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宝 ;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海外政治影响 (一)
Anne-Marie Brady
Anne-Marie Brady 是华盛顿特区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纽西兰基督城坎特伯里大学政治学曁国际关系系教授 近年来她已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纽西兰反中共渗透的先行者。法宝一书是她的一本中国问题的力作,现在有了中译本,北春连载以飨读者。
2014年9月习近平做了一个关于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讲话,在讲话中将‘政治势力介入’称之为中共的“法宝”之一。在习的统治下,中共政府在增强海外影响力的活动加速增长。中国的对外影响活动有可能损害目标国家政治体系的主权和完整性。
本报告发表于2017年9月16-17日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阿灵顿举办的“中国全球影响力对民主的侵蚀”大会上。该会议由台湾民主基金会赞助。
要点:
.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在领导(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在全球的快速扩张
. 这些扩张活动与中共政府的国内压力和外交部署相关联
. 本报告确立了一个考量中国在习近平时代下所实施的对外扩张政策和方式的模板
. 本报告利用这个模板来检视纽西兰,这个有代表性的小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新海外影响力部署的锁定目标
摘要
2017年6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影响力的报导。《纽约时报》文章的标题写道“澳大利亚的政治那么容易受侵蚀吗?“, 而《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则讽刺性地称呼中国为“干涉之国”。 这两篇报导是回应 费尔法克斯传媒(Fairfax) 和澳洲广播公司(ABC)之前公开的对中国政治干预澳大利亚程度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是基于2015和2016年期间,由澳洲安全情报组织(ASIO)连同澳大利亚总理及内阁部门对相同问题进行的的内部调查。媒体和官方报导给出的结论认为,澳大利亚是中国进行海外干涉活动的目标, 其程度“比对任何其它国家实施干涉的规模更大”。同时该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渗透澳洲政治和外交界,同时试图获得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的媒体持续报导这一话题,有关中国政治势力介入的爆料几乎每天见诸报端。
媒体一直聚焦在澳大利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企图通过诱导、收买或恐吓的做法来增加海外政治影响力的做法却是十分普遍的。中国对外影响活动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其独特的长期惯用的手法也为适应当今政府的政策在做出调整。这是中国统一战 线工作的核心,是中共成功掌权的著名“法宝”之一。
本报告以纽西兰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小国做个䅁分析, 检视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对外政治影响活动。纽西兰和中国的关係很有意思,因爲这种关係被中国认为可以成为如何与其他国家发展关係的范例。2013年,中国驻纽西兰大使将两国关係形容为“其他西方国家学习的样板”。在李克强总理于 2017年访问纽西兰之后, 一名中国外交官甚至将纽中关係与1960年代初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亲密程度相提并论。本文考量了中国在纽西兰扩大政治势力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减轻及应对这些影响。
中共在中国外交中政策中的角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就是一个党国,一直依赖于非传统的外交和经济手段。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联络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机构,在中国外交和国防事务中都发挥著重要作用。这些机构在参与中国的外事关係时, 与中共的政府机构以及那些日渐增多的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相互补充、延展和交叉。
“统一战线”是中共外交政策中把党和政府机构联繫起来的关键概念(因素)。 统一战线最初是列宁主义的战略联盟策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的战略家们就根据中国的情况和文化采用了列宁的策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既可以用于对内政策也可以用于对外政策。统一战线活动包括与社会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合作、;信息管理和宣传;而且它也经常成为促进间谍活动的一种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27年到1949年期间, 经过中共和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成立的。 新政权一直到1971年中共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前都不被国际政治体系所承认。在冷战时期,爱国华侨通过技术援助和投资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同一时期,中共政府通过利用一个由中国的“外国朋友”组成的非正式外交使团来打破其外交孤立,这些外交使团在各自国家中做工作争取让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那些年当中,侨务工作和外事工作是中共外事关系的核心任务。外联部、统战部和总参二部等中共机构在东南亚资助并培养华侨革命,进行破坏当地政府,煽动革命并帮助收集情报。 中国政府还支持全世界的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并且培养了亲中的统一战线组织。 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在所谓的“以民促政”的政策下,中共统战官员及其代理人试图努力发展与外国人以及海外华人的关係( 越有影响力越好)从而达到影响、颠覆(外国政府)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 绕过其政府的政策并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中共的利益。
1989年是冷战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相继发生和平演变。 对于中国及其试图影响国外民众和政府的努力来说, 也是一个转折点。 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的民主运动遭到暴力镇压后,中共面临国际社会的制裁和谴责。中共通过加大海外影响, 扩大与海外华人的接触作为应对。 海外的这些华人社团曾经支持过学生的民主运动,为他们提供过资金和庇护。 然而在1989年和1993年的两次讲话中, 中共元老邓小平谈到海外华人给中国提供了“独有的机会”, 表示通过他们的帮助, 中国可以打破国际孤立,提高国际地位。 对海外华人群体施加影响力从而把他们“转变为中国宣传基地”成为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
1989年以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显著的扩大了。目前大约有6千万华人居住在海外,其中有些人的祖先在几百年前就出国了。然而中共在1989年之后主要盯上的,也是其实施海外统战政策最成功的, 是那些最近30年才移居海外的新移民。截止到2015年,有1千万中国公民生活在海外。
中共对海外华人施加影响的努力帮助中共扩大了全球影响力并加大了其经济扩张。 1989年以后,中共的海外政策是影响海外华人反对异见人士和法轮功,削弱台湾民主模式的影响力,同时利用海外华人的爱国情绪以使得他们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共统战系统的人常常以中国外交人员的身份做掩护,利用这个身份进行指导海外的统战活动、联系外国政客以及主流人士、华人社团和学生会以及赞助华语媒体及文化活动。中共历来就有当政人员“双帽制”的传统, 在多个机构担任角色。通过中共的使领馆向华人社团组织和华语媒体转达指示,接待中共的高层代表团,安排会见当地的华人社团。各个国家的各种跟中国有联系的社团侨领也定期被邀请访华,向他们介绍政府的最新政策。
中共试图避免被认为是他们在“领导”海外华人社区, 而更愿意被视为“引导”他们。中共鼓励配合中共的海外侨领将他们的合作活动视为为祖国母亲、华裔以及他们居住国的华人社区服务。他们跟中国的合作意味著“双赢”,这些侨领本身以及他们的社区会获益,同时中共也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成功的侨务工作,就是要使海外华人社团积极地、更好地、主动地参与到增强中国外交工作的活动中去。
经过超过30年的工作,海外华人团体中很少能有完全避免此种“指导”的,除了那些法轮功团体,台湾、西藏和新疆独立团体,党国控制外的独立华人宗教团体和民运组织--即使这些团体,也会受到线人渗透并成爲统战工作的目标。
如同冷战时代,统战工作不仅是为了达到外交目的,有时也被用来掩盖间谍活动。间谍活动以国家安全部、公安部、解放军总参三部、新华社、统战部、外联部为主,但不仅仅是他们, 中共国家机构还招募外国特务特别是华裔从事情报收集。在2014年,一位前中共间谍表示总参三部在海外至少有20万特务。一些华人社区组织为从事非法赌博、人蛇偷渡、敲诈勒索和洗钱等犯罪行为的华人黑帮做掩护。如同1997年加拿大皇家骑警泄露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 这些社团还经常与中共的间谍机构联系。
中共在1989年的危机后加速了对非华裔民众进行对外宣传(外宣)的力度。 和过去一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依靠高层“中国朋友”的帮助, 如美国的亨利·基辛格等外国政治人物,来修复中美关系以及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对外宣传中国的政策,1991年成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事实上这是一个党政一体的机构, 它的另外一个对内的中文名称是外宣办。不久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推出了英语频道。在中共总书记江泽民(1989至2002)的领导下, 中国逐渐扩大了对外影响活动。 尽管这些活动没有减弱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和政策的负面舆论, 但其在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正面宣传却颇具成效。
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2002至2012),中共甚至更加加大了大外宣的投入。 中共的目的是让中国对全球事务的观点得到认知。中央电视台设立了全球的多平台网路,即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同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扩大了他们的全球影响力。自2007年起,胡锦涛政府正式採纳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理论,并据此为理由和一个新的启发,以用来为中国政府扩大和修改对海外华人和外国人的管理技巧和宣传攻势。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批评中国(和俄罗斯)对其理论的解释。 然而从一个崛起的(或者复苏)的修正主义政权的角度来看, 就容易理解(中共)对其理论的解释和其吸引力。 奈教授在其1990年发表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书中写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不断瓦解,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事务中的不断增长,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以及新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传统实力来源, 即所谓的“硬实力”的效力衰弱。奈教授的理解是,硬实力意味著通过那些威胁、贿赂和军事行动以胁迫另一方政府改变行为。然而,他所称的软实力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去影响一个政府或者社会的决策。根据奈教授的说法, 拥有强大软实力资源的国家可以成为榜样, 让全球的人都想要遵从其政策。奈伊进一步指出,如果霸权者的文化影响消除分歧并阻止新的分歧发生,武装衝突就不会发生。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过去的行为已带来负面的国际形象, 那它就很难实现其目标。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修正主义大国。 中共认为外部世界对现代中国持有歪曲和负面的印象。 政府从90年代开始就决心改变其面对的安全环境, 已经能够稳步地建立起她的硬实力。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2位数经济增长,让中国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力量。从胡时代开始,中国开始投资软实力活动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然而按照奈教授的说法,中国(和俄罗斯)“不明白”软实力的含义,并且在他衡量的软实力标准上很弱: 文化吸引、政治价值以及外交政策。奈教授强调的是公民社会对推动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作用。但是基于统战的概念认识, 中国利用党政机构和它们的附属机构发展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且根据中共的曲解为提升软实力进行了广泛得多的活动。
习时代中国的政治影响策略与途径
比几位前任更甚,习近平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扩张努力来塑造外国公共舆论以期影响外国政府和社会的决策——实现奈教授对软硬实力的描述。习时代的政治影响活动严重依赖毛时代定下的方法,邓、江和胡时代的策略,但是习野心勃勃的把他们提升到了更高层级。具体体现在习政权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的自信,同时,习通过经济爆炸性增长和收紧信息监控的高风险政策来维持他的统治。
令人瞩目的,习近平将毛时代的许多做法和制度与现代观念和术语融合,让他们死灰复燃。像毛一样,习强调信息监控的重要性。在现代信息环境下,这意味著不仅仅是要控制中国的公共信息,同时也要控制国际媒体以及国际学术圈对中国和中国相关议题的看法。因此,复苏的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在2016年改名为中国环球电视网(CGTV),通过24小时的卫星广播和社交媒体对外讲述中共的台词(强调商业而不是政治)。同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和新华社通过兼并和合作协议将边缘化的外国广播,电视以及在线平台逼入死角。
中国日报,共产党的英文报纸,在全球的主要报纸均安排出版了副刊。中国也宣佈和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国家,例如俄罗斯,土耳其和其他16加1国家(中欧和东欧加上中国)进行媒体合作。中国的大学以及大学的出版社和他们的外国姊妹学校建立起合作关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稳步的将媒体审查带入这些领域。
60年代中,毛将中国塑造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而习近平则试图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来领导全球化2.0。在习治下(如同在毛治下),统一战綫工作提高到了1949年以前中共未当政的水平。2014年9月,习近平做了一个关于统一战綫重要性的讲话,用毛的术语将其称之为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另外两个‘法宝’是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在习的治下另两个法宝也起到了突出作用。2015年5月,9年来第一次,习近平亲自主持了统一战綫工作会议,2015年7月,他成立了统一战綫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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