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现问题。如果简单看统计数字，似乎中国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了2012年，但掩盖了统计数字背后的严重问题。为什么我会这样分析？刚才我已经讲了，中国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支持作用，最大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是融入全球化体系，它们都是从九十年代就开始的。中国的私有化、私营企业的大发展实际上在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但并不合法，到了90年代末才把它合法化。一旦变成合法，中国私营经济的增长速度就极为迅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大发展和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紧密相联。实际上，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非常快速地从无到有，部分融入了全球化体系；加入WTO后，就更进一步加快了融入全球化体系的步伐。如果没有巨大的私有经济发展，单纯地融入全球化体系是不够的，只有两者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为什么我说2007年中国经济就已经产生了问题？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非常担心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威胁共产党统治，一直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努力让国有经济更快地发展，有意识地用各种方式遏制私有经济。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实际上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了。早期“国进民退”的突出政策就是中共的“抓大放小”。所谓“抓大放小”中“放小”的那一个部分，在实际执行中就是私有化。政府把比较小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当然在国内不允许使用“私有化”这个词，改叫“改制”。但中共真正的重点不在“放小”而在“抓大”，这是政策的核心所在。“抓大”就是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中共从来没有放弃国有企业的意思，事实上正好相反，它要让国有企业发展得更大、更强，所以在九十年代末，中共就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用国资委和全面的政策，试图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

但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意思就是说，国有企业在资不抵债的时候不会破产，所以国有企业不会害怕破产，这就导致了国有企业胆子非常大，敢于借钱。软预算约束问题，是所有其它共产党国家经济改革失败的最基本原因。中共强调“国进民退”和努力壮大国有企业，就把国企不可避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都拉到中国经济里来。到了2007年的时候，国企做大做强很见成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再次凸显，使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变成了当地唯一的大地主，因为没有任何人有土地所有权，就是阿里巴巴这么大的企业也不拥有一寸土地，它所有的土地都是租借的。由于每个地方政府都是当地垄断土地的唯一地主，它们售卖出租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就利用它的垄断权力，尽量抬高土地价格，采取减少土地供给就是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是在土地国有制下，地方政府共同限制土地供给制造出来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整个房地产市场，它的总价值是多少？我现在讲的都是疫情之前的情况，中国房地产的总价值比美国房地产的总价值，再加上整个欧盟的房地产的总价值加在一起还要大，但美国的GDP数字加上欧盟的GDP数字合在一起，相当于中国的两倍以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是一个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早晚要出问题。为应对零八、零九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的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进一步把泡沫扩大化。那次财政刺激的重点就是房地产投资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投入的主体是房地产业。

前面，我讲到软预算约束，过去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主要讨论的是国有企业，但是自从零八、 零九年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巨大的财政刺激之后，中国又产生了一个新形式的软预算约束，那就是地方政府。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一些所谓的融资平台，其实就是以国有土地为核心建立的空壳国有企业。当地政府把土地拨给融资平台，让它拿资产负债表到银行去获得抵押贷款，借出极其巨大的资金，光是金融危机那一段时间，就借出来上10万亿。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没有人确切知道了，早在许多年前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了50万亿，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保密了。

 

 

 

 

 

中国也想模仿风险资本，但中国的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模仿风险资本。因为风险资本高度依赖法治，高度依赖司法体系，高度依赖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市场本身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至今不能独立，所以没办法模仿。只有在风险资本能正常运作的环境下，才有可能给全新技术注入资本。当然全新的技术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面，也是制度带来的，就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制度下人才有想象力，而自由非常重要一部分就是自由的大学，教授治校的大学。中国至今没有一所自由的大学。当大学不是教授治校的时候，无论有多少教授、博士和发表了多少文章，学术都不可能是自由的，也不会产生大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