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司马璐为何脱离共产党？/胡平

司马璐出生于1919年，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脱离中共，1949年离开大陆去香港。1952年，司马璐在香港出版了《斗争十八年》。在序言里，司马璐写到：“从1935年我参加中共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整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斗争了十八年！”

在《斗争十八年》里，司马璐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延安：表面上标榜平等，实际上等级森严；共产党号称为人民服务，自称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实际上延安的老乡们一提起共产党就很反感，如此等等。《斗争十八年》讲到很多故事，令人感慨，启人深思。这里我只讲三件事。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奉组织之命到安徽展开地下工作。他的顶头上司叫柳英，人称“老头子”。有一次，“老头子”向司马璐讲述了当年江西苏区屠杀AB团（是一个接近社会民主党性质的组织，江西苏区时代，在中共党内有极大影响）的故事：

“那时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

“老头子”说，假如你不是反党份子，当党指你是AB团的时候，党对你说，你一经承认就可以无事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来，那么你这种人就该杀，因为这说明你意志薄弱，容易动摇，要是给敌人抓去，一定当叛徒，所以该杀。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党寃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满，对党抱怨。也该杀。这说明你对党的忠诚不够，你这种人很容易叛党，所以也该杀。这两种人都随时易于成为叛党份子，杀了干净。“老头子”补充说，另外还有一些乱用AB团的罪名杀人的干部，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

“老头子”满口杀杀杀，说得满不在乎，唾沫好几次喷到司马璐的脸上，他也毫不觉得，又继续说下去：“同志，这次清洗我们的党，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杀掉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今天还成个什么样子呀！”

最后，“老头子”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话算是作了结论：“至于我，自然也是从那次斗争中考验过来的。”“老头子”讲起自己被审查的情景：“赤卫队先把我绑起来，主持审判我的一个干部不断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张承认自己是AB团员的自白书上签字，我至死也不承认这回事。然而我却不断呼号着说：‘党对于反革命份子的严峻处置是对的，我始终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巳贡献于党，你们怎样处置我，我都没有话说。’几天以后，另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就被释放了。而那个灌我辣椒水的干部，却以AB团的罪名被杀了。”

“老头子”讲得眉飞色舞，司马璐听得毛骨悚然。司马璐写到，说实话，我对这样的组织生活已经厌倦了。经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原来那份圣洁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吹去大半。

《斗争十八年》还讲到一件事。那时，司马璐已经脱离了共产党，来到重庆。一天下午，司马璐坐在茶室饮茶，巧遇在延安枣园“敌工培训班”的同学陈健民。陈健民知道司马璐已经脱党后，告诉了他一个骇人的故事。

陈健民来自昆明，本是昆明国府后勤机关工作人员，中共地下党员。一天，党命令他逮捕某人并立即处决，事后再向政府公布此人为图谋不轨的共党分子。当陈健民遵命将此人逮捕，一看，原来也是枣园同学——身体结实、会唱山歌的矮个子李毓兹。经过交谈才知道，原来是昆明中共组织经费十分困难，李毓兹奉命抢劫昆明大商号源昌公司。殊不知这家公司有“云南王”龙云的三公子的股份，龙云闻讯大怒，追缉甚力，限期破案。昆明中共地下组织这下慌了神，因为中共在西南的活动全靠龙云掩护，现在抢了人家公子的公司，一旦破获，如何得了？到这时，陈健民才恍然大悟，党命令他杀李毓兹，原来是为了灭口！陈健民把自己的“任务”告诉老同学，两人相拥而泣。最后，陈健民送了一点路费给李毓兹，嘱他走得越远越好。陈健民自己则提了一只小箱，悄悄逃至重庆。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共产党立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与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因此共产党就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此，共产党可以一方面对所谓旧社会旧制度发动极其苛刻的道义讨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为中罔顾最起码的道德约束。在最美好的旗帜下，共产党就做起了最恶劣的坏事；在建立人间天堂的名义下，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想当年，有不少国统区的青年，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而投奔延安。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在延安遭受到种种猜疑与迫害，也对共产党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反感。但是脱离延安的人却并不多。一个原因是他们仍然无法挣脱共产主义理念那个精神牢笼的束缚，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给自己脱离延安，重新回到他们曾经与之决裂的国统区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那么，司马璐是怎样解释他的回归呢？

司马璐写到：“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着我的遍体鳞伤的身躯，终于勇敢的，不顾一叨的，从这个囚笼中挣扎出来”。“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牢笼中飞出，我发现到，在这地球上，除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广大辽阔的世界，我惭愧和讥笑自己过去是多么无知和浅薄，我们过去被关在那样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小天地中，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竟是这么茫然。我们在共产党内，受的是偏见、武断和仇恨的训练，他们把这个世界说得如何的丑恶，但是却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丑恶的行为范畴中去”。
　　
司马璐记叙了他和一位国民党的朋友郭春涛的对话。

“你不要误会，我绝不是为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辩护。”司马璐接上去说：“我继续在寻找革命的道路，中国和世界都要换个样子的，但是总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国今天需要怎样的政府呢？第一要肃清贪污无能的官僚，第二要顾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计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郭先生，我以为你不必这样动肝火，意气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养，当然看问题要比我深刻得多。”司马璐用高帽子先把郭春涛的气平了下来，又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件事，你身为一个国民党员，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可以高谈阔论的大骂国民党，你能说国民党独裁吗？如果国民党真有一套独裁的本领，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其实我呢，我个人与国民党只有怨，没有一点缘分，但是，我们说一句话总得对国家对人民负责，那么我可以说，如果你指责国民党的政府人员无能则是天公地道，要说他们独裁，他们就太不够资格了。”

这段对话很值得玩味。正如司马璐在序言里所说：“在本书中，我反复的说，我绝不为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辩护。但是，我要公道的说一句，一个人当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往往并不觉得自由的可贵，等到连这一点自由也丧失以后，才发现到自由的价值。”

这使人想起储安平那句名言——”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与‘无’的问题了。”

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在出版了那本《新阶级》之后，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不完美的社会》。在我看来，这部《不完美的社会》更重要。吉拉斯在书中指出，以为社会可以实现完美这种观念是共产主义者犯的最大错误。追求完美的制度、完美的社会反而会误导人们。吉拉斯强调，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完美的，但尽管如此，人类还是可以有梦想有理想，这样社会才会有改革有进步。我们要接受社会是不完美的现实，同时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改进，而不要沉溺于完美社会的观念。

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要把制度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区分开来，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病，有的是制度造成的，有的是人造成的。由於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因此，不论什么制度都不可能使人类社会达到完美。波兰的米奇尼克说，民主就是“永远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恶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唱猴戏的大杂烩”。米奇尼克说，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能力，专制是禁止对自身怀疑和批判的。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社会的不完美，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必须允许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简言之，必须要有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