弔王凌兄和他的父母

——高王凌辭世兩週年祭

仲維光

不覺又到八月二十四號，老友高王凌西行兩週年忌日。

我至今無法相信王凌兄離開了人世，因為很多事就好像在昨天發生，好像我們剛剛通過信，通過話，交流過對周圍事情的看法……。

我至今覺得，王凌兄辭世就好像是一個虛構的、飄在空中的故事，只要我活著，我不會相信，這故事是真實的；我總覺得他似乎還在某個地方注視著我，在等我繼續的思想探究，在等我下一篇文章——等待我的成功。因為從我走向這條路，和他成為無話不說的朋友，他就對我有很高的期待，即使在我陷入最嚴重的疾病中數年無法恢復，他甚至比我還有信心地鼓勵我：不用著急，只要活著，未來就會證明你的價值，你在我們這代人中的地位。

我和他交往五十五年，可說是一直活在他的關注和友情中，五十五年的心交、神交、情交，如何能夠隨風而去；有這樣的情誼，我繼續活著，又如何能不總是感到我是在完成他的囑託和期待。

我和高王凌相識在一九六三年，他考入清華附中初中，那年我是初三。他喜歡打籃球，而我是每一項體育運動都喜歡，所以很快我們就在運動場上相識。次年我升入清華附中高中。清華附中的體育空氣讓我們繼續不斷地有交往、交流。讓我們都沒想到的是，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讓我和他跨過了班級，跨出了年齡，甚至跨越了出身、社會存在地位，成為無話不談，無事不互相呵護的朋友。這一路一直走到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號，那天，他在這個世界發給了我最後一封信。那信里還充滿對未來的期待及創造。

我和王凌在清華附中乃至社會上共同的朋友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會想象到我和他交往的深度。我們的交往由思想、氣質深入到具體的生活。我們的交往甚至深及雙方的父母家庭，而我們倆人家庭的反差，讓人無法想象我們的關係。

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王凌不止一次地對我說，放心，我父母對你的事情的關心及主動遠超過我。因為他們覺得對自己的孩子不能夠太過分關心。

我一生中經歷過很多極具戲劇性的事件，很多都深深地烙有他父母呵護的痕跡。其中最典型的一件是在八二年夏天，他父親在吃飯的時候聽他說，我太太還學文在出國問題上，被一些人在所謂政審上做了手腳，受到阻撓的時候，立刻對王凌說，你趕快叫小仲來一次，我去幫他找高教部長和北大書記。

文革前，因為拆遷，我家把自己的房子交給了國家，本來說好國家給錢協助再買一處賠償，但是因為文革爆發，我父母為了不生意外，沒有再繼續催促，為此就一直住在一間臨時的住處中。七二年，我插隊三年後因為獨子轉回北京，王凌父母知道我住房有問題，七三年他們在永定門分到兩套新的樓房，便決定把在二里溝市委黨校的那間房留給我，手續都辦好，但是因同單元的鄧姓一家想要那間房而採取各種手法阻撓，致使拉鋸一年而最後沒有成功，但是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會感到，他父母對我的關心程度絕對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

在我八八年到德國後，家裡只有母親一人，王凌甚至在六四後到我家和我母親一起住了大約一年。他三次到歐洲交流，其中兩次，九二年和一〇年，在我德國的“家”一次住了一個多月，一次住了十天。我被吊銷護照，自九六年就沒有再踏上北京的土地，我們最後一次共同度過的時日就是在德國，在二〇一〇年二月。

正是這最後一次相聚，導致影響了我這十年來的很多工作，甚至現在正在著手以及未來的工作，激發、深化了我很多新想法。

在那次相見中，他問我是否知道北島編輯出版了一本《七十年代》，為此他一再“吩咐”我：你一定要評述這本《七十年代》。因為這本書對於七十年代，對於當時的時代及社會，對我們這代人的情況的描述，近乎荒謬，產生了巨大的偏差和誤導。他甚至再三強調：只有你有評述它的能力，別人都看不到並且說不到點上。回國後，為了催促我注意，他很快就把自己那本《七十年代》郵寄給了我。

我因為自己的閱讀及思考計劃，並且實在沒興趣去關心及閱讀、評析這本書及那個時代，但是由於他的再三叮囑、要求，以及翻看了書後我看得出來的他的具體的期望，於是想用最簡單的方法評述它——也就是用對比的方法，對比同樣以年代作為書名的，發表於六十多年前的《一九八四》和這本書對於極權主義社會及文化的看法，來說明六十年後這代人的被扭曲的精神，及近乎無知可笑的知識背景。為了省精力和時間，我託人給我帶來中文本《一九八四》。不想這次閱讀《一九八四》，和一九七九年第一次閱讀感覺截然不同，我深切地感到，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政治諷刺讀物，而是一部極具深刻思想性的文學作品。在很多根本思想、人生及對社會歷史的認識問題上，它讓我有雲開霧散、豁然開朗的感覺。為此我非常後悔，青年時的無知阻礙了我沒有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再讀一遍，阻礙了我在九十年代的文字更上一層樓。

在不止一次，或者說不下五遍地閱讀了中文本《一九八四》後，為了準確捕捉奧威爾的指謂，我又買來英文本和德文本的《一九八四》，以及一些研究闡釋它的書。對此的閱讀及思索，大大地升華了我最近十年關於極權主義的文字的力度及銳度。閱讀《一九八四》帶來的這個進步，這些個認識的深化可說都是王凌兄帶給我的。

在那之後，我雖然沒有直接的評述《七十年代》的文字，但是陸續在不同的文章中談到《七十年代》的問題，其中一三年的“哭許良英先生”，一四年的悼念馬元德的文章，尤其是一六年關於何維凌的回憶都可以說是王凌兄囑託的產物。儘管如此，在他兩週年的忌日，我可以對王凌兄許諾，因為你的期待，你的囑託，徹底地評述《七十年代》的文字，在我完成對於理論問題的探索後，我一定會寫，一定會專門作為獻給你的文字。因為你和我都始自七十年代，因為我知道你關切的是什麼內容，你厭惡唾棄的是什麼。

在這個承若之外，現在我可以告慰王凌兄的是：關於徹底清理反思有關五四及其百年來的文化思想問題，我從去年來已經基本上做完。徹底重新評析五四是王凌兄八十年代末期後，在美國訪學的時候就一直關注的問題，同樣也是他不斷地囑咐我要做的題目。雖然遺憾的是由於很多問題，我在一九年春天才徹底釐清，沒有機會在王凌兄生前，讓他見到，但是我們的交流卻讓我深知，我的文字一定會讓他接受及滿意。

布奠傾觴、哭望天涯……

王凌兄生前沒有打上句號的，對於思想及社會問題的疑問及探究，我會在今後陸續把他們填充上。我相信，王凌兄的父母及王凌一直在關心著我，庇護著我，我在塵間繼續的是他們的感知及他們未能做的事情。

2020.8.24

注1：

維基介紹：高王凌

1950年出生。初中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属初631班。

六十年代末，高王凌在山西太谷下乡插队。1973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后期，高王凌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就读。1976年，高王凌从山西大学毕业。1978年，高王凌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1年，高王凌硕士研究生毕业，与孔祥吉一同留所。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2009年，升任教授，至2010年退休。1986年至1987年，高王凌作为路思学者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访问期间开始筹备建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1987年9月，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2010年，高王凌前往清华大学担任特聘教授至2017年。

2018年8月24日上午11时30分，高王凌在北京逝世。

注2：

哭王凌兄西去：

https://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8/08/blog-post_29.html

就对何维凌们的看法与王凌兄的对谈—悼王凌兄辭世一週年：

https://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9/08/blog-post_18.html

悼念高王凌兄辭世一週年：

https://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9/08/blog-post_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