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人格榜样丰富的思想遗产

——在纽约法拉盛杨小凯追思会上的发言

胡平

今年7月7日，是杨小凯去世20周年。重发旧文，谨表怀念——
七日清晨，打开电脑，读到小凯病故的消息，懊悔莫及。就在上个月前我和澳洲来的朋友交谈，还提起小凯的病情。我说，过几天一定再给小凯打个电话。可是一直还没打，如今悔之晚矣。

第二天，我们北京之春同仁给小凯的妻子吴小娟发去一封慰问信。信是这样写的：

吴小娟女士：
惊悉杨小凯教授病故，不胜悲痛。
我们来晚了。很多话本来是该在杨小凯生前就向他说出的。我们应该在他生前就告诉他我们对他是何等的敬重，何等的钦佩。我们要告诉他：你是我们一代人的骄傲，是华人知识分子的光荣。我们希望让小凯知道，他非凡的经历和非凡的品格，他非凡的资质和非凡的成就，早已完成了一个真正辉煌的人生，一个足堪后世敬仰和效仿的人生。这些话是应该在他生前就让他听到的。但愿这些话能传送到小凯的在天之灵。
谨向杨小凯教授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向你和你们的孩子们表达最诚挚的慰问。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北京之春》同仁2004年7月8日于纽约

我最后一次和小凯通话是在三个多月前，那天他刚飞至洛杉矶，准备接受一种最新的治疗方法。电话里小凯的声音很弱，说了几句后就把话筒转交给妻子吴小娟。我放下电话后心情很沉重。这和去年夏天那次通话大不相同，去年夏天我给小凯打电话，小凯的声音一如往昔。小凯还告诉我今年（2004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要举行一个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的研讨会，他会出席。我听了很高兴，为他的学术成就而高兴，更为他的病情稳定而高兴。此后，我还一直期待着和他在纽约见面，但过了一月份仍未见下文，想来凶多吉少。然后我就知道他要来美国就医。医学宣告无力回天，新技术可否起死回生？没人心里有底。有神论者可以祈祷，无神论者唯有焦虑。

大前年，我在墨尔本工作的表妹来电说杨小凯得了癌症，我大吃一惊。我赶忙发电邮向澳洲的朋友探询，很快就收到悉尼钟锦江的回信：“天妒英才！”“小凯查出肺腺癌。”我的心一下就沉了下去。随后我拨通了小凯家的电话，小凯夫妇都接了电话，听上去语调很平静，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现代医学如此发达，小凯毕竟还不老，虽然不可能康复，说不定还能挺上十年八年。

说来我和小凯未必算得上密友知交，然而他的病情却如此令我牵挂，令我哀伤，这或许因为我们是同一代人，同一类人，故而格外相敬相怜相惜。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和小凯并无私交，甚至没见过面，但是他们对小凯不仅深怀敬意，而且还有一种老朋友似的感情，对他的病情也很关切，对他的去世也十分悲伤。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

我是在八五年八六年知道杨小凯其人其事的。当时我在北京，能从朋友那里读到梁恒在纽约办的中文季刊《知识分子》，上面登有小凯的文章，了解到这位杨小凯就是文革期间那篇《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八七年我来美国，夏天应邀参加了留学生经济学会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第三次年会，在会上结识了小凯，一见如故。他送给我两本张五常的书。顺便说一句，那时候的留学生可比现在的留学生活跃多了，又是组织各种社团，又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又是举行和参加各种研讨会。那段时间我和小凯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后来他去了澳大利亚。我九二年去澳洲时又见到他。再以后，小凯有几次来纽约开会，到哈佛作研究访问，我们又有几次相聚的机会。平时则有些电邮和电话的往来。

小凯潜心治学，他没有参加过民运组织，然而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关切始终如一，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倡导始终如一。他参加过多次反对政治迫害、争取言论自由的签名活动，他是留学生第一次签名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直到去年，他还在国内发起的一次签名活动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从不忌讳和民运人士公开交往，从不忌讳在民运刊物上用真名真姓发表文章。他那本《牛鬼蛇神录》在结集出版之前就是在《中国之春》上连载的，此外他还在《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上发表过二十几篇政论文章。杨小凯写政论文章，既融入了自己的个人经验与体会，又包含着博览群书的丰富学识。小凯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他的文章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很多重要问题和重要观点都是他很早提出来的。小凯的文字也别具特色，不雕琢，不堆砌，不故弄玄虚，不故作惊人之语；只是用平实的语言把自己的感受和见解表达出来。读其文，思其人。我猜想，不少连面都没见过的人之所以会对小凯有一种亲近感，多半正是得助于他那朴实的文风。

小凯的一生坎坷而又辉煌。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光辉的人格榜样和丰富的思想遗产。我这里只谈谈他的宪政思想。现在，宪政理念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小凯则是倡导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小凯就写文章，对英国光荣革命称赞不已，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离。

小凯是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十分关心。但与此同时，小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十分关心。小凯写过一篇谈后发国家的优势与劣势的文章，指出，后发国家不应该只学习先发国家的技术，而且也应该学习其制度；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进行政治改革。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写了一篇长文反驳小凯的观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杨小凯显示出他和目前国内许多同行的重大区别。

大致说来，小凯主张宪政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一是为了经济改革，为了好资本主义，避免坏资本主义。在小凯的经济体系中，产权制度是核心；而建立健全的产权制度必须要有宪政改革。如果政府的权力缺少制衡，政府就会追求一党之私而损害社会的利益。小凯认为，一个高度垄断的政府权力，其行为必定是机会主义的。这种国家机会主义会使得法治秩序无法建立。在杨小凯看来，“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小凯特地指出，“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俄国与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就可能要重新评价”。小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这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

小凯主张宪政的另一个理由，也许还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惟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杨小凯说：“历史唯物论是错误的，经济搞得好不一定政治改革就能上路。德国希特勒的经济政策是最成功的，当时在欧洲第一个走出大萧条，失业迅速减少，经济高速发展，全世界第一个修高速公路的国家，但因为政治专制，走向战争。”小凯说，“中国政府总想与美国结盟，但总是结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专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小凯强调，“如果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杨小凯曾经因为一篇文章而坐了十年的牢。他对政治迫害深恶痛绝。在《牛鬼蛇神录》这本回忆录里，杨小凯写道：“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和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的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总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也不是共产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见那么多高贵的人成为共产党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地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也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共产党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小凯写道：“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囚禁的精灵在一起”，“我会永远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不要忘记这些话，否则你就不可能理解那个真实的、完整的杨小凯。

小凯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成就非同凡响。然而我们都认为，倘若小凯的学业未曾中断，倘若小凯没有十年牢狱之灾，其专业上的成就一定更加出色。也许，小凯终将以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名留青史。不过对于我们许许多多他的同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小凯让我们感佩和亲切的倒是在他专业成就之外的东西，倒是那些和他坎坷经历密切相关的东西：例如他的青春血性，他的正直刚毅，他的平易谦和，他的奋斗不息；他对中国命运的不可抑制的关怀，对政治迫害的不可消解的愤慨。我不知道小凯是否会被历史承认为一个伟大的学者（但愿），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深信小凯是一个伟大的人。

（此文为作者在7月24日纽约法拉盛杨小凯追思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