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号-特稿 网络简介 网络文章检索

　

　

我的随笔——张小鼐

 

北春编者按语：此文是作者对红二代孔丹等人政治言论的参与，虽是随笔，却是长篇宏论，触及到到中共的本质文化问题，一如作者所言，中共面临着自身文化理论上的困境,一直都有很多地严重问题,现在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与事业进步,是发展中地障碍了。文章虽长值得细读，本刊分期刊出。

 

自注:发这一个人的文集仅供大家参考,也是我对孔丹等人一些政治言论的参与；我认为文化有普世性,欧美国家文化是主流不能否定,中共面临着自身文化理论上的困境,一直都有很多地严重问题,现在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与事业进步,是发展中地障碍了,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中,现在所必须要积极认识和亟待解决的。不多谈,我想与大家面对面直接交流一下,并请大家能不吝赐教?对欧美主流文化价值观有争论很正常；但现行体制更有严重缺陷,为人们关注的是非所在,不是西方政治问题,乃我们自己如何去适用改革开放的发展,民众有要求政治变革的强烈趋向,改革势在必行！其中革命价值观尤为不可取,这是我坚持要对历史之非认识的主要目的,毛晚年的错误,就是对人民与国家犯罪,他有大功也有大过,对此不能回避,认识在于发展与进步！实际上,所谓普世价值观,或西方欧美文化,在中国,今天也即对革命价值观念相对而发生地,实质在于对革命世界观的否定；尤其是经过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浩劫之后,革命地文化已成为人们不能接受的东西了,普世价值观也就这样成为了大家的聚焦点,人心思变,是在要求政治改革之！我所谓之革命价值观,也可为革命世界观、或革命化与革命传统,革命意志,革命理论,革命思想的革命意识或文化、及革命运动与革命事业等,是所谓革命历史形成的,实际上仍然是传统的权力政治,以权力为中心而偏离于文化；一句话,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却绝非理性；在中国就是官逼民反的改朝换代吧；在近现代则始于马克思理论出现后的马克思主义,即欧美资本主义发生以来,针对原始资本主义和传统资产阶级的必然与反动之；最终在俄国出现列宁主义、即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形成了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有其自然性与必然性；理论在文化上乃并不成熟,有很多非理性与缺陷,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缺乏全面而正确地认识；但能在中国成为文化主流,是因为中国近代落后,遭到西方列强侵略扩张,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的危机,人们必须不顾一切地救国救民。理论上,马列主义理论反的只是原始资本主义与传统资产阶级,而欧美都是现代资本主义与新兴资产阶级了,资本主义已经成全球化必然趋势；在欧美等国家，可以说,广大人民都是有产者,人只要工作就可以能去买房、买车、买股置业等,劳动财富受法律的保护,这是事实。而所谓革命历史——史实求是、正确地表述,我认为,只能是中国人民长期被封建专制统治者剥削压迫与被外族、列强的侵略扩张历史,革命要肯定地,但也是被逼迫的,主要在于国家文化政治落后,根本地解决决不是靠革命,只能在文化政治上进步,欧美文化对我们是值得借鉴而非常必要的；树立民权——也即人权或私权,让权力回归于权利,走宪政发展的道路,依法治国,使民众有明确地政治权利,每一个人(弱势群体)都能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个人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民众自己知道、并能维护个人的权利,人民才可能真正站起来,做到毛泽东延安就提出的,让人民监督政府；从而彻底改变过去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必行之路！也只有现代法治地法制化社会弱势群体——即个人、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权利,在法律上站起来；以权利抗衡权力,用权利监督权力！——张小鼐2015年7月16日

 

下面是我近日写成的几篇随笔，供大家参考。我为什么写此随笔？很简单,就因为对美国这样一个中国人近代以后，一生下来就很快会知道、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世界上其它的国家可能不一定都知道，而美国却是人人都会知道的国家。一般中国人的心里、梦想之一就是希望自己此生有幸而能去美欧一游；甚至于对求学、移民的首选之地,即是美欧或日本等国了。中共执政以后,曾取消过学校对英语的教课、而改为俄语,这也不久便告结束,国际上没有英语行不通,所有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毛时代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与美国寻求建交,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睿智、所共同谋求地,不仅为后来中美关系发展架起桥梁；而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很难说、会有如此的成就地；这也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亦为改革开放奠基；邓小平复出后,改革开放之前,曾以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而首访美国,他说过,中美两国都是很伟大的国家,还专门要唐明照陪同、抽空上纽约华尔街看看,对唐明照说：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要好好研究,内心已经在谋划中国地改革开放了。

 

美国建国后在对中国问题上总的看，无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痛苦记忆，还是中国面临着被侵略歧解、与中华民族亡种亡国之危、尤其是抗日救国的战争中，都是始终支持与帮助过我们的。当然，美国也是八国联军之一，资本主义就是向外扩张而发展的，它的产品必须有相应市场；而市场永远不可能满足于生产要求，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大发达、所谓全球化，更为资本主义所推动的；而所有的其它国家却都面临着被其所市场化；反对被其市场化就成为欧美资本主义确立以后,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及利益上地长期冲突；历史也还表明，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乃反其道而行之,从理性地文化文明上是根本行不通、也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绝对不可能被消灭,却是全世界的必然趋势,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与苏东欧国家易帜的真正原因。这一点确切无疑地、看不到是绝对不行的,却正是我们过去在思想观念上的根本错误；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大错误了。而中共刚建国时却因意识形态分歧,曾一度使中美关系出现过严重危机,当这场恶果结束之后,彼此都付出了很大地代价；更造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长久也挥之不去的负趋性,对美国的霸道、与美国有人的傲慢无理等等；至今还在很多的中国民众心中、留下了始终保持地那种印象；自然,这更是媒体被政治化误导所起些反作用；中国主流媒体与中共对宣传工作的控制,早就成为了现代大陆社会的历史传统,也是对文化发展一大阻碍——其中的严重问题民间反响不断,社会上一直有着不同的要求；我想要说的是,政治属于文化,要服从于文化,决不是政治代替文化,或以政治来代表文化了；当然,这也就是说,政治是文化,却不能文化被政治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知道了这个在人们心目中各种各样观点都有地国家、一些自然而真实的情况；强大美国的背后也有很多、是无法尽随人意的东西；但美国与美国人民，是真正伟大的！伟大在于美国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经济发达，高科技竟使人类社会跨越了有些国家“如同梦魇般的魔境”。乃美国之伟大，就在其真正地强大；强大的美国却使全世界都不安宁地，人们对于美国的强大反而还会产生痛苦与愤恨,这是很多美国人所不知道的；也是美国今天并不是在中国能被所有人都理解、且真正接受地。我虽没有这样地去看,在中国,高层与精英界应该是理性地、反对成见与偏见；中国绝对不能没有与美国的友好合作，这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强大而友好,也是美国及美国人民所应具有的文化素质，只有人类和平才有世界性的发展。这就是我看了张维为等人的文章后、要写这些看法和观点的真实动机，而中国所面临着的,更是自己地发展与未来！美国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张维为是个名副其实的学者与专家，岂会不懂？而他提出澄清民主、自由、人权等，既首先要看美国，更是有过近现代历史长达至少二个世纪的话题，我在想,他们却如何会突然要对此为“镖靶”，且以此而来大做文章地的呢？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所言甚是：“民主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到来,这一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那里,不但个人财产受到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更为有力的保护,而且也同时清除了无政府主义与专制主义可能滋生的土壤。”指出,“不但在通过武力方式建立新政权方面,而且在通过健全法制以保证新政府得以长存方面,都应当学习美国”。托克维尔在他写的第十二版序中说,“战士的功劳，在于打破一个旧世界,立法者的功劳,在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两者同样功不可没”。“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要建立一个动乱不已、杂乱无章、穷兵黩武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持久太平、安定有序、爱好和平的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还是一个专制的共和国，是一个忽视财产和家庭权力保护的共和国，还是一个以法律保护这些权力的共和国。”并且认为，“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法国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文明世界具有重大意义。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拯救自己的同时解救我们周围的其他民族”,“世界的命运，将会因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而截然不同”。“我们考查研究美国并不是为了完全照搬它所建立的各种具体制度，而是为了有所选择地学习那些适用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借鉴的是其法制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而非法制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不同的国家,其法制的具体内容也是不同的。适用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制应当不同于治理美国的法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美国法制所依据的原则，如崇尚法纪、均势制衡、自由、尊重权力等,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不实行这些原则,共和国就将迅速走向灭亡”。（上引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二版序）在美国现代法治地法制下，广大民众法无禁止则自由，为法律所保证；其民主法治亦因此为世所周知地。“美国十八世纪的著名政论家潘恩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是法律，在自由国家中法律是国王。’法律能否为王,这是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根本问题也即在搞人治还是法治地,这里我想说一句,时至今日,这句话也还是中国现代政治改革争论的主要内容。

 

（联合早报上有文章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中也指出,美国现在虽然遭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但并不意味着它因此就开始走下坡了。历史上美国能够几次三番地从危机中重新振作起来,靠的正是它无与伦比的经济活力、勇于创新的思想观念和海纳百川的人才储备。 ”认为中国要向美国学习。）

 

（随笔又），

张维为说：“今天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追溯历史，还历史本来的面目。”我看这主要的就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要看到近代以来或许为革命历史造成的负趋性，中国社会发展至今,最严重地一大问题,就在我们思想经常表现出的偏激与极端上；也是长期封建专制政治,于文化上地反动、更可为我们在文化上的经常反向；最为显例的就是近代革命派与维新派（或称改良主义）之争（这与今天左右两派之争极其相似）；结果,对中国社会发展变革造成大不幸；当时,一些热心支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地外国友人就对这种阋墙为斗,形同水火似地深表惋惜。(可为维新派最终代表的梁启超先生等,却至今还很值得我们为之加强认识及相对比较地反思的。)中共党史过去说的所谓左右倾机会主义或党内路线斗争等,更是传统政治文化下的必然表现；在民主制度国家,却因此能完全避免于这种现象地发生、或很少会发生的。在中国,今天可以说,谁也无法推翻中共党的领导地,但要出事也就在中共党内；社会上,则须反对极左与极右,一定要高度地警惕。

 

而改革开放中,我看大家对思想文化,应秉持宽容精神,首要懂得调和、妥协；同商众议、以求真化异,这是社会发展规律,也是把握得当、必然成功的最佳选择手段；协手同心,利可断金；在推进历史发展中,必须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互补、互为、共同来努力奋斗,通力协作,才可能真正做到并去完成的。从思想文化上看,我们必须要认真改正每个人多少还会带有的、过去那种社会革命影响地痕迹,以平等自由宽容的品德公论求是,殊途中当要以同归达之；尤其左右两派,都不可简单地激扬褒贬,是此非彼,互不为伍,两相仇敌,把各自之间的争论,放在了更高于改革开放的发展之上；就我们自己的事业与国家而言，这是很多人现在最为担心的大事情了；今日之中国,我们确不能再折腾的了呀！要树立人权(即民权),依法治国,要有现代法治意识与国家观念；坚定地维护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进步!

 

民族在复兴,人们更切盼国家中兴,在没有了中华民族危亡的发展机遇时机,任何人都不能反对中共党的领导与改革开放；无法回避的是中共理论杂志与中国社科院等主流媒体,他们一直作为中共执政党的喉舌；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所有过去的失误他们都是首当其冲地，恕我直言,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对象之一、处于“革命”之中了。更重要的是现在正是认识的有利时机,否则,我看以后可能就会有悔之恨晚地矣。有很多问题都是认识上的,即使是立场上,真理面前通过认识共识,也是可以自然地会去改变的(包括有些观点认识上的某代表人物)。求是就必须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也!文化上理论乃学术,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地,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这样做对文化发展是一个政治上设定的障碍,使文化被政治化,即被文化而非文化,是对文化的反动；更是思想文化指导上的严重错误行为地。

 

人们切盼国家中兴,更望“习李新政”成为民族复兴、国家中兴的龙头,而改革开放早已渡过了而立之年,现在却正是各种矛盾激化、斗争相当复杂的历史性关键时期,各种思想更会集中地反映出来。知之非难,行之惟艰,不同声音虽是发展的步伐,张维为与仲大军等人一些文章的（思想)出现,既绝非偶然、却更当究其根源。传统文化与民主、自由、博爱及人权和法治等,一直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生争论的话题及主题、亦可谓早就有定论地,今天又被他们突然有意放大到首要之位；我认为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尤其是这对社会事业发展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冲击、及可能产生地后果都须要认真地思考,不会偶然性,因为这种时候,当今之中国社会处于改革开放发展最为关键性的重要阶段；传统文化不是先进文化,历史上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根本上是民权、也即人权问题；人类社会以人为本,中国的最大资源与优势也就在人力与人才上；人的解放是最彻底的、最根本的,更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初衷；因此,在中国现代社会必须以人权为基础,实行民主宪政下地法治的法制化文化,依法治国,从而真正有每一个人的权利(私权),乃人类社会天赋人权,与生俱来之,要使个人——即弱者在法治的法制化中保障其基本的权利(社会上以法律公示明告为红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确立了依法治国,就一定要让权力回归权利,党权、民权、政权应实为法权。

 

改革开放中不同观点绝非敌我,具同向共性,不过各自看法认识、甚至于立场上不同,代表的都不是所有而只为部分；这在有共同基础地同一个目的之上要能够理性地求同弃异,以化解而公决之。传统文化无可厚非,但其封建糟粕是现代民主法治地法制化文化地宿敌,中国不能产生资产阶级革命,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更就在这里。资本主义绝对不可能在封建专制下形成,所谓明清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只是想像；历史上,传统文化完全为贵族文化,始终脱离于广大人民群众,就正是缺失人权观念,皇权至上,极权下重农抑商,更无法形成自由市场,也不可能走向于资本主义发展地方向。讲文化,政治上就更不可能的了,这乃是史实,不承认不行。因此,历史发展上落后；其中主要即不讲人权(民权),官权力代表一切,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严重问题,传统文化绝非先进文化；中国革命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让人民能翻身当家做主人。

 

但由于历史上经常会有反动(正常现象,历史从不是直线运动,甚至反向非常中进步地,发展的),过去受革命运动长期地打压攻击,我们曾完全要否定传统文化；尤其在新中国建国后,文化发展处非常性的非常期,很多东西到今天甚至是完全错误了,这是必须有认识、更应该重新定论的；如革命在被逼迫下不得已为之,文化上所受到地损害是最大、最为严重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已成历史,可暂且不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则然非是！这在理论论上、实际上都不是,并且也说不通地,只不过是历史、及为历史产物而结果之。但如此明显的问题,请问：现在有那个学者能站出来说过、他们讲了真话吗？提出来有人就会扣帽子,主流媒体甚至群起而攻之,根本就不让人说话地。权势下文化被政治化,很多问题在理论上根本就不通,但就是明显的问题也被高压政治所抑制,造成很多似是而非的现象至今；如高举派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等,才真正是伪命题,以政治而代替文化,我称之为被文化却决非文化；更是权力政治下所结恶果地。

 

我必须要指出的是,历史上中共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只因为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马列主义政党、即历史上自称为工人阶级政党；但从成立至发展起来都不是以工人为主体、在工人中由工人自发地组织的；而百分之百地工人本来在中国就少，中共工人阶级成分也从未及半数的；实际上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领导的,如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所谓之工人阶级政党,乃是为代表工人阶级而已；建国后的65年以来,中共作为长期的执政党,早就是中国社会的人民党了,这是事实；其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更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党组织成分全是由全国各族人民的优秀分子所参加地,马列主义只是历史,且这就是中共执政党能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要是还说只代表工人阶级或称工人阶级政党,并非实事求是,更有悖于现代民主宪政下地依法治国,因为政治上工人没有特权,中共党员都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不是特殊的群体。

 

工人阶级只不过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在法治社会法律上人人平等,并无特权；中共作为执政党,长期执政中实际上代表着全国人民；同时,对马列主义争论及其理论的偏失与缺陷,也是至今思想文化上的焦点,必须给予回应；要指出的是国企改制中,所有工人几乎都是被剥夺地，他们是在多不知情下一下子便失去正常位地的；看着工厂企业在所谓改制中被权力下强行所贱卖、国有资产几乎都一下子变成了私营经济,下岗工人也都是在“三个代表”下下岗的,却敢怒而不敢言,谁说了就会有危险,甚至打成罪犯,极少数人却发了改制财,成为了老板。实际上工人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权利,工会只是一块招牌而已,不会为工人说话,而必须跟着权力走,当官的就代表着政府,他们说了算；有人却公然大叫要有理论的勇气,大家看到这种勇气下,不过是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极少数暴发户而已,这决非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地错,而是允许试中一下就放得大开,连宪法规定、即党纪国法也不管了；建国后一些好制度好办法也被改制一风吹得干干净净,腐败现象就出在制度和政策上,这是始终有争论的,厉以宁就说过,有人说了先发展了以后再说的话(见2008.5.《读书》)；结果是权力泛滥成灾,“老虎”贪腐成势,一发难以收拾至今,四川抢决的黑老大与萍乡所谓的大师王林等,正是那时发起来的,老百姓的权利受到侵害,甚至被剥夺,权贵资本主义为害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之,更是中国宪法有明文规定所绝不允许的,更不是什么理论的勇气,而只能是反动之,真是“说福不灵说祸灵”,打落的牙可以和着血往肚里吞,治理腐败必须要文化,这种时候说人性的问题还需用人性的办法去解决,老虎能有人性吗？更要看到传统文化根本不能解决今天地社会腐败现象,如果传统文化能行,我看现今社会也就不会有如此地腐败了,改革开放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在政策制度上决不能犯大错误,这才是人们所切盼地。

 

理论不是唯一的,更是始终发展地。马克思理论是学术，马列主义乃是历史，都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就一定要实事求是，否则,何以服人地呢？中共要保持长期执政党的领导制高权，就在文化理论上应能做好、做到“先发制人”、以理服人,让广大民众心悦诚服的。过去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失,在政治制度上走不出人治传统文化，并不是现代法治地法制化社会，造成过很多的过错及冤假错案，伤害过不少好人（毛泽东曾在九大会上也说过，叶德辉不该被杀,有很多地主、富农就更不该被杀的）；加上社会上自然的有一些边缘群体，如反共及类似六四事件与法轮功等,现在结成了一股国际性反华势力,仅管他们无法对中共领导下的共和国进行决战,其亡“我”（——即中共党）之心不死。而现在这些人是无法发难地；却对中共党的领导来说，不解决这些问题,就始终是极大地包袱，但这些包袱是不应该总由我们来背着的，也是对执政党的一大考验。如果中共能就此在党内外展开大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达成共识,统一思想，形成为文件,作出一个处理重大问题的决议来，我们就能放下这些包袱,轻装上阵；从而团结全体人民全力以赴去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依法治国,长治久安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法制化文化；尤其是将少数逃亡到海外、被外国所庇护、实属祸国殃民而受中国政府长期通缉的刑事犯罪分子、如法轮功首犯等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同时,广大人民迫切的要求政府能对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尤其是疆独、藏独、以及一些邪教组织的恐怖犯罪活动,应坚决给予彻底地毁灭性的打击。

 

也不能否认,有很多我们早就形成的好作风,好传统,好办法等,都在改革开放中莫明其妙地也被丢掉了,这是很多人极其痛心地,现在,在习主席领导下,正在大力地恢复之中,人们是都很高兴的,例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要联系实际,深入到社会上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干部要能听到群众的声音,而政策地形成,是一定要通过调查研究、并有决策机制与程序的；毛泽东甚至说过要做人民群众的学生,这些,对某些所谓的理论权威与学者来说,我看,正是问题的所在了,尤其是如房宁、张维为、温铁军、张海潮、孔丹以及仲大军等人来说,更当认识地。历史绝不是停留在学术理论上的,而是学术理论要从历史上去有所发现与认识,更不是政治能说明或代替地,权力是绝不能代表学术理论的,问题在我们国家还是从权力政治上产生的,革命道路一直是强权政治下走过来地,现在的时代,革命也就针对于我们自己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腐败现象亦完全为传统政治结果,这是必须认识的。我所谓决策机制与程序,就是中共的决定要经过政治协商,重大决策必须经全国人大通过后在全国执行,不能只是中共中央决定就行了,问题就出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上,文革把整个正常的国家都搞乱了,乃权力政治结出的恶果,周永康等人及一些社会黑恶势力,还有如王林这样所谓的大师,都是传统文化与政治下发生的,回溯建国之始,在57年反右以前,我们的国家确是政治光明,风清气正,党政工团妇都有很大的发展且面目一新地,人们对新中国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但以后的路却完全走回传统政治上去了,而发生改革开放还是在权力和权利、即人治与法治间徘徊,讲实话,真正的老百姓是被压得很苦地；不走出历史中国就没有未来,这是可能会亡党亡国的。

 

过去有些好东西为什么未能保持和发扬？问题也在人治而非法治!没有成为制度,靠学雷锋精神、树先进英模和标兵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光搞什么送温暖走访下乡,扶贫济困等时兴作派,实际却如杯水车薪,也解决不了真正问题地,而做起来亦看得出如同背书般地形式、多是走过场的,我认为,还不如在现代权利政治下,让民众自己站起来,自主创业地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好。再如现在有干部下基层(过去叫下乡),都是称调研吧,过去要求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下去了要能住上一段时间,解决具体的问题,绝不能走马观花；现在是好吃,好看,好风光,所见的,都是好政绩,好形势,就是没有问题地。当然,政府要给予基层支持和指导,了解情况,但一定是要深入实际,走现代法治的法制化道路,决不能走历史的老路,搞传统政治,使权力无所不及,代表一切,国家就没有未来,这即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更是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上落后,所以我不能无视于事实,去接受什么“领袖有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魄力和勇气”的话,也不得不站出来讲讲我要说的,“毛泽东发动多次政治运动侵犯人权、践踏法治、戕害中国传统文化,遗毒至今,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这是我们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精神,理性而客观地认识的,对毛晚年错误认识更是为发展。

应当说,胡锦涛受命于一个非常时期,对腐败现象与官权力进行了有效的遏制；他走马上任的第一站就是参观西北坡,真正吃便餐,还交伙食费,而意义在于对作风的公开明确与警示,公款消费吃喝玩乐成风,甚至嫖娼也是公款开支,这个成什么样了呢?江西老区有首民歌就唱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下乡村；现在讲什么什么秀的,政治却绝对不能做秀,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我们做得到吗?过去是为了翻身得解放,人民坐江山,现在坐在高位了,不是了呀!我看,联系群众今天必须靠制度,让干部学者专家等,都能下基层去(每年有一至数月),真正地了解生活,这才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下的优良传统,共产党是知道自己存在问题的。尤其是现在生活好了,不下去是不可能看到下面有些真实地生话,写的、唱的、说的与实际上的不一样,执政党如何领导来着？而现在这么多干部做事,完全可能和可以做到在领导班子与领导机构中实行一定数量地轮换制,干部与领导,要下到具体挂靠点去深入于群众实际生活,了解具体实际情况,解决些具体问题,而且我认为这要从中央人民政府做起,如袁隆平乃新中国干部的典范,新型知识分子之榜样；而中共的优良传统就是能与民众打成一片,做到经常性地现场办公,甚至把办公室搬到人民群众中来。

 

我想再次要指出的是,理论上中共对马列主义与马克思理论,就因为能不断的结合实际,坚持在实践中发展,并敢于闯关创新地,这是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地取得胜利的诀窍；事实上中共党的领导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完全停留于理论上,也正是在思想文化上能与时俱进、不断地发展的。再就党的性质上来说,历史上中共是马列主义的党,亦称工人阶级政党,但这也只是历史；自建国至今,因始终是长期地执政党,实际上这个马列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执政这么多年以来早已是中国人民党、既全民党了；工人阶级只是社会群体之一，党的成份工人阶级并不具代表性的多数地,真正属“无产阶级”(或百分之百地）工人更少；却更具有全民性,以各民族的优秀分子与杰出人物所组成；且从来就没有任何政党是不犯错误的。对历史上的过失和严重错误主要在认识上,人民更是最能够理解和谅解的。而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来说,应自觉地接受中共党的领导——既是每一个人的直接利益、更关系于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中兴与和平统一的,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很可能会亡党亡国,更不可能去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地。

 

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与欧美国家根本不同,所以,中国绝对不能照抄照搬欧美国家政治制度,因为我们早已较为成功地实现了适用于我们自己国家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也可称中国政治概念)：宪法规定我们不搞反对党,但始终有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反共,一直斗了一个世纪至今,彼此还是要使双方都坐到一起来,和平统一祖国成为两岸共同的大局；中国不搞多党制,而早就是多党制地民主参政议政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实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些政治制度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发展与完善,正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我们并不隐瞒历史上曾有过错误,必要相适地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就如张维为所言,我们确实需要澄清有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盲点,也是我要站出来对所述情况坦陈个人认识、与张维为等必须商榷地。权力腐败现象就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落后上,官权过甚,尤其是什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完全剥夺了,在传统的强权政治下民众被压在底层,从来没有过人权观念,而共产党立党初衷就是要解放广大人民的,承诺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这就一定要还权于民,树立现代法治的权利政治,使广大人民有自己明确的权利,权力也能得到真正遏制；亦只有人民群众有了自己明确地权利,他们才可以通过自己创业,过上真正幸福美好的生活。

 

皇帝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强权专制下民众说不得,不能说,不准说,说了会杀头；所以,中国社会就落后。今天,我们对于错误可以讲了，还是要认识；因为民众讲了，问题是在执政党听取后会如何？如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虽说是第二位的、人民也能接受；这第二位也是严重错误，对很多人都遭到过伤害，事业更是受过重创，必须要认识；只有这样,民众才能放心,才高兴,也不担心会再犯了。毛泽东思想确曾指导过中国革命的胜利，但决不能永远要人们都高举为旗帜，这违背思想文化理论与社会发展规律,不符合实事求是；且任何理论都是在发展的,而世世代代高举论却是要反动地。我认为对这些问题，中共执政党现在的确是个沉重地政治难题、更是一大具体的历史文化上地认识问题；无论是从舆论导向、思想争鸣、社会宣传与理论阐释等上去看,都是执政党亟待回答地。而作为中共学者、官员,诸如张维为、房宁等，我认为对于中国政治——乃中共执政以后就很明确地、不断逐于改革开放时期更加凸现形成、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已经具有了适用自己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系统验证,至今可谓是针对于欧美的西方政治有所根本上不同地，正是当代中国精英应该努力而为之的社会大课题；于此,我敢肯定说,它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新时期的座标,全世界都亦为瞩目,中国政治概念正在影响于中国,且必将影响到整个世界。

 

（随笔再），

从思想上说,理论必须有自己的高度，既不拘于概念上所限制、也要把握其概念的准确定义，更要实事求是,能做到与时俱进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贯表现。在中共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传统；而改革开放乃中共党领导下进行地、是社会改良变革的伟大事业；正当改革开放处于了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张维为与仲大军等人的观点、看法，于此多事之时究竟意欲为何？能解决、回答所面临地具体问题吗？非也！我看他们有意罔顾事实而言其它,打出传统文化为幌子，实质上明显地看出，他们是在完全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

 

中国传统文化有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之说；历史却因为没有民主、自由，就没有过人权，也根本做不到地；旧社会极权专制下既不可能和而不同，但也只能群而不党的；因为不讲人权，只能为奴隶地，更遑论自由民主了。以张维为与仲大军之说，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难道我们可以又回到历史中去？现在还能做得到吗？张维为谈到的问题、与仲大军所谓《学习中国文化 尊重中国文明》，似乎在一唱一和地；联系到我们的国情与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问题何在？就是这个仲大军倒自己一语破题，公开地叫喊称，“中国近代以来,仅仅是技术层面落后了,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有糟粕，扬弃就是了,(请问,只是糟粕吗?权力腐败现象天怒人怨,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举世瞩目,全国人民都在急切地热盼,会如此简单地吗？)但精华部分不能一股脑地扔掉。不是制定几部法律、引进几个制度,这个国家就文明了。人性的问题，还需用人性的办法去解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是按自己固有的文化生活的。有些学者把儒家文化批得一无是处,好像中国自古以来除了独裁专制,就是封建等级。”如果今天仲认为中国过去不是自古以来除了独裁专制,就是封建等级的话,旧社会的文化还能代替现代文化?!

 

张维为也称：“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都要去推倒重来。”这就完全看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反对政治改革、反对宪政文化与依法治国；与前段时期反对宪政之风，是再明显不过地直接的呼应；没有法律、不能制定出相应的制度,能做到宪政文化下依法治国吗？搞人治、靠能人治国，难道中国会永远有个毛泽东出来的吗？打出传统文化根本就只是个幌子而已。中国是个大国、更是人口居世界第一位的国家,但在长期专制统治下,历史上文化也成了服务于封建主义的工具,这就是儒家文化后来的必然结果,与文化背道而驰地,故而亦被称为儒术之。术即政治手腕、方术而非文化了,乃是我们必须有认识的。例如现在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大师王林、以及象周永康这样的腐败分子等,正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产物、传统政治所结出之恶果的。让最广大的民众能在现代法治的法制化文化中有明确地权利,真正自己站起来,以权利监督权力；中共党的领导干部也使自己能真正回到广大人民之中,这就是现代文化。一旦民众自己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会再迷信权力,更不会轻易去相信所谓的神力了；而正是几千年的长期封建专制下,人们没有了对自己的信心,官权成势,他们不得不只得靠皇帝与神仙了,所以,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弱势地,权势者说了算,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实呀!治国与反腐,现在最需要就是文化,让民众能真正站起来!

 

当然,讲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是决不能妄自菲簿地,它本来就是我们社会历史上早已形成、未必宗教却胜似宗教式的文化,或既是文化、也是宗教式的中华民族社会民间信仰,素有孔学、孔教之称(或为儒术之)。而没有孔子可能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了,但历史文化发展上,是很落后的；张维为说得对：“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乃正是过去革命的负趋性和不良地结果。五四运动反孔有其历史必然趋势地,也是当时阻止不了的；如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就必须要反过来地,民只能使知之,方可使由之也。时代不同了,难道旧社会的很多东西,不要去推倒重来地吗?《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人民群众自己!且任何政党都不能驾驭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上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还权于民!树立起人权!

 

但文化决不可能被消灭掉。就是那样一个中国人必须救国、救种而多灾多难的时候,儒家文化也真可谓一直是发扬光大于世界,出现了源源不断地涌出众多名家大儒及国学热与新儒教派；梁漱溟言,自己半儒家一半佛家,孔子之徒与释迦之徒并没有冲突；著名国学大师余英时,在回答儒家的价值观和现代社会之间重建制度性联系有否可能时,他也明确地指出说：“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上清楚的价限。在‘公领域’,我们必须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运作来运作,任何一家/派的学术或理论都不能侵入。这是全体人民通过选举、代议机构等来决定的。但在‘私领域’中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可以是选择对象。儒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个体不定期传播,国家权力不宜界入”。对此,不知大家是如何看的?尤其是张维为和仲大军等人,他们也会认为吗？我本人却是完全认同地,传统文化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而现代文化包括传统文化,这一点也是肯定的。但现代文化文明也当然不会是仲大军所言只是制定几部宪法,引进几个制度的事情了,而是在改变着中国历史的。

 

当余先生得知大陆有地方在对小学生进行四书五经教学时，感叹道，新经学大师王国维都承认《书经》他有一半不懂,《诗经》也有20%不懂，现今教经书的师资是从何而来的呢？他说：“其实读经目的，无非使孩子们早点接触儒家价值，这只有在教材中选若干易懂的篇章，详加注释，还要由合格教师来讲授。”“要儿童在学校课业之外，再额外读难懂的经书，恐怕不能持久。价值只有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才能进入青少年的心灵之内，仅仅背诵经文是无用的。”这些，对仲大军而言应是属于常识地，而他的那篇文章列的那些经文就能说明了传统文化文明地吗？今古之差就有一、二千年之巨，我看了也有些摇头不已；亏他还被公认为学者，只可惜,他连秋收起义的地方也搞不清楚，而如果传统文化能解决今天中国发生的问题，百年耻辱的鸦片战争也不会出现地；社会腐败现象更不会如此之严重,传统文化是无法救国的。

 

要说所谓反共是近代中国意识形态上的长期争论，国民党就是坚持始终反共的，港澳社会过去也一直是反共的；今天应该说，反共不是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了，而是反对过去那种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即我们过去的那种历史社会主义；这在台湾与港澳等地，现在也有很多人都是为反共派的；国际上欧美等国家更都是反共的。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将决定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说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裂（中共党史称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就是因为反对共产主义运动而引起的，当时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看到湖南等地农村的所谓大革命，斗地主,分田地,尤其是得知了他的老师叶德辉被农会所枪决后，他愤然地以死相抗，于北大投湖自杀了；这件事中共主流媒体从未承认过，但当时的梁启超、胡适、及后的余英时等人，也都是反共派，这在今天是不容讳言了吧。国民党反目早已为历史,而中共却真是因为有毛泽东的领导下所胜出地；但革命取得政权以后,由于马列主义的缺陷、与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不同,共产主义完全摒弃个人的权利,不讲人权，没有天赋人权、与生俱来的思想观念，大搞阶级斗争消灭定理,走了回头路，结果发生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遗憾,甚至于民众的基本权利也被完全剥夺和随意侵犯。中共党史称为曲折发展的历史,而人民为此又作出了多么大地牺牲了的呵！

 

历史上中国的一切事情总是受着极少数精英的操弄；所以，我们对精英们的动态要高度警惕，很多痛苦也许就是由他们带来的；根源即人治的传统政治下没有人权，何谈人性呢？老百姓被长期压迫剥削，他们的命运从来就不能由自己掌握；传统文化却要人们认命、甚至于去相信来世说，历史上造成了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地维持、而文化上却完全脱离于广大民众。现代法治社会在宪政下,要人们能以法制为武器，用权利监督权力，自己可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不管美国如何，学术在理论上既无国界，也不分派别，它是完全理性的，我们要反对那种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倾向与反文化行为（如李铁映任中国社科院长时就说过，要继承由统治者写历史的传统，为革命树碑立传的话,这使中国社科院的方向甚至于完全背离于文化学术理论自己的正常范畴,成为政治代替文化而彻底地反向了）；强权下没有文化——且必然要走向于反文化。如果是学者首先自己要做好人，老老实实地讲真话，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才做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反对派，所以，任何正史都是一面之词；而对于野史却没有正常地社会地位，这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缺陷——也即历史文化传统的最大反动。

 

上世纪20年代罗素（英）曾到访过中国后、他写了篇文章：《论中西文明比较》，文中有这样的话说：“中西文明之间存在一种密切交流，这种交流能孕育出一种比目前中西文明更好的文明呢，还是仅仅毁坏中国本民族的文化，并用美国式的文明取而代之？这依然是个令人怀疑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常常被证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这里,我想就此说一句,现在很明显的是,中国政治概念在与西方欧美政治的不同之中,已然形成且趋于成熟了,正在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这将使世界趋向产生出新的深远影响地,这是我的看法。

 

美国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写过《我有一个梦想》；他曾向全世界大声地这样说道：“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是来首都兑现支票的。当我们共和国的奠基者们在《宪法》和《独立宣言》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签署了一张支票，许诺说每一个美国人——不仅仅是白人，还有黑人都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继任者。这张支票保证所有的人都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朋友们，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尽管现在和未来困难重重，可我仍然怀有一个梦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梦中。我梦想着，这个国家终有一天会奋然而起，坚持实现它信条的真谛——‘我们将之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即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张维为撰文也举例引用过此文，肯定对这句话是不会没有印象地吧。只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文化无国界,更没有双重标准；任何发展优势都不能丢掉了文化！

 

张维为：《澄清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盲点》

——原文刊发于2014年7月7日《北京日报》

 

西方主流话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有意忽略于己不利的历史事实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的观念，只要不被滥用，都是好东西。中国人民过去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辱，坚持的也包含这些观念，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它们的内涵。这些观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进程中，它们还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应该确立一个前提：这些观念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解释权也属于各国人民，而绝非少数西方国家。否则就可能出现荒谬的情况，比方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使6亿多人脱贫，会被认为与人权进步无关，而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造成至少10多万平民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这个本世纪最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则会被看作是捍卫人权。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过：你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谈，话语的强弱是由话语者地位的强弱所决定的。西方国家近二三百年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其话语也自然占了主导地位。回顾当年欧洲人灭绝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释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年欧洲人贩卖黑奴，其解释就是那个时代谁都这么做；当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贪婪掠夺，其解释就是为了传播现代文明；后来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也都经过了详尽和“理性的”论证。今天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追溯历史，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准确地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来龙去脉，还历史本来面目

 

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称：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不少人也以为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 Homme et du 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 和Citoyen)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在这个《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奥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法国女性，骇世惊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却被送上了断头台，她所希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有令人尊敬的一面，但他们同时也都是欧裔男性富人，都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妇女、奴隶、华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西方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这套制度也包括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尽管华工是当年美国跨大陆铁路建设的主力军，为美国的工业化做出了重大牺牲，但种族主义占主导的美国社会大规模地排斥华人，各种针对华人的暴行频发，种族主义学者也论证华人属于劣等民族。在当时的国会辩论中，有一些议员提出这个法案似乎有悖于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但“排华法案”还是获得了多数通过。这个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十年，驱逐了一大批华人，禁止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这也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这个法案某种意义上开启了西方针对东方黄种人的体制化的种族歧视。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又公开提出了“黄祸”的概念，“黄祸论”也随之广为传播。（“排华法案”于1943年被废除，主要是二次大战使德国纳粹宣传的“种族主义”臭名昭著。此外，美国也需要联合中国抗击日本。在美国华人社会的压力下，直到2012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后130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一个表示歉意的决议。）

 

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时候也正是西方国家通过战争，疯狂掠夺世界财富和资源的时候，这些财富和资源大大推动了西方国家的财富积累和工业化，但这种血腥战争和利益争夺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当时的欧洲各国迷信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本身也遭受重创。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文明的欧洲实际上是侥幸才保存下来的。这种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没有发明原子弹，包括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3000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帮助捍卫了欧洲文明。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的话，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轻易地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称霸世界，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在西方还远远没有得到承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

 

  在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终于有一些人士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和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遍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都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国家的国内外政策。例如，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上世纪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

 

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推广普及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从对“自由、民主、人权”历史真相的叙述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

 

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在西方得到普遍承认的时间并不长，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国开始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样的民权开始，那么也只有近50年时间，比我们改革开放只多十来年。

 

第二，西方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放弃糟粕的东西，继承优秀的东西。比方说，西方已被迫放弃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在西方曾经非常风光的“普世价值”，又对“自由、民主、人权”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虽不完美，但还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进步。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实际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当时的西方的事实。西方整个文官制度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就是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诠释。比如，这些思想家特别赞赏中国人的理性和宗教观：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一个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用今天的眼光来认识和发掘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资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智慧宝库，对重塑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原文刊发于2014年7月7日《北京日报》）

 

《张小鼐：中国历史发展和传统文化有严重不足及其缺陷——与张维为等人商榷》

——原标题：中国化乃西化——即欧美主流文化中国化、是近现代世界发展趋向与中国历史事实!

 

讲土地改革,当时就有很多严重地负面性，如对地主的剥夺、平分土地等，实际上是有虽然革命、却完全相反地结果；作家李准就曾写过他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的小说，有不少家庭分到田地自己不能耕种，买卖土地而不能等等，这些都因为主流、即强权下而始终被掩盖了；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可谓是又一次落后于历史的发展，而这些,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必须要实事求是去认识的。——张小鼐即日（注：这是我在新华网上所发的一条对有关土地改革的文章的阅后谈，时间是今天—2014 年9月28日）

 

（一），

张维为最近一篇文章（上见全文）虽不太长,但最后他认为,“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这话是不能接受的,且早有定论：长期封建专制就是历史文化传统。在我读到张维为文章的同时，儒家邮报也发来了最新的一期文章，开篇即是蒋庆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议会三院制》，这是蒋今年最博人眼球的话题。联系到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期，有人却大做文章，把中国特色、中国文化解释为传统文化（或孔子文化、儒家文化等）；仲大军还写了一篇《学习中国文化  尊重中国文明》的大作，放在大军网最近一期之首；这股现代复古风不会空穴来之；在政治改革已经被经济改革所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的时候，我觉得，有人提出什么中国文化主导当今世界的荒谬话题，无论是在思想或是文化上，实为改革开放的发展危途，有人企图以此反向,取替政治改革，必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近代以来更没有人可以做到以传统文化取替现代法治地法制化民主宪政文化！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开放不进则退——退则败！败则亡矣！我绝非危言耸听之！政治改革时至而不可不为之；传统文化绝对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文化承先启后、更是发展的、与时俱进地！西法、即欧美主流文化中国化乃是我们的“后发优势”、即现代文化包括全人类文化文明在内。而世界历史明明白白地早就表明,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是先进而发达的,各个方面完全走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前列。

 

 不错,张维为说：“西方主流话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有意忽略于己不利的历史事实，”我认为这即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中一大根本问题,更是欧美历史文化主流趋势反向的长期恶劣表现；换句话说,欧美历史文化只是在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中不断演绎发展地。仅管欧美国家历史文化发展优胜我们不能否定，其优胜劣汰地自然法则，亦正是在欧美等国家历史文化基础上被最为突出了的；这使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又重新让原始资本主义与传统资产阶级找到、并有了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欧美等国更以其实力而所行其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之，完全背离了文化文明，甚至于还是通过战争占有而去搞那种消灭定理，造成人类的互相杀戮，竟完全失去了人性与理性；最大最严重的实例，就是犹太人复国主义下的以色列建国，这场二战胜利后的战争,由欧美等国家所直接主使、支持下,完全不顾联合国宪章,跨越了二个世纪，造成中东国家长期的战乱痛苦，至今都无法实现该地区性的永久和平。我看于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所谓反恐也就是于这种历史的反动表现地。

 

认识这一历史表现，对我们了解欧洲国家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知道阿拉伯民族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如所谓“上帝的和平”运动及十字军远征等，一直是中古时期不停地人类血腥战争，大反文化的，西方历史却有意隐瞒了其中的一些事实，穆斯林世界对基督教社会的仇恨,更有其历史久远的因素；也是以色列复国其历史上的真实背景；还有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诸如此类的战乱始终不断，对此,欧美国家必须要有认识与反省。很多人现在都看到了，美欧等国家是有很多行为确实在反文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欧美反而变本加厉、为所欲为,把文化文明实际上要丢掉了,更引发了直接针对着欧美国家发起的恐怖事件,且面临着不断反抗性的打击报复行为，反恐步入于歧途；是很多人都极其焦虑的事情。张维为等人可能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对历史之非与中共党有人称曲折发展的历史,认识上并不确切。

 

一位资深教授就曾对我说过：欧美文明,不是世界文明,相反,很多事情都说明、倒成了世界性灾难与祸害；而于强势下与战争绝对不能解决人类社会文化政治问题,也不能说自由、民主、人权等不对,问题是文化没有双重性,更应是始终一致地,文化文明对全人类所有国家（社会），绝对不能再以丛林法则去解决问题。但历史看到的却是,自欧洲国家资本主义胜出后，他们对整个世界进行过殖民主义野蛮侵略统治、或直接干涉等；造成了对几乎所有非欧洲国家的祸害和灾难,完全背离于文化文明了,更是二战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的、极其严重地反文化行为、与和平发展的根本障碍及威胁所在。（当然,这并非说历史上欧美社会不先进。反而,我们首先还是要以欧美为师的。）

 

无法否认,“自由、民主、人权”等虽在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中起了了重大作用,推动了历史,是人类思想精神的大解放；但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中、即欧美资本主义成为必然趋势之后,这些资产阶级文化的另一面、观念背后的虚伪性，也暴露无遗,反而应验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当然，所谓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及其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也是否定地；而如果中国人民没有近代以来前仆后继地革命历史，中华民族的大家园或许早就沦亡了；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完全否定马列主义、否定革命的切身认识；仅管优胜劣汰决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现代文化文明，却更是欧美等国家要不得不反省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也决不会忘记历史与其他在发展中、还欠发达国家的困境和问题。

 

我是完全认同张维为部分深刻见解地；欧美文化文明背后的原始性行为，造成过人类社会很多残酷而极其痛苦地历史记忆。现代社会要求世界和谐，各国都能共存、共赢、共荣；而发展至今，各国民族全体人民的生命、生存及其发展，是决不能以优胜劣汰地自然法则去解决的；现代权利政治也就是要必须体现人类社会的文化文明。思想文化上（包括全部历史发展在内）认识是最重要的，更是根本性地；不认识或反认识，甚至于以实力而强行地打压，既不能解决问题，还只会越打越压越趋反向；历史表明，社会政治归根到底，还在于思想文化认识上。政治是文化，文化不能政治化；事实却因政治往往无视文化，甚至于背弃文化，经常采取原始性行为的打压与战争消灭定理；但人们现在也看到,如此下去,产生严重负趋性而反文化，引发人们的叛逆性心理；最终还可能出现完全背向、甚至于会是适得其反地不测结果地,乃至造成恐怖事件与极端性行为等,对此任何国家都不能漠然置之了。（注：有关传统资产阶级与原始资本主义；及新兴资产阶级和现代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请参见我写的《英国、欧美资本主义之己见》一文；在我看来,历史上美国建国，乃新兴资产阶级和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时代证明是划历史地，从而彻底改变了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趋向。就价值观而言，欧美价值观念更胜于革命的价值观念，这是我们必要认识的。）

 

张维为的文章写得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文明的欧洲实际上是侥幸才保存下来的。这种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没有发明原子弹，包括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3000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帮助捍卫了欧洲文明。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的话，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轻易地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称霸世界，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在西方还远远没有得到承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在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终于有一些人士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和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遍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都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国家的国内外政策。例如,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上世纪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关键性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推广普及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请参见上面张维为原文。）

 

然而，整体上看亦只是历史的另一个方面而已；社会发展总的趋势不能掩盖，全部历史（正史）更当肯定！如二战前、中古时期的欧洲战乱杀戮不断，有着极其痛苦的历史；资本主义更是一种文化文明的结果，尤其是文艺复兴过后，欧洲中世纪黑暗、与教会独裁者统治便被冲垮了；人文主义使人的解放是前所未有地、举世罕见的，为欧洲国家的发展创造着条件，欧洲国家就已经走在了前面；可以说欧美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甚至于要早一、二个世纪，其他国家都没有过资本主义阶段；全球资本主义,可谓就是欧美历史发展而世界性地被其所推动才不断于全球形成起来；而受传统因素摆布，我们对资本主义趋势，有人就是不能接受，也是一种悲哀；在他们看来，可能始终认为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张维为怎么看我不知道，但他没有谈出这些人类社会主流趋势的积极因素，正是我想要澄清的东西（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历史一直就在不断地、早已自己作出了回答；以张维为的身份应该是非常了解地，为什么他还会如此地提出上述的所谓澄清认知肓点的呢？这是我所无法理解地；）回答这些问题当然首先要回到历史上的具体事实中去；而在中国大陆，总是与思想政治观念分不开的。尤其是当年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文化的自身实质问题,有的学者就因此而被迫害至死（如陈寅恪、陈序经等人），但他们的很多学术观点却是至今也不能被湮没地。实际上陈序经先生《东西文化观》就是一本传世的中国文化杰作，早就回答了些具体问题，当年也因此受到了人身迫害。

 

（二），

我看所谓澄清认知肓点主要在自我。对资本主义，马、恩早就曾十分明确地指出过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为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以后人类社会全部历史都不能抗拒、并得到完全证明的事实；如果讲资产阶级民主,恰恰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且已发展成全人类社会民主（全球性民主）；也是由欧美主导下地、唯有资本主义可能做到的（托克维尔曾写过《论美国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没有资本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也完全证明，在中国，西化就是历史的正确选择！我们现在推荐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但要澄清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盲点，却更应该去读托克维尔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现代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是以美国为标志的；在欧洲国家也如此，美国建国后，因此而推动了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与进步,更影响了整个世界,把资本主义推进到现代。（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认识或看法，可供大家参考吧。）

 

二战胜利不可否认、世界各国都是受害国，欧美更是主要抗战参战国之一。仅管“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在西方得到普遍承认的时间并不长,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国开始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样的民权开始，那么也只有近50年时间，比我们改革开放只多十来年”；却是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的一大亮点、基点,更是当今世界大势。而成立了联合国以后全球有了一个互动平台——“全球化”亦是美欧所推动地，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实力、且具备相应的文化；还要看到这在其意义上,从此给全人类世界和平开辟着共同参与、以求共存共赢共荣发展地理性互动互通载体，并为推动、促进地球村未来事业的起步图谋。我们的未来在走向宇宙，必要彻底解决各自利益间纷争的内斗、内战，建立起永久和平地人类世界；联合国即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化文明成果，乃世界主流文化地一大全球性胜利；也为资本主义发展（可以肯定地说，欧美等先进发达国家必然、且已然在走向社会主义）与多元文化社会共处互动互通地智慧结晶——使世界各国文化及不同社会基因特色，在人类文化文明的成果中，自觉地不断互动互通而趋同化、主流化。中国是联合国成立主要筹备参与国、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这有、也是国民党的一大功劳）。但过去中国对世界贡献不够，那是历史发展还不够；现在中国在发展中，对世界贡献也一定会相应之；（毛泽东曾经明确地说过：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对世界的承诺。）只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无力、也不可能去充任为扛旗者的，大家更要认识这一点；因为中国永远都只是国际大家园中的普通一员,发展起来以后更是如此。

 

依法治国属于现代宪政文化理念、即法治地法制化文化；现代法治社会则必须以人权为基础地，自由离不开民主与法治。但文化无国界，更无双重标准；人类文化文明趋同化、主流化绝非欧美化，而必以多元因素下文化文明地形成；各国众民族人民、及历史地域性特殊条件发展差异等，使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会不同，但他们都有自身权益不能被剥夺而神圣不可侵犯地；因此，要是美欧等发达国家仅以其优势、与自身利益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在到处制造灾难下去，自己看不到本身、或与文化文明互相矛盾地行为，悖离于互动、互通、主流趋同化而自行其是的话，21世纪最后有可能会要美欧等强国自食恶果。(我早曾写过几篇拙文发在网上，认为当今世界很多地区会有不测，并非就是伊拉克、乌克兰等国家）；不过,欧美等国社会精英中有识之士也早就看到了其中些问题、仅管非主流；我们也要密切地关注欧美等国家一些重要思想文化动态。有不同观点才是正常的；真理有时就在少数人（派）手里、而发展起来的。美国是强大的，人民也很为优秀，因为他们具有先进文化,要相信他们是从来不会使自己陷于绝境而不知道自拔地。基督教士进入中国后就曾对中国文化首要地进行过整理学习。

 

事实决不能否认,二战后欧美国家发展一直是走在前列地,其文化因素还是主要的，冷战时期的责任也不在某个国家。中国的发展落后,绝对不能说，就是由外因和历史完全造成地。外因只是一大因素,主要还在我们自己如何把握？回顾历史上，1957年反右及后的政治运动不断、和毛发动所谓的“文革”、在国内大搞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斗争，施行搞精神控制、精神灌输等,这些至今并没有能真正认识，一直是笔糊涂账！因为新中国也是在传统政治中建立的，所以，人类社会现代法治文化，过去一直被我们认为是资本主义而被否定，没有对权力在制度与上层建筑内进行有效的制约，过去从没有树立起人权意识；出现了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继彭德怀后、刘少奇等一大批优秀精英，说打倒就打倒，政治上明显处于权力的争斗之下；经济上，毛搞精神创造一切，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无视客观与科学，如公共食堂化、全民大炼钢铁及什么放卫星、创奇迹，十五年赶超英国；并以所谓公有制、集体化，在全国强硬推动过去那种历史社会主义，打倒地主资本家,消灭贵族等等，完全剥夺了民众的权利，甚至于反文化，残酷地迫害打击广大的知识分子，人民群众处于极其贫困的生活中；许多的历史是非，并未去进行彻底地反思，很多时候更是含糊其词，总会有人要为其辩护，找理由去开脱责任，一直不能痛定思痛，真正认识毛时代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现在还有人公开发表提出什么阶级斗争的文章，说明在思想文化上有人仍然想走所谓的革命道路，而历史却始终有着极其痛苦的记忆。对这些根本是在思想文化上的争论，必须要有一个相适应的社会氛围与良好的学术发展环境，进行实事求是地广泛开展各界参与的讨论。现在中国对西方欧美文化争得沸沸扬扬地,我们要看到文化上是具有普世性的,欧美国家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化也是欧美开辟的。

 

我们要看到历史发展落后是一大因素，新中国建国后由于马列主义理论缺陷、与指导思想偏颇，大搞阶级斗争式的种种政治运动；人们于传统的权力高压强制下，并没有过所谓的自由、民主、博爱、人权等；改革开放中、就因为没有建立完善地现代法治下法制化社会，权力泛滥成灾，这才是社会腐败现象的真正根源，更不是传统文化所能解决的；相反，即西法、欧美主流文化，却有很多为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借鉴和汲化引进的东西，甚至更是我们所需要的。从历史发展上看问题，亦是中国社会长期封建极权专制政治统治下，统治者为自身利益闭关锁国，而造成了历史文化上发展落后的结果（有关争论参见我与仲大军等人的思想分歧）；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又遑论中国自己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这是确实而肯定地铁论。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一定要实事（史实）求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差距，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是非目标,才能痛改前非，奋起直追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如果说：“今天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追溯历史,还历史本来的面目”,而这主要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史实求是，一定要接受历史上中国社会发展上是落后的。

 

传统文化缺陷即根本不讲人权（三民主义称民权），社会上鼓吹天命学亦从来无视人权，儒家更称皇权至上，只讲封建道德秩序，要人们当顺民,接受极权专制统治，编造着一整套地宿命论,迫使人们荒谬地相信什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愚弄广大民众；长期人治传统政治下中国落伍了。而讲传统就是历史！翻开中国历史会看到一个现象：权力政治下虽有盛世，从来无继，极权专制必然会走向于腐败，往往后又要暴发革命,朝代更替不断,可谓无不最终再被革命所灭亡，成为了中国人治历史的主线、与一大突出特征，更在社会发展落后的文化因素上。历史上任何革命地所谓阶级斗争,都不是文化进步的历史性发展,不过是改朝换代后又往往还是要回到文化上去地,却不是文化文明的行为（历史）。问题在文化上我们要如何去看的？也正是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与观点完全不同；所以,我要把自己的认识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欧美国家近代以来却不同的,虽然是总统选举制，国家不会发生这种革命运动式朝代更替现象；这即现代法治与人治社会一大区别，也是文化决定地；相对于这种差异比较上，欧美社会首先提出了宪政与法权（法治）理念，要求做到个人的解放、即每个人都能有生命与生存权，在权利政治下，人权受国家、即法律的明确保障，个人可以劳动权而自己生活，自立、自主、自强地去创造出社会财富、个人所有合法劳动所得与财产不受任何人侵犯与剥夺，乃是自由的真正含义；以民富国强称公民社会；政府由人民授权（民选）成立，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堪称现代民主、自由、人权及依法治国榜样，亦是社会现代化来由。我们现在明确了依法治国，就要确立人权、民主、自由等理念，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法权，没有特权；绝对不能因为“西方主流话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有意忽略于己不利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完全去否定这些现代社会法治地法制化文化及其具体内容的。文化从来不会被政治所消灭掉！但常常会因被一些精英以自身立场所有意歧解篡改；而很多事却并非是民众所愿望地，更要警惕少数精英行为，他们往往会有个人利益的局限；尤其是中国社会更加明显与突出。

 

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实质上就是欧美、即西方主流文化历史传统，所以称西化——更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上、近现代发展趋势始终选择地不争的事实！要看到在欧美国家、主要是美国，人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实行宪政下人民主权地权利政治，公权力为制定法律所明确公示界限地，人民有直接选举权，并授权委托而组织成立政府——履行管理国家的权力，为国家与全社会人民服务——亦称作服务型政府；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既在人权上——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权利政治的根本标志，从而才能真正改变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奴隶性），让个人权利在现代法治社会受到法律保护、得以彰显。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自己的生命权、生存权与做人的尊严，这样，个人变弱势为强者，自己能在社会上去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独创性及其特长；同时，更能真正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与劳动财富——合法的私有权受法律保护地；一般来说，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可以做到自力更生，现代法治在自然差距中，起点上是完全公平公正公开的，个人能自力、自立、自强，且通过劳动去满足每一个人生活的幸福要求；于法治的法制化社会里，能充分地发挥个人自然自觉地自主能动性（能力）；社会也不再靠英模、榜样的带动、与父母型政府来管了；在权利政治下，没有父母官，只有公务员与法律赋予地职务与相应地职责（权力）；人们可以、也完全靠自己自觉地劳动去致富发展，创造财富——这种私有财产是人权的基础——神圣不可侵犯！有财产，就有生存、生活发展地保障，个人才有自己的尊严，不被社会歧视与奴役。公权力不是特权、而是法权——从而回归于权利政治（法治）上，有明确地责任制所规定，必须要接受社会广大人民的监督——也就是民主。因此，民主法制只能够建立在人权地权利政治下；这在中国是改变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而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利政治下，人们先要靠自己的劳动以致富发展，绝不能去依赖社会或靠政府过日子；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但每一个正常人都必须自力、自立、自强、自主地生活——非正常人的基本生活与生存条件，则政府必须对他们有基本的保障，等等；美国做到了这些，是中美间很明显的区别。即现代资本主义与原始资本主义有区别、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资产阶级有区别。以社会实际来说话，上述的一切并不是“西化”，而是现代化文化——乃现代社会一定要有相适地文化、制度等，这只能是依法治国的现代法治地法制化文化。

 

提中国化,自己的、或自身地本来即中国的,又何来什么中国化呢？自然是外来的文化在中国而必须是中国化地,在中国,这却是要在改变传统文化与政治上的。改革开放中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开放没有中共党的领导不可能推动发展的,而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执政党，就将会天下大乱。对中共党的批评,不能说明我们就可以不要这个党的领导了；而是去推动执政党领导与时俱进,不断地完善改进领导水平以适用发展之必须。国家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理论不是唯一的；中共党的领导也是在不断同自身错误中得到人们拥戴地；历史上的责任与过错,不能要今天的中共党来承担地，但我们必须要有认识，看到我们存在实际问题，目的是以历史为镜子，走向未来的发展上去，创造出新的历史来,把中国建设好。中国共产党实质上是个长期执政领导的中国人民党、也是世界上与时俱进的现代政党，聚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才,是中国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国民党等社会其他力量都要接受这一事实，尊重大陆现实与人民的政治选择；尤其是台湾同胞,更要与大陆人民心连心，为中华民族强盛、国家崛起而同心协力,共园时代梦——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三），

 “实际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当时的西方的事实。西方整个文官制度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就是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诠释。比如，这些思想家特别赞赏中国人的理性和宗教观：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这更能说明，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也正是他们优胜之所在；至少欧美文化不是封闭的，证明文化无国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接受西法，使欧美文化中国化呢？而所谓中国化，历史表明，毫无疑义地只能是欧美主流文化中国化，也即所谓西化！但先应该实事求是，历史上近代至今各方面我们都落后了，尤其是思想文化上，原因只能是长期封建专制的结果——这是历史的结论：“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见《戊戌变法》一，第296页）严复的《救亡决论》也说“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等；他们拉开了维新志士们决计要全面地学习西方欧美国家，用先进思想、技术、制度、文化以改良强国的序幕；疾呼“优胜劣败”，力主中国“尽革旧俗，一意维新”，“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掀起了戊戌维新运动，可堪称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西法、即西化成为维新派的方向。自此之后,中国社会变革都是围绕这一方向发展的——包括孙中山与中共所领导下的革命都在内。

 

还有一点，在这里张维为也看到了，就是欧洲国家宗教战争打了有上千年；但宗教是一种信仰——既属于文化，并不代表文化；历史上西教是源于人类愚顽蒙昧思想时期的迷信感觉，所讲求的是躯体之外“灵界”（梁任公《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右同）的事，西教“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末世祸福为法门”。宗教改革也就是在要不断去摆脱神的困境，使人的解放为追求，从而走向于自由与民主地。他们以宗教战争，却在完成着文化文明与发展，革命中进步了，这正是欧洲国家不同于一些国家的区别。

 

谈到此，我们可以、且不得不回顾一下历史事实，从历史中去看，以了解欧洲国家历史发展、与宗教战争的真正意义；最明显的是文艺复兴冲破束缚、解放思想，人文主义反映出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要求。可以说，宗教革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路。讲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之说法，事实上就远不止于此地，我看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至今；甚至于在中国近代开篇的鸦片战争史上，也就是一场文化的战争；有学者曾称，耶稣是骑着炮弹飞来的；基督教在中国，不仅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主要还是政治上断然被拒绝；从明清到中共执政后，都不接受基督教的发展；而民国却是例外，孙中山、蒋介石都是基督徒；这即宗教之争（或战争亦不假的）了；宗教文化历史上就被政治化也是事实地，但绝不能排除宗教实际上是文化。仅管“这些思想家特别赞赏中国人的理性和宗教观”；从事实上讲，却并非这样，宗教虽是文化、且主要属于文化，历史上欧洲国家都是宗教政治化社会、即被宗教统治下，全欧洲乃是以宗教在文化上而统一的（这是个人观点），因此，历史上可以看到,在欧洲国家宗教也是政治与文化,而只有宗教能完全统治欧洲、甚至于世俗国王也要为教主执鞭。

 

所以，历史上欧洲国家资本主义是离不开宗教改革运动（张维为所称宗教战争）及其文艺复兴、与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如西班牙等国的历史地；（史实也表明殖民主义更早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由殖民主义后所产生地，英国就曾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帝国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从二战胜利后开始，人类社会才真正在结束着殖民帝国主义的罪恶历史，世界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阶段至今地）。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欧美国家近代所有战争，可以说都与资本主义兴然发展而反封建专制直接相关，这同时是一种文化地不断进步与发展（完全不同于中国社会历史上权力争夺地朝代更迭怪圈）；谈及此就不得不从中世纪的尼德兰、即欧洲西北部历史地区说起；虽有些离题，但我们有必要追溯历史，它对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话，却是必须的。（我这里所能谈到的、也全是些历史常识而已，不是我能独撰出来的。）

 

西欧国家大都是海洋性气候的陆地岛屿国家，如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外向性极强；意大利人哥伦布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支持，成为海上扩张先锋，欧美历史则称发现新大陆——就是美洲；而拥有当时最强大航海力量的西班牙，成为中古时期最早的西欧殖民统治者，同时，作为西欧国家历史特点的是教会（基督教）统治——世俗统治者都接受宗教文化（由于这个因素，欧洲宗教是文化也为政治地，即为文化地政治性；这是欧洲国家的社会色彩——自中古时期就已形成的文化于宗教在思想政治上地统一；或与中国传统文化情况相同）；尼德兰就是被其双重势力所统治下、城乡资本主义都有了一定发展的地区，它为欧洲国家拉开了资本主义历史序幕。

 

当时，作为统治者的西班牙查理一世和腓力二世、及其控制的天主教会，推行专制主义（历史上新教或清教徒，即是反对教皇独裁者与封建专制的），任意破坏了尼德兰各省区城市特权，且以勒索大量捐税；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异教派，等等；这些都严重加剧了民族及阶级间矛盾，更束缚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地暴发着起义运动，长达了半个世纪；其中，开展了一系列地游击战更较为著名，起义战士自称“乞丐”，例如出现于南方密林中的“森林乞丐游击队”、及活动在北方沿海的“海上乞丐游击队”等，他们英勇反抗着西班牙暴政；1572年解放了荷兰、西兰等省的大部，1576年9月布鲁塞尔起义推翻了西班牙尼德兰统治机构；1581年由南北各省代表组成三级会议，宣布废黜腓力二世，成立联省共和国——荷兰共和国；1609年签订的《十二年停战协定》，实际上荷兰独立，成为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史称最早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于欧洲逐渐揭开了自己的历史面纱；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内，荷兰都走在了欧洲国家发展的前面，是资本主义序曲。

 

而人的思想解放地文艺复兴运动早期，随着工场手工业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于是，也在文化艺术上，发生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要求的新思潮表现。由于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地人才逃往到意大利；而意大利正处于社会动荡的变革前奏：于14世纪后期开始，意大利各独立城市却逐于共和制走向专制；哲学、科学文化却在较为宽松地环境下发展了；教会独裁者希望解除宗教禁欲主义束缚，他们就大力支持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宗教激进派也力图摒弃于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地美和人的精神价值；罗马教廷却在走向腐败，历届教皇的享乐规模比世俗统治者还要厉害，他们允许艺术偏离正统宗教教条等等，这些构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社会大背景；在文学上出现如但丁、彼特拉克与薄伽丘的作品，以及有画家马萨乔、雕刻家多纳太罗和建筑师布鲁涅列斯基等大师表现于世；后更有文艺复兴盛期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与这些人当中不能不提到的科学家、思想家布鲁诺、伽利略和康帕内拉等等；他们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社会文化发展，都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是欧洲历史上一个思想文化繁茂期——表达出了资产阶级破除封建思想体系精神桎梏、解放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地要求。这些都是在欧洲国家发生的、领先于全世界，而资本主义只能在欧洲出现；其余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的。因此，说中国也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永远是否定词！中国历史上也根本不具其文化，更没有其各方面所必须有的基础！资本主义不仅只是种经济形式，首先是由文化政治形态上不断变革所引发与产生出来的，如英国议院制；清教徒远涉重洋、在美洲的伟大事业——即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等等。资本主义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形成而发展的。

 

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下地思想解放、人权意识不断树立，人们要求不断摆脱着神的束缚，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及残暴的独裁者（教主）统治等，尼德兰资本主义兴然而起，就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与出现，更被宗教文化变革所推动下，必然要走向于资本主义趋势与发生革命的，敲击起了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丧钟。这里边我们必须要看到、就如马克思所说过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直伴随着宗教革命、虽既为政治、但还是文化地！肯定的说，欧洲国家乃宗教文化政治社会，也只有在宗教（即为思想也是文化政治）上能统一了整个的欧洲；这是欧洲国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突出特点，更是后来成立欧洲联盟的一大基础，因此，欧洲国家与其它地区国家历史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也是领先的。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资本主义只能、也必然会要于欧洲发生。

 

这期间是个漫长的过程。它始自西班牙统一之路；发生过英国封建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次战争“玫瑰之战”；及新航路开辟、麦哲伦环绕地球（后来人们看到，他也只是充当了近代殖民主义的开路先锋与牺牲品）；还有哥白尼科学成就，引发了欧洲天文学发展；哥伦布所谓的发现新大陆；后英国打败西班牙而成为新的殖民帝国主义霸主；英国圈地运动以及揭开近代史面纱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等等；以后在欧洲国家，革命就没有停止过，如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都为西方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基着坚实地基础；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而长期性地关键性影响（也使法国迈入了现代发达国家）。把人类社会历史推进了新纪元。如果没有欧美资本主义，人类社会还可能在各自过去的历史里。其中，我认为美国人感恩节，具有特别的意义，“五月花号”事件成为美国历史的开端；美国是第一个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在二战以后发展成了世界上第一大国；不可否认，文化（在美国乃为欧洲文化）是其主要的、产生了决定性地作用，世界历史上称作为的“五月花号”事件、即美国人的感恩节，就是最好地说明。

 

17世纪中叶，属于英国“异教派”（也称清教徒）中的一小派、约有好几百人，曾宣布，他们有权另组一支独立地宗教团体与教会分离，而按照他们自己的良心礼拜上帝；这些人遭到了英国政府与教会势力的残酷迫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免受宗教打击报复的魔爪折磨，曾先后躲避到荷兰后，又开始了往美洲的大迁徙，并以“巡礼者”驰名；几经周折，后来，他们与一只叫《五月花号》大帆船上的另一支清教徒队伍会合了，终于在1620年11月11日，到达了美洲陆地并上岸，开始了他们没有国王，没有独裁者，没有刽子手，能自由自在生活、信奉、传播自己的宗教，创建一块属于这些人的人间乐园。

 

当时他们只有102人，但在《五月花号》船上，就已经共同签订了盟约，到目的地后由这些人自己成立一个政府，大家都服从这个政府，实行新的社会管理；每个人都可以、且要靠自己的劳动自由生活；后来，这个盟约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成文的宪法，为美国宪政之始。这些人（清教徒）都是新兴资产阶级，对英国传统资产阶级与原始资本主义表示了坚决反对而始终地斗争、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建立一个新社会。他们历经磨难却无畏千辛万苦，为理想的执著、勇于进取地精神成就了他们，世称美国人精神（美国社会也可称、或确切地说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梁任公后来也指出说过：“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梁启超《自由书.破坏主义》）”，“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文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 ）”。写过因王歧山先生推荐、使之再次闻名中国的托克维尔（法）,却是第一个在历史上写了介绍美国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所一举成名地，托克维尔在书中深切地赞誉说，美国是新社会。

 

（四），

如果我们要知道所谓“西方主流话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这就不妨看看曾为《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国内出版作过编译、并为此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导读：《站在民主的灯塔上探求民主之光》一文；该文作者张晓明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话：托克维尔“在美国，他最想探明平等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以便寻找到一些使法国采用后、也能保持国家强大并顺应平等的历史发展潮流的因素。”“美国人幸运在于他们的历史是‘一张白纸’，人们具有最直接的行使人民主权的传统；美国的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多数的无限权威，他们不但管理国家，还因在立法上的决定权而受到尊敬；美国人民不但自由，而且还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些使得美国的政治活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性；经济发展更是没有止境。由于没有封闭的社会体制,财产也不能过分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因此他得出结论：历史的未来就在于走向这样的平等，而这也是法国最应掌握的秘密。”今天却早已为历史事实有所证明地。改革开放中，我们大家应该也读一下托克维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要是张维为读过《论美国的民主》，就会要懂得，“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地观念的真实内涵，首先即要去看美国；不但历史因美国出现后而改变了整个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也同样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中国人对美欧文化，却始终都有着我们自己的评价、取舍，做到择善而为之地。

 

社会取向通常以实用为首选；我这里要举例说明的是100多年前，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康梁变法”的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也曾慕名前往美国考查过，接触了美国社会党人与当时在美国兴起的社会主义的思潮；梁启超从此转向了改良主义与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而绝非马列社会主义、或共产社会主义——当时还没有发生苏俄革命。五四运动以后受苏联十月革命影响，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一大课题，梁任公对此可谓独具慧眼、曾极其深刻地分析并指出过：“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办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们悉数搬来运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他看到了欧美国家当时迫切之事乃改善劳动者的地位；中国则“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之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这里所谓劳动者，应为工业化后的工人，即如何实现欧美资本主义问题——张小鼐注）。”所以，梁启超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关键是先要鼓励发展生产事业；因为社会主义注重分配，分配须以生产为前提，仅只讲分配、没有生产为基础，社会主义运动将“毫无意义”，根本无从而起，只能就是空想；因此，他明确说过，先得发展资本主义，劳动阶级不存在的国家，何以得为社会主义呢？“故必有资产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即要发展生产事业，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之阶段。”只可惜，他的话一直未为时代所能接受；中国被欧美发展以及自身面对的迫切现实所迷茫，为救亡而不顾一切、于文化更不顾地了。回头看，革命是在远离于文化地。而经过近现代历史长时期的磨洗,革命是被逼出来而不得已为之,它给全社会的灾难更为不可取地,革命价值观该休矣!

 

梁启超在去美国时这个中国历史上曾叱咤风云的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看过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地，赴美洲前还写过“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一语；而考查后这位睿智的先人却意识到中美两国之差距，在访美即将结束时，发表了他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思想上一下子大转弯了,他在文章中这样说：“吾辈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此即后来梁任公与孙中山、康有为分道扬镳之始起；中国革命却早已成大势，没有了改良主义的时机。今天反回头从过去上看，史实证明梁任公是有很多高明所见之，不说别的，革命以后仅国共两党斗争就叫人们哀叹不已，至今人们还在为专制民主而争论不休，乃至在曾经的信誓旦旦前，我也实在觉得当有愧疚于前贤先人们的。其中的根本问题亦是只顾革命而不顾其他、尤其是思想文化了；这就更可以看出革命绝对不可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地,仅只是手段而已。如1927年的中共农运根本就没有、也不能就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反而使国共合作破裂,中共几乎走上绝境。这样的事中共学者因为中共28年能坐天下而可以不说真话,但历史还是历史,中国的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根本的要害问题,不是么?

 

梁曾写过一系列地文章，公开否定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认为：一旦实施革命，中国必受乱而自遭其害，将祸患中华，且便于外敌入侵与民族分裂危险；他断然宣布“反对破坏主义”，称“与共和永别”，指出革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中国人对清廷完全失去信赖，结果民国后是国共分裂、日寇入侵，未有过30年之大限；中国人的复兴梦根本就无法实现，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完成现代化的文化。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在公开揭橥新民“道德革命”之前，中国尚未有人认识到、中国不仅需要文化政治改良，同时,精神道德上、传统伦理观念等亦亟待更新。他的新民说及与革命党人论战,虽为历史,如果我们能平心气和地再论，就是于当今改革开放也是极有现实意义的文化；只不过中国人为救国,被逼得非革命不可,正如当时梁启超曾在致康有为信中指出的：“满廷之无望久矣。”而中国的革命亦完全是被迫地,可以说每次革命都是如此,且并不能够就真正地解决问题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都不是文化进步的结果,纯属社会发展生存等问题造成的,也可见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上的落后； 人们却总是想要去改朝换代地,正如鲁迅说的,在中国人人想当皇帝,革命后就因为没有文化上的进步，胜者为王败者寇,不断地改朝换代,却决不是有一种文化与发展上的进步要求（至少不明显），更与欧洲国家社会变革是大有区别而不同地。今天,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了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事实后,革命价值观、或革命文化则就此大可休矣之。

 

梁任公在历史文化上，对中国社会变革是具有伟大意义与实际地巨大贡献的；尤其是对于目前出现地关于所谓发展传统文化、与张维为之澄清“民主、自由、人权”的认知肓点等等论调中，我认为梁启超先生当年地观点，都是一种历史上最好的回答。梁任公是看出过严重地问题的。历史上康有为受传统思想影响甚深，曾极力要把孔子学说在国内抬为成西方的宗教地位，他四处奔走呼号，甚至以当代孔子而自命，提出什么“孔子之教，广大配天地，光明并日月，仁育覆后世，充地球。”大叫要“保国、保种、保教（即儒教——张小鼐注）”，以此作为他政治宣传的重心；康还极力以宣立、发扬光大孔子圣教之名而到处动员海外华侨捐款、捐资，修孔庙为祭祀之用。虽然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认为儒学非宗教，更是文化，但事实上儒教就是中国社会宗教，儒学的来世观、善恶有报等成为民间信仰，孔庙祭祀历史上自汉以后就不断存在地，更为事实。梁后来却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立场，认为在“诸学日新思潮横流”的时代还采取立教、保教，去尊奉孔子太荒谬了。他受康影响,“昔也为保教之骁将，今也为保教之大敌”；师徒异同乃至于反目，绝不是为个人恩怨、而实是在文化上的理性反映。梁启超为此直言表白道：“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吾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自由，更有胜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十年来翻案，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现时与历史却是大不同的；即康等保教时是为保国保种之，因“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以上引用均见《饮冰室合集》，下同）。但在中国从来没有人能让孔子与儒教成为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宗教，却实际上早是胜于宗教的中国民间文化及其宗教地。

 

改革开放至今，国家正当民族复兴、国家中兴已然于途中，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在热望着中国，我们却面临着各种矛盾反应地激化，只有文化才能统一思想、且亟待理性地发挥，更须客观睿智，决断取舍，处必欲乘风破浪的时代机遇期；政治改革早已被推动，乃时至而不可不为之。我认为，当务所急，是文化即制度等、与现代社会法治地法制化建设发展完善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推进更在此一举。妄自尊大，看不到我们眼前的主要争论在改革之上、现代文化才为切切实实地大是大非，这就是在反动，也是一大危害；文化无优劣，有在文化中而自我扬弃的功能，所谓传统文化却绝对不是改革开放所急；民心所向，反腐与社会发展都渴求解决依法治国为根本，中国问题溯源就在历史文化传统落后上，官权与民权问题才是中国社会长期最大地矛盾之。没有民权——即人权，就没有社会现代化！

 

恰如梁任公甲午战败后指出的，“彼君臣上下，犹瞰然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苶（此字取其通用字；原字上为草头，下面是一尔字，但字库打不出来，只得取其字之通用字苶代之；我找老师请教过此字及此句话的意思，此不赘述。）苶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乃变则通，通则达；梁任公一再指出说，中国因政制异于外邦，当政者对国家大事却讳莫如深，政府举动老百姓“真相不知”，对于外国情势更了解甚少；而处今时境，乃当效法外国而变法，他写出了《变法通义一文》；提出应倡民权（即其新民学说），设报馆，办新学，译西书，衍哲理；称，要使民众知世界形势，明各国强盛弱亡之原因，不可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深信假以时日，必将“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上，人才辈出”矣；这些主张震聋发聩，针砭时弊。也看得出西法、即欧美文化的重要性；后却因苏俄革命而完全改向了；至今也成为我们争论的主题，或许亦是现在大家称所谓地中国化背后的另一大真实的历史因由之，过去一直却被忽略。

 

梁任公较系统地阐明过自由民主思想观念，说自由是“天地之公理”，自由本相对于受人奴役而言；“自由云者，正使人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他尤其明确地谴责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原大故，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他所曾指称过的“专制之世”即中国社会长期地封建专制，这是自晚清开始就已经有所定论的史实。梁启超明确反对康有为的“但当言开民智，不当兴民权”地观点、既孔子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使文化长期脱离了民众，作为文化大国，过去中国绝大数民众都不识字，乃奴化愚民之，梁发表了《卢梭学案》，力主从民权入手解决中国问题；发誓言自称：“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提出新民论以兴民权而开民智为国是之根本大计（更是至今我们也当极力而为的大事）；而不兴民权，乃民智不开。梁先生对卢梭《民约论》中主权在民思想予以高度评价；他通过对卢梭《民约论》主旨分析，而阐明自己对民权的认识：国家制度的“主权当常在于国民手中而无分离，虽分若干省部门，设若干人员，皆不过受国民之附托，就职于一时耳，国民因其所欲，可以随时变更法度,而不能有所制限。”“故主权之用可分，而主权之体不可分，是《民约论》之旨趣也。”这里面关键是“立法权”应掌握在“全国人民手中”，法律要能充分体现国民意志，国民要直接参与立法，不能够“使人代我”；“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其民权思想可谓早已发展到了当时极少人有的资产阶级宪政文化地新高度。而于革命中的中国，当时却无人会去认真且首要地考虑文化与政治的直接关系，使得革命后制度建设上亦缺失基础，我们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碍阻畸变之所在。

 

梁任公继承严复“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思想主张，系统地极力倡导过著名的新民论；当时，西学知之者甚少，梁称“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中国”；后来，梁更在“开民智”中提出过“道德革命”的主题，企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曾满怀信心地宣称“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但对于西学，梁启超更早于张之洞之前就曾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识；曾明确地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同时他也认为：“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指出：“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文化上，梁启超等人曾以学者的思想眼光，早就看到、并指出过，孔子学说虽产生过促成“名节盛而风俗美”,“民志定而国小康”等积极作用，但其所主张的“严差等，贵秩序”，本质上应属于“专制之世”的政治伦理，造成了长期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一尊定而进化滞”的恶果，民众文化权利都被压抑、剥夺了，能不落后？所以，梁启超明确指出说：“人之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这是真正地人的解放，乃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最根本地举措。而中共立党初衷，当时也即要拯救国家民族与人民于水火之中、解放全体人民的；举世瞩目地公开承诺:让人民当家做主人!但如不树立人权与现代法治,民众的解放政治上就根本站不起来,而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说过,要让人民监督政府,为何一直做不到的呢。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共也是以传统政治建国的，依法治国就必须坚持现代宪政的民主政治立法，以人权为现代社会基础，使人权（在中国即民权）成为法权，从而通过现代法治的法制化还权于民，让权力回归权利，党权、政权回归法权，只有法权没有特权，兑现人民监督权力之诺言。

 

梁亡命日本后，“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自以“中国之新民”作为笔名，在1902年创办了《新民丛报》，并写下过约11万字的《新民说》地一系列文章，曾连载四年，他第一个在中国发出了人权的呐喊：称“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竟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因为“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梁是继严复之后、致力于倡导中国新民文化的伟大旗手。历史表明其新民说立人权，开民智，不仅是建设中国社会现代化地根本举措与基础，更是改变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地；长期封建专制政治下中国民众思想被奴化，正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孔子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代社会则恰恰相反，必须有民可使知之，才可使由之的思想观念，社会精英决不能脱离于广大的民众。现代治国理念在文化上首先要依靠人民群众，让人民当家做主,从而真正树起民权,对社会精英及其政府能以权利监督权力,彻底地改变中国社会面目一新。

 

梁任公之思想始终是开放和进步的，他虽有批评、从未否认过美欧等国家的先进及其文化，却看到了中国社会差距与欧美太大，历史文化发展不同,必先于内部去进行好工作；最可宝贵之处就在他能于洋务与晚清新政中，首先看到了改造国民性问题，提出了新民说,要从精神、即在思想文化上着手，解放广大民众，使民众真正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这却是最根本的；仅管当时他并不全面而完备地具欧美的先进文化。后来他长期流亡于国外、尤其是从美洲回来后，对中西文化更有所了解、且亲眼所见之，认为美国制度虽好,未必适合中国现阶段国情；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能仅以制度本身地优劣高下为判断，还要从具体国情、如看极大多数人的教育状态、思想素质及政治要求等，去综合加以考虑；并且指出欧美社会于物质追求，尚有爱美心、荣誉感、宗教未来观，社会日有进步，熙于光明；但在中国，人们所心营者“只在一身”，所注目者“只在现在”，缺乏精神理想与远大抱负，“此实吾中国人之缺点也”。他说传统文化与宗教不同，就在孔子主张思想自由，乃文化而与宗教有别！文化上美国社会主要是欧洲移民为主，具相应思想文化素质，与中国社会差异太大（至今也很突出），革命并不能解决思想文化政治问题。梁任公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很重要地参考，国家发展了，美欧主流文化是我们依法治国可以择优取向地；在没有外来祸害的今天，改良主义（主要是在文化上）才是全体人民所希望的。一个世纪以前梁任公等人即对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如民主、自由、人权等，就作了详细的评说与阐述过，且他们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可谓是入木三分了；上世纪20年代末梁离开了我们以后至今、想不到的是这些话题却仍然还会重新成为现在人们的争论；而搬弄是非者不可能为民众、却于精英中的学者专家，实是有些不可思议。革命中也就是这些人要打倒孔家店的，可谓同样是这些人，一直到所谓地文化大革命中又发起过批林批孔，大反文化的。梁任公是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理论政治家、维新派的最终代表，他真正认识到现代政制背后实际上是有一种文化的支撑，具体表现在国民素质或称国民性，乃民众的（能）自立之；康有为却因保教与复辟帝制为历史不容。历史上没有任何复古派能创造出历史的。

 

在梁启超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中，最有价值、最具影响且最为切实、却又始终难于在中国被全社会所确立起来的，就是他的新民学说——其于中国思想界的独特贡献，即是大声疾呼从事广泛社会变革的同时，能够首先提出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性地问题，（梁启超一生就是在主张为民族国家利益奋斗中、也在追求一己生命价值的大写地历史楷模。）以期把国民性改造放到了历史文化上的社会大变革议事议程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伟大的意义，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新民说”的创立使涤尽民族根性中的缺点污秽，而培养富有革新创造精神的“新民”，曾成为20世纪初我国广大爱国志士的共同目标，影响过一代人的思想。邹容、鲁迅、陈独秀、胡适、蔡和森、乃至毛泽东，都可谓直接从“新民说”中获得了很大的思想教益；郭沫若在他的《少年时代》中曾这样说过：二十年前的知识青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的洗礼”。上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因是成为很多有识之士致力地方向之；而这个任务现在仍有待于进一步完成；我希望文化精英中有人能发掘出梁任公在历史上留给中国的一笔宝贵地思想财富，以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服务。对于背负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而言，从力图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世代繁荣昌盛上说，如何在社会文化——即在思想观念、道德情操、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现代化，始终是必须认真思考回答的根本问题；以人为本，人的因素第一则始终在于人（乃每个人）的解放；传统文化是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传统文化不讲人权（即民权）。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全社会出现腐败现象，根本还在现代法治的法制化文化建设上、即必须包括政治制度改革。

 

（五），

这里我要指出的是，美国成立既是殖民主义地必然结果，更是欧洲宗教革命影响下、及其文化上（欧洲国家主流代表文化）的一大产物，为世界反殖民统治最伟大的首次性胜利，更是近代欧洲先进思想文化下、最成功地社会运动果实；也是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所取得的最伟大地胜利，人类社会因此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从此，英殖民帝国主义走向了末日，这是划历史地；而英国近代以来历史文化经济的主要成果却成为了美国建国后强大地基础、在美国得到了全面的继承与更好地发展，美国成为了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强国，跃居到世界之首（这都与当时欧洲文化及英殖民地经济发达等离不开）；美国与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始终保持着各方面直接的相互发展与共同联系，美国人精神下的事业（包括文化政治及各个方面）却改变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欧美社会是先进的，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历史文化发展上——之所以先进、发达，绝对不是就因为其强大的、而主要是在文化上。

 

历史完全证明，欧美国家走在了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先进发达前列；所以说，西化是文化——成为了现代化；事实也完全证明、我看可以、更当肯定、即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从始至今地一大表现、就是在冷战时期也不能、就没有摆脱过欧美文化上的影响。如美国的宪法、美国人在新的文化环境下树立起的个人奋力拼搏、自立、自力、真正自由地自强不息精神，他们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一切以法治地法制化为最高行为准则等等，都是崭新的文化而崭露头角地显示了社会发展创新的生命活力；与中国传统文化个人个性地被压抑（奴化）、没有人权，不讲人权都是相应的大比对、大反射。美国人口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人的创造性与社会效率却是中国社会的超过十倍、甚至于无数倍地。人类社会以人为本，人的因素最重要，这也是中国优势；如果我们能做到欧美等国这样的话，我想一定要超过、至少会完全赶上去的；这就在中国每个人的解放与自由！而所谓“西方主流话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只能且必须去看美国！也应该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著书立说之真心真情也。

 

实事求是，人们同时亦看到虽决不能否认西方文化优胜，现今反而成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进步的阻碍，这到底为什么？更在大家的认识与反省之中；可以说美欧有很多行为确实在反文化，这也是我们已经看到、但是欧美自己应该认识的。我并不否认张维为提出来的，“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一个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用今天的眼光来认识和发掘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资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智慧宝库，对重塑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缺陷，更是我们大家自己必须要深刻认识的（传统文化没有人权意识及长期脱离于社会民众）。

 

我认为文化政治上我们决不能排斥拒绝欧美文化政治，要彻底摒弃过去东西方文化对立的思想——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我希望张维为与仲大军等人更能够认识和看到这一点；）还要看到现代文化包括了传统文化、绝非传统文化。这方面我是儒家邮报的长期读者，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也在现代化、是在发展的。西方文化有优胜绝非完美无缺了，同样在发展。我看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正常批评可能就是西方文化的发展；文化就是不断在有争论中被认识的，发现的。美国是强大的，强大于他们的思想文化不是僵化与闭塞地，更不会故步自封之，我们要看到美国人民的开放与进步；文化有争论，既不分地域国界，也从来就不是可以政治干涉去分化的、确立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反文化！而儒家邮报正在做一件事——发展传统文化,但因为不是主流文化，却一直受到限制，也看得出我们在文化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不过，我并不是就赞同他们的观点了地，这却与本文无关，此不赘言。我最后还是想说一句：请问何谓是“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历史的回答只能够实事求是。张维为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或想过吗！无论如何人们都不会否定历史,否定自己的文化,这是为事实所证明的；但历史也表明,问题就在革命的负趋性,是革命运动主流中,我们过去把中国传统文化曾全部要推倒地；而毛的思想中有很多就是传统文化的东西，他却缺乏了西方欧美主流文化,主张社会革命化,虽然解决了国家的重建,但从文化上看，任何国家的新生都离不开历史文化、包括全人类文化文明的所有积极成果与世界各国人民地成功经验在内；新中国建国后就因政治上的因素，即主要受马列主义理论缺陷所限制、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搞阶级斗争为纲等,却走了回头路,这段历史虽不能完全去否定、但就是中共党史也称其为曲折发展地历史，却无论如何,曲折过程与是非还是一定要有反省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出现的原因,从而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中国政治的形成；我们只有从历史中走出来,国家才有未来！

 

也许是我的出身决定，退休前后有近二十年之久了，我都一直在自学研修有关地这一课题；尤其是我写的《英国、欧美近现代历史之己见》以后，就始终坚持着对这一课题在不断地探索；并且发现西欧国家始自中世纪后期，人文主义的宗教改革，实际是欧洲国家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导；或也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国家是由文化、即宗教革命的形式等不断地发展起来的；这可能也是我们过去有人在研讨近现代历史当中的不足与疏忽。这从历史文化上,我们必须看到，西方欧洲国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就正是于人文主义宗教革命所推动而开始的，与思想解放（也即人的解放）是分不开地，更是欧洲国家发展的一大因素，每一次他们革命，都有思想文化上的不断推进，社会更有进步（这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传统根本不同）。因此，有关于所谓“西方主流话语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释，”首先离不开欧美国家历史文化自身地发展；现代化也可以说就是从美国开始的。与非欧美社会则完全不同；其它国家是不可能盲目照搬地，否则,就只能是瞎子摸象而不得真谛的。但也不能就此以中国传统文化自诩或妄自菲薄，那就更完全反向了。这即我对张维为等人的文章要给予上述的认识地。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传统文化的问题与出路即在于能融入到现代文化，只有现代文化才是改革开放发展与国家的未来；这里边自然包括历史传统文化；而如果以传统文化为中国化，就是反文化！但我只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不知大家的认为如何？

 

史实求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资本主义是当代主流文化！也是资本主义（美国）把人类社会推向了现代化、全球化的。实际上，中国的近现代革命亦是如此，文化也是主要的因素；孙中山反清受到的就是欧美文化影响，那时中国，早就有了一些西化意识；中共革命之始，史称五四运动，虽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效仿，毛泽东曾经说过：走俄国人的路，却从未能摆脱过西方文化的；当时西化以日本为效仿乃主要社会思想动态；后国民党也想走俄国人之路，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他们是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所以，国民党最后所选择的，还是西化，但在欧美文化中蒋介石摆脱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专制统治及其文化）；政治上搞独栽，抗战胜利时却完全暴露出这种权力政治（极权专制）的致命伤，一时贪腐堕落成风，使国民党政治上很快且必然要失去民心，民主党派都有人开始完全倾向于中共方面；最终民国被打垮，败走台湾省，这一点我看也是更需要认识的；蒋介石到台湾后也在认识地，其政权真正是在思想文化、即政治上所被打败的。专制政治就是近现代也是很激烈表现地。

 

历史上我们从清再民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到时代伟人孙中山、蒋介石与毛泽东等，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过程的话，没有一代又一代社会先驱者顽强拼搏的开拓创新精神，我看中国还会在黑暗中长行，人民的生活也没有今天的。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呢？至少一点，要不是有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话，今天尚能如此公开地来谈自由、民主、人权吗？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这正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流呵！我想，张维为应该读过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地，中国社会数千年专制史——可是我们学界共识，早有的定论，更乃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实事与问题所在，中共党就是反封建专制的！革命就在推倒重来！但革命却是被逼出来地，不得以而不得不为之的，存在着很多严重的负趋性；这是我们在思想上的缺憾，过去中国受欧美等强国侵略扩张的压力，自五四运动以后为救国而不顾一切，被西化影响要把传统文化完全地丢掉，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始终都一直有争论和探讨的文化课题；而传统文化是丢不掉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有自己长期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国，中国人不能、也不会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换言之，改革开放正在书写着中国的新文化、即现代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地社会主义，更是中国的自信。

 

但当今世界文化是开放的；中国社会必须现代化！西方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都将融入现代文化，只有现代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其中就要汲取西方文化与包括中国历史发展传统下的优秀文化在内。文化不分国界，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欧美文化融化结合、优势互补，就是中国化——既中国现代文化！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澄清事实与认知肓点！值得指出的是：自晚清至今，西化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主题，独立、民主、自由、博爱与人权，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目的。要看到，在社会转型中人的思想认识、即文化转型更是首要地，而很多重大问题上，过去的看法与认识，都早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了。且同时可以肯定，传统文化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有二大缺陷：既不是大众文化，一直为少数精英掌握，之乎也者矣，过去老百姓就看不懂，绝大多数人是文肓；第二是根本不讲人权、没有天赋人权与生俱来的权利观；完全脱离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与实际生活。）

 

正如张维为所言：“中国人民过去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辱,坚持的也包含这些观念,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它们的内涵。这些观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进程中,它们还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应该确立一个前提：这些观念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解释权也属于各国人民,而绝非少数西方国家。否则就可能出现荒谬的情况，比方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使6亿多人脱贫，会被认为与人权进步无关，而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造成至少10多万平民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这个本世纪最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则会被看作是捍卫人权。”可谓是中国社会精英在思想文化上的真知灼见。但史实面前又何谓是“今天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我们有必要追溯历史，还历史本来的面目。”张的文章究竟想要说什么呢？不会是反对被经济改革所推动的政治改革，反对现代法治地法制化文化、即相应的政制变革吧？依法治国乃为宪政文化；政治变革的实质就是现代法治，彻底摒弃封建专制的人治；有些人搬出传统文化、却无视改革开放发展趋向，可能就是问题地真正所在了。我非常注意改革开放发展趋势，也是我不能认同仲大军等人一些观点的真实原因；历史上西化始自晚清、而中断于中共党领导的革命,至改革开放才得以恢复发展,国家真正富强起来,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问题也应在改革开放的发展中来解决。今天中国已走向于世界，文化上我们是没有理由反对西化的，更没有理由拒绝欧美等国家及其文化；问题就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传统文化落后及其缺陷所决定地，西法、即欧美主流文化，则是我们择优选用地必然之势！没有现代法治地宪政文化，何谈什么依法治国的呢？！我要指出的是,历史是文化但并不说明问题，也不代表文化；创造历史就要能走出历史，改写历史；即发展历史却必须有文化；我想到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说过的一句话，“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这乃是历史的结论！中国梦就是复兴梦，这百年梦想的实现，国人现都切望国家迅猛发展而能中兴，再造中国文明、重要地即是在思想文化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但必须有新时代的人民和现代社会法治地法制化文化；传统文化不能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的，必须融化入现实文化之中；西化乃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现实发展的后发优势，可以说从历史上看，也正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中所需要与缺失的文化因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早有所言地指出说过：“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身边进行。”历史后来证明他的话讲得很对！但在中国,我看,经过这场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改革开放,可以断言,一个完全有别于欧美政治的中国政治概念必然形成,且会影响于整个世界！——张小鼐 2014年9月9日于萍乡私寓书遛斋

 

我读《孔丹：文革最大的遗产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反思 》阅后感言

 

该文见凤凰网  作者：深呼吸  欢迎您来我的凤凰博客！——2014-08-14 10:11:17

 

人物简介：孔丹,江西萍乡人。经济学硕士,曾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长期就职于以金融为主业的控股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熟悉金融市场，也是著名金融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全宝

 

 

2014年7月的炎炎夏日里，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京城大厦中信集团总部办公室，孔丹两次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67岁的孔丹腰板依然挺直。与过往媒体对他“沉默”“神秘”的描述颇为不同，记者眼前的孔丹轻松、风趣。他很有语言天赋，各地方言顺手拈来，谈到兴起时，还会模仿一些高层领导人操着方言说话。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在一次小范围的读书会中，谈过“一代人的政治交代”这个话题，去年你的口述史著作出版，这本书叙述了你60年的人生轨迹，这算是一种政治交代吗？

 

孔丹：的确谈过这个话题。我当时感觉这个题目有些大。什么叫做一代人？我想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算做第一代。他们后面就是我们这一代了。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五代领导核心，其中锦涛、近平同志从年龄上讲，应该算和我们是同代人。那么，我们上一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政治交代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让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走中国道路，不能走别的路。

 

上一代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他们那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有个政治交代的，就是走中国道路。所以，如果讲政治交代，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政治交代。

 

但我们这一代人有资格说政治交代吗？如果说有，无非是把我们这一代人所承担的问题提出来，为历史留下存照，为思考提供素材。这也是我搞口述史的原因。

 

但这不能算是政治交待吧。我只能就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谈一下我的体会。原本我没有要写这个口述史的意思，该做的事做了就行了，好坏由人评说。但有两位好朋友特别希望我把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记下来，尤其是事关我在文革中的一些经历。

 

一位是王岐山同志，他多年前就跟我说：关于文革中西纠这一段还就你最了解，别人讲的都不够权威，还就得你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

 

岐山几年来时有催促我。2013年10月口述史这本书出来之后，我送给他看了，算是交了一个账。

 

对这本书，王岐山还是很肯定的，说非常好。因为历史是一个拼图，你提供的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一个人的历史角度，但是如果大家都尽了这个责任，就可以形成一个总拼图，历史的全貌会清楚些。

 

还有一位是马凯同志。那些岁月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他看到对我们那段历史的记述和评论有很多是杜撰，甚至是扭曲，他就跟我说，咱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应该有一个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不能任人这么信马由缰地去写，至少得有个当事人的态度。这也是我写这个口述史的另一个缘起。

 

马凯也看了这本书，他也挺肯定。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多事儿说清楚了，恢复了历史本来面貌，至少为后人的评说留下了根据。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如何总结自己这60年的人生经历？

 

孔丹：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是被动参与。比如在高中时闹事，是跟着高三的学生走的。文革中成立红卫兵，其实我是反对的，后来社会秩序乱了，警力军力都无法应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为了那个时候的秩序维持，我们搞了西纠，搞了以后就一直很被动，最后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有一次岐山还跟我说，看你书里写的觉得你对文革还是很有心结啊，尤其是这事儿对你母亲命运的影响。其实他们都是为了整周总理嘛，不管你搞不搞西纠，反正就是这么个命运。

 

岐山这话没错，但我总觉得，我要是不站出来可能不至于弄得我们家那么惨。后来我到光大公司工作，发现前任有几十个亿的损失，钱不是我赔的，但屁股得我擦。

 

到了中信也是，碰上了中信泰富衍生交易的巨大亏损，我听到有人这么议论过，说中信快变成雷曼兄弟了。事虽然不是我办的，但都被裹挟其中，跟着一个一个大潮过来过去。

 

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回想文革那段岁月，你又怎么看呢？

 

孔丹：坦诚的讲，文革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抹去的人生经历。我跟好多人交流过，文革的发生是不是有必然性？我觉得还是有必然性的。这一点你可以从我们党的领导集团自建国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轨迹里看出来，应该说一定会有这样一场运动的。我这么说，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遗憾。

 

现在对文革的看法极端对立。有很多学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研究文革。文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战略考量的合理性？我说这个话是源于我的真实感受。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

 

毛泽东发动文革应该有一个要防止这个党变质的出发点。但文革毕竟是一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包括我们家，一度家破人亡。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用了一个词儿，叫“浪漫主义”，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就是内心有一个积极的想法、好的出发点，但是脱离了实际。一旦脱离了实际，善的初衷也是会导致恶的结果。

 

我觉得文革的最大的遗产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让我们回到从实际出发，回到实事求是上来。共产党一路走来曾犯过很多错误，但也正是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中让自己更强大，让自己更成熟。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你和秦晓的争论大家一直都很关注，他提出一个比较系统地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方案，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孔丹：我和秦晓关系不一般，历史渊源非常深厚，共同走过很长的道路。我们两人在观念上有很大分歧，以至于现在时有争论。根本问题就是我认为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

 

我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决不能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

 

我的想法非常明确，就是拥护和跟随现在中央提出的深化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很明确：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课题有六个，而不是单纯地只讲经济。第一个就讲到法制化建设问题，还讲到了社会建设问题，反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整套系统的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如何看待当下的腐败问题？

 

孔丹：说到现在的腐败问题，很多事确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觉得问题严重。但是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领导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这话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双重人格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发达一下，都不好意思见人。

 

如果我们的共产党背离了自己的宗旨，口是心非了，那就危险了。

 

在社会转型期，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我认为最严重、最严峻的还是腐败问题。从近期反腐案例中可以看到，权力已经被异化成为商品，尤其是买官卖官，更是腐败中的腐败。

 

解决腐败问题不仅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我要强调的是，同时也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从以往腐败案例中可以看出，每一个腐败案件的背后都有一个资本要素在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资本的力量，也就没有腐败这个前提，不受制约的资本也会诱发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有种观点认为，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自我监督的问题。

 

孔丹：我有一个实证的说法。共产党要如何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假如共产党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却不做设计，去解决和防范，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这从它自身发展需求上也不能接受。而且我相信，解决自我监督问题有多种方案，并非一种方案。

 

反过来说，如果是仅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个多党轮流执政，从实证的角度你把当代那些多党执政的案例都拿来看看，如印度等都解决了吗？他们的腐败问题、制度制约问题解决了吗？

 

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

 

实际上，这也是我跟秦晓争论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共产党正在努力地克服这些弊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全文完）

 

 

 张小鼐阅后：文章中孔丹谈到对文革的看法，我也是与孔同龄人、过来人；若要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应该有一个要防止这个党变质的出发点”，我绝对不赞同；结果亦根本不是这样地。

 

受马列主义缺陷所至，毛晚年被理论搞得已经失去理智，走火入魔了，大搞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反资本主义（今天称西方道路或西方模式——实际即西方文化）等，可以说完全在反文化!

 

孔丹可能与其家庭出身及个人历史有关，接受过毛晚年思想影响（我们都一样）；但现在这样对文革评价是有悖客观事实的。理论即文化上毛晚年错误主要始于所谓反修。有关反修之事，邓小平曾说过，中苏走过的那段历史大家都错了（是邓小平在与巴尔戈乔夫会见时说地）；却在中共党内对此并没有达成为共识，理论上存在着异议，始终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反动的、腐朽的，对资本主义认识没有走出历史。史实表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母体，社会主义必从资本主义发展地；历史也表明，资本主义绕不过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理论上地拨乱反正；历史社会主义终行不通！在对苏东欧国家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全过程总结中，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点。（一直有个提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求真务实，史事求是，这种提法不通；且完全是形式主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应该看到，作为政治纲领及名词，实际上既有内容，且更具时限性，并是各自存在地、都有其特定性与一定地历史背景地，因而是互有一定区别的；18大明确指出不搞形式主义，因此，这一提法民间反响大，也不应该再出现了。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孔丹说毛搞“文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战略考量的合理性？我说这个话是源于我的真实感受。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这与历史实事对不上号，只能是说瞎话！社会上早有共识；变不变质更不能以阶级斗争去解决；问题在思想理论和认识上，换句话说，是在文化上的。

 

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曾认真地严肃指出说过：“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讲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去。”“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句话极其重要，更值得反复思考，是我们改革开放中、政治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其实，从搞社教到江青在军内发动文革、及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毛泽东个人被过份地吹捧而走向了政治上的主观独断，他借助自己在社会上的威望，大搞个人崇拜式的封建迷信与专制政治；本来他退居到二线，后来并不管具体工作，只从理论与思想上看问题，加上新中国也是以权力政治（枪杆子）建国的，他本人喜爱历史，对传统文化从小就耳闻目睹，是中国社会人治政治下成长的巨人；他就没有去过欧美国家，建国后更很少出国，对西方文化只知独尊马列主义理论，更受历史的影响，本能地排斥欧美文化；这里我想要指出的是，毛晚年错误，主要还在马克思理论与马列主义缺陷上。换句话说，他的指导思想、主观判断和认识都不对了，这是客观事实所作出的结论。对执政党来说，也是一定要认识的；现在看早认识比晚认识要好，而且我个人认为现在是时候了。

 

本来，马克思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产物，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认识不足与偏见，对工人运动与工人阶级（马称无产者）缺乏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与根本上错误，提出过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政党后这些理论上的问题，却一直被现象所掩盖，共产主义运动最后几乎都陷于了传统的权力斗争，甚至完全背离着文化；结果，必然会发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东欧国家剧变，这是至今我们还未能真正彻底认识的理论重大误区；很多问题就在思想文化理论上；非明确无共识！更为事业所难以发展的。

 

中共能成为长期地执政党，就在这个党实质上早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党，能代表全体大中华各民族人民最要本的利益；也就在于它有能自我纠正的历史、与正反及多方面地经验教训；仅此就文化而言，我们应看到大事上反而认识比不认识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也有过罪己昭呵，仅管虽然只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已，却也能产生出一种历史作用的推动力，还往往会起到罪己而相反的效应，更增强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地；皇帝是人，也是会要犯错误的。而权力政治下,美化权势者往往会美化历史,篡改事实，从文化上说，乃莫大之悲哀哉！就为历史的原因，在中国,正史都是一家言,存在很多伪证和假史，所有历史都难免有失真失实的东西，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地。而今天中共正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期，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老百姓都能自觉地接受中共党的领导,没有人能推翻中共党的领导地位了，这种时候,中共能够很好地实事求是地认识自身的错误与历史之非,只会更加巩固中共党的领导地位,同时,真正赢得海内外华人的向心力,实质上地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对中共执政党是完全有大利而必行之；这是我的看法。

 

马克思理论是学术；马克思主义产生过一定地历史作用（主要是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胜利与中国革命战争中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不能否定这一历史；史实求是,这场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原始资本主义与传统资产阶级的反动及必然之）；但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我们也都看到了，更存在许多与历史文化根本不相通的非理性、暴戾性、负趋性，且早已成为了历史。毛时代在理论上以反资本主义——即西方欧美文化和所谓的反修防修为名，实际却于历史上犯下了很严重的罪过，毛甚至陷入传统地权力斗争泥淖中而无法自拔，说什么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搞阶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云云，更给中国人民与中共全党都带来了一场可谓不应该发生的灾难，这是一定要史实求是地！

 

实事求是！问题根本就在文化上！看来我们现在仍然认识不足；中国社会发展不可能走欧美国家发展相同的道路，但文化上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所谓中国化，事实上就是西法、欧美文化主流化——乃西化，即在中国必须为中国化！传统文化本身即中国化，所以，中国化不是传统文化，而只能是西法、欧美及世界文化主流化的中国化！我们现在的中国年、即农历可谓就是西法中国化的科学典范与结晶。

 

言下之意，我该于此说清楚，首先是传统文化长期受极权专制统治直接影响，走不出封建社会人治思想观念，更使中国历史发展落后了；因此，对传统文化必须有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现代性地文化基础建设，在历史上即所谓的被西化；我决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优秀的，而是欧美历史发展形成的西方文化为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大势，西化在中国是历史地选择，完全在填补着传统文化缺陷、更是中国化之由来；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国特色——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亦即西法主流文化的中国化（或欧美文化中国化），这是历史实事。

 

概而言之：西化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法治地法制化文化，为欧美国家能从人类历史发展中胜出的根本，这是一定要看到的一点；但问题在我们对此认识一直不到位，极其错误地把西法——欧美主流文化看成为对立面与资本主义，这就必须对欧美历史发展及其文化有客观性地看待，才能做到汲取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全部智慧与一切积极成果；文化无国界。虽然欧美主流文化就是资本主义，但我们对资本主义一定要史实求是，全面而正确地具体解析。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但欧美文化决不能排斥，问题在如何看待认识？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法（欧美主流文化）才可能为中国化！关键在什么是中国化、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欧美国家历史发展与主流文化（简称西方文化？还有中国自己长历史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始终会、也一定是自然地包括在内的，且任何人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代替不了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历史上西法——确切地说，即欧美主流文化中国化都为主要趋向，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突出的主要特色——或者说，这就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地主流特色（也可以简称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一大中国主流特色）。就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失，亦就正在于可以与欧美等先进发达国家主流文化的填补上；西化实际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后发优势——我们有了可供参考地实例及互补性；特别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的最大失误与毛晚年的最大错误,也就在完全于文化上否定资本主义,否定西方欧美国家发展事实,理论上大错而特错了；直到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中才得以不断地纠正；本人的这一看法观点即从历史中得出的,仅供大家斟酌、商榷。

 

孔丹说：“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但史实表明并非这样！结果更相反！实事求是！我现在回想起文革心头还感到惊恐难安，一听到锣鼓声就胆战心惊；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年仅18、9岁的青年,就因为我父亲到台湾去了,我莫明其妙地被打成国民党在大陆的残渣余孽、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我和孔丹可以这样说,我们都是过来人；孔的一家及很多的革命前辈,他们也都被文革搞得家破人亡，整个国家完全失去正常运转,最后要靠军队来维持,再走下去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今天了；国家确实是频临于有崩溃的危机关头,幸亏毛刚走我们就解决掉了四人帮,孔丹能说不是吗?

 

我看孔丹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用了一个词儿，叫‘浪漫主义’，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就是内心有一个积极的想法、好的出发点，但是脱离了实际。一旦脱离了实际，善的初衷也是会导致恶的结果。”这就在胡说八道了！简直无视历史事实而为错误辩护；回顾历史，从大跃进至文革，有这样的浪漫主义吗？乃是我必须要站出来而不得不指出来的；而孔丹更具有代表性吧。

 

实际上问题就出在我们是以传统政治建国的,与欧美一些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后来反西方文化,没有现代社会法治的法制化意识,传统政治下(人治)不讲人权,无视人权,也就会失去人性的,这样的政治下又何谈有人性呢？！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国家治理（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包括政党政治在内,这关系党和国家的发展与未来。如果当年我们能参考欧美国家现代法治文化,毛晚年错误或许可能避免；在延安毛就说过,要让人民监督政府,乃正是中国社会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毛后来并未做到,成为他晚年犯错误之源；问题在是搞法治还是人治！国内外对此都有很多看法；网上就有人指出过,中国反腐主要是权力腐败,问题亦在制度上。不错,正如孔丹所言，“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大家争论的要害就在欧美文化对现行制度弊端是最明显的补救！还有一点,争论双方大多数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并没有能力来推翻中共党的领导；但这些人对现行政权与制度弊端深恶痛绝,看得极其透彻；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更为民众所迫切要求地。中国出问题绝对不在这些人身上,我可以断言,要出事就在中共党内！更希望中共执政党能走出过去的历史,发展历史,彻底解决历史上的严重问题,成就于厚积薄发。要看到马克思理论的缺陷,而马列主义只是对原始资本主义(也称权贵资本主义)之必然及其反动地；但革命更是决不能就此就能解决了问题的。

 

对孔丹其它说法倒也可以参考，只是这一点不说清楚，其它亦失去了正当性，客观性，何以实事求是呢？立党为公必须树立现代文化，有现代思想观念，以人为本首先要树立人权，这就一定要从过去的历史中能主动地走出来，以史为鉴；尤其是中共作为长期地执政党，首先必须要能模范地做到尊重人权，决不准执政党的任何人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甚至于老百姓的权利。这种事却普遍存在、且非常严重的；恕我直言。

 

现代文化包括现代社会国家治理,也是我们建国后文化上的缺失。正本清源；讲马克思理论,只能说属于学术范畴而离不开文化；即文化实事求是,并非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学术,离不开文化规范变换地内在性；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曾提过词说要“实事求是”！却不能说实事求是即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共产党实事求是，而只能是务必要实事求是！正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理论,切记实事求是!

 

马克思理论是学术就离不开文化，离不开哲学地，所以，哲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也只能是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科学、于文化范畴内，是不能离开文化范式及其规律性地；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属哲学并不代表全部哲学；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能分割哲学，否则，乃反文化且行不通，更是误区！现在却没有人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地。我不管有没有人提出来过，改革开放在文化上，如果不能解决思想理论上始终存在的大问题，走不出历史就没有发展的，也不可能发展！我之所以说马克思理论是学术，必须回归文化范畴，实际上一直就有争论；我们却还不能形成一个真正规范化的学术环境。文化与时俱进，学术决非是静止的，不变地；更不会绝对化！所以，高举派也就是反动派！

 

毛泽东个人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看，的确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这几天央视正热播《邓小平》，振动了全国民众，也引发出深层次的社会热议。剧中的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他参观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这个企业就建于中国文革时期，而我们的知识分子那时都打成了臭老九，每天不仅接受红卫兵批斗，还得去扫大街厕所，邓怒斥乱折腾！我认为该剧不足，就在对历史认识反思不够，《邓小平》没有讲清楚毛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真实内涵；毛泽东思想绝对不是毛个人的思想，而是以毛为代表性、内聚了中共全党英才的全部智慧结晶，是中共建国前后（即人民共和国初期）历史实践经验总结和记录，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是有区别的；另外一点即毛晚年犯错误有毛个人必须要承担地责任，绝对不能以四人帮去代替、四人帮问题在党内出现就由毛所造成地；对毛的是非功过一定要史实求是！否则人民不会接受。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邓小平生前也说过，一些历史问题只能留待历史去作出结论；在改革开放的发展中现在应该是时候了，我们是必须要有认识的，这是我个人坚定地认识，仅供参考。

 

同样，看《邓小平》缅怀邓小平，邓小平自己亦曾说过，在毛的历史过错上，他也是有责任地；的确，毛晚年的错误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有关，不是毛一个人能形成的，也是毛个人错误非毛个人要完全承担的，对毛时代及其晚年的错误认识绝对不是否定毛主席！这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得清的，改革开放发展即首要在我们将如何对待历史，引以为鉴?！谈反思就要能反思，且认真去反思，否则，又何以为反思呢！对历史之非不去认识能行吗？恕我直言。我与孔丹可谓半个老乡，孔的父亲与我外公相识，我外公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内任职时，在上海还帮过他；只是我外公从来不说而已，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外公曾给我讲过。孔丹回过萍乡；我(1948年生)也可以说现在就是萍乡人了，此不多说，谨致。—— 张小鼐 (2014.8.16)

 

孔丹认为，一旦脱离中国的实际，从舶来的甚么教条出发，抄袭复制甚么人家的范本，就会迷失，就会误入歧途。他说：“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中国百年复兴路径追求的基点，而“与之对立的，是时下盛行的民族虚无和历史虚无的思维模式，是对西方原教旨价值观、政治观和经济观的顶礼膜拜。”我看此话则不然之；却也可见孔丹的政治立场并对当前大局地作用了（这也由于孔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吧）；而其曰与之对立者，实则非是也！实事求是，似是而非之。这是我的看法。在中国，今天所谓“中国特色”，首先就一定要解决文化在思想理论上其缺陷与局限性，能从历史中走出来；可想而知的是，中国化绝非指中国元素——因其本身就是中国的东西，不存在化与不化了；而从历史上去看，自然当是西化——即外国文化被中国化之。在这里边，勿庸置疑地说，文化亦绝不会以地域国界而分化，只是各国历史文化发展会有所不同地，必须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西化乃文化，文化不分地域国界，中国现代文化绝不能排斥西化；但西法亦必须是中国化、或即“欧美及世界主流文化中国化”！我第一次这样提出来、更切望社会能有共识；史实上，近代以降始于晚清至今，中国社会变革就是被西化历史，中共革命仅管要改变西化，但欧美文化从未有摆脱过；现在看，历史上出大问题就于这里地：把西方文化当成资本主义，结果造成与文化反向，导致建国后一系列严重错误、我称毛时代历史之非与非理性、亦即毛晚年的错误，这是不能不认识的。邓公复出后改革开放中首先冲破历史（即过去的）社会主义禁锢，对西方开放；而现代中国欧美文化、即世界主流文化在被中国化地同时，亦将中国文化世界化。我们很多人却至今没有这样去看，争论中根本忽视历史事实及其问题，社会发展进步堪犹！我认为一定要看到文化绝对不是一面之词的东西！

 

有关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认识与个人观点，我准备想写成点具体文字阐明，但现在可能还不行，只有当我认准了的时候才会去完成它，更需要些时间来反复认真负责地使之于学术范畴逻辑中确切无误；昨天看郑永年《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非西方经验》一文，很受启发，腹稿已有些眉目；但对郑先生的看法和认识我并不能都接受，更有一些己见，想找机会能提出来与大家商榷共识。郑先生近日接连不断地写了好几篇文章，我都看了，尤其是《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一文，他指出：“法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人为建设的结果。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法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法治建设也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不过形势比人强，法治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在呼吁法治建设。一旦条件具备、包括执政党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意志、社会成员科学的法治观念、法治建设机构的存在等等，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也能建设成自己的法治体系。”换言之也即中国政治概念！但看得出现代法治在中国由人治而法治任重道远，比欧美国家情况更加错综复杂；中欧美间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不同，这也是我们并不能走欧美国家社会发展老路的根本原因。

 

但我认为中国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受西方社会影响，有很多东西都离不开欧美文化；西化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后发优势所在，问题是在我们自己去如何把握地。要看到，外来文化（即世界主流文化或西法）中国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突出地主要表现，走过了近二个世纪；但一直未能在文化即制度上发展完善；人们反应不一；回顾历史，国民党时期，就因为蒋介石要搞一国一党一主义，文化制度建设摆不脱专制体制形式历史困境，抗战胜利反而使权力腐败现象泛滥成灾；蒋经国打老虎亦终难摆脱现实、既自身利益——世称四大家族或既得利益集团所掣肘，更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现象；每一次战争胜利都会出现一个独大独占独享的社会既得利益群，他们与精英群结成一体（在中国，可能亦即这种政治下，精英也总会要依附于权势地，有的精英就出身于权贵；这也即权力政治或人治社会转型的一大难题），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利益集团却掌控几乎国家全部的权力与权益；结果，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这也是其中的一大主要因素，蒋介石到台湾省后也曾有过较为深刻的反思。而历史总会有非常惊人地相似；今天我们的反腐也在权力腐败现象是最大与最突出地表现，法治下制度建设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强烈呼声,也只有依法治国下才会有民权,这是我必须要指出来的。把话说穿了,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就是传统文化地必然结果。

 

还要看到欧美国家一些成功经验、与成功之路在文化上,完全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与参照实行的范例及修正、在思想理论与具体改革中形成自己的试施预案,从而去加以优选试点地；中共党内实为中国社会人才聚落的一大最优越的团队,有很多各方面的人才,我们必能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现代社会国家发展地成功大道。应该明确的是资本主义乃全球趋势,既不可能消灭、也不可能绕开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讲,欧美现在可谓正逐步于社会主义时期；但全球资本主义受欧美影响,却各国发展不同,中国就是一大典范：在发展资本社会当中首先是摆脱苏联模式,后又于资本依附及共同发展、并逐转成多种的经济成分；经济变革后相应地政治变革亦成为必然趋向——这场斗争甚至已为全球一大亮点；其问题并非在一党执政、多党民主议政参政上；根本的是,就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与现代法治下如何依法治国地？！我看到有专家称：“民主有诸多要素,如选举、参与、监督、权力的制约等,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是法治”；法治乃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长治久安、能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重要一点在,讲法治而其核心绝对不可以丢掉了人权！人权是西方欧美国家近现代社会的基础与成功之路。我们搞依法治国,人权一定要成为现代法治建设的核心！搞法治就必须树立人权！法治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树立起民权,使老百姓在政治上站起来；而现代法治社会下民权才是反对特权、反腐与预防权力犯罪的根本措施！这也是梁启超曾经提出过地新民说的主要企图了。更重要的即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的人口大国,而最大的优势就在人!有人就有人才,就有发展,就有世界!或许任何国家都很难在人的问题上争我之。

 

以人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地法制社会基本特征。质言之，改革必要有政治保障，建立相适地民主制度，确立人权，以避免改制演变成为寡头经济、少数寡头分割并控制整个国民经济，使大多数民众利益被资本剥夺，造成新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以及权力变质而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等欧美国家的发展弊端，实际上这在现在已经是相当激烈地。就全球性的社会状况看，欧美资本主义可谓已逐步趋于社会主义大势；中共是马列主义政党，不搞资本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即孔丹所称“‘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中国百年复兴路径追求的基点”，也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情况，很多事实却成为了大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否定，也不可能否定，这就必须要正视面对，切实纠改过来；尤其是国企改制中大多数工人下岗，国有企业变成为个体私有制企业中发生很多严重现象，是违背宪法与社会主义性质的；孔丹等人不知是否听到过民间的议论？薄案、周案出来，人言无官不贪；所以，反腐是否会搞到底？政治改革究竟如何？问谁呢？中国虽能避免一些国家改革“缺少一个强有力政权”领导的弊端，权力腐败现象却举世罕见地！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社会要素、与依法治国地法治下法制化文化，成为中国发展所迫切地需要，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时至而不可不为之！切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民主政治，为一大迫于眉睫的大课题,更是广大人民群众最真实的愿望；所有历史上的失误可谓都在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腐败直接危害着执政党生存了。

 

俞可平先生最近也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怀疑改革开放的人开始明显增多，在许多人心目中,‘改革’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某种‘神圣性’，有些人直接就说,‘改革’已经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托辞。毋庸讳言，我们确实为现代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现状的某种不满非常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把现存的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的结果，更不能超越历史地对邓小平进行求全责备。我们应当历史地去理解，不应当把克服这些局限性的主要责任，放在邓小平这一代改革开创者的身上，而应当放在后人们的身上。例如，邓小平为了打破当时的绝对平均主义政策，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策略，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必须及时调整这些策略，更加强调‘共同富裕’,把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适时将‘效率优先’转变为‘公正优先’，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质问题却完全表明了,我国由人治而法治的转型中法治的法制化一直滞后，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但对此张维为等人好象并不认同，实际上站在既得利益群体立场上，甚至有意掩蔽问题实质地。不搞欧美西方政治但西方文化不能否定，西化的中国化始终是思想理论认识上强烈反映的焦点,而中国乃至后发优势就是在西化的中国化；依法治国就必须要树立人权,有民权,在法律上人人权利平等,做到只有法权,没有特权。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邓小平最先打破了社资之间的界限，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从欧美发展成功之路的成功经验中，寻找我们也可以汲取利用的东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使中国走向了世界！“民主法制是邓小平总结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验后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复出后最重视的两件政治法宝。他多次极其明确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更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民主的基础在人权——天赋人权，与生俱来之，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加强认识、且并未达成共识的一大课题。只有树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并从执政党做起；人权、党权、政权形成为法权，人民才能监督政府，真正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在法治的法制化下公开透明，民众可以监督,从而才可能做到依法治国的。这是在彻底改变着中国社会历史地。

 

欧美国家在这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例如尊重人权，对权力的监督，及现代法治地法制化具体实施上，都有非常成功地一系列可参考的制度方法,仅管中国不搞分权制约与竟选等。中国虽与欧美国家历史文化发展不同,文化文明不能排除,理论成份是我们可以汲取利用地；西方文化我们也绝对不能否定,中国化即欧美文化！这是我的看法,反过来也将推动欧美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接受。欧美国家是绝对不可能把他们自己可利用的东西放弃掉，这些国家也面临着自己的不足与缺陷，欧美国家亦更是在发展中地！而历史文化上我们落后了。不搞西方政治就因为我们在长期被西化的近现代历史中,已经成熟地建立起适合自己历史文化发展及其社会国情的现代政治,可以说乃是欧美文化中国化地现代文化结果，此即不争的事实！孔丹说“时下盛行的民族虚无和历史虚无的思维模式,是对西方原教旨价值观、政治观和经济观的顶礼膜拜。”这种说法要有事实说明,更不能打棍子、扣帽子；文化就是文化,必须实事求是！尤其是对毛时代历史之非与文革的非理性,怎么看？关乎于中共党和国家未来与改革开放发展,直系民众幸福。恕我直言。譬如说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呢？事实表明,以人为本,国富并不等于民强,只有民富了才真正可能国强,财富在全体民众手上,而不是由少数人所掌握着,只有这样人民才可能自己站起来！这是改变人类历史与社会面目一新地；中国社会才会真正有未来的！而事实表明,国富民强下终为假象,甚至于骗局！就文化理论等而言,在事实基础上要有争论才有定论、正论与结论的。此不多谈。最后,我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中国政治概念,必将在改革开放发展中不断地形成而趋于成熟与完善的；这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会影响于全世界趋势的发展与未来地！—— 张小鼐 2014.8.21.

 

张小鼐注：下面此文是我在近日笔会上与一位自称为右二代者的邮箱往来中所发的交谈文稿，现原件摘取于下，供大家参考。2015年6月6日于萍乡私寓书遛斋

 

Re:Re: Re: 查建国：西方政治价值观也要进高校(与环球时报争鸣之160)

张小鼐 于 2015年02月02日 11:27 发给 jiaguo zha、、、、、、、、、

 

我们终于开始了互相对话，我很高兴，也不怕有“反共朋友”——这不是反共，可能你也不会接受的；但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历史文化发展，这是我的看法。我是一个退休工人，从小在中共领导下长大成人，但从参加工作就受到无端打击，一直到现在，我为人民工作了40多年（今年50周年），最后到快退休时竟没有了我的原始档案，我17岁打成地主崽、国民党在大陆残渣余孽，长期受政治迫害，一直没有给我平反，他们说刘少奇也受到迫害，你受点迫害算什么！但我们是要有理智的人，生活不是风平浪静地，不少人都在社会上遭到不人道的对待，我们也要为自己着想，很多事就是要想得开，文化知识就是理性的，所以，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自己要想得开，对别人更要宽容，如对自己一样；中共也快百年了，经过了好几代，成为执政党也在望七之年，这个党是经过历史风雨交加中走来的，他们掌握了政权，把国民党打跑了，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全国人民都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与历史，国民党也接受中共之邀与中共握手言欢，为什么我们还放不下过去呢！这不太理智呀！中共领导是民主中产生的，这在中国已经很不错了，今天的中共不是一党专政——它早已成为了历史，而是一党执政，与多党民主协商，行之有效的，中共党并不是既得利益党，而是具有高度组织纪律与能力的当今世界最大的现代政党，具有世界上任何党不可比拟的最为广泛的代表性，集国内人才、人心于一身，现在左右两派都要借用这个党的名义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所以，他们有人提出中共党内分成左右两党，以此改变中共领导，实际上是梦想篡政夺权，习总上台压住了党内分裂派，铲除了周薄党内的隐患，这是国家人民的福址所在，中国在发展，现在没有这个党的领导行不通的。习在改革中必然要变，对毛与毛泽东思想 ，还有马列主义等，现在只是形式和口号，这个过程在于我们的努力，事实上为了中共党的生存，必须要变，因为马列主义只是历史，今非昔比，不变应万变，社会不允许，这是我要对萍乡人的红二代代表之一孔丹的言论给以重击的真正原因，对毛的错误一定要公开认识，历史实在太沉重了，这是不能不做的，我想大家应该看到问题，把这件事在我们手上做到，使历史不再重演！但这也是必须有中共党才能真正解决的大事,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使中国的未来走向更加灿烂辉煌！孔丹的言论可以看出，中共非变不可，但他们是有自知之明的，看看孔丹的言论或许会有所启发的；如何变他们知道，因为这个党要生存。在中国我可以断言：只有中共党才有未来。西方政治不行，孔丹是对的，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因为想搞多党制的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并不代表老百姓；老百姓是要中共党领导的，不信可以走着瞧。人民有自己的选择，这并非一些学者就能代表的！西方政治价值观是什么？是后发展国家的灾难，这更是事实，美欧都是以自身利益而以其优胜劣汰为所欲为地，犹太人复国、打伊拉克等等，无不是以其强势而制造出人类的灾难。世界未来只有如中共党领导的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才是改变这个历史的真正力量所在，美欧要控制整个世界，这是肯定行不通的。这里有些事不可能详述，你可能比我更有知识，这只是我的看法，匆匆之中以上复为答，不妥之处还请指教！张小鼐即日


 

附一文供参考：

 

孔丹：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道路派

2015年02月01日 09:24

来源：华夏时报


 

原标题：水皮对话|孔丹：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道路派

 

华夏时报记者商灏北京报道

 

这应该是中共红二代中一位非常有思想的名人，与中国财经媒体中一位非常有观点的名人，首次长时间面对面深入交谈。谈话内容既有对于中国长远发展政经大格局的高度关切，也触及中共当前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研究领域的许多敏感话题。问得尖锐直接，答得坦率明确。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中央政权顺利完成交接之后，世界各国以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示了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里程，这意味着中共治下的中国将进一步巩固其在世界新兴崛起力量中心的地位。随着国际政经格局之变继续深化，中国和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但美国受困于多重内外因素，其全球战略步入“选择性介入”的阶段。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变化和相互关系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深的一个最明显的表征。

 

进入2015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比过去一年更加稳固，但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改革所要涉入的深水区也要超过过去一年，所受到的社会掣肘可能也会增多。如何认识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未来的走向究竟是什么？中共未来究竟要给世人以什么样的政治形象？中国未来在世界政经格局中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有关依法治国的重要决议将如何影响到中共和中国未来的发展？国际社会与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对这些重要问题有各种讨论的声音。

 

作为中共“红二代”中的精英人物之一，曾先后长期担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和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先生，与中共新一代领导层中的多位“红二代”政要有着密切深厚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抱负和责任担当，与他们志趣相投。由孔丹任总顾问的中信旗下刊物《经济导刊》自去年3月改版后，不断积极呼应和努力解读来自高层的思想理论信息。同样是在去年，孔丹发起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坊间认为，孔丹和这个基金会及其领导的《经济导刊》，承担了中共舆论宣传的某种特殊使命。

 

《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著名的财经评论家水皮，是位具有高度职业敏感的新闻人，在最近与孔丹先生的一次经过几度安排终于实现的难得的会面中，他就各界极为关心的一系列问题请孔丹发表看法。以下是本次谈话实录，本报将分数期连载。

 

一、认识论与方法论

 

水皮：我记得中信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中体制改革方面的一支生力军。

 

孔丹：改革开放了多少年，我们中信就发展了多少年。基本上中信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我的那本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里提到，2010年12月24日，那是个平安夜，我被召回北京。当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和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这个话在我们来体会就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组织谈话的风格。但我注意到他说，中信、光大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它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国企。依我自己十六年在光大，十年多在中信，虽屡经波折，仍然不懈奋斗的经历，对此深有体会。所以我觉得中信、光大这种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非常符合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他的那种思想，他的认识论、方法论，他的推动方式，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典型的事物，而不是顶层设计的事物。我之所以想跟你说这句话，是因为我们今天都在讲顶层设计，但实际上习总书记不断地在讲，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我看最近深改组第七次会上又提到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举、群众创新也结合起来，要看到基层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践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提法，是对中国走过的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特别重要的经验的总结。违反它就会出问题，就会给人教训，我相信这对下一个三十年或者说中国梦，或两个百年也好，是又一个特别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推动方式。

 

我注意到你与贾虹生对话录里，用了一个概念，叫做站在此岸而不是站在彼岸来认识问题。我觉得这个提法蛮好，但是比较哲学化了。最好的表达就是实事求是认识事物，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今天，九十余年一以贯之的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取得成功的实践活动的基础。

 

水皮：你刚才提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孔丹：这二者有点区别。所谓顶层设计和基层的创造力的关系，是指高层、领导层与群众、基层之间的一种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是更高层面的关系。我认为它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如果顶层设计不能从实际出发，而是离开了实践的需求，就会出问题。

 

我知道你有好多问题要向我提出，其实我想与你探讨、与你相互印证一下:假如大家一起在社会实践中、在江湖上，不管是哪派的武功，到底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是最重要的？我就想先说说这个事。

 

水皮：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还是更欣赏摸着石头过河，至少从现阶段来讲，这个东西不能丢了，这个指导原则不能丢了？

 

孔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表达过。他的最重要的伙伴陈云同志也有这样的表达。他们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不是很了解具体该怎么做，也不是很有把握做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扎扎实实地踩住应该踩住的支撑点。这样走过去，可以允许试错，比如股票市场，小平同志直接说了，如果出错了怎么办，那就把它关掉。他是说过这个话吧？

 

水皮：对的。

 

孔丹：既然有这句话，就表明，我们改革开放可以试错，可以改正，可以调整，甚至于如果有机会可以将迈出的步子往回撤一步。所以，你来跟我聊，我挺想就此说些什么。我看了你与贾虹生的对话，虹生也算是我的老大哥了，你与他的讨论，对他的首肯，我都赞成，因为，那也是我崇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历史与现实

 

水皮：为什么？

 

孔丹：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是在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要离开实际，比如要研究中国问题总不能从欧洲说起吧。正如媒体上盛传的我与一个老朋友之间发生的争论，所争论的内容，正是实事求是这个焦点问题。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方法论，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在实践中我们能够体会的和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得按照实事求是这样一个认识路线来进行。所谓一以贯之，它该怎么讲呢？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其实是二十八年，1921年到1949年夺取了政权。关于这个过程，实际上在统一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对于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中间发生的问题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那些错误的路线就是离开了中国实际。这里当然主要是讲王明的左倾路线，造成了共产党在红区95%、在白区几乎100%的损失。它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如果你看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你就可以感到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这条道路有多么的艰难，贯穿其间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不是照抄照搬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简单的结论性意见，而要按照中国自己生动的实际，发动农民，把农民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本的依托和依靠的对象。这是大家看着觉得很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本来马克思主义给我们直接的表述和共产国际给我们的指示，是依靠工人阶级。我们的中国革命如果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今天还有没有这个人民共和国是个极大的问号。所以我说赖有毛泽东同志，他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出过洋，仅仅守在中国的土地上，摸着石头过河。他怎么能最后成为这样一个领袖，站在这样一个高的位置？其实是因为他的顶层设计和他的摸着石头过河结合在了一起。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基本完成了。他在到延安之前，就一直在实践中思考。日本人打来了，内战暂时停止了，这更使他有机会在延安的窑洞里深入思考。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些穿的像伙夫一样的一批中共的领导人，花了很大的功夫锤炼自己的思想，锤炼自己的认识论。真正最优秀的著述，比如《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在窑洞里面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惨痛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找到自己的领袖。这个领袖做了个什么样的推动呢，就是把整个党带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扎实地按照中国的实际，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组成为一支革命军队，跟一个获得西方支持和城市大资本力量支持的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仅用不到四年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给一举解决了。对此究竟怎么来理解呢？

 

我理解就是有顶层设计。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阶段的持久战理论，虽然现实的情况不一定是这几个阶段都经过了，因为当时外部的环境不断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这一理论所认识的，正是中国那时的实际，而不是离开实际。所以我跟一些同志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觉得在共产党来看，教训可能比经验还多。从失败的教训中得来的认识，可能比从成功的经验中得来的认识还宝贵。这是在一定意义上说，而不是一个规范的说法，但这是一种体会。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苦难的辉煌中，苦难是很具象的，有成千上万的烈士。我是江西人，江西有名有姓、无名无姓的烈士几十万人。那么，他们实际上都是为这个认识论付出了代价。

 

水皮：的确是付出了代价。

 

孔丹：付出了代价，经历了各种正确和错误，毛主席建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战略路线。应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个认识，那就是从实际出发。这其实也是真正的科学认识。科学认识并不都要有严密推理，但都要符合实际，这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要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必须经过验证，这样才站得住脚，否则就只能是某种假说。

 

我之所以说到这些，是因为前段时间人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1周年的一些活动。活动中大家谈到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同时也会总结他的教训，这就要观察第二个三十年，就是1949年到1978年。做这样的观察其实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农村的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运动，然后是工商业改造，党内的三反，党外的五反，这些举措都是“进京赶考”的过程中，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还有，我们要治理通胀，陈云同志出来对付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在那么一个积贫积弱的基础上要开始新中国的建设，在遭受外界封锁的情况下，要开始自己新国家的建设，还面临着两个阵营的问题，遇到了朝鲜战争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毛主席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坚持从实际出发。我感觉，一开始走得是比较稳的。后来出现了什么情况？我觉得他还是有顶层设计的，有战略视野的。我的看法是，他在运作的时候，有点渐渐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在我的那本回忆录里，说到这第二个三十年，有两句话，我估计左边的朋友也要骂，右边的朋友也要骂——叫做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1957年反右和大跃进，为了建设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肯定要有很多必要的措施，包括把生产能力集中起来搞国家建设等等。但也的确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包括大炼钢铁，比如让小孩子把家里的铁锅拿出去炼钢，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有三面红旗，就一般意义上看，应该说这些口号都正确，但是它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水皮：还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孔丹：因为着急，因为想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

 

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更厉害，这本来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而进行土地改革，然后是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后来就走到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有一个词后来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在发生了所谓3年自然灾害困难以后的一次调整，即“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调整。之前农村已经是一弄就大食堂——人民公社就是这样的发展过程。

 

1959年我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我跟我父亲与小平同志同坐一个专列去中国南方。那时我才十几岁吧，我1947年出生。我们来到广东看一个展览，看到里面有一只猪形体巨大，像一头牛一样大，我永远记得那个情形。我十分好奇，因为我见过猪但没见过这么大的猪。那应该是给猪打气打出来的吧。这个不奇怪，你知道我们这个体制往往会有信息上的一种不对称。当时展会现场报告说，我们养了一只牛一样大的猪。其实那只有今天的基因技术才完全可以做到。

 

从这件事可以说，毛主席那时的想法我觉得浪漫得有点超前了：很想到彼岸那边去，但实际却还在此岸，还得摸着石头过河。各种历史文件材料都证明，陈云同志当时对此有些不同意见，后来也因此他的意见就经常没再受到重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那一情况，又把这样的经济浪漫主义带到了政治领域。后来发生“文革”，我认为那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

 

今天，我们党反腐败揭露出的种种现实证明，党变质的表现就是腐败。党在变质，这句话能不能说？党在相当的程度上、相当大的层面上，是变质了。变质了他就不为人民了，不以人民的利益为皈依、为出发点。以什么为出发点？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上至周永康这样的常委，下至小吏，都不再遵从共产党的宗旨了，那不就变质了吗？有人说那你不就变成国民党了吗，你这部分不就腐败了吗。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其一定的根据？

 

我的看法是，在他的战略思考层面，他的认识——他不是有一个提法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吗？我们既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也是拥护者，我们相信这个理论。从发动“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发动“文革”，他有战略思维，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离开了实际。他在党内采取了打击像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同志。然后坏人钻进来，争权夺利。因此我说他有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左边的朋友说，对毛主席，你竟敢做这样一种矮化；右边的那些人说，他岂止是浪漫主义。对毛泽东的否定，到了一个我觉得是穷凶极恶的程度，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甚至把毛泽东跟希特勒相比。这是一种极端的错误认识，甚至是反动的认识。回过头去看，在当时那样一个发展历程中，遇到那么多挑战，但如果能够从实际出发，假设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应该能努力找到一种方式，使我们的共产党不要从根本上变质。

 

水皮：这应该是一个对制度性问题有清醒认识并加以调整变革的方式。

 

孔丹：所以他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就是到底怎么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用“文革”的方式是不是能解决问题？不能说毛泽东没有战略思维，如果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他当时的说法叫反修防修。一个反一个防，防自己和平演变，他的主旨是说，不要变成不是为人民的，而是为少数人的这样一个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有他的顶层设计，但他在实际操作中离开了实际。他觉得那样做能解决问题，于是他就那样做了。比如说当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都参加了，他们非常认真地去农村对农民进行教育，对农村干部进行教育，讨论“四清”的问题。这个所谓“四清”概念，指的是政治清、经济清等问题，甚至生活作风清也被列入。我那天在家里翻出当时的一些文件一看，其中有我父亲给社教工作团写的报告，里面说：“我认为，有些生活性的问题，就不要把它列入。”我觉得当时他们好认真，非常认真。

 

我就觉得这一阶段后来的发展离开了实际，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离开了从实际出发，到彼岸去了吧，反正没在此岸。但我们讨论和研究问题必须在此岸。所以后来我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因为他给了我们全党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们知道这个国家一度曾被“文革”带到整个社会崩溃的绝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正确的认识路线，那就是把两个“凡是”，把那些教条主义式的照抄照搬，都推翻掉了。有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当时有一个小故事：我曾帮我父亲写了一个发言提纲，八千字。陈丕显同志当时跟我父亲说，这是你写的？这是你儿子写的吧。当然，那时其实所有的高级干部，所有的党内的同志，都被要求把脑筋转过来，看一看过去的东西究竟对不对，什么是毛主席正确的东西和毛主席错误的东西。那个时候不直接说毛主席有错误，而叫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对此非常慎重。前不久播出的反映小平同志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不管引起什么争论，那段历史就是这样，他要面对党内的现实，现实就是大家不可能一下子就转过来。

 

水皮：他要面对这种历史和现实。

 

孔丹：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内形成高度统一的认识，就是不能再照搬照抄毛泽东思想的教条，那就是不能按照两个“凡是”来办。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表述的含义是说，我们共产党再次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是一种具有历史担当的表现。这个历史担当，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在《湘江评论》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就已经能清楚地看到，那其实也是中国积贫积弱、几乎被列强欺负到亡国灭种的历史背景下，无数志士仁人的追求努力。所以我想说，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是我们能够不断迎接各种挑战的根本。就像你与贾虹生老哥所谈到的那样，站在此岸而不是彼岸看问题。我觉得这样有好处，这可以提示人们，解决问题要在此岸，跑到彼岸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要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出发。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理论，实践性应该是其最高品格。也就是说，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或者是制造出来用以观瞻的最后只能束之高阁的理论，都解决不了问题。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应该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从实际出发，这样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理论。所以现在大家在舆论场上有很多的争论，有各种门派。我把自己定位为实事求是派。我谈不上是什么左派、右派。人们可以有政治上的倾向，但我觉得，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

 

孔丹

 

三、理论与实际

 

水皮：现在不光中国理论界，国际理论界那些搞经济学或政治学研究的人，实际上都没有一套理论能够对中国过去，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世界上的确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走了一条跟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的道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过去三十多年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无论跟哪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比研究，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都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答案。中国的学者也找不到现成答案。我们一直说，如果谁能给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做一个合理解释，他一定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人类社会如此重大的一个工程，你刚才说，是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我对此很有同感。过去几年，人们开始不断强调顶层设计，包括吴敬琏老师也在很多场合谈顶层设计，这其中其实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过去了。大家把“摸着石头过河”看做是一个已经过去的阶段，所以认为现在需要顶层设计了；以为如果不做顶层设计的话，很多问题解释不通。这里所谓解释得通与不通，实际都是对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出的认识。这样对照，的确会解释不通。我知道孔总你现在搞智库研究，你对于所谓顶层设计，是怎么考虑的？你觉得中国的未来，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能不能设计出来，能不能按一个理想模式设计出来，并在理论上也解释得通，又具有操作性？你觉得这个时机现在成熟了吗？

 

孔丹：谈到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设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离不开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在推崇西方宪政的理论体系里是本体论的认识问题，是没有经过某种流程的问题。但实际是否如此呢？如果争论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这是历史和实践的一个选择，是一个特定制度安排。而不是经过某些人在设计室里设计出来以后，让人们照样做出来。西方也是跟着自己的实践走到某个地方，再提出那些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之类的理论。

 

水皮：照这个理论体系来看，君主立宪是否是非常落后愚昧的一种概念？但实际上很多国家依然是君主立宪，英国也好，包括澳大利亚现在还在英联邦，还奉英国为宗主国。这好像与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完全格格不入。若要拿美国体制来做参照系的话，那完全就是反动的一套。但它在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里，继续维持其存在的生命力。

 

孔丹：我最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看你肯定在这方面做了很深的思考，你肯定也在这里面看到各种不同的立场。

 

的确，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是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解释我们的过去，然后总结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我跟坚持这些理念的那个朋友说，你有两个虚无主义，一个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是民族虚无主义。比如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被救亡运动阻断；他认为，历史不应把那种好的发展过程阻断，否则就是一个历史的反动；再有，认为由邓小平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被我们政府的发展主义给阻断，那又是历史反动了，所以要找到正确的未来发展目标，就得走另外一条路。我认为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至于对富国强兵这样一个提法他都要批判，他这是走到哪里去了？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吗？所以我就说，你阁下站在这样的立足点看问题，实在是西方价值观原教旨主义、西方政治观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观原教旨主义。我这种概括，虽然并不希望标签化，但这属于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你可以学习、可以借鉴，难道西方的理论和实践里面没有可以借鉴的吗？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个。比如宪法这套东西，强调依法治国，虽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各种法律体系，但我们得有一个现代的结构体系的设计，这算不算一种顶层设计？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他没有顶层设计吗？实际上是有的，也是借鉴来的，但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把共产党必须放在那样的一个叫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现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给公众。

 

水皮：但这个思维，是真的对社会公众很有蛊惑力。

 

孔丹：从很多历史的现象看，一定时期内所谓民众被蛊惑是可能存在的。德国的纳粹主义是这样，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这样。人们可以看到，民粹性质的东西，往往造成历史的大曲折和反动。它用一种相对让人觉得是有吸引力的口号，或许也能解决一些现实要求，比如解决德国在一战屈辱之后的复兴，比如满足了草根阶级改变现状的诉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未必一定马上就有很准确、很有把握的顶层设计，但我们可用渐进式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也要跟中国的实际反复对照来看问题。所以，我最欣赏十八大的一句话：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说，要沿着已经走过来的、觉得正确的路坚持走下去，如果需要改革，也要沿着这个方向改革。不要走回头路，不要走歪路，其实这是个非常高的要求。总的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状态，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读研究生期间，我选定的研究方向是经济制度比较，这相对来说并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我曾有机会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后来去了张劲夫同志办公室。如果我有那样的一个人生历程，我的思想可能会更多地接受比较系统、规范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我们的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回到我一上来想跟你谈论的问题上，我希望我的这个想法能被人们所理解，那就是，真正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才真正适合中国。

 

水皮：你的意思，他们还是太理想主义。

 

孔丹：太理想主义，也太教条主义，脱离中国的实际。

 

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脱离，就是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选择认识不足。习总书记已经多次讲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判句不仅是一个理论论述，它更是一个现实基础，中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

 

水皮：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框架内讨论问题，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

 

孔丹：所以，我想马上就说到现实。通过反腐败这个现在还没有停止的正在路上的重大举措，你可以看到共产党有了一些什么变化。共产党从1921年那个挽救中国危亡的党，走到1949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现在有些批评者的意见认为，怎么能说已经转变为执政党，中共还是革命党。然而中共执政这是一个现实吧？中共已经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这一点谁能否认呢？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通过艰苦努力夺取了政权，并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中共不就执政了吗？原来是人家执政，我们连在野的资格都不够。

 

水皮：现在我们是统治阶级。

 

孔丹：对，这个词好多人不愿意用，我很早就用。因为我引用的是马恩他们的表述，即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组织起来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概念从法理上说是站得住的，它不是说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意思。

 

我们其实是统治阶级，为什么要用一个话语框架来说我们不是统治阶级？但如果执掌权力的过程中有了发生变质的机会，并因而脱离人民，那么脱离人民就是脱离社会主义。所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就是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把这些当权派打倒，让共产党保持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这算是一种顶层设计。你好好想一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很深思想影响的观念，就是党不能背离人民，不能脱离人民。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和平演变。当时他认为问题已经严重到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认为存在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其实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有其认识上的基础。他说既然如此，就要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问题，发动人民来解决问题。

 

当然，后来实践出问题了，他找到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吗？这个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人民吗？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起首就讲，是在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影响下，导致“文革”发挥了错误的作用，连一句都没有讲毛主席当时的战略思想有问题，相反，他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我的那本回忆录就涉及到了一个相关的小故事。王震小儿子王之看到初稿以后说，肯定毛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个观点容易引起争论，反映到小平同志那里，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所以大家就不再争了。因为是人家对我讲的这个故事，有人向我质疑其真实性，我说你就姑妄听之吧。但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首先搞明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现在，向外发布的重要历史问题决议只有两个，一个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一个决议还把建国以前的两次错误路线都再次论述，其中还论述了包括跟帝国主义的斗争，包括大国博弈，包括跟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它里头有这么一个通盘考虑的战略思维。所以，这种方法论和认识论，这样的战略思维，我不得不说，他是有顶层设计的。可是他做下来的结果呢？整个中国社会，我们的党到了这样一个状态，大家都经历了十年浩劫。有些年轻同志也曾批评我说，你也不能因为“文革”中你家里头受到冲击，你们就对“文革”有这样的否定。我说你们是大错了，我们这些人包括我的父辈，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跟着共产党，都没有动摇，认为共产党没有资格领导中国了。中国共产党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其中少数人是有罪行的，比如后来对“四人帮”是按照罪行来处理。说毛主席后来脱离了中国实际，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合理性或符合实际的一面，这很复杂。比如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但中国经济正是在同时获得高速发展和繁荣。

 

四、反腐与治国

 

水皮：至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是还没找到长治久安、找到保证这个肌体健康运营的一种机理？

 

孔丹：在我那本回忆录的读书会上，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无论看历史，还是看今后一个时期，无论看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无论看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还是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机理问题，可能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应该有所交代的问题。

 

在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有谁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前进？比如，不要说更早，二战以后，西方输出民主，最先是在其以前的殖民地，像印度。后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有一个时期内，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福山所说的那个时期，所谓“历史的终结”，西方大量地输出民主，即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日本人有一段时期把它围堵中国的外交叫作“价值观外交”，它认为中国跟它不属于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并以此来围攻我们，如此狂妄自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你搞地缘政治就罢了，居然走了这么远，搞什么价值观外交。

 

它的价值观外交，有没有一个历史的验证，就是采用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取得了社会进步的成功？有没有？我最近已经推动了一段时间的一个研究计划，其中包括组织安排的一个关于西方输出民主制度的案例的解析。可以一个一个国家来，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到亚洲到东欧到所有的国家，看到底有没有真正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引用我习惯认知的一个决策学原理，我始终认为，所有的决策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我不能用决策学来阐释，我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来阐释。“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抽象不抽象？其实很具体。就是在其还有基础、有条件、有需求的时候，就会两利相权取其重，历史也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人民有很多的意见，但是你告诉他，现在这样吧，我们搞一个农民党，再搞一个工人党，再搞一个知识分子党，再搞一个资本家党，也可以叫工商人士党，我们搞它四个党，大家跟共产党来搞一次竞争，怎么样？把这个意见给大家公示一下，那会怎样？关于历史的选择，应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到今天，犯了多少错误，付出多少代价？它让自己的党和整个国家、社会都出现很多严重困难和挫折，但是它一直在努力地纠正错误和应对挑战。

 

我是1965年入党的党员，在现今的党员里面够资格叫老党员了，其实我们亲身经过的这个历程非常艰难。对共产党领导有没有替代方案？

 

我也是中国人民一分子，我也希望看到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共产党，也不喜欢一个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共产党。那怎么办呢？历史的选择是取其利，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地限其弊、去其弊。我觉得这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宗旨。这一宗旨还是坚持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制定法律框架的说法，然后我们共产党要在这个法律框架内活动。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表述，包括岐山同志有一次说，党纪应该比法律还要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违反了法律，那就首先是违反了党纪，你就不是共产党。

 

我觉得反腐和发展经济是同样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共产党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在人民面前，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羞耻，我个人也这样看。我现在请一些学者讨论问题，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戏称“贵党”。我说，你说得好。他们是很好的学者，也是希望共产党搞得好的同志，但就是觉得你有问题。我只好说，“敝党”确实有问题，敝党的党弊之重，已经几乎成了心腹之患，而非肘腋之患。肘腋之患还可以应付，若发展到心腹之患，医治起来就不容易了。所以你想想，我们共产党这个所谓变质的问题和所谓无视法律的问题、无视党纪的问题、没有底线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没有笼子限制的权力，从罗马帝国到今天，所有的例证都证明，一定会导致腐败，一定会变质。

 

作为一个党员，我是想说，敝党现在不能说已经成功解决了腐败问题，因为还没有长期历史实践证明，因为从很长时间以来的腐败到今天，还正在反腐路上，还正处在从不敢腐到不愿腐再到不能腐的路上。这条路今后怎样走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坚定、清楚地看到，经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共产党的活动将会被限制在其领导制定的法律框架内。需要说得重一点，这就意味着要让共产党自己习惯于法律，而不是习惯于超越法律。我们有一些领导，像薄熙来、周永康他们，不把法律当回事，这怎么行呢？无法无天成了权力的一种放纵。所以，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和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业一样伟大，应该同步。否则，我们这个大经济体，还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我们这个国家还能不能追求成为一个真正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我们共产党是不是还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和人民？这些问题就会被画上极大的问号。

 

你共产党站在台上说，我们要领导国家和带领人民前进。人家说，你看你这个样子怎么领导？那你共产党还不认为这是挑战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先治标就是先退烧吧，烧都快烧死了，因为没有底线啊。那好，先退烧，退了烧还得说病根在哪儿，有一种药方开出来了，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这是往美国模式走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我上面不是说可以成立四个党吗，各代表一方面利益诉求。这可以设计，既然讲顶层设计，那就设计吧，设计出来以后，大家一起来吧。试问这实际上行得通吗？

 

现在有很多的论述讲到良政劣政问题。王绍光写的那本书《选主批判》，不是对民主的批判，而是对选主的批判，他谈到多党制选举制度往往造成很多伪命题，比如对人民的虚假承诺，大家为了所谓政党的利益，无视社会的需求。我曾亲耳听到美国的一个前任财政部长在新加坡说，美国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当时及其后很长时间内就没有做过正确的事情，不断做错，好在还比较幸运，终于还知道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中国很快就找到应该如何应对问题的办法，而且由于中国有强有力的行政系统的推行，所以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从历史角度看，中共不是一个有百利无一弊而是一个有利有弊、有长有短的事物，是利大于弊、长多于短的事物。当然这是历史的选择，历史没有机会选择一个有百利无一弊的政党来管理我们的国家。我这么一种认识，可能会被批评为没有自信。其实三个自信我是有的，我这么说是相信共产党有能力解决问题，历史也证明我们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终于走过来了。我把信心建立在我们已经克服了困难、吸取了教训、可以前行的基础之上，但我觉得，无论如何还要坚持实事求是。无论讲多少大道理，最后要解决的还是实际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我认为从历史意义上看，是表明了我们共产党应对挑战的一个根本态度。这当然不仅仅是针对腐败，整个社会的运行规范和整个国家的治理，都需要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在这方面，我们共产党自己要做好反腐和依法治国这两件本质上二而一的事，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关于你提到的机理问题，我们还不敢说顶层设计这一个机理就可以把问题都解决了，我认为，现在要紧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地认识路线，这句话不是空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从实际出发。




 

张小鼐注：共产党要讲实事求是，但从没有听过叫什么实事求是派，或任何人只要实事求是就是实事求是派？哪是什么派？共产党内有这样分派的派吗？更有趣的是，我第一次听到什么我是中国道路派，以执政党总书记习近平的谈话来看、他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中国道路派，这中国道路派又从何而来的呢？他们都是什么人呢？我看不明白。大家都看得明白吗？不会是孔丹派吧！少说些光勉堂皇的话，好听的话不是实事求是的话，实事求是派是能谈问题，实事求是。但决不是什么实事求是派——这是没有的派，不可能成立的派，只有实事求是做实事，而人人要如此，做不到也要去做到，否则，即无立足之地的；所以，没有什么实事求是派，不实事求是行不通！这不成为派，而在于行！但我对孔丹讲话中有些观点还是很认同的，谈话是开诚布公地，敢于说真话；我个人认为，对文革不能说主观动机如何，而在实际上对党和国家的破坏性，毛走向了反面，主观上也有问题，打倒刘少奇，之前搞彭德怀等等，毛晚年的大过——也即罪，这是必须要实事求是的，我称事实求是！一定要在既成事实上去认识，去看。这对新中国是一场浩劫！历史大倒退！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党的领导对此没有明确，不敢对历史之非实事求是！怕因此而致反中共党的领导者以机会，甚至于丢掉政权。我不这样看，并不是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不是既得利益群体者，而是我认为，历史就是历史，可以认识且必须要有认识的；执政党要实事求是，毛有大功，没有毛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也有大过，晚年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对欧美国家发展的历史,不能放在文化上去认识对待，而我们在自己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未能积极地汲取西方文化的成功之路与文化文明成果，导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并没有能从自身政治体制等上层建筑的严重问题上,去看到问题，作出回答，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今天的中共领导集体身上，孔丹的讲话很多观点是我能理解，亦支持的。今天,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会有风险，但很有基础，中共党的领导现在还是很巩固的，完全可以面对和迎接任何挑战。头脑清醒者都会看到：现在没有人可以推翻中共党的领导地位的；但只有中共党内自己出事——这是谁也无法预感的；毛已成历史，对历史应该有认识，根本不可能否定、更不能推翻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历史之非，把中国领导到更新的发展水平与道路上去。文化上绝对不能用强硬的手段，而政治上必须要有强硬的手段，如对毛的错误,错即是错，我们在改，在纠；对8964，对法轮法，（同样，对达赖等，绝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犯有叛国罪，）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法轮功已经成为共和国的敌对行动，公开反对中共党的领导，就是反国家、反人民，对他们的罪恶行径要立案调查，进行坚决地打击；所谓8964的参与者也要认识，当时有人利用他们来企图推翻中共党的领导，无视国家利益与现代法治，这些都是不行的，不能让他们得逞，只要能认识就可以不予再追究，得到国家与人民的宽恕；赵紫阳是中共党员，党内有纪律，对他的处理不存在翻案，是非功过自有公论。据我所知党内并未定罪。有人公开要中共党的领导为这些事平反，只要他们没有犯法，在法治下有说话的权利，我们有争论就要公开，人民群众看得到，听得到，他们是决不会反对中共党的领导与国家的。问题在中共内部，出问题就在中共党内。军队必须坚持始终由党所指挥，最近有一个少将与一个中将对国民党在与中共交恶中阵亡的张灵甫的遗骨问题公开出来做文章，解放军报还写了专评，这有些不正常，我很关注军队的动态，改革开放进入了极其关键性的阶段，军队绝对不能出事，抓不住，什么都有可能。这是我的看法。我可能过于“胆大包天”了，仅供参考吧，但愿不致招来不测。不能多谈，可能有失言了，还请见谅。


 

在 2015-02-02 08:47:24，"jiaguo zha" <beijingzhajianguo@gmail.com> 写道：

- 隐藏引用文字 -

张小鼐先生好，您的观点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共改错了，现领导值得信任。如认定这点首先看其是否认错。从土改、镇反、韩战、8964、法轮功等一系列历史血案翻过来了吗？习强调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说明了什么？中常委集体去纪念堂拜毛说明了什么？再者要看现体制与过去产生无数人间悲剧的体制相比有否质变？毛体制的核心即一党专制，现改变了吗？二是中国不能没有中共领导。多少警察问过我：“你们的主张是什么？”我答：“浓缩一句话：老百姓选谁谁干。”共产党是只有我能干，谁敢与我争就抓谁。苏共、东欧各共党执政几十年，离了他们地球不转了？您是只信中共不信几亿选民啊。三是否定西方政治价值观。看看世界多数国家现状吧，看看世界主流吧，不要以为中国人只满足温饱小康，他们还要尊严、自由、平等和在这基础上的幸福生活。倒是希望看到先生批判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宏文。北京查建国

 

在 2015年2月1日 下午11:05，zxn_9999 <13979973871@126.com>写道：

不是这样的。西方政治价值观是全球现代化的灾难。欧美以自己优胜唯我为是，任所欲为，制造了无数的灾难于全球，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就是以欧美为中心，以我为是，这是实事，你不能把自己生活在历史里，我也是望七之人，不会只是一时冲动，而在理性地看问题，共产党的过失，我可以说，我在共和国受到的就是极其痛苦的过去，但今非昔比，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挽救了国家与人民，这个党在与时俱进，中国不能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我们要有家国意识，人人想过好日子，这就要有一个过好日子的环境，这就是要有国家观念，没有国何以为家？现在中国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你把共产党的过都算到今天的中共党的领导上，但这也不是事实，今天的中共党的领导并不是历史的罪人，他们有的也是历史的受害者，任何党都不是不犯错的。你不要误解，你我今世无仇，前世何怨？我是说，对中共可以批评，但你是不是过份了？硬要把中共党搞下来，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民众能听你的？不多谈，你的有些看法我同样能理解，你也受过苦吧。这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现在一切都在好了呀！不是吗？这只是我的看法。你可以我行我素。但我没有错。我有我的看法。彼此理解吧。我并非不愿交往，但这样的问题上我有自己的看法，你不理解也就算了。再见！张小鼐即日





 

在 2015-02-01 17:39:33，"jiaguo zha" <beijingzhajianguo@gmail.com> 写道：

 

张小鼐先生请稍安勿躁。我的群发组里没有您的名字，不知何人发给您的？志不同不相谋，再有我文烦不看即删。查建国

 

在 2015年2月1日 下午4:35，zxn_9999 <13979973871@126.com>写道：

老查，你了解西方政治价值观吗？欧美优胜在全球造成的灾难你知道吗？在中国，以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绝对不可能搞西方政治，不仅行不通，恰恰是欧美的陷阱，后发国家都将受制于欧美政治摆布，你这是说混胀话，以西方政治和你所谓的民主，把中国搞乱，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你不是个民主人士，你是政治阴谋家，西方政治在中国绝对行不通。你们能有言论自由，但你们绝对找不到市场。你们完全走向了反面，极端的思想观念无视民众的真实要求，你到头来只会走向死路上去，回头是岸！我是忠告，不要玩火！中共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光明之路你不走，就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与人民为敌！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值得与其交往呢？你不要发邮件了。张小鼐即日





 

在 2015-02-01 12:22:08，"jiaguo zha" <beijingzhajianguo@gmail.com> 写道：


 

查建国：西方政治价值观也要进高校(与环球时报争鸣之160)

 

环球时报1月31日题为“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 社评讲“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9日的一席话又捅了互联网舆论场的‘马蜂窝’。” 是什么话引起众怒呢？社评又讲“这位教育部长批评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传播，……” 并为此辩解“需要指出，官方反对宣传西方价值观，这里指的主要是西方政治价值观，不是西方社会的日常哲学。” 西方价值观主要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其政治价值观。环报为袁部长开脱能解袁的众矢之的困境吗？

 

“西方”在这里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包括日韩印台湾在内的全球占主流的民主阵营。其政治价值观即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它对应的是一整套政治体制，多党竞选、权力分立制衡、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限公权保私权宪政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普世标准。价值决定体制，体制反映价值。

 

西方政治价值观是西方国家对全人类文化思想精华的综合，是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它源于人性，指引人类走向光明与幸福，近代以来其势不可挡。连清末皇室也要派人出国考察西方宪制，毛泽东在未建政之前也要推崇美国自由民主，邓小平也要开放国门。不管这是真的假的，遇此民主大潮样子还是要装的。袁氏和环报之流装也不想装、不敢装了。如环报社评讲“西方的这一价值观无法对应中国政治现实，它如果大规模渗透进中国社会，必将对中国的政治根基造成侵蚀，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稳定方面的严重不确定性。” 是呀，这西方政治价值观不对应中国一党制的政治现实，反是攻其盾的矛、照妖的镜、封喉的剑。装一装也要翻船呀！只好倒退闭关锁国了。

 

但环报防止“渗透进中国社会” 的愿望能实现 吗？如要做到就必须严审一切大学教材，可审官自己若不接触西方政治价值观又怎能去取舍？就必须将所有大学图书馆藏书中的历代西方学者大师著作清出焚毁；就必须禁止国外学者、留学生进入中国大学，禁止外国领导人在中国大学演讲；就必须禁止中国人去外国留学、考察、投资、打工、旅游；就必须禁止翻译国外政治书刊，禁止国内一切媒体报道国外大选，甚至一切政治新闻；就必须遮蔽一切国外网站、服务器。乌呼，在这全球化、网络化的新时代唯有与伊斯兰国和朝鲜并伍才能实现此救党大略！袁氏与环报终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成天下笑柄。


北京查建国 (2015年)2月1日 手机13661195761 家电010-67506064 电邮zhajianguo201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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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网络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5年7月25日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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