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指瑩為梅」自魯迅起/徐沛

最遲從2020年元月起，源於武漢的冠狀病毒就開始肆虐，我則得空繼續研究五四以來的歷史，因為以魯迅為首的狂人堪稱精神病毒，讓讀者不知不覺中毒受害。要想身心健康，需要選擇健康食物，拒絕毒品包括精神毒品很重要。

1989年中共在紅都北京製造六四屠殺後，留學德國的我才開始關心國家大事。正是鄧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韙動用坦克輾壓和平的愛國民主運動，才促使我改修哲學，因為我想搞清共產黨以及被其作為「真理」灌輸給大陸人的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什麼。

1996年我如願在而立之年獲得杜塞道夫海涅大學的博士學位，但卻無法如願海歸，因為我探訪與海大有夥伴關係的北大後，確認自己不可能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那年12歲的小學生李瑩在四川南充失蹤，2022年她被網民在江蘇徐州找到，相關音像資料通過互聯網傳到早已入籍德國的我眼前。昔日的花季少女已淪為性奴，慘遭蹂躪後生下八孩，但她沒有放棄反抗，以致被割舌拔牙，被鎖鍊加身，被強行送入精神病院，從此再次失蹤。

李瑩以鐵鍊女形象震驚世人，曝光中共從改革起在牆國製造的制度性罪惡 —被拐賣淪為性奴。為了掩蓋罪行，中共居然用通告指認漢人李瑩是與她外貌迥異的傈僳族人小花梅。「指瑩為梅」是共產極權暴政逆天叛道，與民為敵超過歷朝歷代的又一實例。

國際共運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大陸居民被關進被五四狂人尤其是魯迅臆造，被中共強加於民的「鐵屋子」。有幸生長在臺灣的鄧麗君用歌聲為大陸聽众開啟了天窗，引領淪陷區居民認識到：「原來世界上三分之二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正是我們自己啊！需要從水深火熱中被解放的正是我們自己啊！」我也不幸生長在「鐵屋子」，可有幸本能地愛聽鄧麗君的柔聲細語，排斥鄧匪小平的「四個堅持」。

隨著對國際共運的了解，我越來越明白魯迅只不過是共產勢力的刀筆吏，他身為中華民國的公民卻為第一個共產極權暴政 — 蘇聯宣傳，鼓動仇恨，宣揚鬥爭，詆毀他人，缺乏善意，遑論智慧。沒有共產國際的資助與哄抬，魯迅不可能欺世盜名。

1912年以孫文（1866-1925）為首的辛亥革命志士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中華大地上第一個主權在民的共和國誕生。蔡元培（1868-1940）被任命為教育總長，成為其同鄉同黨許壽裳（1883-1948）與周樹人（1881-1936）的恩公。兩人都先後成為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務員，然後得以被名校聘任。

周樹人身為教育部僉事，沒有像蔡元培一樣抵制袁世凱違背主權在民的臨時約法，相反，唯命是從，支持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甚至借大禮服來祭奠復辟者。鲁迅罵人無數，但對梁啟超眼中「最糟糕的統治者」評價甚高：「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周樹人拿著中華民國的俸祿，在敢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的錢玄同（1887-1939）邀約下，於1918年化名魯迅為共運滲透中華民國的第一份刊物撰稿，發表《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葯》，開啟用文藝顛覆中華民國的紅色生涯。倒是被他嘲諷過的徐志摩（1897-1931）從1920年就在《羅素遊俄記書後》批評蘇俄弄虛作假。1925年他在莫斯科遊歷三天就能確認蘇聯模式是「血海」，並在次年回應紀念列寧的陳毅（1901-1972）「盲從一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假設一個革命的背景」。

從1919年五四運動起，共產國際就開始滲透中華民國，中國各大名校都被共諜滲透，被共運裹挾。通過許廣平（1898-1968）在魯迅支持下引領的「北師大學潮」可見一斑。

許廣平從1923年開始上魯迅的課，聽他講述中國小說史。而許廣平在天津直隸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上學期間就投身五四運動並與鄧穎超相識。

1924年2月，留日後留美並獲得碩士學位的楊蔭榆（1884-1938）繼任北師大校長，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

1925年3月11日，27歲的五四新女性以「謹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署名寫信給魯迅，開始與不惑之年的魯迅搞起史無前例的婚外情與師生戀。兩人的通信堪稱驚世駭俗，讓我如鯁在喉，難以下嚥，還好有牆內外學者比如端木赐香代勞。她的相關評介尤其是〈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值得一讀。

1925年5月9日，為了整頓校風，女師大校評議會決定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學生自治會負責人」。按許廣平晚年回憶：「我們無所懼怕，因為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一切群眾運動都有黨的領導，我們的學生運動也成了這個群眾革命運動中的一部分」。

魯迅於5月12日和20日為許廣平等代擬呈教育部文，要求撤換校長；又於5月27日在《京報》上發表由他帶頭有錢玄同等署名的〈對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魯迅還連續發表諸如〈寡婦主義〉的罵文顛倒黑白，詆毀遵奉禮義廉恥的現代女性楊蔭榆，最後成功驅逐女校長。劉和珍則在第二年的「三一八慘案」中淪為共產國際利用青少年，通過學生運動赤化他國的第一批犧牲品。

1927年以三民主義為宗旨的中國國民黨拒絕被共產國際利用來搞階級鬥爭，為此蔣中正（1887-1975）與汪精衛（1883-1944）先後被迫清黨，與蘇俄決裂，而魯迅卻選擇與國民黨為敵，站在支持反共清黨的蔡元培對立面，成為與錢玄同分道揚鑣的「左公」。

1930年，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員專門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魯迅發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明確提出「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史實證明就是以他為榜樣，為了引進蘇聯模式睜眼說瞎話的共產喉舌。

1932年，在蘇共需要掩蓋其在烏克蘭等地製造的大飢荒之際，魯迅出面在這年4月為林克多《蘇聯聞見錄》作的序中公然宣稱：「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是極平常的事情」。此文與同年5月寫作的〈我們不再受騙了〉堪稱魯迅為蘇聯顛倒黑白的標本。

1932年7月15日，因魯迅成為左聯駐莫斯科代表的蕭三（1896-1983），第一次代蘇共發信邀請魯迅訪蘇，魯迅積極準備前去。可從1934年起魯迅就開始拒絕邀請，似乎有意迴避面對殘酷的事實，但他必定見過被蘇共逼得逃到上海的共產難民，然而他居然一直謳歌蘇聯的「成功」，以致他的〈答國際文學社問〉經蕭山翻譯於1934年7月5日被蘇共喉舌《真理報》轉載；為了支持斯大林與毛澤東，1936年6月發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僅公開景仰他的陳其昌（1900-1942）的私信，還暗示後來因抗日犧牲的陳其昌拿日本侵略者的錢，辦報反對「聯合一致抗日」。

1936年10月19日，魯迅辭世。10月22日，正在逃竄的中共就結束「長征」，被追剿的恐怖組織居然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發出〈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和〈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與南京國民政府〉，宣傳魯迅是「抗日救國的非凡的領袖」，甚至要求給魯迅國葬。魯迅的家人一邊懷疑魯迅被日醫須藤誤診甚至謀殺，一邊違背魯迅遺囑，配合地下共産勢力把反孔反華反傳統的魯迅包裝成「民族魂」，目的是利用民眾的愛國熱情，鼓動仇日，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

1936年11月，崇拜魯迅的丁玲（1904-1986）抵達毛匪澤東所在地陝北保安，中共成立由丁玲為主任的「中國文藝協會」，自稱與魯迅心靈相通的毛澤東教導丁玲們以魯迅為榜樣為停止剿共而宣傳仇日。

11年後，中華民國在大陸淪陷，中共引進蘇聯模式。大陸民眾沒有在血海中停止抗爭，相反，正是六四屠殺促使更多大陸人認同孫文創建的中華民國，其中包括八九學運的領頭人之一封從德。他不僅認可清水君的檄文〈魯迅 — 漢奸還是族魂？〉，而且發現魯迅原來是共產黨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