，开始向外发出SOS求援信号。当时的民运组织还真认真地“一人有难八方来援”，民阵纽省支部副主席盛文得到信息第一时间赶到了失事地点展开救援工作，“中特委”特派员阿忠闻讯也参与进来，与盛文一起几乎跑断了双腿，磨碎了嘴皮多方陈情交涉，无奈移民部铁石心肠，决不动摇，还是将邢强行遣返回了中国。为此事《百家信息》发了号外，部分地唤醒了沉睡的中国留学生。两个居留组织应声而起，“中国留学生人权委员会”和“难民自救会”。前者领军人物是杨军，他在王大文、方明全、罗氏兄弟等一大群人的拥戴下重出江湖，支持拥戴者还有移民代理罗扬、文采不凡的记者辛夷梅等数不过来的当年中国留学生风云人物。后者更是出口成章挥笔成文且中英文俱佳的原大连市市长首席翻译韩尚笑教授。从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留学生居留运动的辉煌时期，前者“中国留学生人权委员”广筹资金与澳洲政府对簿公堂，后者“难民自救会”则采取激烈手段，堪培拉国会门前绝食抗议，不惜以死抗争，铁定了决心和意志就是要留在澳洲，绝不返回中国。两个新问世的居留组织相映成趣，直让悉尼当时主要的三个民运组织民联悉尼分部、民阵悉尼支部和民阵纽省支部黯淡失色。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争取永居的另一特色。在民运组织内部力争上位成为理事或者监事，一旦有了这个头衔，难民审理部门往往就以此作为凭据谨慎地批准难民资格。民运组织的内斗和毛粒子式的裂变与此有直接关系。早到民运组织的通过年会选举成为理监事，晚到民运组织的但有才能的，则由支部主席或者分部主任效仿美国总统三权分立形式任命各部部长，也是一纸证明向难民审理部门展示自己不能返回中国的过硬材料。已经获得四年临时居留的老留学生或者没有身份需求的华侨背景的就不再来淌民运这潭浑水了。
令人拍案叫绝招数还有，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世界范围民运内部争斗愈演愈烈，也反映到了澳洲。1993年初将举行民运合并大会，世界各地民运组织都在酝酿推举出席会议的代表。92年4月民阵主席万润南访问澳洲，曾就代表名额分配向笔者征求过意见。笔者回答万润南，澳洲民阵支部共七个，悉尼、纽省、墨尔本三个大支部，堪培拉、昆士兰、南澳、西澳四个小支部。悉尼支部已有两个当然代表名额，纽省支部已有一个当然代表名额，墨尔本支部没有一个当然代表名额。总部给出七个名额则各支部一个，八个名额则墨尔本得两个名额，九个名额则纽省也拿两个名额，十个名额则三个大支部各得两个名额；十一个名额墨尔本得三个名额，十二个名额则纽省也拿三个名额，十三个名额则三个大支部各得三个名额。数字十和十三是最能摆平的，不然就会出现问题。不知道是笔者推算奏效了还是总部本有这个安排，给于澳洲恰好就是十三个名额。纽省支部通过内部投票选举选出了三位赴会代表：秦晋、金墨和李永刚。悉尼支部则难产，支部第二次分裂，形成张力行与甄义双雄并立新的对垒。很快民阵总部监视会作出裁决，判处甄义支部为非法。张派选出代表张力行、徐辉、黄兆邦。
这个时候的民阵分部主席杨兮先生使出绝招，“你有张良记，我有过墙梯”， 民阵澳洲分部成立于1990年5月，章程规定一年以后换届改选。作为主席杨兮并未履行职责，到了92年5月过期一年多以后，民阵澳洲分部仍然未进行改选。民阵澳洲分部虽然在法理上已经无效，但是杨兮先生仍然以分部主席名义向相关部门致函，提交了一份六人名单，他们是：安心、韦祖良、孙瑞钧、季知林、关利民、苏奇志等，要求审理部门加速审理以上六人的难民申请，因为他们都将是民阵悉尼支部赴美参加1993年初华盛顿民运合并大会的代表。虽然杨兮先生的举证子虚乌有，难民审理中心还是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对于民运给了极大的配合，很快这六位都通过了审理，获得了难民资格，从而使得他们可以飞赴美国参加民运会议，但是其中只有一位韦祖良先生践约飞往华盛顿参加会议。虽然韦祖良先生成了朱嘉明、杨建利安排下的铁票部队“假代表”，却由于华盛顿会议真代表同是民阵悉尼支部的黄兆邦的举报，被民阵监事会主席钱达抓个现，被褫夺代表资格。
杨兮先生的窍门不可复制，以后再也没有过相似的成功案例。澳洲难民审理官员对中国留学生申请的五花八门技巧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对新病毒渐渐产生了抗体，留学生通过民运取得难民资格也就越来越困难了。邢建东的遣返刺激了中国留学生，他们急了，他们真是急了。哪里是通道，哪里有光亮，人群就往哪里涌。唐人街建德大厦里的“中国留学生人权委员会”，中央火车站附近莎梨山（Surry Hills）的“难民自救会”就成了留学生的凝聚点，成百上千人集会地就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贝尔默公园（Belmore Park）和当时留学生集聚地Ashfield的空旷之地和附近的新梅江酒楼。
杨、韩两位的策略有明显区别。杨军是三年前的英雄人物，在老侨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初杨军中箭落马，他们愤愤不平，但是无奈，现在杨军一个鲤鱼翻身又跳将起来，他们自然给与帮助和支持。原喜万年酒楼老板廖威、中华民国侨选立委杨雪峰博士、老侨常德润、陈榆、卢锦鸿以及越绵寮联谊会的刁震谋等都给与杨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韩尚笑则没有那么的幸运，引他入围的是远离澳洲在美国逾期不归的齐小平女士，但是他仍然独树一帜开辟自己的天地，办学校教英文助人入纸申请难民，尽管自己的难民身份尚悬而未决。
“难民自救会”壮怀激烈，贝尔默公园的誓师，然后浩浩荡荡奔向澳洲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门前请愿静坐绝食。从悉尼到堪培拉三百里路尘与土，一场意外的车祸，埋下了意志未酬的刘小秋和徐凯来的尸与骨。两位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高昂代价，为中国留学生的永久居留谱写了一曲悲怆的乐章。此前“中福会”主席黄肇强医生已经集结了全澳各地华侨社区领袖并唯一的留学生代表边晓与政府进行过协商，但是没有获得佳音。堪培拉国会门前的集会静坐，尤其是两位留学生的冤死，的确使得政府坐立不安。在当时悉尼市副市长曾筱龙的信息转递和安排下，移民部长韩德飞到悉尼，在唐人街喜万年酒楼与中国留学生代表会面。当时参加会谈的有：杨军、韩尚笑、郑郁、秦晋、龚欣、王永敏、石广涞等人。见面会上移民部长韩德对“难民自救会”国会门前的行为极为恼怒，甚至用手指敲击桌面，严词指责了韩尚笑，同时明确表示政府的立场：政府有过承诺，政府到时一定会兑现承诺。这次会见以后，堪培拉的绝食静坐也就嘎然而止。
杨军领军的“中国留学生人权委员会”则是另一番景象，接纳了不知何人提出的建议向广大留学生吸纳资金，准备与澳州政府进行一场集体官司。早于这个时候就有几位来自上海的 “6•4”前的留学生向笔者提议集资进行集体官司，笔者婉言拒绝，自衬不是干这个活的人，请他们另请高明。但凡加入“人权会”的，缴纳三百澳元，就可以进入集体官司，避免单个人势单力薄步邢建东后尘被移民局抓获遣返回中国。埋头打工的留学生闻之欢呼雀跃，纷纷交费加入集体官司，很快杨军就成功集资逾百万，得称号“杨百万”。加入集体官司的，以“6•4”后的为多，“6•4”前的有四年临居为依托，相信到时候会自然转成永久居民，不劳此心；以非民运组织成员的为多，参加民运组织的都是头脑灵活的，算尽机关以政治理由获得居留，就是不能获得，也可得到民运外衣的暂时庇护，因此也不劳此心。
无数的中国留学生见利勇为，纷纷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通过参加组织，参与活动来发挥个人作用。不少人是多栖成员，既是学生会的，还是民联的，又是民阵的，同时为三家组织尽心尽力，就像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永远光辉照耀。文人墨客也纷纷加入这场居留战事，在悉尼有张劲帆，在墨尔本则有惠觉，初一看还以为是一位道行高深在一旁指点江山佛门中人。这两支笔好生了得，挥舞得天女散花地涌金泉，屡屡拨动中国留学生的心弦，推动更多的留学生卷入争取居留的滔滔洪流之中。当年的华文作家无其数，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则是“悉尼八怪”：阿忠、大陆、楚雷、袁伟、莲花一咏、钓鳌客、赵川、外加一个墨尔本高宁。他们对留学生争取居留的影响，可谓深远。参与推动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的报业除了有前面提到的强大阵容张燕波、黄曙光、吕宁思的《华联时报》、徐杰、王必胜的《百家信息》、倪国兴、蒋伟民、冯世杰的《信报》和以后出现的戴建主持的《东方邮报》、来自台湾报人黄丰裕从越南华人杨汉勇手里接过《华声报》之后又改换成今天的《澳洲日报》、苏英芬的《移民导报》和洪邵平的《新海潮报》等。一时间飞流直下三千尺，奔流到海不停息。
居留形势仍然严峻。澳洲联邦议会里面有许多个委员会，其中一个叫移民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当时中国留学生耳熟能详的工党后排议员安德鲁博士Dr Andrew Theophanous。他本不姓安德鲁，但是他的姓用中文朗读的确很拗口，中国留学生错误地称他安德鲁博士，以后就约定俗成了，他本人也接受了。就像学英文时候清楚地知道起源于中东地区的“no good”一词不符合英语语法规范，但是现在全世界都接受了。委员会副主席是当时的联盟党影子移民部长卢铎Phillip Ruddock，委员会内部还有其他政府议员和反对党议员。委员会在中国留学生去留问题上提交报告，卢铎的意见占了上风，包括另外的工党议员也认同卢铎的观点，认为中国留学生应该进行个案处理，不应该进行整体性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是故安德鲁博士个人以主席的名义提出了报告，与委员会报告截然相反，认为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留学生的现状，应该获得整体居留。为此事在1992年底或者93年初“澳华论坛”主席欧阳慕欢女士在悉尼唐人街主持的公开讨论会上安德鲁博士与卢铎发生激烈争辩并且相互攻击。
1993年刚过元旦，从北美来了一大群民运精英，徐邦泰、朱嘉明、倪育贤、熊炎、李禄、周勇军等。听说过一件事情，当时的总理基廷破例主动邀请与李禄会面，谈了什么，讳莫如深，至今没有透露。但是可以推断，不太会与推进中国民主化有太大关联，却一定与中国留学生的居留有关。中国民主运动重量级人物一次一次的迎来送往，努力寻求会见的总是移民部、移民局和难民审理中心。
纽省工党秘书长Michael Easson先生是很早推动支持中国留学生整体居留澳洲的人士，1993年联邦大选之前他的夫人Marry Easson的一次竞选餐会上明确地表示，如果大选获胜，并且她能够当选，她一定代为向工党政府为中国留学生说项。但是当时选情工党明显的处在下风，远远落后于联盟党。反对党领袖John Hewson博士在大选前十天的一次回答记者问题时候未能说清楚一块生日蛋糕消费税的计算方法而使选情发生逆转，John Hewson一着错满盘输，输掉了一次根本不应该输的大选the unloseable election，自己也因此成了基廷的牺牲品和垫脚石。这个选情的变化理所当然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留学生的命运。笔者相信众多的中国留学生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个微妙变化，中国留学生的命运一度处在险境但却又在不知不觉中转危为安。工党赢得了大选，Marry Easson也胜选了，她击败了办公室坐落在Burwood主街上的自由党议员进入联邦议会，她兑现了在竞选餐会上对笔者在内的中国留学生的承诺。
中国留学生团体和个人除了申诉中国的人权状况问题，而且四万中国人的年龄优势、学历优势、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知恩图报等等民族品性和特色，都是向澳洲政府陈情的内容。最有名的一些话就是，“中国人懂得‘吃水不忘掘井人’、‘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难民自救会”会长韩尚笑的难民申请被拒绝，而且被拒得非常的彻底，层层相揭，逐条批驳。韩尚笑开始四处求援，曾经将移民审理官员长达好几十页的拒绝理由用传真在一定范围内发送，以期获得同情和支持。在一个腥风凄雨的夜晚，《华联时报》在当时的“新梅江”，现在的“West Ashfield Leagues”为韩尚笑举办了一个晚餐会，黄曙光主持，稀稀落落来了一些人。主持人说得很清楚，这个餐会既是相送又是挽留，相送韩尚笑和其他命运相同的中国留学生远赴他国寻求避难，也许是南美国家，又是挽留韩尚笑等再坚持抗争下去，直到成功的一天。那个时候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鲜有人看清以后的结果。记得黄曙光请该次餐会的主要人物韩尚笑发表临别感言，韩尚笑说此时此刻最能表达他心境的是一首唐诗。笔者也随之遐想，此时此刻也许最贴切的诗句应该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果然韩尚笑以他雄浑的音色声情并茂神情悲壮地朗朗背诵了这首千古名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但是韩尚笑以后并没有离开澳洲去南美国家，应该在中国留学生整体居留政策实行以后与其他四万中国留学生一起获得了澳洲的永久居留而悄然生活在澳洲某一个地方。不难想象，从难民申请悲剧那一刻到当年的11月1日那些日日夜夜，韩尚笑所承受的煎熬一定是很痛苦的。
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了旅美八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绿卡，无疑对澳洲的中国留学生是一个振奋的消息，以后就作为中国留学生团体游说澳州政府时候的一个理由和说辞。大概是墨尔本的惠觉发表文章，警告虽然工党赢得了大选，但并不认为中国留学生获得在美的政治庇护意味着澳洲的四万中国留学生也许澳州政府萧规曹随自动获得永居资格。还是呼吁全体中国留学生加倍努力，为完成永久居留澳洲这个来澳首要目标奋勇向前。
那一年中国在申办奥运，在澳留学生团体和民运组织，大都以中国人权恶劣的理由和说辞公开反对中国申办，在悉尼广场、中央火车站附近的贝尔摩公园的集会上，各组织代表纷纷慷慨陈词历数中国政府的罪恶，叫嚷着不可以给北京获得主办权。更有甚者，原民阵悉尼支部副主席后来投入民联阵某个支部的徐辉先生，不远万里赶赴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最终投票表决的地中海畔的一个小地方蒙蒂卡洛，9月20日或者21日22日？面对云集的体育记者发表讲话，抨击中国人权状况，呼吁北京没有资格举办2000年奥运会。这一幕在澳洲的电台和电视有过广泛的报道。徐辉凯旋回到澳洲以后还受到纽省移民局难民审理中心负责人Sandy Fox的欢迎和热烈赞扬：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最终悉尼申办成功，北京以一票之差饮恨蒙蒂卡洛。纽省省长John Fay在投票现场兴奋地从座位上跳跃起来，悉尼歌剧院旁聚满了等待喜讯的澳洲国民，悉尼副市长曾筱龙也在其中并且接受记者采访，欢迎奥委会这一投票结果。
悉尼申办奥运成功与中国留学生的居留有关联吗？笔者强烈地认为有关联。早在投票决定哪个城市举办2000年奥运会很久，笔者一再规劝承受不住漫长等待的精神痛苦和压力准备返回中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到事情水落石出，尘埃落定，千万不要操之过急。还特别喜欢引用样板戏沙家浜第三场芦荡坚持中一段台词：“有利的情形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被劝者问希望在哪里？笔者回答希望可以看奥运投票，如果北京胜出，就卷铺盖走人，如果悉尼胜出，就安心在澳洲等待最终的佳音。北京胜出，表示天安门事件的阴影依然存在，届时四年临居期满政府必将作出决定，这个决定必将是一揽子解决问题，这是1991年末当时纽省移民局局长John Foster对笔者亲口所言。笔者相信澳洲政府不会作出一部分欢天喜地另一部分如丧考妣截然不同命运与归宿的决策。悉尼胜出则在澳中国留学生一定因北京之祸而得福。但是仍然有数千中国留学生缺乏遇见没有耐心，而在政策出台之前返回了中国。
杨军的“中国留学生人权委员会”运用已经集资逾百万的雄厚资金通过诉讼途径向澳洲政府施加政治压力，黄肇强率领的“中福会”也频频活动于全澳华人社区，努力争取广泛的支持，支持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澳洲。居留运动尘埃落定以后听来自上海的某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骨干核心唐昭昆先生自陈，他与老侨潘瑞亮博士合作，拟出中国留学生整体居留一揽子方案的蓝本，最终基廷政府做出决定的时候，几乎原封不动地按照他们方案进行。很多年以后再次遇到安德鲁博士的时候，他已经被褫夺了国会议员享有的退休待遇，非常落魄地出现在悉尼的街头。他告诉笔者，中国留学生获得永居是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和困苦“斗争”而取得的，他用的词是“struggle”。
中国留学生值得永远记忆在心的一天终于来临了，1993年11月1日，基廷政府终于做出最终决定，一揽子解决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分成四个类别，815，816，817，818。凡是1989年6月20日之前进入澳洲的中国公民，通过身体检查和警方无犯罪记录，都可以按照815类别申请在澳永久居留；凡是1989年6月20日以后进入澳洲的中国公民，申请过难民的，通过澳洲规定的学历认可的，通过英语能力测验的，年龄低于45岁的（？），都可以按照816类别申请在澳永久居留；已经获得难民资格的，则按照817类别申请在澳永久居留；818类别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很小部分，在大流的中国留学生中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对这个类别要求笔者没有关注，所不出个所以然。这四个类别的申请，使得高达四万五千的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今后的一年之中陆续改变了身份，生根在了这片土地上。中澳双方相互取得谅解，这个政策避开了政治问题，对1989年“6•4”事件只字未提，由当初的一个政治问题完全转变成了一个移民问题。笔者理解为是澳中双方的相互默契，免去了中国政府脸红耳热的尴尬。
政策出台第二天，黄肇强医生接获ABC电台的邀请谈新政策，笔者得黄肇强青睐一同前往。自由党资深人士、The Sydney Institute主持杰拉德•汉德森博士发传真给笔者，祝贺中国留学生永居澳洲。
入围的中国留学生为这个政策欢呼雀跃，大功总算告成，甚至当时中国政府驻澳洲的使领馆也公开发表声明欢迎这个政策的出台。这就像威虎山小炉匠指正假胡彪杨子荣是共军，但又最后迫不得已对杨子荣叫一声“胡彪贤弟”。中国留学生的居留运动到此基本完成，只剩下一小部分则继续煎熬了几年，在以后的霍华德政府内的一个613政策下总算也获得了澳洲的永久居留。至此居留运动全部结束，所有在澳中国人都获得澳洲的身份，在澳洲这块上帝保佑的土地上过起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从此喧闹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迅速进入冷漠不为状态。
一国国民如此大规模的向另一国的迁徙这项巨大的工程是通过各方通力合作，在一个巨大的合力下完成的。事后纽省移民总局局长Keith Owen 是这么对笔者说的，中国人发出了一个巨大的声音，“我们想留在澳洲”，澳州政府听到了，也明白了。既然中国留学生万众一心，前赴后继地争取居留澳洲，澳州政府也就从善如流满足了中国留学生的希望和要求。If you ask for something, you will get something。安德鲁以后告诉笔者，这个决定是中国留学生的积极努力和澳洲政界人士和澳洲主流社会同情心的共同合力的结果。
在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澳洲这个过程中，这些人不能被遗忘。
有的献出了他们生命或者已经不在人世：吴今杰、刘小秋、徐凯来、吴建忠（阿忠）（权当这么理解）、刘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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