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疆辅警的自述（上）
wdz
我叫wdz，来美国之前我是一名中国新疆的辅警。我来美国的原因是因为受到了中共迫害和不公平对待，以及中共对新疆民众的残暴统治。这些经历使我感到痛苦和压抑。我对我的国家失去了信心，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信任！我不再相信他们，我厌恶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弘扬的精神背道而驰。他们操控思想，剥夺信仰，侵犯人权。
在从事辅警这份工作之前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我的家乡，由于受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和其他同龄人一样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以及当时繁重的学业，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枯燥和孤独中度过。最为快乐和无忧无虑的日子也只有在学前班的三年了。也是那个时候有了一个当警察的梦想，因为我那漂亮善良无微不至像妈妈一样的老师总是提醒我们在自己无助或者遇到危险时要寻求警察的帮助。一个高尚正义光辉的形象就此刻在了我年幼的心里。
2018年我在网络上无意间看到了新疆警察的招聘信息，由于此前新闻媒体也有过对新疆暴恐事件的报道，所以我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和维护和平的光荣使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在我走出出站口的那一刻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可以说是激动到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我深吸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心情，没有让它掉出来，因为对面的人实在太多了，但他们不同于中国内地其他车站出口的人头攒动，他们整整齐齐的站在隔离带外面笔直地看着你，一些出租车司机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小声的招揽着客人，我顺着出站口平台的楼梯往下走就好像踏上了一个被隔离带隔出来的T型舞台，几名手持钢枪的武装警察站在空旷的T台中间迎接着我们出站，这种感觉很矛盾，即有被保护的安全感又有这种气氛所带来的紧张感。会不会真的有暴徒突然出现引爆炸弹？不过这种想法在我到达工作地几个月后就烟消云散了！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治安最好的地方在哪里。我会说新疆绝对是我去过治安最好的地方。因为那里的警察一分钟内到达报案现场。每个市/县的街道三到五百米就有一个警务站。就算偏远的乡村五分钟内也会有驻村警察到场。但是这种安全是投入巨大的，牺牲巨大的，甚至是用一些违法违规的手段换取来的。
在我刚刚进入警局报到的第一天连被褥洗漱用品都没来得及准备就被送到了训练场地，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封闭式训练。不过领导已经替我做好了准备，领导打了一个电话，没到半小时就有人在外面给我送来了训练服、训练鞋、一套被褥和洗漱用品。尽管送来的训练鞋不合脚，训练服二天也破了，但我还是以高出市场价一倍的价格800元买下了它们。在我为期半个月的封闭式训练中，经常能在夜深人静时通过连接楼下的暖气管道听见一楼传来的阵阵哀嚎声。后来在与门岗执勤特警的交谈中得知，那是公安局的办案组在审讯。他们都穿的便衣开着私家车经常在夜里进进出出。他们白天审晚上也审，采用疲劳战术，他们的手段很多，把铁桶扣在被审讯者头上用木棍不停的敲打、把衣服扒开用打火机烧肚皮、把被审讯人员的手脚考在墙上不同高度的暖气管道上，站不直又坐不下、用刚刚折下来的柳树枝条抽打脚心。这些折磨方式不仅没有外伤，更不会致命。最常见的就是在走廊里手铐和脚镣考在一起，头上带着头套半蹲着被办案组的人牵着走。那沉闷的脚镣声在空旷的走廊中显得格外刺耳。每挪动一步都像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这条我们最为熟悉每天折返无数次的走廊在他们那漆黑的头套下仿佛永远也看不到尽头。
训练期满后我被分到了检察站工作，对面有一家餐馆，我经常去吃饭，一对善良的维吾尔夫妇经营着，他们带着一个十岁的女儿住在店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每次去吃饭都能看见他们淳朴的笑容。女主人不会汉语，我都是和男主人点餐。他们的女儿汉语很好也很爱说话。每次上下学经过我们站点都笑着和我们打招呼。我从没想过这样的坏事情会落在这样善良的家庭中。那天我还和往常一样在执班，同事和我说对面餐厅的老板娘被抓走了你知道吗？我听到后很错愕，反问他。是餐厅的那个吗？他用那种无奈的眼神冲我点点头。我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还是那个穿着一件老旧绿毛衣头发蓬松虽然不会汉语但每次看到我都热情的倒上一碗热茶的善良母亲。在我的记忆里她没有对身边的任何人大声讲过话，就是这样一位慈祥善良的母亲被抓走了，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
同事告诉我是别人举报的，前一天晚上派出所过来抓的人，说是宗教问题。在关了几天门后他们家又重新营业了，女主人被关进了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简称教培，或集中营）。为了不让这个养家糊口的小生意垮掉，老板把妹妹叫过来帮忙，兄妹一起又把这个家重新支撑了起来。我再过去吃饭时老板还是那样憨厚热情的招待着，看不出任何的忧愁，也许这就是男人的天性，能把所有的痛苦和忧愁都藏在心里默默承受。反倒是他们可爱的女儿没有了往日的活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悲怜，每当看到她瘦小孤独的身影在路边渐行渐远时总觉得双眼变得模糊。
关于教培我之前并没有听说过，也是这次同事说起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同事的父母也被关了进去。也逐渐了解到里面关押的人，是并没有触犯法律的宗教人士和有前科的人员。比如其它站点的一位同事也是因为宗教原因被关进教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几次自我检讨和检举揭发自我悔过的思想教育视频会，并且签订检举揭发自我悔过承诺书。承诺自己、亲人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从事过宗教活动。那位同事就是因为以前结婚时采用宗教仪式举办的婚礼。他并没有把自己的问题老实交代写在承诺书里，而他的老婆却在工作单位签订承诺书时把问题交代出来了。正是这一原因他被定为思想顽固分子，存在侥幸心理。当时的口号叫：“应收尽收”。就是能关多少关多少。他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家庭和自由。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夫妻间互相检举揭发划清界限的故事。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由于这些人被长期关押在教培中心，很多被关押人员的配偶都选择了离婚，有的人还有了婚外情，最无辜的就是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支离破碎。
“统一思想”一直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引以为傲的制胜法宝。为此，我们这些无党派辅警们开启了无尽无休的学习之路，为了给我们洗脑，我们被强制要求上党课，学习党史，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学习自治区，自治州，公安厅，州局，市局，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讲话精神、会议记录以及心得体会。要求通篇抄写在笔记本上。最多时一天要写十几片。少一篇就取消休息日。这对于本来就没有多少时间睡觉的我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除了24小时不间断的执勤时间以外还要写学习笔记还要经常参加视频会议，还要组织训练，还要背诵精神指示。大部分时间里我们24小时内的睡眠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即使是这样。本就属于我们的宝贵休息日也会被取消，因为一波接一波的督导组总是来的没完没了。上级领导们为了应对这些来自更上级的领导也是费尽了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在督导组还没有到达的时候，领导们就已经收到了消息。全部警员停止休息全部上岗，有搞室内卫生的，有搞室外卫生的，有粉刷墙面的，有做假登记台账的，有摆放花盆的，有修补路面的，有喷油漆的，有冲洗马路的，有整理被褥的，有擦拭护栏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尘不染，焕然一新。就连卫生间都要锁起来，等着领导来了第一个进去。督导组的车开到哪里，人去了哪里。我们了如指掌。因为便衣组早已等候在各个路口。全程跟踪盯控随时通过对讲机进行汇报。全城警力高度重视，若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可是要受到处分的。终于，督导组的车队过来了，几辆丰田越野车和一辆丰田考斯特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从我们站点飞过。督导组好像来了，督导组又好像没来。为了这一秒钟，我们付出了如此之多。此时对讲机里传来领导的声音：“解除道路封控”。于是乎封控小组开始放行，所有行人和车辆从各个路口驶出。几分钟后对讲机里又传出领导的声音：“休息人员正常调整”。我身边传来了同事们的欢呼声。他们谩骂着卸下身上的装备，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与家人团聚。类似的场景几天就要上演一次，甚至是两天一次。没有人敢反抗没有人敢质疑，因为对抗组织不服从管理的罪名是没人承受得起的。所以他们开始更加肆无忌惮的强制我们做更多的事，强制向我们每一个警员收钱购买建材用来建设新增站点。强制我们从事建筑劳动，强制我们购买办公用品，强制我们购买习近平书籍，强制给我们灌输政治思想，强制维吾尔族同事说汉语，强制禁止维吾尔族同事参与宗教活动。强制征用群众工程机械。强制征用警员私人车辆用来跟踪盯控检查组领导干部或者外籍人员。强制收取我们的护照禁止出境，强制收集警员家人及亲属个人信息，个人社交账号及密码，强制搜查警员手机，强制收费集体用餐，用我们交上去的伙食费来给领导全家开小灶。领导的胃口很好，每一次都满意而归。领导的脾气很大。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到狗血淋头，用全城警察都能听得到的对讲频道辱骂警员和其母亲。领导的权力很大，可以随意把下属调整到任何岗位。领导的安全意识很高，在马路上用手枪对着出租车司机的脑袋警告对方下次开车小心点。领导的知识面很广，在视频会议上当着全市警察的面讲解其办公桌上避孕套的真正用途。领导的上进心很强，拉着全局的警察选他自己当人大代表。
2018年末新疆维稳工作上升到了新高度，为了应对中央领导的视频调度，各级政府都把视频调度作为重中之重，从上至下层层调度层层演练，每天通过视频会议系统由自治区级维稳指挥部、自治州级维稳指挥部、市级维稳指挥部和县级维稳指挥部逐级向下开展视频调度。这套视频会议系统可谓是全球第一，绝无仅有。其覆盖全新疆境内4个地级市、5个地区、5个自治州，13个市辖区、26个县级市、61个县、6个自治县，200个街道、413个镇、447个乡、42个民族乡，3283个居委会、9051个村委会。设立上万个视频会议室，24小时值班值守。形成了由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自治州维稳指挥部，各个市/县维稳指挥部 ，乡/镇维稳指挥部，村级综合治理中心及全疆各公安检查站、各警务站、生产建设兵团组成的五级维稳指挥体系。其中村、镇、警务站、检查站的视频会议室由两人在岗值班，县市和州维稳指挥部在五到十人甚至更多。如遇有突发事件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指挥处置并及时上报上级维稳指挥部。就是这样一个调度汇报的工作，让我们各个维稳指挥部的值班人员和一线警务人员们吃尽了苦头。也让我看清了中国共产党和其带领的执政队伍的本质。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牵头制定了汇报方案和流程后各级政府迅速安排落实部署，要求汇报流程必须军事化 ，除警务站检查站着警服外，其余人员一律着军用迷彩服。汇报时除了声音洪亮汇报动作也必须采用军姿。对于那些村级视频点位来说就好比是在让他们走模特步一样别扭。因为很多人都是上了年纪的维吾尔族农民，他们看着藏在摄像头后面的汇报词吃力的说着汉语，一遍一遍的练习着起立敬礼，可即使这样却还是达不到领导要求。坐在维稳指挥部的领导们从早上调度到晚上从晚上调度到凌晨，为的就是自己辖区的视频会议点位在被上级领导调度提问时不出问题。
在这高标准严要求的轮番调度下，我们值班人员早已疲惫不堪，因为是24小时值班值守，一些年龄大且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人先扛不住了。有人晕倒在了综治中心的视频岗位上。没过多久我也在视频岗位上出事了，我被局长以不服从管理为由非法关押了一个星期，理由是我在值夜班时打瞌睡。在我打瞌睡的前一天，其他站点的同事也因为晚上值班打瞌睡被罚了500元钱。所以我刚好撞到了领导的枪口上。像这样打瞌睡的情形对于我们在视频会议室值班的人来说已经是很常见的了，没有人能一直用军资坐在哪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一整天，那些要求太过苛刻，并且毫无意义。在共产党的体制里，这种形式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只要领导满意那就是对的。当天值完夜班后我便去宿舍睡觉了，大概中午的时候一声巨响伴随着剧烈的震动把我惊醒，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急促地呼吸着，心脏已经蹦到了嗓子眼，模糊中我看见站长老王正站在我眼前恶狠狠地盯着我，他手里的对讲机传出领导咆哮的咒骂声。看见是他我把本想骂出来的脏话又憋了回去，估计他是踹的床把我踢醒的。老王气氛的质问我昨晚值班是不是睡觉了。“没有啊”我下意识地回答他。“还没睡？州上截图都发过来了，听听对讲机里都骂的啥！”说罢他摆弄着手机把截图给我看。
这期间我听到对讲机里传来领导的命令，让特警队带上两个人把我送到看守所去关禁闭。截图里我闭着眼睛歪着头椅在椅子上。任谁看了都百口莫辩。“我就打了个瞌睡就醒了”，我试图解释。“州上听你这些解释吗？”老王反驳道。于是我不再说话。委曲、无奈、愤怒、自责，一时间我的心里可谓是五味杂陈。听到领导要将我关禁闭，老王也是比较意外的，他沉默了一会，降低了声调让我先收拾东西，并且劝我说“没事去吧，就当放假休息了”。我没有回话，因为心情已经低落到了极点。我缓慢的穿上衣服，开始收拾被褥。几分钟后特警的人就到了。我执意不肯上车，其中两人便冲过来将我按倒在地动弹不得，给我强制上铐之后就拖上了警车。路上他们跟我聊了几句安慰的话，见我不想搭话也就没再多言。我看着车窗外不断向后流动的风景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生轨迹，不断的经历不停的变幻，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什么。就像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被非法关押一样。在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和行政处罚流程的情况下，只凭领导的一句命令。我的自由就被剥夺了。在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执政体制里，法律在权力面前形同虚设。
到达看守所后我被他们架出车外，一排高大的围墙就出现在我的眼前，高耸的大门上写着xx看守所一排大字。在表明来意后我被带进了大门，特警的人将我交给了接收人员，在经过了两道安检之后，我被带到了监区，进入主楼的大厅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扑鼻而来。这里的楼层很高走廊也很宽，一道道的铁栅栏将走廊分割成不同区域，穿过这些栅栏我被带到一个小的牢房单独关押，打开厚重的铁门后我迈进了监室，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别无他物，这里空旷寂静的让人脊背发凉，空气中弥漫着水泥地面和消毒水的味道。
每天夜里我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只有白天我能从监室尽头墙壁最高处那个只有两个足球大小的通风口闻到一阵阵阳光的味道。我仰着头尽情地呼吸着，以便天黑以后，我有足够的能量来对抗那死寂的长夜。黑暗吞噬不了我，我总会迎来明天的太阳，牢笼可以束缚我的身躯，却囚禁不了我那颗向往自由的心。在被关押的这一个星期里，除了要写交给领导的虚伪检讨书以外，我别无他事可做，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或是回忆，回忆我的人生成长过程，回忆我的工作和生活，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思考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思考人性，思考道德。在我回忆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发现我一直都在做一个听话的人。从小要听父母的话，上学了要听老师的话。工作了要听领导的话。听话，这不是一个简单听从的概念。中国式的听话是要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认同才称得上是听话。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是对最高权威的绝对服从，是不能有异议和另一种声音存在的，必须要在思想上绝对的统一。否则会被视为异类，是对其权威的质疑和挑战。等待你的只有教育和改造，甚至是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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