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选票说话——北京律协08直选事件回顾秦兵/老茶

秦兵（以下简称秦）：我认为08直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具规模的以争取投票权为目的民主运动，发起者为李苏滨律师、秦兵律师、程海律师，期间唐吉田律师、许志永博士、张立辉律师加入、共同推动，以及其他众多律师积极参与——自2008年3月底开始直2009年3月底的12个月中，每天有3名律师助理值班，5名核心律师经常性研讨，30多位律师轮值参与，共计召开各式会议300余场，累计20，000余工时，印刷选票15000余张，邮寄信件54，000余封，发送短信50万余条，境内逾30家媒体给予报道，15000余名北京律师参与、数十万全国律师围观。这次直选活动，采用非暴力方式，通过圆桌会议、公开信及公开辩论、短信群发、电话沟通、现场传单及演讲、寄送信件、设立网站、媒体报道等形式，进行了有效动员，和官方进行了 20余次非正式的对话，实现了律师代表竞选，最后把律师个人年检费降低了60%（从每年5000元降低到2000元人民币），并且迄今为止维持了15年。

秦：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2008年3月中旬爆发的西藏事件，近千名藏人僧侣进行了多场集会、游行示威，遭到当局的镇压。因为当局抓捕了300多组织者和参与者，有一批北京律师前往西藏为被告辩护。当时我创办的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中，王少光等律师参与了西藏事件案件，为藏人提供辩护。其时，河南律师李苏滨、李午汜到司法局办理调入我所的手续，被司法局律管处处长萧骊珠拒绝，并受到北京律师协会的刁难。３月下旬，北京司法局通知全体参与西藏案件辨护的律师，如果不退出辩护则08年检不予以通过；同时通知律师事务所，如果不责令本所律师退出西藏案件的辩护，则律所年检不予通过。

秦：当时还没有。某日，王少光律师、魏汝久律师从司法局回来，心情很不好，说司法局就是不通过年检，而且把矛盾推给律师协会，司法局挤满了参与西藏案件的律师。李苏滨律师插话说：“你们再去的时候，能不能叫上我一起去看看？”我说：“对，而且最好上午去，可以请大家一起过来吃午饭，我请客。”3月下旬的一天，李苏滨律师从司法局带回了20多位律师，坐满了我所的会议室！

怎么才能维护律师的权益呢，大家提出了各种设想：其一，上访法：找司法部，把北京司法局和律师协会的所作所为写出来，举报到司法部；其二，“网暴法”：每个人写一篇文章，发表网上，动员100名律师联署，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其三，游行法：100名律师联合申请游行，从天安门到司法部再到司法局；其四，示威法：100名到西直门司法局门口静坐、绝食、示威，最后冲进司法局……

秦：因为08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当局可能不会进行大规模镇压，以碍国际观瞻。虽然我们当时并没有借奥运会搞事情的想法，但事后来看，我们选择的那个时间节点，还是刚刚好的。即使天时如此，但上述的方法其实不可持续。当时我用了业主维权中的一些案例作出说明：太平家园业委会主任李有成被开发商和物业公司雇佣的黑社会恶棍砍了三刀，全身是血，报案无门，200多名业主联名申请游行，没有被批准；又如示威，第一不会被批准；第二、如果未经批准示威，律师证有可能被吊销，谁敢去？第三、示威期间怎么保证后勤？我问大家，如果哪位律师能够组织6名律师在司法局门口静坐24小时，我就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大家一起静坐，没有人敢正面回复；又如上访，找司法部，我说司法部距离北京律师直线距离1500米，距离司法局3000米，北京司法局的前副局长是全国律师协会的秘书长，难道司法部不知道北京律协的事情？再如“网暴”，多少人关于冤案的案件文件天天发到网上，有多少实际结果？没有人去行动，怎么可能有人去过问？

之后，我提出了选举法：改选律师协会，选举出我们信任、而且敢于向我们承诺的代表。这一手段合法，大家不用担心被吊销律师证；容易广泛动员，可以调动全北京的律师，获得行业认可；律师是一个高风险性的群体，如果风险不大，而且每个人因为考虑到有可能降低会费，就会有积极性；而且有持续性，如果成功当选，可以至少维持三年的稳定性，不能当选，也能产生足够的震慑性；更重要的是，如果直选成功，作出民主示范，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秦：这与我的经历有关。1987年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经历过一场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有一个名叫杨健的同学出来竞选，并进行竞选演讲。他的竞选主张就是改善食堂卫生、提高伙食质量并降低价格、成立学生卫生检查组（如果谁发现食堂卫生问题，就奖励他一道菜。）刚开始时，校方说不可能，但随着参加杨同学竞选演讲的学生人数愈来愈多，食堂不久就照做了。我被邀请去食堂检查卫生，戴着白手套，到处触摸，没能发现任何问题，但是食堂还是奖励了我一道菜。选举还没有结束，杨同学的竞选主张就实现了。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影响很深，以后一有机会就加以运用，往往都有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后来从事律师行业，有过十余年深度参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以及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及罢免过程，在一些群体性案件中，通过选举来解决问题是成本最低的方法，我称这一方法为通过宪法性权利来实现民事权利救济。我们在实践中反复操练过这一办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可复制的工作方法。

秦：譬如北京丰台周庄子强拆案。村民长期报案而不能立案。我们介入后，出主意让他们去找选区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有三种选择：第一，支持政府，反对业主的权益；第二，支持业主的权益；第三，冷漠处之。我建议他们，只要人大代表不支持业主的权益，就根据《选举法》号召大家签名，呼吁罢免人大代表。选区当时的人大代表叫魏锦绣，我的客户要求魏责令丰台法院为其立案。当魏不愿意作为时，他们立即启动了罢免人大代表的程序，在所在选区摆上桌子，征集签名，要求罢免魏……法院马上就给他们立案了。

再普遍性地提提业主委员会。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安全、清洁、安宁的社区。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业主委员会。而业主委员会的产生必须经过业主的投票。其中，投票是一个核心环节。大概的过程如此：一般是某小区的1人或数人找到我们咨询，我们先教一些方法给他们，让他们每人都回自己的小区寻找“同志”，这样人数就会成几何级数增长；之后，分批带他们去参加、观摩其他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的活动，看看其他小区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而很多问题都带有共性；然后让他们回自己的小区去了解居民需求，进行民调并提出选举动议；在此基础上成立业主委员会筹备组，登记候选人；然后是正式的选举……

秦：是开会的技术。孙中山先生很早就说过中国人不会开会，并且提到《罗伯特议事规则》。1995年我专门购买了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推荐给经常到我办公室开会的杨子立。2007年听说袁天鹏从美国回到中国，想在中国推广议事规则，但不知道从何下手，我就邀请他到业委会里推广议事规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相信发言要有规则，开会常常杂乱无章、议而无决。我经常会采用一些新方法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譬如有一次开会，我让大家每人拿出10张100元共计1000元放到信封里，每个信封里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给大家说：我作会议主持人，发言先举手，谁不举手未经我同意发言，我就在他的信封里拿出一张100元放到桌子上，作为我的律师费。如果大家都守规则，我这两个小时就算免费咨询了；我也不反对大家随意插言，打断一次我就可挣100元，何乐而不为呢？最少的时候，我可以挣到2000元，多的时候是9000多元……

第一次会上大家争议极大，不欢而散。魏汝久律师首先退出了会议，他是西藏案件参与人，声称不再参加与选举有关的一切讨论；第二次会议，还是不欢而散；第三次会议，王少光律师也退出了会议，他当时是我们这一批律师中唯一留学英国的律师。三次会议后，行政助理王运涛、实习律师马传贞问我：“后面还开会吗？”我说：“当然开，这才三次会议啊，美丽园小区前后开了十次业主会，大家才同意搞辩论、搞投票。”4月第2周的第四次会议，李苏滨律师成为直选活动的第一个支持者；第五次会议，我向1000多名律师群发了短信，有300多名律师积极回应，有20多名律师参与了会议。其中有三、四名律师明确表示不参与了，浦志强律师、张凯律师认为不可行……后来被《南方人物周刊》誉为“律师界的亡命之徒”的程海律师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站了出来，积极支持直选。这样三人成局，李苏滨、程海和我，成了后来直选活动的“铁三角”。从3月底到5月底的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共开了十次会议，继续寻找同志，寻找相信投票力量的人！到第十会议时，已有30多位律师到会，这些到会的律师者都是支持用选举投票的方式改变律师协会的律师，是我们开展08直选活动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秦：我们当然希望全北京的所有律师都能参与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近18000名律师名单的联系方法找到并整理出来，并且要整理成能够被计算机阅读的模式。6月，我和我的助理王运涛、王佳红、马传贞、郭敏、张艳玲一道，花费了很大心力，整理出其中15000余名的律师名单，利用成都奇点科技公司开发的玩转手机软件，将台式机与诺基亚手机进行联接，成功实现短信群发，开始了直选运动中短信动员活动。短信发送成为直选活动中最有效的动员方式，活动全过程中，共计发送各式短信50万余条。7月，李苏滨、程海、唐吉田律师带领众多律师，多次前往位于西直门的北京市司法局要求与局长吴玉华见面，提出律师协会直选的要求，北京司法局律管处长萧骊珠代表司法局，表示司法局长绝不与律师进行沟通。14日，李午汜律师发表《十说律协》，指出前述的律协存在的诸多问题。

秦：是的，我们最初的确很乐观。8月26日，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第三天，程海、张立辉、唐吉田3人领衔35位北京律师联名，在凯迪律师之窗等网络论坛上发出《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的公开信，指出：北京律协的产生缺乏合法性基础，律师协会章程和选举办法没有经过全体成员投票，并经三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应属无效；律师代表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大多由律师事务所主任或合伙人担任，北京律协成了“富人俱乐部”；现在的律协不能代表全体北京律师的利益，会费收取过高，支出不透明。造成这些弊端的主要原因，是律协的选举由少数人操控，不由全体律师选举产生、不用对全体律师负责；而北京律师中的绝大多数人，漠视自己的选举权。9月1日，程海带领直选律师到达北京律师协会秘书处，向其递交了呼吁书，工作人员称直选经费巨大，律师协会目前缺少相应的财政支持；当天，程海等律师会见了市司法局律管处长萧骊珠等人,递交了呼吁书。在这次对话中，萧骊珠要求律师停止以呼吁书的方式表达意见，并称一人一票不符合中国国情。程海律师回应：要求直选是律师合法权益,不能因为某些人不喜欢就不做。

秦：他们作为个人最初的态度甚至是友好的。他们也是头次碰到这样事情，不想把事情搞大、搞坏，既不愿也不敢承担责任。但是有趣的是，北京律协作为一个团体，在这个事件的第一个反应动作是9月5日在其网站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任何人利用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介,采取私自串联的方式,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北京律师中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试图拉拢不明真相的律师支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都是非法的。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

秦：这也是阶段性的胜利啊，对手有反应了，说明我们的力量；而且，他们的反应是如此恶劣、低级，也让更多的律师清醒过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8月26日程海在凯迪律师之窗上发表前述的公开信，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五天以后也只有十几个回帖。9月1日晚上，他还上去感叹一句：“看来知道和关心的人不多啊。” 又四天之后，情势大变。律协的声明一出，让很多律师本来没有打算签名的，看到这个声明之后非常愤怒，比如郝劲松（后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2008年度中国魅力50人”之一），就是带着这样的愤怒成为第二批签名的律师。 “北京律协直选”的话题被转载到各种论坛，并引发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一起公共事件略带意外地形成了。参与这场公共事件的传统媒体先后有《新京报》、《南方周末》、《南风窗》、《中国青年报》、《东方今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改革》、《百姓》等30余家媒体。

9月7日,直选律师们在网上发表了对律协声明的公开回应：强调直选的目的是动员广大律师积极行使权利,防止律协选举被操纵变成特殊利益集团；指出律协属于全体律师,作为律协成员,推动律师协会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是合法的、正当的；对于律协发布强烈文革色彩的声明深感惋惜和痛心,强烈要求参与炮制、发布这份《严正声明》的人员公开赔礼道歉；同时重申了我们的要求：对北京律协的律师代表普选和会长实行全体律师直选,应从本次律协换届开始；《北京市律师协会选举程序(草案)》应由全体律师投票,1/2以上通过，制定北京律师协会章程,征求全体律师意见；会员年度会费依法进行适当调整,最少降低50%以上；立即审计并公布历年的会费收支情况,立即公布律协购买办公楼的决策过程和收支情况；取消在京执业的外地户口律师执业证号前标注的歧视性符号“W” ……

秦：基本没有。但对手不仅仅是恫吓，而且采取了更卑劣的手段。比如9月8日,呼吁书起草人之一唐吉田即接到所供职的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委婉告知:“为了不影响律师事务所的前景, 所里希望你能顾全大局,另谋高就……”面对这样的打击，唐律师没有屈服，反而更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12 日，直选律师团向北京全体律师发出了《竞选律师代表的策略和建议》，建议：“为了选举出真正代表律师权益的律师协会, 使律协真正成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权，维护律师权益律师自己的组织, 希望有公益心、愿意为全体北京律师服务的律师勇敢站出来竞选律师代表, 把当选律师代表当成自己的责任。” 13日，唐吉田和彭剑律师开通了律师沙龙的网站。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直把9月13日当作08北京律协直选活动的正式开端(5年后，人权律师团也是选择9月13日成立)。

秦：北京律协在后面这几个回合中的做法，可圈可点。他们先是悄悄删掉了那个臭名昭著的《严正声明》，并在9月12日公布了起草了6年之久的律协章程征求意见稿；13日，程海、张立辉、李苏滨、邬宏威四位律师与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董春江等官员当面对话：董对联署律师提出的律协财务问题和会费问题，做出了一些善意的回复，双方对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 19日，“中国律师网”刊登了《北京律协会长李大进就换届选举工作答记者问》，李正面回应说：“对于呼吁书中所提到的希望改进协会工作，完善协会民主建设的想法，我很理解。其中有建设性的内容，协会也应当吸纳。但是我认为，呼吁书中的有些内容过于偏激，这种提意见的方法（公开在社会网站上）也让我感到遗憾。”总体来说，态度平和，是说理的；21日，在北大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办的“社团组织的民主治理”理论研讨会上，十余位专家学者，就北京律协直选引发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展开激辩，形成两派观点：力挺派与审慎派——力挺派认为，律协直选，天塌不下来。审慎派认为，应将事件问题化、问题技术化。双方观点均被《新京报》等媒体详细报道；22日，程海和张立辉两名律师将集体修改章程意见送到北京律协和北京市司法局；24日，唐吉田向北京西城区法院提交了诉状，起诉律协“严正声明”民事诽谤侵权，要求律协在首都律师网站刊登致歉信，并要求判令被告赔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人民币。西城法院其后表示经研究后不予立案；28日，著名律师张思之在《南方周末》记者采写的题为《律协疑成“富人俱乐部”，律师不满要求直选》的报道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北京律协应该在全国率先直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也认为，推动律协直选，符合十七大发展基层民主的精神。

秦：所谓双方的良好互动其实是表面文章。就在9月下旬，北京各区县司法局在律师事务所主任以及合伙人参加的会议上，传达了某会议精神,指出：“律师沙龙”网站是非法的，要求广大律师退出推进律协直选。10月9日，张立辉律师在《东方今报》相关文章中披露说，发出律协直选呼吁后，朝阳区司法局律管科召集该区19位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开会，要求这19位律师书面写出签名动机，有3名公益律师遭单位劝离。律师一旦被律所劝退，不仅是失业，还要退费。

秦：当时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有2000多名记者（自1998至2008年，有逾2000名记者对我提出过采访请求），一有活动，就通过群发短信的方式通知记者。如有记者提出采访要求，就根据他感兴趣的话题推荐直选律师团中最合适的人去接受采访。其中程海接受采访最多，他懂得媒体语言，并善于借此“行销”自己观点。同时，那时候的记者有其发挥专业才能的空间，也希望写出好的报道，为我们的活动推波助澜。尽管司法局有前述的这些动作，但是律师们并没有被吓倒，到10月13日，呼吁书上签名的律师增至82人；24日，《南风窗》杂志发表了《北京律师协会直选风波》文章，表示“如果律师在自己的组织里都不能充分实现公开、透明、民主的权力运作，这是一种很大悲哀”；同日，公益律师之一李方平等发表公开信，对全国律协七大律师代表的产生缺乏合法性和民主性提出质疑；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行政干预的墙若隐若现》的报道，引用律协一位负责人话,说修改章程的“决定权不在律协，现在换届工作上又加设了领导小组，由司法局副局长、律师管理处处长、律协会长和监事长4人组成，其他人都加入不了”；11月 15日和18日，北京律协在网站首页先后贴出了两篇关于会费标准和收支明细的公告；21日，江天勇、温海波和唐吉田三位律师将《关于敦促律协换届审计并公开财务的公开信》送到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师协会，要求按照招投标原则聘请独立的审计机构，在律师代表的参与、见证下，对本届北京律协进行财务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向全体北京律师和社会各界公布，对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25日，《新京报》发表长文《北京部分律师签名呼吁直选律协司法局：暂不成熟》，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纷纷转发；28日，公盟志愿者在公盟网、网易论坛等网站发表了题为《北京律师直选百日回顾》一文，文章对公益律师呼吁直选的活动进行了回顾，希望律师、律协、司法局都能做到公平公正，依法办事，从而催生出让北京全体律师满意的协会，为全社会树立公平、礼让、理性、宽容的榜样，为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贡献。

秦：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有着更为弘大的愿景，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零八宪章》的起草和征集签名。我多次参加张祖桦主持的宪章讨论会。11月，贺卫方教授邀请我参加08宪章研讨会，我就宪章内容的立法技术问题提出建议。贺教授希望我动员直选律师参与宪章的签名，我于是在直选律师团会议提出动议，先后有10多名直选律师加入签名。12月9日宪章发表后，刘晓波等人被捕，参加签名的直选律师们也受到各种程度的影响。另外，直选律师与司法局、律协的对话因为对方的搪塞、推脱迟迟没有进展。直选活动进入低潮，似乎进入僵局。

与此同时，为了推进直选，我们尝试了现场动员。首先站起来竞选会长的是我团队的杨慧文律师。2009年1月10日,我驾车将3000份杨慧文竞选北京律师协会会长的传单运至位于北京和平门北京工人俱乐部，杨律师在全北京律师业务培训会开始前,向参会律师散发竞选律师代表和律协会长的公开信1000余份,参会律师反响强烈，以致律协从此不在此地搞培训活动；11日，我的团队律师及实习律师向全北京15000名律师发送杨慧文竞选律师协会会长的消息并且公布其竞选主张，获得来自北京律师的广泛的支持；16日,杨慧文、张立辉律师在国图音乐厅律师电影招侍会向参会律师发放竞选宣传单，《新京报》对此进行了报道；18日下午,杨慧文律师在国家图书馆散发竞选传单时,遭到四名国图保安的暴力抢夺,杨慧文双手受伤;随后多名直选律师赶到国图,声讨施暴者,并在音乐厅内向参会律师散发杨慧文律师的竞选宣传单。

2月初，我们开始发放选票。自制选票，从技术上来说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关键是向各位律师亲自送到选票——我们把代表选票和代表自荐信打印好，打印出标有收件律师姓名的信封，把投票情况和选票一起装到1万多个信封里。这一次我们采取了新的投邮办法，就是打印完成后，除了比较边远的律师所以外，不再用邮件的方式，而是把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全部律师邮件送到前台，由前台进行分发。大家先把邮件放到不同的大文件袋中，外面先标上律师所名称和地址，然后标上序号。我每次开车带着3名助理，第三排座位折叠起来放邮包袋。每到一个写字楼，助理们下车把邮件送到不同的律师所。因为前台认为是送邮件的，所以很少遇到阻拦。一座楼内的律师所送完后，大家下楼上车，再去下一家律师所。我们开车去过招商局大厦、建国门、朝阳门、复举门、金融街、白石桥、中关村等律师所比较集中的地方。这种新的投邮方式大大节省了邮费，我虽然累了一点，但是想到可以节省一万多的邮票费用，还是很开心的。

这大约用了两个星期。选票发出后不久，就收到了律师们的热烈反应，纷纷来电话咨询如何填写选票，很多人开始咨询自己能不能成为代表、什么条件才能成为代表、代表有什么好处等等。当我们发送短信的时候，一天只有十多通咨询电话；当我们邮寄信件的时候，一天也只有三十多通电话；当我们把选票发到律师手中的时候，一天有一百多通电话！有的律师直接带着选票到我们律所咨询如何填写选票。

秦：律协的反应完全超出我们的预计，他们没有纠缠我们所谓私自制作选票的问题，其最终的反应是制作出他们自己的选票，动用200多人、100多辆车，以最快的速度把选票送到律所。这是08直选活动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他们似乎忘记了原来所说的“没有经费”、“不合国情”、“一人一票没有先例”等等托辞。同时也正面证明，选举这个事情，只要他们真心想做，完全能很出色地做好！

秦：他们当然希望能操控整个选举过程，但是，一当他们打开了选举这个大门，民意就不会完全阻挡在大门之外。我们这些相信选举的人，就有了一个正当的平台来运作一些事情。我们通过自制选票的方法，倒逼出律协给每位律师发放了选举证，这是律协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我们手中有了选票！有一位老律师给我打电话，问：您是秦兵律师吗？我说：是啊。问：听说这次选举是您组织的？我说：我参与了一点，有十多位律师一起。他说：谢谢你啊，我是一位北京的老律师，70多岁了，我以为我这辈子看不到选票，没有想到还见到了。我年龄大，走不动了，律师所派助理送过来了。我打听了这件事情，你们真了不起了，谢谢你！

秦：律协发放选票后，直选律师团中有不同的声音。我们的直选活动最初的目标是一人一票直选会长、副会长等，而律协公布的选举办法则是分区选举律师代表，由律师代表选举理事会，再由理事会选举会长、副会长的三级选举模式。我们当中一派人支持参加这次选举，觉得需要妥协，毕竟到手的选票来自不易；另外一派则是反对参加选举，以郭旭举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认为参加这次选举就是承认律协选举活动的非法性。是否参选，导致重大的分裂。最后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表决，直选律师团决定参加选举，但个人是否参选，根据本人意愿决定。

律协发放选票到第一轮选举之间的时间很紧张，大概也就一周时间，时间很紧迫，我们能做的培训也非常有限。2月26日，我的助理马传贞律师在团队全体成员的努力下，在朝阳门投票小组投票现场，面对下面百十名律师，激情的发表了自己的演讲，获得了全体律师的热烈鼓掌，最后成功当选，成为北京律师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律师代表。马传贞律师在我们这里实习了两年，每周都参加模拟法庭和各种各样的辩论、演讲。

秦：有30余人。比如程海律师，得票72张,在总排名中名列第五,明显领先一些被官方认可的正式代表侯选人。杨慧文53票,唐吉田48票,童朝平47票，张立辉律师获得69张选票。27日,北京律协在公布的第二轮候选人中没有程海、张立辉、童朝平、唐吉田、杨慧文的名字,律协还设计了违法的选票:不但得票少的人成了选票上的候选人,而且根本没有另选他人一栏，并规定,如果在选票上填写候选人之外的名子就是废票。律协用这样的选票将程海等推动直选的直选律师完全排除在外。

没等到秋后，当局就开始算账了。3月份的一天深夜，北京警方突袭我家，我当时不在家，我太太坚决要求现场警察出示法律文件，警方错误出示他人文件后被发现，我太太报警后使得更多警察到场，双方隔门僵持，张艳玲、王佳红、马传贞等多名律师及时到达现场，取得秦太太的口头及书面授权，每名律师持律师证及授权委托书与警察进行现场沟通，一一要求出示警察证、搜查证及其他法律文件，现场警察拒绝出示，然后逐一离开现场。

在我们推动直选的时候起，海淀司法局就着手调查忆通所，并于3月13日以李苏滨作为非律师人员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并代理太平家园业委会案件为理由，给予忆通所停业半年的处罚（2月19日已电话通知我所）。当时我是忆通所的合伙人，我的助理们以及推动直选的律师李苏滨等人都在忆通所。不久，当局还关闭了忆通的银行账户。一直以来，推动直选运动所需的直接费用（人员加班费、短信通讯费、信函资费、设备及耗材费、餐费）都是我个人用忆通的银行账户支付的，当时总计已经超过50万元。

茶：这是在中国从事社会运动的人共同要面对的悖论。我们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就不可能闭门造车；大多数从事社运的人往往以为我们从事的是光明正大的事业，没有什么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所以常常忽视信息的安全以及对自身的保护。我们常常不能抱有幻想，而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当局了解我们所有的做法，而我们是在不知彼甚至也不知己的情况下做事。怎么走出这个困局？

秦：这是我们要共同思考、不断总结的地方。秘密结社的方式可能不可取。3月5日,北京律协公示当选的228名律师代表。虽然大部分直选律师被非法剥夺了候选人资格，但是当选的代表中，有60名律师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会议。我们一方面向司法局反映第一、二轮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积极与当选的228名代表联系，积极推广我们的直选主张（我们决定改变策略，在律师代表大会上提出改变选举办法，由律师代表直选会长、副会长以及理事会成员），大约有120位代表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

26日上午北京律协第八届律师代表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马传贞等律师代表参会，李苏滨、秦兵、程海、杨慧文等律师在忆通所等待会场代表的选举进展。我们的设想是这样：公布律师代表名单后进行会长和理事推荐和自荐程序。推荐名单和自荐名单公布后，我们的代表会把名单发给我们，我们立即根据以往的历史做出判断，把我们建议的律师名单进行排序，同时附上他们以往对律师协会建设的观点，然后让我们的代表自己进行判断，最大限度在保持自由投票的前提下，提高投票集中度，使得那些比较倾向于保护律师权益的代表当选为律师协会的会长。我把办公室作为短信指挥中心，六台电脑全开，三台负责给全体律师发短信，一台负责给全体代表发短信，一台负责给我们的代表发短信。参会的中闻所吴革律师发了一条短信“我们进会场了，保持联系！”这是我当天收到的律师代表的最后一条短信，从此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们猜想，代表们的手机可能全部收走了。于是李苏滨律师、唐吉田律师、程海律师，快速打车去了北京会议中心。没有想到门外竟然站着百名以上的武装警察，组成了人墙，直选律师根本冲不进去。下午会议结束，我们才知道律师代表进场后短信就发不出来了，而且他们当时自己并不知道，为没有收到场外的短信而迷惑；只有唐金龙律师上台发表了激情的演讲，就目前律师协会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司法局把他们认可的人列成了会长、副会长和理事候选人，代表们无法发现这些候选人是否包括了全部自荐人和推荐人；大家都没有选举经验，现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公布自荐人和推荐人名单，但是没有人提出来，大家天然是认为公布就是全部名单。那些自荐人也不知道是什么程序把自己筛选下来了，那些推荐别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自己的推荐人没有被列入名单，主席台上的人只说是根据相关程序，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程序。

茶：现在想来，这是不小的胜利啊。对手多管齐下，层层设防，你们能争取到选票，能部分实现运动的目标，有这个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15年来，北京律协的年检注册费一直维持为2000元，很可能有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在他们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的成分。粗略估算一下，这15年来，为北京的律师们总体节约了15亿元的负担，而且带动全国其他省市，凡是律师注册费超过2000元的，都纷纷降了下来。用选票赢得钞票，你们造福了很多后来者，虽然你们自身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秦：我作为这场公共事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深感荣幸做了这件事情。我因此没有通过08年检、09年检，不再具备律师执业资格。也因无法执业，遇到大量客户退费，个人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直到3年之后才脱离困境。唐吉田律师，后来也被吊销律师执业证；我团队的律师及实习律师分别转入其他律师所，周世锋的锋瑞律师事务所和张星水的京鼎律师事务所在此过程中提供了巨大帮助。直选活动结束后，直选律师团的律师们继续保持着在长达一年的合作中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在组织“律师沙龙”过程中，唐吉田、江天勇律师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强烈意识到团结与协同的重要性——五年后的同一天，两位律师联合王成律师共同成立了“中国人权律师团”，其核心成员均参与过08直选，他们的故事更为悲怆、乃至伟大，开始了中国律师的人权事业的新时代！

秦：这次运动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方向的选择，通过行使投票权实现行业团队自治、用选票来维权、甚至通过投票来夺权！直选律师们在辩论中发现选票的民法属性，同时还认识到通过投票建立起来的律协新领导集体自身就具备合法属性，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认可，就可以直接依律师法和协会章程行使领导权。虽然最后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所产生的一系列组织行为，促使了司法局和律师协会首次发送选票。

其次，从运动组织过程看，在向社会公开之前，我们形成了核心组织，领导核心成员并不是绝对固定的，李苏滨、程海、我、许志永、唐吉田、杨慧文等能够通过轮流在我办公室值班这种简单的动作，向全体参与者展法了领导核心存在的持续性，使得直选活动得以坚持一年之久。有了核心的组织者，就会降低普通参与者的风险，便于形成规模效应——当然，这样以来，组织者的风险就大些，需要更多的勇气。在直选活动中，有大量与司法局、警察、保安等人员的现场战斗，不是所有人能够承受的，由于李苏滨、程海、唐吉田、杨慧文律师的现场介入，整个组织有着比较强烈的战斗意志，这种表现让其他普通参与者认识到有人在替他们承担更重大的风险，而他们只要付出极小的时间成本就可以推动一项对其个人有相对重大收益的活动，这些认识推动着直选活动的持续。

又次，我们有一个工作团队，整理直选活动中工作量最大的是整理名单、发送短信、印刷选票、投送邮件、上门动员；这些工作量内容简单、但是工时巨大，占到全部直选活动中的70%以上的工作小时，而且枯燥无味，核心成员几乎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8名助理人员的持续工作，直选活动不可能持续下去。工作团队主要由我的助理担任，在最初的近十个月内，所需经费都是基本上由我支付，好处是简单易行，坏处是最后难以为继，当金融部门冻结我们的银行帐户后，在没有后继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基本上直选活动已经无法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