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八九六四，一座流动的纪念碑/长平

临近六四民主运动33周年纪念日，香港警方宣布部分封闭维多利亚公园。记者问倘若有人身穿黑衣、手持鲜花或者蜡烛出现在维园附近，香港总警司廖家基说：“如果这个人让我们感到他出现在那里的目的是煽动他人的话，我们当然会搜查证据。”

在这里，香港人连续三十年举行大规模烛光悼念晚会。参加人数少则三五万，多则十几万，创下了人类抗争运动的奇迹。其组织者香港支联会2021年9月25日被迫宣布解散，骨干领导人则身陷囹圄。

这是支联会解散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也是无团体申请在香港维园组织悼念活动的第一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被禁的第三年。

支联会解散之前最后的抗争行动之一，是在香港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之时，启动众筹建立网络博物馆，也就是我受邀担任总策展人的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2021年8月3日，支联会宣布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开馆，同时脱离支联会，由策展团队独立运作。尽管如此，我们的博物馆在香港媒体饱受攻击，并于9月28日被香港当局封锁，在香港境内无法访问。今年六四纪念日前夕，有香港媒体测试仍然无法访问。

有记者问我，在这种严密的控制和封锁之下，在网络上建立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还有什么意义？

“一座流动的纪念碑”，这是我曾打算为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撰写前言时拟定的标题。或者说，这是我给这座博物馆的定位。更准确地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八九民运，也是我所理解的维园烛光。

“流动性”被广泛用于描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齐格蒙·鲍曼 (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说，流体既没有固定空间，也不能限制时间。从政治、经济到个人生活，从性别、种族到情感，我们都在流动性中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流动性有了更多的体验和理解。我个人并不愿意称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为网络博物馆，因为它并非是一个虚拟的空间。网络已经成为我们很大一部分现实。而且，它所呈现的流动性，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作为一座现代博物馆，我希望它像传统的大型纪念碑那样坚定、稳固和巍峨，同时期待它跟随人心、良知和正义弥散在全球各地，在历史的每一个空间，在未来的每一个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维园烛光晚会已经存在三十年之后，香港警方对维园的严厉封锁，强化了人们对六四民主运动的记忆。

这并非是一种浪漫的描述。我曾经多次讨论过，八九六四尽管是中国当代最受关注的民主运动，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仍然被低估。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决定了今天中国与世界的格局。无论是今天中共的权力打造，还是中国模式对给世界带来的困境，都可以从三十三年前的那场运动中找到源头。

当年的六四抗争本身就是一场流动性、弥散性的全国民主运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北京学生和天安门广场固然重要，但是此前的报道和研究过于聚焦，有时会忽略了这场运动几乎席卷了中国的每一个大中城市、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将近一半的中等专科学校，以及无以数计的学术机构、工矿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直接参与抗争的人横跨不同年龄、阶级、专业岗位，数以千万计。

记者出身的研究者林慕莲（Louisa Lim）在《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中，挖掘和讲述了成都等地学运的壮观与惨烈，以及普通民众的持久抗争。加拿大及美国历史学者周杰荣（Jeremy Brown）于2021年出版的六四最新研究著作《六四：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中，则广泛地考察了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人群的积极参与，以及藏族、穆斯林等地区发生的抗议活动。

六四的流动性还体现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尽管中共进行了各种屏蔽和抹黑，这场民主运动并没有消散殆尽，而是有力地促进了苏联东欧巨变；而西方社会对它的意义的忽略，又为今天的“中国威胁”埋下了祸根。

维园烛光晚会可以被禁止，但是无法从历史的记忆空间中被消灭。正如香港支联会在启动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筹建时所言：真相不死，烛光不灭，火种永存。

“中国数字时代”发表的一篇报道称，在中国大陆，六四屠杀之后，学运并未结束。报道盘点了从1990年代以来，包括人大“读书社”、北京新青年学会、广东佳士工友维权事件、北大马克思主义协会、中国高校的米兔运动、高校LGBTQ社团以及藏族、维吾尔族学生在内的校园抗争活动。“这33年间，学生运动并没有停止。事实上，就在2022年的新冠清零运动中，也有许多高校的学生站出来集体示威游行，反抗不合理的封控措施”。

有人在争论，5月26日走上街头的数百名天津大学生齐声高喊的口号，到底是“打到习近平”还是“打倒形式主义”。其实，所有的公共抗议都是政治抗争。

当年参与八九六四的千万学生和民众，也怀着各种不同的动机，喊过各不相同的口号，这本身就是运动的流动性特征之一，并不妨碍它成为一场伟大的民主抗议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