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国高考日
胡平
7月7日、7月8日，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日子。全国各地总共一千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这一场有可能决定他们人生前途的高考。记得77年、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两场高考，录取率只有5%，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大学生就是金字招牌。现在不一样了。今年的高考，据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报道，录取率将近90%。如今，上大学不是问题，上好大学才是问题。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上全国一流学校。因此高考仍然充满激烈的竞争。
网上看到一幅照片，是寒门子弟参加高考的励志口号：“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一个无钱、无权、无势的“三无”人员，在整个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统一的高考竞争中，才有凭自己的能力战胜那些“三有”人员的希望。话说得很夸张，但细细品味，何尝不是实情呢。
不消说，中国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相比而言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高考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量化、标准化，这也便于阅卷和评判。正是由于标准化，所以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权势、金钱、人情、关系等等难以进入，相对是一块净土。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对高考制度情有独钟，一方面是有古代科举制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文革中废除高考的惨痛教训。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理由是高考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一张卷纸定终身”，不能反映真才实学，等等等等；于是改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这看起来很好，实行起来却很糟。因为它给形形色色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多的不成比例就是明证。
当今中国，腐败无处不在，高考领域也不例外。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大规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倾斜；而在录取的时候，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考生还要受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视，他们的考分必须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样好的高校录取。就在这次高考前，媒体又揭露出山东的陈春秀、苟晶等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丑闻，舆论为之哗然。照说，这种弊案本不难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为惩罚太轻。在古代，科场作弊是重罪，因为它关系到千千万万寒门子弟的上升机会，关系到公平正义。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界人士，提议立法，加大打击高考作弊的力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搞冒名顶替这种勾当的都还只是小权贵，大权贵根本用不着搞冒名顶替，一个条子、一通电话就解决问题。中国的反腐败任重道远，一党专政是最大的腐败，我们要做要改的事还多得很。
胡平：文革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幕后原因（2016年9月14日）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制度。早在1966年6月上旬，报上就刊出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其中提到要废除高考制度，建议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接受锻炼，首先取得工农兵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然后再由党从中挑选先进青年升入大学。紧接着，又有几位人民大学的学生发表公开信，呼吁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建议招收工农兵优秀份子进入高等学校。7月24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北京四中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公开信，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事后我们不难发现，废除高考制度的结果之一，是为中共特权阶层获取私利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中共干部子弟无疑是废除高考的最大受益者。事实上，那正是中共当初作出此一决定的幕后原因。
在中共建政初期，高中生都很少，大学录取率相当高，竞争很少。进入六十年代，高中教育大幅增长，大学越来越供不应求。那时候，大学的录取率很低，因 而围绕着升入高等学校而进行的竞争也越演越烈。中共老干部的子女，大都出生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正赶上考大学的时候。既然上大学必须经过统一考试，因此， 学习成绩的好坏总是一道硬杠子，而在这方面，干部子弟并不占优势。尽管当局十分强调政治表现，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是受到同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不同家庭出身 的同学大多有着一样的价值观，因此即便在政治表现方面，一般平民子弟－－包括所谓黑五类子弟－－也不比干部子弟逊色。为了让自家的孩子在竞争中胜出，共产 党便在学校里大力推行阶级路线，也就是家庭出身歧视政策。借助于所谓阶级路线这头一道关卡，共产党轻而易举地把“黑五类”子女排除于大学门外。然而升学考试这第二道关卡，却又不可避免地会使一批干部子弟名落孙山。文革初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说它让大量非无产阶级青年进入大学，排斥打击了“红五类”子女。这表明中共特权阶层对其子女已有的特权地位还不满足，还力图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而废除高考制度则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一愿望。无怪乎在最早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建议以及对中央的决定最表赞同的学生中间，很大一批人都是中共干部子弟。
这里有两个证据。
2006 年，文革四十周年时，香港出版了一本《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作者宋柏林，文革时就读于北京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其 父是开国少将，当时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在1966年6月23日的日记里，宋柏林写到：“回家与父亲谈了很久，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 95%可能不大适当吧。并说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应敲打。但还是要注意，主要是夺权，是打当权派。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份，一个文化革 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地改造。并说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好的。”
去 年10月，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当时年少曾轻狂》的红卫兵口述史，其中一位口述者史刘辉宣，文革时就读于北京四中，其父是老红军。刘辉宣讲到：文革前两三 年，干部子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受到上层越来越多地关注。“当时有一个很突出的情况，就是共产党觉得自己的子弟在学校里的学习不是一般的差，不但和高级知 识分子和资本家的子弟比，就是和普通家庭的出身的学生比，也不很理想。这就引起了中央层很深的顾虑。”
这就是中共在文革中要大力实行阶级路线以及废除高考制度的幕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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