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跛足的巨人

子规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篇转载的长篇通讯，题目叫《东方风来满眼春》，报道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他的晚年，踏上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视察南方之途，到深圳和珠海的许多地方进行参观访问，一路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我平时很关注这方面的新闻，这篇通讯更是从头到尾很认真读了一遍，这不仅是因为它报道的内容事关我们的国运，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还因为它的标题别开生面，行文也很清新、活泼，不像一般新闻报道那么古板、俗套，让人提不起兴致来。

当时，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重大关口，或者说正处于一个胶着期。改革开放必须取得进一步突破，才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使经济社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同时，新与旧的矛盾又变得十分突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念，都出现了严重分化，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对改革开放继续深入下去，甚至还要改变改革开放方向的思潮和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对南方进行了视察，说出了许多深思熟虑的话语，回答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诸多困惑，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路线，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也为当年召开的十四大定了调，在这次大会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此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起来，经济社会发展重新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我当时年经尚小，对社会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但也不妨说说当时留下的一些印象。之前几年，社会上出现了物价大幅上涨的现象，特别是关系到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的火柴，更是涨得很厉害，我经常听见人们在激烈地抱怨着。后来这种声音消失了，老百姓该在家务农的在家务农，该外出打工的外出打工，该经营生意的经营生意，社会处于一种正常的状态，前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后来又有一段时间物价涨得很厉害，但这次社会并未出现上次那种严峻的局面，也没有听到人们太大的抱怨。想必一来价格放开了，让市场去定价，人们不好再抱怨什么了，二来人们的收入也提高了，对物价上涨也有一定的承受力了。

在这个重新掀起改革开放大潮的时期，人们又进入了一个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的状态，又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了，不仅是经济，各方面都有很多机会和很大发展空间，于是一首歌曲就应运而生了，即董文华倾情演唱的《春天的故事》。董文华的歌声是十分甜美的，歌曲的旋律是十分昂扬的，反映了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对国家以及未来充满了希望，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个发展的热潮，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邓小平这个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伟人的由衷赞讼。

这首歌曲写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但历史的真相是这样的吗？邓小平是当时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者吗？中共党史专家阮铭，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参与了中央许多重要文献的起草，与闻许多重大决策的出台经过。他认为，最先向中央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其实是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虽然他并未用“特区”这个字眼。1978年5月，华国锋访问朝鲜回来路过沈阳，听取了辽宁省委的工作汇报，任仲夷向他提出建议对大连实行一种特殊的政策，把它建成北方经济的对外窗口。华国锋当时同意了，但要实施起来难度很大。随着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在大连建立特区一事就搁浅了。阮铭认为，最早向中央提出建议在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是习仲勋。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第二书记杨尚昆向中央汇报了广东的情况，提出让中央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搞出口特区。这个会议是时任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的，他在会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因此，把经济特区的建立说成是邓小平这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是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他在建立经济特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在1979年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也对建立经济特区发出坚定的支持声音，并表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甚至经济特区这个名字也是他给起的。经济特区建立起来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陈云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是反对至少是不支持的，他们不时利用一些负面现象进行发难，使特区的发展遇到重重的困难。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特区，明确肯定了它们的发展成就，才正式确立了它们的地位。1989年六四事件后，改革开放的路线更是因为保守派的反扑而发生停滞甚至逆转。1992年春邓小平以年迈之身进行南巡，作出最后一搏，才使改革开放的路线重新得到确立，特区的发展也重新走上正轨。说他对特区的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这是并不为过的。

198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小孩，还不会看报纸，并不知道什么国家大事，只是从日常生活中明显地感受到，经济政策放开以后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荷包越来越鼓起来，衣服穿得越来越光鲜，餐桌变得越来越丰盛，大大小小的商店越来越多，货架上的商品越来越琳琅满目。虽然物价也在不断上涨，但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生活水平在节节提高的体现。1984年我国农业取得了大丰收，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温饱问题。在这一年的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的盛大的阅兵。当天晚上，福州五一广场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周边的道路都被封锁了。那时我跟父亲住在福州市教育局的工地上，那里就在五一广场边上，当广场上升起礼花时，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看到。一发发的礼花弹发射上去，在夜空中爆炸开来，绽放出一朵朵各种形状的绚烂烟花，场面显得分外壮观，让我们这些在城里打工的乡下人大开眼界。这是我平生头一回看到如此壮观的礼花，真有一种摄人心魄的感觉，以后再看到这样的场面时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国庆节，只听大人们说今天是“矮子”的生日，所以要放这么多礼花，搞得这么热闹。“矮子”是我们当地人对邓大人的一种亲切称呼，反映出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一种平易、亲民的形象。我们乡下人把国庆节当成了他的“生日”，可见他对于改革开放事业的不可替代性，他使人们过上了更好的日子，人们也在心中深深地记住了他。

到了1990年代，我开始长大，学会看报纸了，除了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变化，还可以从新闻这一渠道了解到这种变化，从而使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更加宏观。在这一时期，经济在快速地发展，同时尚未开始大规模的城镇化，尚未全面铺开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人们虽然居住条件差了点，但也不必像后来那样为高房价而发愁不已。同时，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尚未进行重大的市场化改革，虽然人们无法更多地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但也不必像后来那样为此背上沉重的负担。后来在这些领域进行重大改革也是大势所趋，极大地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同时还拉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经济社会的面貌，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人们负担的加重，在住房、教育和医疗领域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而1990年代人们却很少有这些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经济在发展，人们的生活在改善，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压力又没有后来那么大，心态也没有那么浮躁，社会风气也没那么糟糕，所以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总体上是意气风发的，感到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充满了希望。而一首《春天的故事》，唱出的正是人们的这种心声。当然，到了1990年代后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又能感受到农村经济发展的停滞、农民负担的加重、城市化不足导致人们就业机会的匮乏以及国有企业不景气导致工人的大量下岗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发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改革开放精神，不断地解决发展道路上的问题。

后来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框架也是在1990年代确定的，而这与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被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不仅在他生前发挥着巨大影响，在他逝世后我们仍然继续沿着他所设计的改革开放路线走下去，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条经济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可以使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得到增强，可以使人们的生活水不断得到提高，并且可以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当然，人们还可以要求他做得更多，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做，但就以他所做到的这些来说，也是十分不易的，是冲破了重重阻力才得以实现的，倘若没有他的那种巨大影响力，改革开放的事业就很难得到推进，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老人的重大贡献。改革开放是一个集体的事业，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创造，但他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影响力、智慧以及意志，对于改革开放的事业都是至关重要的。这首《春天的故事》唱出了人们对这位老人的由衷感激之情，因而很快就唱响了大江南北，人们自发地唱着这首歌曲，真心地唱这首歌曲。我虽然不会唱，但也喜欢听这首歌曲，除了因为它旋律十分动听，更因为它歌词写得真实、感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伟人，生前却显得十分的平易、朴实，不愿意过分突出自己，这就更加让人敬仰了。

然而，邓小平又是一个政治实用主义者，他主导的改革是一个跛子的改革，即在经济上十分开放，大胆地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激发出经济发展的活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在政治上却十分保守，决不允许采用西方国家的那一套，决不允许挑战执政党一党专政的权力结构。他也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似乎比谁喊得都响，比谁都来得急迫，尤其1980年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观点。人们通常认为他这是雷声大雨点小，说了很多却没有付诸行动。但他说的付诸行动了，就会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开放和民主化的实现吗？其实，只要认真读一下他的一系列讲话，就会发现他都是围绕着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如何提高效率展开的，即基本上都属于行政改革的范畴，而与改变权力结构的政治体制改革无涉。那篇广为称道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邓力群认为这其实是针对华国锋，为他的下台做准备的。

许多人认为，要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才具备这样的政治资本，但他不去做。经济学家华生不认同这种观点，他提醒我们不要把邓小平的影响力估计得过高，他在党内需要面对强大的保守派，1989年的六四事件还使他的立场被迫向后退却。这说的也是实情，但我还想补充的是，即使邓小平具备足够的影响力，讨论这个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本人也是决不允许使执政党的地位受到任何挑战的。往远的说，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说穿了就是要把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当中尚未对执政党真正臣服，还想着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人士打下去。而邓小平是积极支持并具体领导这一运动的。后来胡耀邦提出要给那些被打成右派的55万人平反，邓小平也反对进行平反，而只允许改正，并且还要留下96位不予改正。他并不承认反右是错误的，而只承认严重扩大化了。这其实也并非拒不认错，从要维护执政党一党专政的角度出发，把那些批评“党天下”，真正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士打开右派，也实在算不得什么错误。在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邓小平也是一个重要角色，著名的“九评”就是他组织下写岀来的。指责苏共变修，中国要反修防修，其中喊得最凶的，大概除了毛泽东就是他了。往近的说，从1978年底开始，随着政治的松动和思想的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发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民主化诉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单民主墙”。邓小平起初是支持西单民主墙的，因为这有利于他与凡是派展开斗争，有利于巩固他的地位，有利于推行他的路线。但他发觉这股思潮越来越冲着执政党以及他本人来之后，很快就发表了一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为思想解放安上了一个笼头，为理论界划定了明确底线，也为民主化发出了明确禁令。反应速度之快，在党内大概除了除云就没有谁还比得过他了。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以及某些地方开始出现的抗议与骚乱，邓小平提出，如果一个地方发生动乱，到了政府无法维持正常秩序的严重地步，可以考虑在局部地区实行戒严甚至军管。1989年他下令对学潮进行军事镇压，这显得有些难以理解，其实早在1980年他就已经有言在先了。

邓小平说过自己对理论不感兴趣，后来中央把的他思想确定为邓小平理论，他如果地下有知，大概是不会接过这顶大帽的。他是一个政治实用主义者，信奉的是所谓的“猫论”，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只要不会挑战执政党的一党专政，他不论什么都是允许的，至少是可以尝试的。这种政治上的务实态度使他不会去固守那些僵化的教条，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走出来，通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改变了世界格局。然而，由于缺少了前瞻性的思考和长远的历史眼光，也使他始终无法从“党天下”的格局中走出来，无法汇入普世价值的潮流，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拒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继19 79年镇压“北京之春”之后，1980年代他又陆续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9年更是悍然出动军队，把一场和平请愿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残酷地镇压下去，从而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宝贵的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化的窗口，越来越陷入权力和资本合谋的权贵资本主义泥潭，贫富分化和贪污腐化越来越严重，社会道德越来越败坏。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对邓小平路线的简要概括，也是他政治实用主义的生动体现。然而，两个基本点又是矛盾的，真正的改革就必须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相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市场化的同时也相应进行民主化，倘若民主化迟迟没有跟进，就是市场化本身也无法进行下去，有的只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伪市场化。他要提高效率，要克服各种官僚主义的弊端，但官僚主义只是果，其根子还在于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专制政治体制，只要不改变这种政治体制，官僚主义是反不掉的，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的。

邓小平是一个巨人，但这巨人又是跛足的。

                                                       2020年6月21日写就

                                                     2026年8月6至7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