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我所读解的李登辉/秦晋

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今天走完98年岁的辉煌人生历程荣归天国。人生在世，造福国民，有功有德，潇洒如意。或彭祖八百，或蜉蝣天地，何时乘风归去，皆造物主所赐，非人力所及。李登辉先生高寿，享年近百岁，为台湾、为自己功成名就，无憾人间。感佩李登辉先生的机缘巧合，幸运荣登政治最高位，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台湾的走向。笔者十余年前有幸在李登辉先生三芝家中一晤倾谈，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特将封尘十余年的感受和感悟重新回放，怀崇敬之心送李登辉先生远行。

2009年12月初借台湾县市选举观摩之机，经尊者达赖喇嘛侄媳周美里女士引见拜会了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先生。李登辉先生先问了中国海外民运目前的处境，尚有多少人参与。笔者回答，不可与89年到93年那段时期的状况同日而语，组织雕零，各组织内部成员稀少，寥若晨星。当代中国民运首先是缺乏有雄心、有胸襟、有远见的领袖人物；其次是民运组织弹尽粮绝资源全无；最关键的是主导世界文明走向的美国不出产政治家，白宫政客眼里只有中共，中国民运早已被无情地抛弃。只剩下少之又少的民运人士在无力地、勉强地维持着若有若无的中国当代民运。三言两语，将中国民运之困境和盘托出。

寓言故事盲人摸象耳熟能详，我觉得人就永远处在盲人摸象的状态中。通过拜会李登辉，倾听李登辉内心的真实表白和流露，阅读李登辉本人的著作，阅读他人对李登辉的描述，他人对李登辉内心世界的发掘。对照笔者对李登辉的认识和体会，再一次认识到了盲人摸象的遗憾。笔者还无法全部理解和洞悉孕育在李登辉身上的精华，能力才具有限，我无法把自己所感悟的全部地表达清楚，这是造物主的决定，凡人无法超越和抗拒。但是还属庆幸，尚有机会盲人摸象，谨以自己的能力所及将所摸到的部分贡献与人分享。

李登辉1923年1月出生于日治时期的台湾台北县三芝乡，当时已经甲午战争清国战败割让台湾与日本28年以后，处在台湾日治时期的第二阶段同化时期。用李登辉自己的话说，“此时的台湾社会已经相当程度地与日本融合，我出生的时候很自然地成为日本人的一份子”。由于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小康之家，李登辉有机会接受完整的日式教育，受到代表日本精神的智育和德育熏陶。对李登辉未来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新渡户稻造和他的“武士道”一书。李登辉喜读书，家父李金龙会不计代价地给与满足，母亲对小登辉也是溺爱有加。不过少年李登辉颇有自省能力，在优渥的生活环境下清醒了过来，出现了自我修养与成长的企图，重视自己的人格修养。中学住校时候主动承担打扫厕所的活，籍此自我奉献，培养刻苦耐劳的精神。那个时期的“独立”生活练就了李登辉对“人与人关系”产生敏锐、深刻的自觉与体会。笔者推测这也为李登辉五十年以后主政台湾12年期间巧妙处理国际关系、精确处理两岸关系、主导台湾朝野良性互动、规避党内派系摩擦提供了早期的锻炼吧。

用李登辉的话来说：“我本人既然在日本教育系统下成长，自然深受其价值观影响。我的思想与知识基础，完完全全来自战前日本的优良教育，这是毋庸置疑的。”少年李登辉喜欢思考，经常在想死亡是什么等大问题，也迷上禅学，很喜欢打坐，广泛接触东方和西洋的文学和哲学。对李登辉未来心历路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和新渡户稻造和他的《武士道》一书。李登辉选择农业经济学，主要是受新渡户稻造的哲学理念与人格的影响，认为这是一条奉献自我实现人格的最佳途径。

李登辉为了自我修炼，总是不断地做痛苦思索、反省和阅读，并且付诸行动，认真坐禅。用李登辉自己的话说：青少年的生活可以是其一生观念与想法的根基，而这些人生观与思想的形成，和一出生就浸润其中、深受其影响的日本文化之根本精神武士道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十几岁的李登辉已经决定，必须重视实践，必须彻底克服自己，自我训练，从体验痛苦之中自我克服、自我超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长。在李登辉看来，《武士道》这本书具有非常不可思议的感染力，能让深入阅读的人脱胎换骨，精神彻底洗涤一番。在李登辉任台湾总统十二年期间，新渡户精神就是他的政治哲学之根本，是支持他大力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后盾。

“义勇仁忠诚”，彼此有不即不离的关系，这几种德性浑然一体，构成武士道的精神根干。经过细心阅读李登辉所著的[武士道解题 –做人的根本] 一书，笔者感觉武士道的精髓相通于中国文化与传统，武士道的“义勇仁忠诚”具有中国古时候的“仁义礼智信”的深刻痕迹。武士道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同之处，不是内容的不同，而是表现在日本人对武士道的实践与中国人对传统的认识和实践有巨大的不同。根本在于日本人能够躬身实行，而中国人往往是坐而论道者多，起而行道者少。这也许构成中日两个民族经过千年演变以后巨大落差的原因吧。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巨大落差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与地理位置和环境有关。日本太平洋西岸岛国，一直到1854年美国海军中校佩里首次强行打开日本国门以前，从汉唐以降接受中国文化熏陶影响而形成日本文化却长期不受外族入侵和破坏，其武士道精神得以自然形成、发展，而且在日本国民中蔚然成风。反观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国土不断的遭受入侵，中原文化不断的遭受破坏，中原百姓不断的遭受涂炭。原本的中国古时候优秀文化传承和精神被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受到严重的破坏，到了近代在苟延残喘的汉民族的心目中早已是面目皆非了。诚然，这是笔者的一个假设，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考证。

日本武士道其渊源，脱不了中原的“义”。谦信—信玄的关系，相当于孔明—公谨，羊牯—陆抗。源义家义释安倍贞任可在华容道关羽放走曹操得到印证。尽管三国演义非完全真实，毕竟表达了汉民族古时候的道义观念，只是今人不再遵循。唐代诗人感叹过：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李登辉在书中描述了可比松王丸献亲子救护恩师菅元道真后人的感人故事。那么中国战国时期公孙杵臼、程婴舍生救赵氏遗孤事迹可以与之对应。忠孝难两全，这不仅在日本的武士道中如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更是如此。这个故事表明日本人在忠孝面前，选择了忠而放弃了孝。那在中国基本上都是为了忠君而忍痛割舍孝义，为“孝”而弃“忠”一个典范是蜀汉旧臣李密，他的《陈情表》有理有节地婉拒了以“孝”治天下的晋武帝司马炎延请入朝为官、急于星火的切峻诏书。李登辉对武士道所倡导的忠义，转而诠译成“天下为公”，以此鼓励和培养台湾民众的“奉公”观念与情操。

李登辉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润，以后从政也常以日本文化中的精髓支撑自己的政治行为和准则的参照。这是否是一种感情的归依？日本人诚然有令人钦佩之处，我的两次日本短暂的造访，得确使我内心中对日本人原有的定见消除不少。中国人与日本人是不同，不同在何处？我的体悟是日本人能够躬身实践，也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而中国人往往是擅于坐而论道，不能够起而行道。也就是说归说，做归做。李登辉因为深受日本文化影响，在他的总统任内，就能够一扫汉人的旧习，躬身实践，起而行道。

台湾人，特别是从日治时代一路活过来的老台湾人，至今之所以对日本那么尊敬，主要就是受这种“重义”、“诚信”、以及率先垂范、实践躬行的“武士道”精神感化所致。但是笔者的不解之处是，台湾由于清国战败割让给了日本，通过日本50年的治理和教化，能够出现像李登辉那样对日治如此缅怀的一大批台湾人。同样是在台湾被割让日本以后不久被完全并吞的朝鲜半岛上的朝鲜人，却对从1910年到1945年间日治时期没有同样的情怀，这是为何？笔者还没有找到答案。

由于我出生在日本战败十几年以后，对日本人没有像经历过1937年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屠城事件劫后余生者那样的刻骨仇恨。虽然如此，根据教科书的传授和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对日本军人在华行为描述，使我对日本怀有一种普通中国人相同的愤愤不平感觉。第一次踏上日本是1998年五月下旬，停留十分短暂，不到24小时。当飞机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自己迂了，应该改换机票要求再多停留24小时或者48小时，这样可以更多地感受一下日本。

一出成田机场，有朋友在等候。刚坐上朋友的车，发现有一张罚单，朋友跳将下来，找开罚单的警察论理，要求免除。警察面容可掬，婉拒更改。朋友态度越来越不耐烦，表情越来越严肃；警察不愠不火，继续礼貌待之。磨蹭了一个多小时，罚款照旧，朋友气急败坏。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几句话，但是日本警察的礼貌忍让和坚持原则却让我油然起敬。再问旅居日本的民运圈中朋友，日本社会风气非常的良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日本随处可见。

再一次前往日本是十二年以后的事情，被邀请做一个关于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演讲，仍然是来去匆匆。简单的日语敬语式问候使日本人十分兴奋，“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也请多关照”。吟一首“樱”，再一段“姿三四郎”插曲，让驱车接送我的川端忠弘老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东京织田隆深府上促膝深谈，谈到日本人不用粗话。我从小耳熟能详的是从电影中听来的日语粗话“八格呀鲁”，这是何意？织田先生回答说这是汉字“马鹿野狼”的日语发音，马、鹿和野狼都是动物，日本人用这些词就是把被鄙视的对象比作这些动物。再问为何要用马鹿。回答说是对两种动物颠三倒四地指称，表示人的品行不良。进一步问是否源自秦末赵高对秦二世的“指鹿为马”，回答说正是。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日本人学养如此深厚，上世纪上半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对中国，对世界、对人类造成如此巨大生灵涂炭和灾难。为何其儒雅并且坚毅国民性和军人的军事行为残忍，两者反差如此之大？原因何在？历史是由胜利者任意涂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千年不变的规律。笔者是否因此受到误导？日本教科书的修订，引起了东亚各国的强烈反弹，中国则要求日本为战争一再道歉。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严冬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一跪，德国得到了受难者彻底的宽恕，也重新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时间已经六十多年过去，日本却至今尚未赢得亚洲和世界对他的宽恕和尊重，他们是暧昧的日本人吗，还没有得到答案。以后再访日本追寻这个疑问的答案将是笔者重要的一课，从中也许可以找到李登辉对日本的深切情怀的所在。人说眼见为实，但经常也不真实，只有用心去分辨、理解和参悟，才有可能获得真实。

台湾对于海峡对岸的中原，自远古到十七世纪初叶一直是荒蛮之地。历史上台湾诚然受外来政治力量的控制和管辖，十六世纪以前的台湾如同英国人殖民的澳洲。1788年英国船长库克登陆澳洲悉尼植物湾，发现了这块尚处在刀耕火种原始部落阶段的稀少人口原住民的无人拥有的土地，遂升起了大英帝国的米字旗，从此英国拥有。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分别部分占据过台湾，郑成功祖孙三代之理台湾凡23年，直到施琅率清军攻克，台湾归属大清。日清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日本，日本励精图治台湾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日本放弃对台湾的拥有，台湾被退回坚持对日作战十五年之久、继承疆土辽阔大清国版图的中华民国的手中。又经过四年国共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丢失大陆全境，退守台湾一隅。开埠何茫然，皆外来政权。从荷兰人到蒋经国，城头变换大王旗，皆非出生于台湾本土。

这是一个非常偶然历史的机缘，是李登辉个人的机缘，也是台湾这块土地几个世纪以来的唯一机缘。如果没有日本战败，李登辉可以是受日本文化熏陶的学者；如果没有蒋介石内战失败，李登辉可以是台湾博学的专家或者虔诚的传道者；如果没有中华民国1971年被褫夺联合国席位，就不会有国民党政权进行年轻化和本土化政策的转变。机会就是这样不期而至，送给李登辉，更送给了台湾，李登辉接任成为首位台湾本土政治领导人。但是这个机会也可以稍纵瞬逝，李登辉可以成为步严家淦后尘而成为过渡人物。一直到一九九零年通过党内总统选举获得下一个六年的总统任期，李登辉的总统行使力才被最终确定了下来，才可以一酬壮志开启李登辉时代。摩西虽然身锁深宫，却得教养拥有王者之气，当认识到自己本以色列人，奋发努力率以色列本部彷徨荒野四十年去上帝应许加南地。李登辉的政治主张和目标十分明确，一旦时机成熟，权柄在握，则返本归真成为台湾“新摩西”，沉着坚定地率两千余万台湾人出“新埃及”，要让台湾不再“漂流” 找回自我，成为有意志的棋子，成为新时代台湾人。

李登辉是一位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民精神提升等方面都有成熟思考的政治领袖，他起于农业专家、技术官僚，事无巨细，躬亲自问，颇有诸葛孔明遗风。李登辉与其兄李登钦一母同胞，同为战士奔赴战场。却命运截然不同，一个亡于战场，另一个也有同命运的可能。然而李登辉却无惊无险地捱过战争，一帆风顺地完成学业，阴差阳错地步入政坛，一马平川地走向权力顶点，技巧娴熟地转变中华民国航船的航向，大刀阔斧地完成中华民国的政治转型，善始善终地功成身退。此非冥冥之中拣选与安排、天造地化之神力乎？

李登辉与生具有佛缘禅修打坐，思考生死问题，从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汲取养分，奠定了今后的人生路。青年时期一段时间由唯心论转变成唯物论者，但是内心还是很苦，空空如也。然后继续寻找，终于找到了上帝，以后受洗笃信基督教，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李登辉对信仰的的理解就是对看不见的仍然保持相信的态度才是信仰，否则就不是。这与达摩自天竺来东土传法所说的是一样的，看看不见，听听不到的，想不知道的，这才是真理。

据李登辉的叙述，每遇艰难和疑惑不决，李登辉所能寻找的平静安慰和精神支持，就是圣经。这个时候常常回到家中与夫人一道捧起圣经，从上帝的话语中寻找力量源泉。圣经中总有神的话语给与李登辉启迪和精神力量。圣经的话平铺直叙，人人都看得懂，但是看得明白神的启示就不是人人都能的了。李登辉总能从圣经中找到它需要的答案，就好像我自己每看达摩祖师总有新的启迪一样。

人生无定向，永远面对着十字路口，谁都很难甚至无法知道自己将来做什么。笔者猜测年少时期的李登辉不太可能想到将来会登大位担任总统。但是自小的自我意识和领悟，心中装载的不仅是自己，更多的是他人和社会，抱有终极关怀。按照基督教的解释是有灵性的，按照佛家所言是有慧根的。李登辉内心有智慧之光，具有以身殉天下的质素。在偶然历史机缘下转而成为政治领袖，带领台湾民众再走摩西之路，去上帝应许之地。

如果不是战火纷飞，日本战败，李登辉和他这一辈人是满意日本在台湾的治理的。2008年末我们一行10人去印度达兰萨拉拜会尊者达赖喇嘛，台湾资深媒体从业人士胡元辉先生向尊者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尊者离乡背井快五十年了，有无思乡情愁？尊者回答：“西藏有个谚语，哪个地方最幸福，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哪个人对我最好，这个人就是我的父母。所以不是说达兰萨拉就一定是我的家，而是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有自由，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就可以成为自己的家。”同理，中国国门打开以后，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人纷纷移居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绝大多数已经安居乐业，因为有自由，早已把他乡做故乡了，鲜有人重返中国。人的趋利避害心里是共有的，笔者在澳洲二十余年，由于政治见解和行为不容于中国当权者，不得已而且也已经习惯把澳洲认做自己的家了。哪里生活得好，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这正好印证了尊者的回答。日治的台湾井井有条，台湾老一辈人没有忘记，以后也时常怀念。理所当然，无可非议。反观中国有个政治现象，许多中共高级官员“裸干”从政，子孙后代席卷大笔钱财移居到了西方国家当寓公富家翁过安稳的日子。不知虑此，反教人为，那就实在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了”。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相类英国与北美十三洲、英国与澳洲。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战胜了英国人，美利坚合众国得以建立。二战以后，澳洲与英国之间的隶属关系渐行渐远，目前的澳洲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已经独立与英国之外，只剩下英国女王依然是澳洲象征性国家元首这么一层关系了。奥运会、体育比赛出现观众群为本部的摇旗呐喊，当看到本方获胜，欢呼雀跃，本方失败，痛心疾首。放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争战，也同样道理，国土的增大和缩减，都是情势变化所致，无需太过用心上劲。要学一下瑞典与挪威之间的关系的相处，英国失掉北美大陆的心境。中国人需要真正领悟“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沉浮莫叹，知天上云卷云舒聚散任风”意境和含义。

台湾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在世界上并无显见的国家的地位。这是台湾的悲哀，是李登辉的悲哀。李登辉坚定执着为台湾打拼，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抵抗强元、满清受后人讴歌，独李登辉抵抗专制中共却受人指责。李登辉需要凝聚的是台湾人的共识和支持，而非中国大陆13亿人，其后人陈水扁也是如此。我们由于中国情结而期盼李与陈与我们持同样心情和心态，这一厢情愿了。修宪、终止戡乱条款、冻省都是“出埃及”的具体步骤。蒋经国当年选择了李登辉就注定了今天的台湾现实。没有对错之分。李登辉对台湾和亚洲民主化的推动，被誉为“民主先生”，其功不在金大中、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等人之下。金大中以反对派形象出现，韩国成功转型，与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等相仿。李登辉体制内出现，改造了台湾，功不可没。同样是体制内出现的戈尔巴乔夫，摧毁了苏共，解体了苏联，对人类贡献巨大。中共体制内出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都是失败者，他们在邓小平健在的时候已露锋芒，无疑是政治自杀。李登辉成功了，因为李登辉大刀阔斧进行的各项改革都在蒋经国身后，可能的最大障碍已经不复存在，李登辉充分运用了灵活的政治智慧和技巧将余下的党国体制内的残余力量给予以一解除。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蒋经国原本就不是李登辉大刀阔斧推进台湾本土民主化的障碍。当中华民国1971年失去联合国席位，更是在美国卡特当局1979年对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采取了“断交、废约、撤军”三步骤之后，顿使得中华民国地位风雨飘摇。是蒋经国的坚韧不拔，以“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面对邓小平的强大政治攻势；对内则开始政策调整，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提出“革新保台”，解除报禁和党禁，走台湾本土化道路，使得中华民国在与对岸中共的政治博弈中转危为安。因此李登辉在蒋经国的国民党本土化政策的作用下脱颖而出。

尽管李登辉的祖先是来自福建的客家人，具有纯汉人血统，但是李登辉不喜欢中国，在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都是对中国看法比较负面的人。但是他这个想法在国民党时期得以成功地隐藏，耐心地等到了吐气扬眉的时候。如果李登辉生存在中共的党国体制内，隐匿再深的内心的思想也都逃不过康生、李克农之辈的火眼金睛，再沉得住气也躲不过反右、文革的大劫难。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国民党的党国体系的严密性比起其小兄弟中共还是小巫见大巫了。这还是命运，中共席卷了全中国，一条宽一百英里的台湾海峡天堑挡住了中共军事进攻，更兼朝鲜半岛战事又起，睡梦中的杜鲁门总算醒了过来，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国共内战中共军携事胜利之余威从此画上了休止符号。如若当时金日成先承让毛泽东继续得手一举拿下台湾，然后开启解放全朝鲜的伟大事业，杜鲁门一定继续昏睡不醒，就是醒过来也如同龟兔赛跑中的兔子眼睁睁地无可奈何地看着乌龟先于自己慢腾腾地爬到终点。中共打过海峡“解放”或者“沦陷”了台湾，那么现在的台湾人民就与海峡对岸的中国人民一起耐心享受中共从苏俄引进的马列主义教条和极权专制的高压统治。历史的分寸把握得非常之巧妙，分毫不差，才精确地有了38年以后李登辉接手蒋经国开创台湾新时代的历史机遇。

八十年代在中国学美国历史的时候，讲台上的教师根据书本内容是这么说的，美国从最早的13个州开始起家，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和扩张，成为世界上领土面积第四大国，三分之一是趁人之危低价买进，另外三分之一策动周边接壤国家和地区武装叛乱趁火打劫并入版图。口吻多少含有鄙夷神色。那么我们反身看看自己，躬身自问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神州大地，九州方圆里面不包含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化外之地。元朝疆域辽阔，西抵欧洲，但那是蒙古人铁木真铁蹄弯刀赫赫军功，与华夏炎黄子孙无涉。大清王朝起自白山黑水，一路依靠前明遗老降将开路先锋鲸吞中原，康熙年间借准噶尔部入侵西藏之际投井下石趁火打劫把西藏并入清朝。用超然的目光来看待这样的悖进，显然属于趁人之危获得的不义之财。清王朝倒了，以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继承了清朝的所有财产，其中包括了不义之财。在大陆统治六十余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政府，昧于潮涨潮落、月盈月亏的基本道理，一定要世人都相信并且心悦诚服地称颂这些都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财产，那就虚伪可笑了。笔者是汉人，对汉人处弱势的时候遭受的屈辱感到悲愤，对汉人在强势时候咄咄逼人感到羞愧。得理且饶人，得利的更要替失利的考量，方能立身于世。这方面中国领导人要好好学习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林肯总统和格兰特将军，对失败的南军将士决不“秋后算账”。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在李登辉的接掌以后，厘清了历史问题，认清了政治现实，很务实地考虑现实力量对比和台湾民众切身利益和自身的追求需要，终止动员戡乱临时条款，承认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的政治现实，无声无息地切割了与对岸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放开脚步走向应许之地，开创自己的新生活。

李登辉被推荐给蒋经国，是现代版的“合则用之，不合则去之”。对李登辉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一遭。好在蒋经国已经进入了现代，不再心存古代帝王狭隘残忍的心态，李登辉被任用了。李登辉视蒋经国为良师益友，六年的政务委员任上，也就是李登辉所指的“蒋经国学校”，是李登辉以后继续左迁并且登上总统大位的关键。从笔者角度来看，蒋经国对于李登辉有知遇之恩，若换成他人真是前景难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唐初诗人陈子昂所写的登幽州台歌，所表达的就是情才满怀却无君臣遇合天缘良机的无奈和悲伤。在与李登辉的对谈过程中，字里话间李登辉对蒋经国依然怀着深重的的知遇之情。蒋经国去世，13天后下葬，这13天中李登辉天天灵堂拜灵。党内要人霍霍欲试，蒋夫人宋美玲有意争夺国民党党主席一职，后为平息纷争，决定31位中常委轮值主席，再后来李登辉被推为代主席，这代主席就最终代成了主席。前面说过，李登辉接替蒋经国成为总统，多少有点类似严家淦接替蒋介石。但是严家淦的背后有党内政治强人蒋经国，而李登辉的背后就再也没有党内政治强人了，这也为李登辉以后成为实权总统扫清了路障，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蒋经国对于李登辉有知遇之恩，所以一路提拔李登辉，但是是否就是确认李登辉为蒋经国身后接班人，普遍都不这么认为，包括李登辉本人。只有一个传言，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为副总统，就是为了今后的接班。最后李登辉被确定下来，这个决定的最终确定得益于国师高人的点拨，蒋经国才痛下决心，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蒋经国突然仙逝，未及准备后事，未留遗嘱，李登辉的接任基本顺理成章。但是李登辉并未萧规曹随，完全按照自己内心的理念大展宏图，开创了中华民国一个完全有别于前任的李登辉时代。两蒋和他们从中国大陆带来的外省人，都怀有一颗非常强烈的中国心，失去大陆对他们来说有着铭心刻骨悲痛，因此时刻不忘光复大陆，而台湾只是他们光复中国大陆的复兴基地。李登辉的新时代完成了西方成熟民主国家数百年完成的民主化进程，李登辉领导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放弃了光复中国大陆的心念，另辟新径走上确立台湾国家认同和地位确立的道路，这对于原随两蒋播迁台湾的外省人中的大多数在感情上沉痛就在情理之中了，蒋夫人宋美玲一百零四岁高龄去世与美国纽约，自从1990年离开台湾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踏上这块土地。在宋美玲的眼里，光复中国的理想已经破灭，她心目中的中华民国已经不复存在，到头来一切都是为他人做嫁衣，她心中的悲凉不难揣度。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想象李登辉面对着这么一大群握有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对手，就像一叶小舟驾驶在时而惊涛骇浪时而急流险滩，最终转危为安驶离险境把航船引到了雨过天晴可以遥望远处依稀可见的地平线之处。李登辉凭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引领台湾进入安全水域，实是需要有神的指引和摩西的勇气和精神。

有一种说法，“李登辉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正显示他当时内心的混乱。持这种观点的人质疑李登辉当时并非出于真心。李登辉博学多才，又有爱心，但像马戏团里的狮子一样，会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受洗成为基督徒，加入国民党以及主张台湾独立等”。李登辉在市长任内经常使用一种日本式的模糊、微妙的语言来回答一些困难的政治问题，使人很难了解他内心的真正想法。科义耕的著作“台湾政治家李登辉”中有这么一段饶有趣味的话：“李登辉很能掩饰自己的想法。他从不曾向蒋经国透露他对台独运动的看法。虽然李登辉曾经为那些台独和民主团体提供建议，但仍以与国民党合作为要务，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够掌握权力，以和平的方式推翻这个外来的独裁政权”。这样的描述是典型的中国千年政治文化积淀而成的三十六计中的多种计谋和权谋，称作“扮猪吃虎”“瞒天过海”“暗渡陈仓”都不为过。但是笔者的感觉这不太像李登辉，他早年的追求不是以从政来完成自己政治抱负为目的，从技术官僚转型成为政治领袖纯粹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和命运的驱使和安排。

李登辉有场所的悲哀，台湾人的悲哀。李登辉清楚自己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李登辉出生在台湾，对台湾的原乡浓情让他在1982年的身为台湾省长的时候说出这样的心里话：“台湾的建设应该由台湾人来负责”。他很清楚自己该如何扮演浮士德的同时，不至于舍弃自己的目标。李登辉的目标就是让台湾大声地不受阻吓地自我称呼新台湾人，走出“场所”的悲哀。李登辉能够随遇而安顺从重大情思变迁。人生最痛苦的三件事莫过于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八二年年近六旬的李登辉痛失唯一的爱子，不难想象他内心产生的悲痛，巨大的悲痛足以使人万念俱灰，因而甚至萌生意念退出政坛。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的永远失去，任何身外之物就是可有可无。人死不能复生，物失难以复得，骨肉至亲的离世可以把生者意志沉到最底处。李登辉少时悟禅，理解生死，应该本无惧人生终结的必然归宿，亲人的生离死别的情感依旧狠狠地敲击了李登辉的内心。而从这点可以印证李登辉的具有人性通达人情的特质。通过李登辉对国民党的“暧昧的忠诚”，我们是否有所感悟，更多一些同情心，同情和理解过往政治人物在国家、民族和族群面对危亡时刻，在不得已的政治环境下为了他人而自己担负起下地狱的罪名。

按理说，李登辉在短短的十年内把台湾从一个威权政体转型为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对于台湾，对亚洲乃至对整个世界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并未获得全世界应有认可。原因何在？笔者的观察和一孔之见就是美国和西方在对待台湾的政治变化持一种冷漠的态度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双重标准。何以这么说？美国以自身的全球政治格局为考量和中心，在对待海峡两岸关系互动上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视而不见台湾政治变化对两岸关系的互动乃至对世界格局的正面影响，对于李登辉的务实外交和入境美国都采取轻视甚至抵制的姿态。94年李登辉访问南美途径美国遭受冷遇，次年李登辉接受邀请回母校康乃尔大学发表“民之所欲长在我心”著名演讲，打破了美国行政当局与中共之间的私下交易，美国行政当局自然对此事耿耿于怀。所以在美国的眼里，李登辉是海峡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难点，李登辉不是美国亚洲利益所要求的“乖孩子”。中国的一句俗语“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在这个时候起作用了。世界也是势利的，因为美国的原因，整个世界也处在美国的强势政治影响之下而对李登辉所作的杰出贡献就视线模糊了。如果李登辉的作为和贡献得到世界的理解和承认，那么李登辉应该享有与戈尔巴乔夫、瓦文萨、哈维尔等同等的荣誉和敬重。如果李登辉在总统任上，甚至卸任以后得到提名获得该奖项，台湾的处境就会与目前有很大的不同，中共在全世界的政治嚣张定会受到很大的制约。诚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笔者从另外一个层面或角度所体会到的“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李登辉一直受到铁三角势力的包围，一个边是美国，另一个边是党外政治势力，最后一个边是党内的政敌。在笔者看来，能够致李登辉在政治上处于险境的只有最后一个边。在这个边内的政敌先后连起来有郝柏村、统派新党人士，以及后来的连战和宋楚瑜等总统竞选失败的政治人物。如果这些人有先见之明读懂李登辉内心真实政治意向，在同一个时间段集结起来发难，足以破毁李登辉的政治目标和成效。这些政敌的出现都是单独孤立的，就如同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面对专制中共的情态，都存有具体的国家利益和政党选情需要，那就正好让中共分而治之。在十二年总统生涯中，李登辉有技巧也有某中说不明道不白的无形护持，给予一一突破，从容化解。

面对国际的冷漠，李登辉强调，无论国际间是否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台湾人民必须体认到自己救亡图存的重要性。台湾可以为自己塑造新的定位，而且这个新定位无需建立于过去台湾被日本殖民或被中国管辖的经验上。台湾未来不应该成为中国货物集散地或附庸，而应该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点上海洋国家的新典范，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新文明的伟大创造者。在太平洋民主阵线上，台湾居于枢纽的战略地位，地理位置上可连接北太平洋、西太平洋区域内的美国、加拿大、日本、南韩、新加坡、新西兰、澳洲等国家。这是李登辉为自己和后人的未来设定的任务和目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政治家必须有雄心有远见者，迈着坚定的步伐实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标。秦末项羽以六万之众破章邯部二十万秦军主力，决定了秦朝二世而亡。狭路相逢勇者胜，全凭主帅的决断和勇气。

台湾大可以日为师（大东亚共荣圈），可以民主自由重新统一中原。两岸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差距而诚然使这种互动由于实力不对等陷入僵局。经过三十年大陆经济改革和发展，两岸差距逐渐缩小，到如今大陆总体经济跃居世界第三，强于台湾，但是人均收入依然远远低于台湾，台湾仍然占优。文化差距依然巨大，蒋氏政权把传统的中国文化带到了台湾，得到了比较完整地保存。而大陆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经过30年的摧残，几乎荡然无存。经改以后中共有所努力恢复中华文化，在当今大陆道德沦落世风日下情形下，所恢复的中华文化也多有畸形。在这方面，大陆落后于台湾。政治上原来两岸差距并不大，一个是威权，一个是极权。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李登辉大力推进民主化，经过20年的变化，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而大陆坚持一党独裁，顿使两岸政治制度的差异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陆远远落后于台湾。可以制胜台湾的唯有军事力量这一项，台湾为世界民主大家庭一员，目前世界政治格局是民主大于专制，中共动武收复台湾必然直接面对民主世界龙头老大美国，无胜算机会。

不战而屈人之兵，大陆做不到，政治改革可以缩小两岸差距，利益集团又不自甘，中共政改必然导致迟早退出历史舞台。李登辉的大台湾新中原构想若获得后任者的延续和矢志不移的继承，则可以逸待劳得守株待兔之效。新中原论迂回包抄方式进行文化和政治制度统一中国，那就彻底改变了以台湾为反共反攻基地，通过力量消长对比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笔者的理解这是李登辉的用心深远，高瞻远瞩。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的遁词？

对于台湾族群问题，李登辉有认识，在他的新时代台湾人一书里曾经这么说过：“可惜，日益淡化的省籍、族群问题，每逢选举热季或政局变化，便被政治动员挑动敏感神经，形成民主运作中的一种异常状况。有的政党在某些族群化比较集中的地方，总是诉诸族群动员的手段，用旧社会的认识来面对新社会的问题”。对于两岸统一，李登辉表示只要对岸实行政治民主，台湾方面是有思想准备考虑接受两岸统一的。李登辉设定了很高的标杆，对岸中国大陆跳跃不过如此高度。若对岸真能做到越过李登辉设定高标，这就会是大陆之福，亚太地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笔者对政治家和政客有截然不同观感。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何为先。重利者必短视，重义者必远虑。政治家不仅具有政治胸襟和远见，还有学者型的饱读诗书、知识渊博的特性，更有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李登辉主动承担起文化“新中原”的重任，他认为，台湾的主体意识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实施而变得更加蓬勃。不仅台湾会变成一个自由健康的社会，中国也将从台湾的成长过程中获益。台湾的使命就是教育政治制度落后的中国。李登辉自愿扮演摩西的角色，带领中国的群众进入民主政治的锡安山，而台湾海峡就是那红海。台湾与中国隔绝，使它能够在孤立、安全的状态下，发展出一个新的定位和一个新的使命。在李登辉看来，中国已经失去了台湾，中国唯有接受民主政治，才可望吸引台湾重回他的怀抱。这是一位政治家的政治语言，政治家所具有的深邃目光和长远思考。笔者来自中国大陆，对中国大陆民众继续在中共专制统治下深感不安，与心难忍，不禁有这样期盼，李登辉可以用木马屠城计改造国民党使台湾经历了宁静革命完成民主转型和政党轮替，同理台湾可以再一次使用木马屠城计改造共产党使中国完成颜色革命完成民主转型和政党轮替。

李登辉对未来台湾的走向有忧虑，他对以后的两位总统继承人陈水扁和马英九的政治路线都不以为意，认为两者对国家目标不明确，他们的政治路线都偏离了李登辉路线的主干，也就是台湾的国家地位的认定。他希望他的“李登辉学校”为未来的台湾培养政治人才，他建议应该设立这么一些课程内容：坐禅、围棋、哲学和历史。哲学包含东西方哲学以及两者的结合，历史主要以台湾和日本为主，兼有中国历史，分析和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李登辉的心历路程，非常值得我辈认真研读。他是一位政治家。笔者以为，李登辉一生的经历和求索将属于成功者的范例。作为个人，李登辉无论是在台湾、在中国、在日本、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都会留有他重要的历史地位。李登辉以其一代政治家清晰思想、深邃目光可为台湾、为对岸的中国、为亚洲、为世界做出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