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随笔——张小鼐（二）

再写点给孔丹——谈我对他的兴致所在

张小鼐2015年7月14日

北春编者按语：“人权在中国是最根本的大问题，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包括中共领导干部与中共党员、尤其是社会精英，大家都要为此发声，为老百姓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站起来说话地。这是改变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欧美国家的民众都有他们的权利，可以在法治的法制化下有民众集会、游行等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中国，为什么我们没有呢？为人权而献出我们的力量吧。”以上感性文字是作者附在稿件前的一段话，以激励我们。

红二代孔丹接受凤凰专访 谈普世派与保守派之争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红二代孔丹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栏目专访，谈及自己与秦晓之间的“普世派”与“保守派”之争，称“不愿意接受他们说我是保守派”，并表示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派”。孔丹，江西萍乡人，1947年生，中共党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理事长，曾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著名经济学家。其父孔原，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其母许明，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文革中他们一家人饱经磨难。秦晓，山西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其父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时期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主要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的圈子。

节目导视

1.十年浩劫，如今反思

孔丹：我们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参与者

2.央企高管，屡次化解危机

吴小莉：这是您遇到的第一次，要处理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孔丹：你看看咱们中国的金融，什么时候顺当过

3.观点之争，引起广泛关注

吴小莉：那您会找秦晓吗？

孔丹：道同与不同，还可以相与之友，不能与谋，也可以与知。

原标题：问答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

第一部分：反思文革

解说：中国目前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十八大报告中，特别提及了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的一篇旧文，被重新刊登在了《思想潮流》杂志上，文章的题目叫做《着手政改必须对“文革”有深刻反思》。

就在十八大召开后的半年，孔丹的口述史在香港出版；2015年的4月，内地版发行。而在上周的节目中，孔丹告诉我说，他之所以会出版口述史，也是受到了王岐山和马凯的催促，为的就是完整文革的历史拼图，以及还原当时西纠（编者注：在文革中孔丹和陈小鲁、董良翮等人发起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的历史真相。

而这本12万字的口述史在2013年出版之后，有人评价道，“写得谨慎，斟酌的痕迹明显”。

孔丹：谨慎就是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特别是因为文革是有争议的，很多事件都会有争议，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批判那个同学周孝正，我非常认真的把这段描写出来，甚至于我后来跟他核对，我到底批你哪些条了，然后几个同学，后来就坐在一起，就为这一小段碰了好多次。

吴小莉：大家拼凑自己的记忆。

孔丹：拼凑，后来人说，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是那样的，我就核对。所以我觉得要说谨慎，要说推敲就在这。

我觉得这是我对历史负责任，我错的，我对的，我都得写出来。最重要一件事，我讲我跟你说我，就是当时我们的四中的同学，来自各个地方的，出身都不同，地主家庭的也好，资本家也好，等等。那个时候呢，叫破四旧，是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说的，我跟你学一句，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破四旧，立四新，一下子就开始暴力行为，不得了。

那个十六条里面说，不许搞暴力，可是就是搞了。所有的街道办事处，就向当地的中学红卫兵报告，我们这条街道，谁家原来是地主，谁家是国民党的军人。

我呢，管不了别的，我发动了一个叫做保护性抄家，到那以后，同学说，给你贴个封条，北京四中红卫兵，谁来就说，北京四中红卫兵已经抄过了。喝点茶，再吃个点心就走了。这样呢，这些同学家里面，就没受到那种非常恐怖的那种伤害。

我不是没犯过错误。我不是有个表达，我们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参与者。

孔丹：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紧的是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这样提起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应道：“我们老爷子就是这样说的。”

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让我们抛弃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各种主义和主张。历史就是这样，把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转化成了伟大的民族复兴。

解说：1972年，结束了4年插队的孔丹回到北京，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到了1975年，孔丹开始在经济研究所当资料员。孔丹告诉我说，也正是因为这一段的工作经历，让他被吴敬琏看中，收为研究生开门弟子。

吴小莉：据说您那时候的毕业论文，您还做了一些新的尝试，里面还谈了混合所有制。这在当时是还相当的先进的，这种提法。给我们看看您那本目前还有的手稿。

孔丹：翻箱倒柜地把它找出来，你可以看到，1981年的时候，社会科学院的条件，还比较简陋。

吴小莉：还要自己写上标题。

孔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本书，这个地方我特别珍视的是，这是我父亲的字。

吴小莉：《计划，市场，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初探》，孔丹。

孔丹：对了。

吴小莉：这是父亲帮您写的吧？

孔丹：对，因为我要他写，我把它放在箱底里，这回才把它翻出来。

吴小莉：所以这是孤本了吧？

孔丹：有，还有，一共大概这回找出来两本吧，我自己就借机温习了一下，看看当时的思想轨迹，和我自己大概估计的差不多。提出我们有两种路径和两种模式，一个叫计划、市场的外在结合的模式，一个说我们可以搞一个计划、市场的内在的结合模式。这种表达，我自己也觉得是比较初级的，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认为一个企业可以既是有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也可以有这个企业的劳动者集体的成分。所以可以是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所有制，就是当初所谓有这种观念。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暗合了现在的国企改革。就是不能简单的把改革看成一个推动市场化的过程，这是我的看法。

第二部分：光大危机，中信泰富危机

解说：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在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之下，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于1979年和1983年先后成立。敏感的西方商人很快便发现了它们的与众不同，并且称其为“清新的空气”。

有别于当时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中信和光大不仅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两个窗口，更是引进外资和技术的“两大桥头堡”。

从1984年开始，孔丹先在光大任职了16年，随后又在中信工作了10年。而当回首这近三十年的工作经历的时候，孔丹最大的感触便是，世界上没有平坦的路。

吴小莉：当光大的信托出了问题以后，还是您去接手，而且您一看问题挺大的，25个亿。

孔丹：不止。开始是25个亿。

吴小莉：20到25个亿之间嘛。

孔丹：对对对。

吴小莉：这是您遇到的第一次，要处理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孔丹：其实这个窟窿，在资金的方面是可以重组的。从亏损的角度，是不能重组的，重组只有一个办法，挣钱把它补上。

当时它最后形成140亿的负债，实际上要用盈利来补它的话，你那时候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呢，实际上它有超过百亿的损失。在当时的中国经济状态下，一个损失明亏潜亏加在一起，那账我都算完了，已经算的很清楚。我有一次跟我们的常振明董事长聊天，我说你看看咱们中国的金融，什么时候顺当过。一轮，终于学会了个信托，全国都是国际信托公司，作为融资窗口，照抄这个就来，结果不***政府那里头起的一些作用，和等等的原因，最后基本上全部赖帐了唯一的一家中信，坚持偿债，然后再来一轮银行，所有的银行捅了多大的窟窿，镕基总理的时候一万四千亿的不良资产剥离，后面所有的银行上市，要补充资本金，都是几千亿。关于这点，我们很自豪，我们是自费改革的。但是你又摔了跟头了。

好，我们又回来，打自己银行的基础，打了，成型了，也像个样子了，又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衍生产品，纷纷中招，不是一家两家。不过中信就正好撞到这个最重的一炮一枪上了。

解说：2008年，中信泰富澳元期货合约危机暴露，引起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巨大震动。而中信集团的出手相救，使得中信泰富避免了雷曼兄弟的破产命运。

吴小莉：中信集团减持中信泰富的股票以后，很多人觉得中信泰富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荣家的一个半民营的一个机构。所以当时香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和看法，对于这个事情。您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您觉得中信在处理中信泰富的这次澳元的期货的问题，处理的如何？

孔丹：荣智健既承担了帮助中信来管理，有中信集团股份，有30%股份的中信泰富，又有他自己和管理层，加起来有20%这样股份这样一个企业。

应该说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功，但是中招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无论对他个人，无论对中信集团，对国家都是这样的。

而他呢就凭他个人的力量，他应该是有心无力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形势当时做了反复的研究，提出了后来的这个方案，就是两个基本点，一个就是注资，注资15亿美元。最后投票的结果是99%以上，甚至于对这个程序都重新投票，就是你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操作），那一天我不是中信泰富的董事会成员，我也在香港，等着这个最后的消息。两个99%，第二个99%就是，同意我们把整个交易的，就是三分之二左右交给中信集团，然后用一个价格，七毛钱美元一澳元的价格，由我们把它接过来。那它的前提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为了国家利益。

所以我们经过反复的研究，派了计划部去了解它的资产情况，派了财务部去了解它的财务状况，在下面四层的一个会议室，闭门会议开了一天，从早到晚，拿出这个方案，大家有没有不同意见，要不要救，怎么救，当然国家也是给予支持了。

吴小莉：这个是习近平主席？

孔丹：这个是他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这是2009年，我们解决了中信泰富的问题。他也关心的。

吴小莉：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的习近平副主席，就是管港澳事务的，然后中信泰富又在香港引起很大的反响。

孔丹：对。所以对这个他特别关心。

孔丹：说明你对我们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实际上这个泰富的问题的解决，就是一个是我们叫“人努力”，第二叫“领导好”，就我们有很好的领导，国务院当时主管金融的副总理是王岐山。负责香港事务的，当时港澳领导工作小组的组长是习近平副主席。还有最后就是“天帮忙”。

孔丹：这个天帮忙很有意思，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在每年的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之间，开了一次会议，由中央领导，把全国的各省市，也包括我们国企，找在一起，在大会堂、小礼堂，拿出了我们的一个方案，国家的方案，最后转变了经济的状态。所以当时澳洲的资源，像铁矿石之类的，价格已经都不行了，后来又上来了。就是中国需要，澳元也就开始转强，我们这个有很大风险的这次方案里面，就是这个地方，就转过来了。我们挣了五六亿美元，我们当时开会说，最坏我们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就是中信集团从净利润160亿不要跌过一百亿，我说这是我们全中信员工的底线。但是能不能做到呢，我们就把账算了好多遍，觉得可能到，如果澳元跌到五毛钱，可能就有问题了。后来一些领导同志还说，你们这个七毛一了，七毛二了，那我说我们的命还不错。其实这个命还是中国，我们政府自己的，我们的能力表现出来了。所以转变了当时澳元和美元的汇率的情况。

第三部分：个人故事

解说：尽管身为超大型国有金融集团高层，一直置身于新闻聚光灯下，但孔丹始终行事低调。任职三十年间几乎从未接受媒体专访，2010年从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他更是从媒体的聚光灯中隐退。然而从2012年开始，孔丹却陷入了一场舆论漩涡中。

事情的源起，于北京四中部分的校友的一次聚会。在这次的聚会上孔丹与秦晓发生了一场争论，被演绎传播后，成为了“普世派”与“保守派”之争。

孔丹：我第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他们说我是保守派，我确实跟有些人说过这个话，我说有些骂我是保守派的人，我开始参加改革开放的进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哪呢。我这话有点刻薄。就是你来说我是保守派，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保守派，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有的西方的也好，中国传统也好，我们都要兼收并蓄，而不能照抄照搬。比如说，他确实提出过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确实有对于我们国家将来的某种政治上的一种理念和设计。

确实，我觉得，对我们还要不要用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发展我们国家的道路，我们有些意见上的分歧。我后来可能说话也有比较激烈的地方。我说不能信奉西方的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的这样一种原教旨主义。他认为只有那样的制度，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就有争论了，中国道路派，谁不说自己是中国道路派。那好，我说那好，我是简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派，叫中国道路派，不要给我歧义，误解我。

解说：“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这是孔丹65生日的时候，好友马凯送给他的一首诗。而孔丹也认为写得很符合自己的个性和经历，不仅将其作为自己的口述史的结语，更是把“难得本色任天然”用作了书名。

吴小莉：但是其实您觉得最准确的，是第三句，“最是较真终不改”。为什么？

孔丹：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引个南怀瑾给我写的一个，断写了辛弃疾的《破阵子》，就是那个“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面那几句，他就全略掉了。最后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死后名，可怜白发生”。1999年，南怀瑾给我写的，他说你这人啊，一条，看出来你有豪气，说的再什么点，江湖气。

吴小莉：大哥做久了。

孔丹：没有当大哥，第二就是说有担当，勇于任事。第三就是做什么事，不做好不行，今天也是，所以把自己给累的够呛，这个基金会。我们共产党员必须要感动一点人。

吴小莉：您觉得马凯还是挺了解你的。

孔丹：了解。

吴小莉：他写的这首诗，您还开玩笑说想要做墓志铭呢。

孔丹：是说了。我说那个，我除了这里面，我还有一个创意呢，我看冯小刚的那个《非诚勿扰2》，我受启发，我就差不多了，我找这些伙伴们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你对我评价评价怎么样，好话我也听，骂人的话我也不怕。而且你要骂的不对，我还骂还给你。

吴小莉：那您会找秦晓吗？

孔丹：应该邀请，我们是发小，对吧。这个道同与不同，还可以相与之友，不能与谋，可以与知。这点交情是在那摆着的。

吴小莉：您在面临着中国现在非常大的机会，但是也有很大的挑战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对中国的未来，您心中最深切的期望是什么？

孔丹：我最深切的期望，就是我加入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28年就把政权拿下来了，其实它是用非常薄弱的一个态势下取得了政权。它也在帝国主义封锁的那样一个情况、一个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了建设。它甚至于为了解决共产党的问题，领袖有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种魄力和勇气。它更大的能力，就是说它能自我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样的党，可能找不到一个，在现代找不到这样一个可以比拟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应该是有希望的，而且把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做足，就是说我们吸收所有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特别喜欢习总书记的一句话，说我们走的路，我们自己选择。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我脚知道。这个是我的信心所在。我入党五十年，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的大半生也就这样的过去了，我最后鼓点余勇吧，尽点余力吧，能不能做点事。所以我说愿意做铺路石，愿意做人梯，不是我的一种表白，而是我真的这样想。

如果我们从各个方向，各条战线，我们的理论战线，思想战线，如果这个队伍健康的力量、正确的意见能够越来越发展壮大，还有中央说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没有一致性的基础，多样性会成为什么样子，有了一致性的基础，就有更好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吴小莉：谢谢董事长，谢谢理事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孔丹：好，谢谢你，这么愿意聆听我这些杂七杂八想法。

张小鼐阅后个人要说的话：

我是在大军网上开始公开晚年的学习生活地,退休前后我就早已赋闲在家，一直是既当家庭主男，再者便自得其乐之——以看书习研自己所感兴趣的一些社会课题、并学着写文章去发在网上、以求交友和交流地,了渡余年生活；它离不开理论、历史与文化,例如对马列主义理论、毛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公与私的等等一切之是是非非吧——里边中、苏（俄罗斯联邦）、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社会,成为了我习研主要的探索方向（这在中国大陆上是无法脱毛的，我们这一代人——即和孔丹这些红二代都一样，谁也摆不掉马恩列斯毛的时代影响——仅管毛曾谦虚谨慎过，说过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排，学生不能与老师平起平坐的，实际上是毛代替了老师,后来更是登峰造极了——被称为中国发展的马列主义理论。学雷锋当时是要学习雷学毛著、做党的好战士,还说雷是贫下中农的后代，母亲被地主强奸后死的,苦大仇深；林彪写了读毛的书、做毛的好战士的提词，也就是这样,毛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结果,在1964年国民经济好转后,毛又以反修、防修为名大搞斗争哲学，要人们不忘阶级斗争，不忘反修斗资，搞社教运动，最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而载入历史）；我也试着从历史开始、发了一篇文章给大军网（是一位朋友介绍我的）,竟不料由仲发在他的网页上了；后我又参与到《求是论坛》上去，成为论坛一会员,却与毛派思想的代表者、如田忠国等人展开过辩论，退出了论坛，这个论坛也早就不在了。也是在大军网上，我敏感地看到了孔丹与秦晓发生的那场争论,而孔丹是从萍乡出去的孔原之子，我与孔丹可谓同龄人且同乡人了，对孔与秦的观点因其所具的代表性而尤为关注。

近几天，在凤凰网见到孔丹的上述访谈文章，同时,也看到了我上附的另一篇文章：《如此"价值"，焉可"普世"?》；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国内当为名副其实的大学者了，文章却如此不堪地，甚至于最后竟大叫：“呜呼，如此‘价值’，焉可‘普世’!如若‘普世’，岂不整个地球都成了‘1%’的天堂、‘99%’的地狱?!”不过,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我看是不能由中国社科院学者而断定为是,要美国人说。

美国是不是天堂在中国姑且不论,短文太短,题目却太得使人无法接受了；无知者不说,而写文章者绝非无知,但这并不是事实,只是一种现象,更不能说明作者所要说明的问题；如何能就这样下断言的？如果仅此而言,就说“如此’价值‘，焉可’普世‘?”在中国大陆上人们或许不会见怪,在美国也不会有人见怪的,因为美国人还不会这样去看事情,他们只要求政府依法办事,且他们是可以上街去游行示威地。当然,我不是说这就不是问题的,在美国或欧美的一些国家其发展优胜无法否认,也正是其优势下的既成事实与利益,使欧美国家无法做到文化无国界了,普世性更无双重标准的；这是欧美国家现在的一大困境,自身利益不可能与所有国家平分秋色,利益均沾,却也想到要互动双赢,领导世界。有关我对美欧发达国家的一些认识,我曾在美欧等国对乌克兰国家的立场而发生了乌克兰危机事件时，给一位我也是在大军网上知道的彭培根教授写过一封公开信,大家当中可能也会有人看到过；如果光以文化而言,欧美国家必须有国家不分强弱大小，权利平等,但作为发达国家却不可能做到,这不说明文化即普世性有问题,或成问题是事实,而主要是利益上条文与客观事实相矛盾,因此而言,《如此"价值"，焉可"普世"?》一文,我认为这是并不能说明问题、更无视事实的——美国文化文明与政制等是世所公认、更为美国人民都接受的，不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写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于世；近二个世纪的中国社会精英与无数学者,都曾公开地作出了说明与论述过的；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今天竟会如此来对美国社会发声,这只能反而说明,我们有些人作为学者的思想太浅薄及其偏见地,还是冷战的思维与反美情绪，而且维稳有人认为中国需要这种情绪——确有这样的看法地。但作为学者、尤其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这种情绪化的语言和判断就极不应该的、也很不当了,甚至于有害。美国作为世界强国与世界各国的矛盾客观存在,不要因此就攻击对方，因为这是美国的事,美国也是要正视且化解的；种族歧视也是客观存在、在美国由来已久的,并不说明美国的文化或政治制度不行，更不说明中国就可以因此否定我们所面临着地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问题,这是不要乱做文章以混淆视听地。所以我想说几句。问题不在什么东西方的地域区别,而是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上,西方政治因历史文化发展不同而不同,但文化上是必须、也有能相通地；且文化上普世价值是不能否定的；如对权力的制约,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但中共与人大、政协还是有互相既要相通又要各自有别,相互发展与制衡的。还有,如一个政党我们现在总是要用以某个人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就认为不妥，只能是以中共党的领导下为是的。个人比组织大,中国社会就永远会摆不脱皇帝了,而能人政治下,也就很容易发生如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地。

美国的事我们无所谓太做文章,但从文化上说,既然确立了依法治国,中国就需要由权力回归于权利,党权、政权、民权回归于法权；改革开放的政治改革也就是要做到能还权于民,还政于民；使民众有自己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权利；让权利监督权力，民权与官权在法律上必须有具体的说明；权利在法律上始终平等，永远平等的。中共宗旨也即解放全体人民,让人民大众能当家做主人（这是国共两党都曾对社会的承诺）。

对美国，文章作者竟公然说：“以上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对美国向全球推销的‘价值’作了精彩诠释：其所谓‘自由’、‘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机器任意摧残、枪杀弱势群体的自由，是资本残酷榨取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少数族裔的自由。其所谓‘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金钱政治的遮羞布，对于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公民来说，监狱之内或枪杆之下的‘民主’价值几何？其所谓‘公正’，是以在法律面前分三六九等为前提的，金融大亨及其‘看门人’即便犯法也可用金钱顶罪，警察犯法可免于起诉，白人犯法亦可轻判，而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公民，只能说‘是’、不能说‘不’，稍不顺眼，轻则投进监狱，重则摧残致死或押上刑场……可见，美国当局按照其 ‘价值’理念构造的社会,货真价实是资本及其‘看门人’、警察等‘1%’的天堂，是普通劳动者、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等‘99%’的地狱！”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为世所公认、举世瞩目地,这篇文章如此地言论，就是对美国社会的攻击了，美国人民能接受吗？更是对美国社会的诬蔑；不会是以中国而说到美国去吧。美国人不说我也要说，资产阶级在美国是广大的民众,美国任何一个平民也不是无产者，但如果说流浪汉和乞丐则例外——这才是美国社会的极少数、他们是在美国人民中所无法为代表的；什么警察犯法可免于起诉，我们也有军人受国家优待，人大代表不经批准不能逮捕法办的规定，这也并不就说明问题吧；犯法判刑问题在美国是有规定的，这些国家与我们不同，有时拿钱也是有法律条文所规定的；美国警察还是很敬业和受社会尊敬的；美国社会如果如此文所言，美国人还有那么自信的生活吗！很多人到过美国，美国并非天堂，但美国还是为很多人到过之后所比较、而绝对不是完全非议地；如此言论在我们国内也得不到作者所希望的反应,我看了之后就想说：这绝不是事实。

而孔丹说：“我最深切的期望，就是我加入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28年就把政权拿下来了，其实它是用非常薄弱的一个态势下取得了政权。它也在帝国主义封锁的那样一个情况、一个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了建设。它甚至于为了解决共产党的问题，领袖有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种魄力和勇气。它更大的能力，就是说它能自我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样的党，可能找不到一个，在现代找不到这样一个可以比拟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应该是有希望的，而且把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做足，就是说我们吸收所有先进的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特别喜欢习总书记的一句话，说我们走的路，我们自己选择。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我脚知道。这个是我的信心所在。我入党五十年，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的大半生也就这样的过去了，我最后鼓点余勇吧，尽点余力吧，能不能做点事。所以我说愿意做铺路石，愿意做人梯，不是我的一种表白，而是我真的这样想。”说得很不错的；作为一个入党50年的中共党员,要有自信，更要有自为、有为——这并非自信就能做到的,而是在现在、我看,更要有忧患意识、或者说就是问题意识——只有看到了问题,去解决问题，才可能有自为而有为,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所谓“自己选择”,不是某些精英就完全代表地,是要广大人民所能认同的；要看到大多数人是中间力量,少数人是左右两派,这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有结果,但一旦局势明显就会发生变化,变化是在大多数的变化中开始反映的；有时候,或现在,说什么都可以,人们在听更在看,问题一旦出了变化,首先还是从精英中所发生、而中间被带动或推动的；主流往往是明显的，非主流看不到时能主宰一切,但非主流却是在主流下存在、而不断地发展起来的,非主流被看到时,主流如何反应,将决定趋势与未来,你看不到或把握不住,你也可能会失去一切。革命意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了,我们的路,不仅是自己所走出来的,更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成功之路与成功经验、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所有智慧与文化成果的结晶品,革命是绝对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革命都只是被逼出来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了94年后,很多事情还是必须要走回来的，斗并不能解决问题；用斗争方式只是社会发展的反动，一定要理性地去看到问题所在；这就是文革最大的教训。孔丹是萍乡人,记得在萍乡中学,是1960年吧,就发生过一个学生写文章、对地主是剥削者的问题他提出来,实际是对打地主的事被还是学生的他所否认；土地问题确实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之一，但当时搞农运,在全国影响很不好,结果,发生长沙枪毙了叶德辉的事情，使国共合作立即破裂,造成1927年国民党对中共党员的“大屠杀”,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才走上农村夺取城市的道路,去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的；但当时如果不杀叶德辉,国共合作或许还能继续下去,现代历史发展也不会如此的艰难；毛后来也说,叶不该杀；这把中间派都赶到国民党去了,反共成了当时中国的主流,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但历史还是成就了中共、成就了毛泽东,要如何认识？我认为现在仍是大问题。

中国没有个人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权,恢复私有制并没有法律保障,问题是土改对地主的强行剥夺我们无法正面地对这一历史,大多是只有不谈了；而温铁军作为学者,他的《农地制度与交易成本》,当然就无法说得完整了。（有关于萍乡中学发生的事我是听说的,孔丹感兴趣的话，可找现在北京的萍乡父母官、后调教育部的柳斌问一下,或许他知道的。）土地问题也不是如土改后分了田就解决问题的,不然,又何谈农地制度的呢！问题是革命后打倒地主,消灭了贵族,现在的社会却并没有真正解决权贵少数人荣华富贵,且权势与既得利益反倒成为今天文化上的热议话题。这是必须要实事求是的；正是如此,欧美文化切实有我们可借鉴的,这就是在文化即社会制度上让民众能站起来,用权利制衡权力,还权于民!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事实说明了,任何革命都只是手段,改变社会的力量在于文化,没有相应的文化结果就会走老路。打倒地主、消灭贵族,正是文化上的缺陷,根本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才又发现文化上我们丢失了自己的东西,历史是走不回去的了,只有在思想文化上去看问题认识地。孔丹却不能真正地看出是非来,说出这种话叫人不可思义；共和国的发展,就在对毛晚年错误的认识。有句话,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谋划事情须要具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中共28年能坐有天下的真正秘密；还有人说,那是蒋介石成就了毛泽东的,国民党成就了共产党,历史或许能说明些问题。但说毛为了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而发动了文革,就完全是在欺人之谈了；可不要再骗人呀！

孔丹说：“它甚至于为了解决共产党的问题，领袖有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种魄力和勇气。它更大的能力,就是说,它能自我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根本就不是实事求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讲鬼话了,这样看问题的话,岂能纠正历史上的错误呢？我正是有种忧虑才要又出来说些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话地。中共要出事就在自己内部,现在没有人能推翻中共党的领导,也没有人会去发动人起来推翻中共党的领导地,但只有中共党内的认识上如果出现情况,我看这才是中国未来的灾祸；而中共能认识过去的错误是中共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国共和谈,实事求是面对历史才有共识,才有和平统一！共产党有大功,也有大问题,人们都看到了；不肯把问题摆出来、压住,靠打压,只能是我们国家未来的灾难,革命就是这样才发生的。反共现在不是反共产党领导,而是反过去的国际共运,历史确有很多非理性与是是非非,不认识就不可能政治和谈,国共合作也就没有基础的,喊和平统一也完全是句空话了。我们的担心也就是中共对历史、对自身问题能不能认识或如何认识了。香港的问题有个情况,没有人公开地说出来：香港有人不认同大陆政制,对西方国家文化很深,同时,从大陆过去的人历史上就是反共的,台湾更是如此,我在香港就见到,双十节有人还是挂国民党国旗；而且马列主义理论与毛思想都有局限性,有缺陷,人们的思想要自由,不愿被一种所谓主义所统治。回避问题,我们是会要出大事的,因为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精英,海外有很多人都是很有文化者；不是如社科院的学者——有人就对我说,这个写文章的学者,其实肯定知道他的文章不能说明问题,但他为什么会还要写？他要向中共党索取名利,为他自己升官发财。我不管是不是如此,学者的文章是要负责任的,这样把美国说得如此不堪,站不住脚的,很多对美国了解的人都是知道地,美国的问题亦绝对不在于此呵！不是么?

孔丹是搞经济的,市场化简而言之就是搞民法——要保护民众劳动权利能自食其力,自享成果,让民众有自己能生存发展、去自己创业的条件；同时,使社会得以繁荣,也是让劳动创造财富,而政府则负责管理,民众要为社会依法承受一定责任和交税。这些就是西方欧美国家发展的真正因素；以人为本就要树立人权——天赋人权、与生俱来之。我们中国缺少这种思想意识,劳心者治人,劳力治于人,中国社会落后了。精英只是少数人却皇天在上,皇帝更至高无尚,把握了一切权力与利益在手里,亿万人民只能听命于一人(即权贵势力),而中国历史上是从不讲人权的。

张木生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实际上就是土地社会化的，有限制地买卖土地世界第一。辛弃疾的‘千年田换八百主’，朝廷和小农都追求均田薄赋，这是治世。乱世才出黄宗羲定律。‘吏不下县’是最高水平的农村乡绅自治。成本最小化，皇权统治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古代当时最先进的城乡关系了。他提出了一个城乡一体化策论,我不能说这不可行，但首要问题在于政制是否能与之相适合地？没有民权，一体化就是官化，老百姓甚至于只能如历史上的被统治者，听命于“皇上”的；更不要说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人了；我们曾经提出过耕者有其田，搞了土改，后来又强行入社，把田收回公（国）有，这都不是成功的,反反复复地，问题不是什么要搞私有化，而是我们必须要树立人权,有民众的权利（力）——就是私权——每一个人的权利。恢复私有制但没有人权——即私权,在法律上没有保障,所以，官权成灾,贪腐成势；有人做过调查,现在的钱绝大部分都在官员们手上,他们除了工资,还掌握了企业,土地权实际上在官员的手上,权力没有制约,真正的老百姓根本没有权利,法也在他们手上,他们能说了算,说了就是法；毛泽东在延安说,让人民监督政府,但人民没有权，根本做不到,结果毛搞所谓的群众运动,运动群众,把几乎每一个政协的群团组织首脑都打成为右派,文革时还取消了宪法,没有政协了,问题就在权力没有制约,枪杆子出政权,没有民众的权利,人民要靠政府施舍,要靠政府的救济,等等,这些就不要多说了；孔丹的话,还是官话,不知道下面有多难,有多苦,不知道当年饿死了多少人,有多少知识精英打成老右后的惨境有多惨,毛搞的那个时代人民生活真正有多苦,而现在,权力下如果还是搞的人治与法权相矛盾的事、强权成势,以权为是的话,不知有多少人还会要遭殃,但又得不到清白、仍会出冤假错案的。2010年,江西搞非工经济改革,我们退休了,本不在其改革范围内,但我们与公司签有合同,还有一个店铺18年的经营权,改革要收回去卖,却无视合同法,就是不讲理,王建民说了就算,我说有合同,受合同法保护,他说我不管什么合同法,改制上面有文件,就是法!老百姓被压得就没有说话的余地了。官权力太大,并不讲人权——也即民权,历史上就如此,权力代表着一切地,并不是现代法治的法制化,也是中国社会落后最根本的问题,这即发生不断革命地改朝换代了,更是发展的根本问题,始终还是都在文化政治上,现在仍然如此,于是要改革开放。如果我们对具体问题却看不到,而中国社会现在正在一个关口,人们是有顾忌与担心的,中国不能乱!但中国的事又不能说不严重,权力下人们是希望中共党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地,但现在,对改革开放政策也有不放心,老百姓都知道,还是共产党说了算,谁知道这个党会走向什么去的呢？周永康案连公审也不要审了,法律程序呢？老百姓也有知情权呀！法治还是党治呵？民众又能做什么？还能说什么的？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员发表文章称《破除“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说的话只不过都是在理论上,但要具体在社会上以实事来说明才有说服力,很多事下面却是有法不依,说的写的与做的不是一回事,原因可能也就在我们还正处于一个由人治到现代法治的过渡态,你说得是,做得也是吗?看到孔丹的访谈以及红旗文稿等与有些权威人士的文章,毛时代的错误如果再重来,国家会如何呢？腐败现象靠压压得下住？压住了就可以了吗？只要能把这个党治好,人们还是会认同的。但强权政治不行,红二代要走出来,要认识枪杆子出政权的负趋性,用毛时代的强势打压下去的,只能是人民的痛苦与灾祸呀！真正的问题就在理论上！马克思理论是学术,马列主义是历史,中苏革命也是对原始资本主义的反动之,有其自然性、必然性地,却决不能否定历史之非的,也一定要能走出历史,首先是如何来认识历史地。现在最严重的就是革命价值观的长期影响,换言之,权力代表了一切,所以,人们议论说: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地；在中国也即社会历史传统,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出现一个既得利益群体,即统治阶级与权贵势力群体,他们是极少数人却掌握着天下与百姓——也就是国家,因为没有天赋人权意识,这些人可以任所欲为地,无法无天,法也是他们说了算,权力就是法,于是,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成为再革命的对象,而问题就正因为我们文化的缺陷,革命后又会出现新的既得利益群体,中国社会总是要改朝换代；是人们要提出普世价值观念的道理,西方欧美国家文化,恰恰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就是最好的补救；文化无国界,对公权力必须要有制约,这即法治!而过去中国搞的还是人治,刘少奇说不要搞文革,我下台,毛说不行,最后,这个国家主席举着宪法跪在台上,他知道了,法无法比那个人大。不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却不能以此掩盖问题与大是大非呀!马克思理论有其时代性局限,理论不能搞绝对真理,这在文化上就是行不通的！中国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而是中国问题的时代性、与时代同行性、进步性问题,是文化上学术理论的问题,必须在文化范畴内来认识与对待,不能文化被政治化,只能政治在于文化,政治也完全属于文化。还有,我看,也不要提以某人为首的中共党中央领导下,我认为要提就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这包括了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在内；毛泽东早已成为了历史人物,毛泽东的时代也早就过去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决不能走回头路,更不能无视改革开放趋势；对历史要客观认识,过去是死胡同,走回去就出不来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这样第一大人口大国不能靠强权政治、而只能靠文化理性治国,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生命就在实事求是！不是那些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什么的,这非实事更非理性,是反文化的做法！站在理论即文化的制高点上、才可能使中共党保持其战斗力和凝聚力,否则,存在的问题始终成为问题,也就令人发指地,恕我直言,此不多谈。我在底层,听到、见到的与孔丹完全不同,说的也就会为他难以置信,请见谅！——张小鼐即日（2015年7月14日 此文只供大家参考,切不能转发、传发,更不得公开发表；但也请大家能多多指教、斧正为感。——张小鼐再注）

（注：张小鼐先生已同意将此文发在北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