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散论

子规

    我曾经感到难以置信，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都已经耄耋之年了，居然还能保持那样的状态，经常参加会议和论坛等各种社会活动，甚至每年还花费大量时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研，不断就各种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像他一贯的那样。这除了需要有强烈的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情怀，还需要有过人的体力和精力才能这样支撑下去。但大约从去年开始，网络上就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了，也听不到他发出的声音了。我先是以为他与当下越来越严酷的政局存在一定的扞格，从而不愿意多说什么了。但这又似乎不符合他一贯的风格，他一般不会与官方对立起来，往往都是发出建设性的声音。我又以为也许他身体出了问题，这倒是很有可能的，毕竟已是一个高龄老者了。但他销声匿迹了，我对此又是很不习惯的。

    上个月的最后一天，打开手机时页面突然跳出了一条显赫的新闻，说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因病于前一天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原来他三年前就已经病重，现在终于离开了这个自己为之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的世界。不过他与当下的政局是否真的不存在扞格之处，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精神状态又是怎样的，目前还鲜有这方面的材料，只能留待日后披露了。本人虽非经济学专业人士，但对于这样一位自己素所敬仰的经济学家，也要不揣浅陋地试着写下对他的一些感想。

厉以宁的风骨

    厉以宁的许多著作我都认真读过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讲的都是一些实在话，都经过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很少讲那些空洞的套话，也很少去重复别人讲过的话；二是他比较客观、理性，提出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而不像一些经济学家那样观点过于偏激或者理想化，好作惊人之语，虽然很能吸引眼球，博得许多人的喝彩和叫好，但在现实中又是行不通的；三是他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研，与各行各业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把自己的立论充分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是用脚在做学问，因而就显得很接地气，即使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也能看得进去。

    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很平和的学者，很少与不同的观点进行直接的交锋。有一次他被央视邀请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共同发表对当前经济问题的看法，吴敬琏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个观点。当主持人要他进行回应时却被婉拒了，他只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对对方的观点也表示理解。然而，他对自己的观点也是敢于坚持的，对不同的观点也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进行辩驳。他被称为“厉股份”，在1980年代初就提出了企业要实行股份制的设想，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产权必须明晰，所有者必须归位，从而才能真正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现在股份制已经习以为常了，连国有企业都普遍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当初在许多人眼里，这可是离经叛道的言论，尤其在那些保守人物眼里，这更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就是现在也仍然还有不少人在极力批判这种观点，对他进行各种谩骂。他为此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并未因此而退缩，而是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认为这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才是实现富民强国的正确途径。他曾经说过，我可以不说话，但不能说假话。这充分显示他在学术研究上所具有的风骨。

    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在立身行事上也是很见风骨的。1955年，他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两年后，他的老师陈振汉、罗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一篇《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严厉的批判。作为这些老师的得意门生，他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于是就一直无法登上讲台，在资料室坐了20年的冷板凳。其间，他还多次被下放到农村和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既使身处逆境，他仍然在自己的诗词中留下了许多思考，以一种隐晦和委婉的方式，对毛泽东时代实行的专制和愚民政策进行了批判，也对那些不满这种专制和愚民政策的勇敢之士表示了支持。

    尤为值得一书的是，他在1989年六四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风骨。他对学生发起的这场爱国民主运动是同情和支持的。5月中旬，胡绩伟（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为了通过法律程序缓和局势，使事件得到和平解决，倡议并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等人，征集全国人大常委签名，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包括江平和厉以宁在内的24位全国人大常委都在这份倡议书上签了名。运动被镇压下去后，这份签名也成了当局重点追查和批判的对象。全国人大常委中，江平、厉以宁和董辅礽这三位著名学者承受了极大的政治压力，但他们最终都选择以一种“不表态”的方式，守住了自己的良知和底线。6月下旬举行的那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变成了对赵紫阳等人的声讨大会，与会者纷纷发言表态，谴责“反革命暴乱”，谴责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江平后来回忆说：“我们三个到最后就是没有发言，压力真的很大，那些人都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支持动乱的。那时我们不能表态啊，一表态就说明你的立场被变过来了，你不表态说你的立场还是没有变化。”

    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也对世界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虽然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会站立下去。同时，这场运动也是考验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具备应有的良知和风骨的试金石。而厉以宁无疑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厉以宁是怎样炼成的？

    厉以宁是我国少有的通过著书立说建立起自己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称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体系，而《国民经济管理学》，可以称为宏观经济体系。他对股份制经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以及教育经济、经济伦理、民营经济、林权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城镇化、贫困地区发展、第三次分配、循环经济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经济学家要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也许并不难，但要建立起一个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正理论体系就难了。而他显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称他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经济学大师并非溢美之词，他完全担得起这一称号，虽然以他那种自谦平和的性格，未必会接过这一称号。

    接下来要谈的是他何以能够走得这么远，达到这么高的成就，即他这样一个经济学家是怎样炼成的。人们都会谈到他的才华以及勤奋，这固然是极为重要的，但除此之外，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志在富民，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上下求索的强烈情怀也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有了这种情怀，他即使身处逆境也未停下探索的脚步，到了耄耋之年仍然奔走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也正是有了这种情怀，他必须进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并且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1980年代中期当“价格改革主线论”流行起来后，他敢于发表不同的观点，认为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来自价格改革，而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取决于所有制改革，坚持必须以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作为改革的主攻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人们都热衷于所谓的“中等收陷阱”时，他在一个论坛上却告诫人们不要去信这话，认为有这种现象，但它并不是规律。无论低收入、中收入还是高收入，都可能存在停滞发展的风险，问题取决于我们怎么去应对，从而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1955年他毕业留校后，没有机会走上讲台，而只能从事学术资料编译工作。这固然是一件坏事，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使他可以在这种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少受一些政治运动的冲击，可以接触到国外大量的经济学资料。他后来回忆起这段人生时说道：“面对资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我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还翻译了一些经济学原著和论文。”当人们深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不知现代经济学为何物时，他已经对之了如指掌，为后来从事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上大学期间，许多老师都毕业于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学府，接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学术训练。他受到这些业师的亲炙，得到他们的悉心栽培，即使毕业留校后也仍然如此，这也为他的成长以及后来的建树打下了重要基础。

    此外，他出生成长于苏南这一经济最为富庶，文教最为鼎盛的地区。他父亲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具有很好的经商头脑，他本人上北大之前也在湖南沅陵的一家供销社当过两年会计。从小所接受的熏陶以及青年时期的经历，都使他不同于许多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具备了很好的经济头脑。而这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也派上了用场。下放干校期间他当一名炊事员，就把食堂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的。后来长期执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包括其前身），据说也很有一种“经营意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能够跻身世界知名商学院，与他的这种贡献也是分不开的。这些对他的成功也是一个加持吧。

厉以宁的为民情怀

    有一次看到一篇介绍厉以宁的文章，说他平时很少去麻烦别人，甚至自己的子女都尽量不去麻烦。我看了之后深受触动，觉得为人处世的确应该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虽然有困难时也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要自己解决，而不要去轻易麻烦别人，这是自立自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所必需的。倘若养成一种动辄就去麻烦别人的习惯，不但使自己得不到更好的锻炼，也影响了自己的形象，让人觉得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揩别人的油。人们帮别人通常只能帮上一次两次，第三次就不大心甘情愿了，这时你还去麻烦他们就显得不识趣了。

    他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都很少去麻烦别人，都是尽量自己处理各种事务。他的著述十分高产，但每篇文章都是自己一笔一划在稿纸上写出来的，而没有借助于助手。许多大牌学者都配有多个助手，许多文章其实都由助手撰稿，自己无非先出个思路，最后再进行修改而已。不仅如此，他家里也不请保姆，平时都是自己上街买菜，自己烧饭，这是他长时间脑力劳动后的一种精神放松方式，是了解基层生活脉动的渠道，又何尝不是一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表现。

    他不去麻烦别人，但据他的学生以及同事讲，他对别人却十分热情，经常为别人提供各种帮助。其实，只要从他培养出许多很有成就的学生就知道一二了——一个人倘若不是乐于助人，甘当人梯，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为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帮助，解决各种学习甚至生活的困难，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他还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发展。贵州毕节是一个有名的贫困地区，为了帮助当地脱贫致富，他曾经次八到那里进行调研，走访基层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为发展当地经济积极出谋献策。我见过两张他在毕节留下的照片。一张是在一座十分高陋的茅草房前，他手里夹着一支快要燃完的香烟，跟当地几个群众在一起无拘无束地交谈着，似乎在了解情况，交流看法。另一张是他跟几个随行人员在一条简易的公路上走着，临时拐到了路边，跟两个穿着十分简陋的小孩交谈起来，一只手还搭在其中一个小孩的肩膀上，似乎在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在这两张照片中，他穿着都十分朴素，表情也十分和蔼，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大牌的学者，而是一个温厚的长者，让我看了不由得感动了起来。经济学家多矣，但像他这样长时间奔走于基层，多次深入贫困地区帮助当地脱贫致富的经济学家又有几个？倘若没有一种助人为乐的情怀，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超前于时代的厉以宁

    厉以宁是同时代经济学家中少有的精通现代经济学的学者。他1951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虽然求学期间还有不少教师像陈岱孙、陈振汉、赵乃揂、罗志如等人，都毕业于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学府，受过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那时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被完全否定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变成了经典，学生接受的都是这一套经济学教育。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私下走近那些老师，虚心向他们求教，从而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真传。他毕业后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当了20年的资料员。在这期间，他除了继续授受这些老师的悉心指导，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资料的有利条件，对现代经济学进行深入的钻研，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底子。凯恩斯主义现在已经不再前沿了，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很前沿的，而他也深入掌握了这一流派。进入新时期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经济学界有必要重新了解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但中断了近三十年之后，国内已经很少有这方面的经济学家了。而他却是个罕见的例外，他为经济学界开设了一系列西方经济学讲座，并撰写了相关著作。当别人需要补课时，他已经在为别人补课了。现代经济学在我国的恢复和发展，他也是功不可没的。

    人无法超越时代，但在时代面前又不是完全被动的，只能消极地适应，无所作为，而是仍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作为。在过去那个时代，通过正常渠道当然接触不到现代经济学，但私下仍然有这方面的学者可以请教，同时经济学研究机构也仍然有这方面的资料。像顾准所在的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订有国际上权威的经济学期刊，他的经济思想之所以那么超前，就与他能够接触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大有关系。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其实并未完全封闭起来，而是仍然留下了一道缝，人们仍然可以接触到外面的东西。这时就看一个人是否具有异于常人的眼光，是否做一个有心人了。答案如果是肯定的，他就会主动走近那些学者，从他们那里得到真传，就会充分利用那些资料，坐在冷板凳上潜心进行学习和研究。答案如果是否定的，他就会随波逐流地对西方经济学思想进行激烈的批判，把它当作腐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经济学家可以不问政治吗？

    我读过厉以宁的著作后还有一个感想，就是他对各方面经济问题的分析是那么透彻，见解是那么深刻，同时又是那么贴近现实，那么具有可行性，要是都能够按照他说的去做，中国的经济问题何愁不能解决，市场经济机制何愁完善不起来，经济何愁不能又好又快地发展下去。然而，这么多年下来，他的那些建言究竟又有几个真正得到了采纳呢？

    他以“厉股份”著称，是经济学家当中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思路的一位。在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他第一次提出了这种观点，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后来他又不遗余力地阐述这种观点。1980年代后期，股份制改革终于开始试行，1990年代后更是全面铺开。然而时至今日，那些经过改制的国有企业又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股份制企业？许多央企已经进入世界五百强了，但无一不是靠行政垄断的地位获得的。这些企业在股权结构上也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其他股份只能起一种陪衬的作用。其实在现有这种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下，只要有国有股的存在，即使是不控股的，政府也是可以控制一个企业的。甚至即使没有国有股，只要政府感到有必要控制一个企业，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内部治理结构上，这些企业虽然也有了“新三会”，表面上也跟国际接轨了，但这“新三会”之上还有一个党委会，一切重大事项都得由这个党委会说了算。而企业的党委会之上又有政府这个婆婆。所有的国企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知名的央企都是副部级单位，它们在享受相应行政待遇的同时，也都要听从党的指挥。

    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厉民营”。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他牵头成立了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专门调研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后，调研组写出了一份报告，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2004年2月13日，这份报告连同他的一封信递交到国务院。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著名的“非公36条”），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等领域。此后每隔几年都会有一份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的文件出台，这固然说明政府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民营企业所遇到的那些玻璃门、旋转门和弹簧门并没有拆除，否则这样的文件就不需要接二连三地下了。不仅民营经济面临的那些障碍没有消除，还不断开起“国进民退”的倒车，使民营经济的前景更加堪忧，从而导致民营企业家普遍信心不足，纷纷把资本转移到海外。

    这些方面非理不明也，道理都已经明摆在那里了，厉以宁这样的经济学家都已经把嘴皮说破了，但由于会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会危及一党专政的根基，就得不到实行，或者实行了也会走样，变成了挂羊头买狗肉。

    因此，就经济问题谈经济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要解决经济上的问题还必须联系政治，先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新时期往往被认为是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而政治上却在那里原地踏步，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又是不完全的。没有之前对毛泽东时代个人专断和个人独裁的反思，没有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没有高层政治人物密集出访而打开了眼界，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也许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经济上的变化都是政治上的变化带来的。凯恩斯有一句名言：“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都比通常理解的有力。确实，世界不受其他任何事物统治。自信不被知识分子影响的那些所谓务实的人，往往只是几个过时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然而，这样的话也许要在他所处的那种自由社会才能成立，而在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则未必。在中国古代，统治集团要是都懂得并做到要放水养鱼而不要竭泽而渔，要藏富于民而不要与民争利，就不会上演一幕又一幕官逼民反和改朝换代的历史悲喜剧了。虽然从时间上看现在已是公元二十一世纪了，但中国政治仍然停留于前现代，相应的中国经济也仍留停留于前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迟迟未能像模像样地建立起来，厉以宁这样具备现代眼光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我们还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对人民负责，推行经济政策时才会问计于民，才会认真听取厉以宁这样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又有很深的济世情怀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经济学，其实前面还得再加上政治两个字，即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经济跟政治是不应该分家，也是分不了家的。不过问政治，只搞所谓的纯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也是不合格的经济学家，甚至都不配称为经济学家。

                  2023年3月 26至30日写就

                  2026年8月27至30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