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体育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吗？
（旧文新贴三篇）

胡 平

    这些天来，奥运会是热门话题。一九八六年我在国内时写过一篇“论体育精神”，发表在《走向未来》杂志；然后《新体育》杂志还对我作了一次专访。一九八八年我在海外又写了一篇“奥运会与政治”，发表在当时的《中国之春》杂志上。

    这就是说，我算得上很老资格的体育评论家了。当然，我这个体育评论家不是从体育谈体育，我是从哲学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角度谈体育。这一点需要事先说明。

    在这次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金牌数名列第二，奖牌数名列第三。毫无疑问，中国运动员的刻苦训练与顽强拼搏是值得肯定值得赞扬的。

    谈到金牌数量或奖牌数量，我想我们不可低估俄国。俄国的金牌比中国少五枚，奖牌总数比中国多二十九枚。众所周知，在冷战时期，苏联是奥运会的老大。苏联解体后才轮到美国称霸。

    但实际上，前苏联的体育实力却不见得有多少下降。以这次雅典奥运为例，如果我们把俄国得的金牌再加上其他那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得的金牌，也就是加上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立陶宛、阿塞拜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其结果是：金牌45枚，超过中国的32枚，也超过美国的35枚：奖牌总数162，比美国的103枚几乎多出60枚，比中国的63枚几乎多出100枚。考虑到当今的俄国以及其他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已经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集中全国的力量办奥运工程争奥运金牌，那么，他们现在的成绩尤其不可低估。

    专制政权每每把奥运当成自己的形象工程，但事实证明，再好的形象也掩盖不了缺乏合法性的实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举办过十分成功的奥运会以对外炫耀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但只不过十年光景，这两个不可一世的专制政权就不复存在。这一教训我们不应当忘记。

    中国已经是金牌大国，但并不是体育大国。在中国，体育设施还相当有限，体育活动也不够普及。不是体育大国而能成为金牌大国，这和专制制度分不开。专制制度，用邓小平的话，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专制制度能够不顾老百姓的需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动用全部国家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现在，中国运动员已经拥有了向美国挑战的实力，但比较两国运动员的状况，其实大不相同。在美国，运动员的训练和参赛基本上都是靠私人机构赞助支持，中国运动员却是靠政府一手包办。在美国，除了少数具有观赏价值因而能赚钱的运动项目有职业运动员之外，大部分运动项目的选手都是业余的，中国运动员却清一色地都是职业运动员。这就引出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中国政府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培养运动尖子，以便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这是符合人民愿望、符合人民利益的吗？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推行市场化经济改革，提出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但是却不提金牌体育产业化。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认为，与其搞教育（包括大众体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金牌体育才真的该产业化呢。即便你认为政府应该给金牌体育拨款，问题是应该拨多少，应该怎么拨。

    对于那些为中国政府的金牌体育政策辩护的人，我只想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政府的金牌体育政策是符合人民愿望、符合人民利益的吗？不妨把问题提得更清楚些。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如果各级民意代表要靠公开竞选才能当上，如果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要通过民意代表的辩论与表决才能通过，那么，政府用在培养专业运动员，用在金牌体育、奥运工程上的开支究竟是会比现在多呢，还是会比现在少？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最可悲的事实是，在今天，中国政府依然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它公然地蔑视民意，强奸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赞成政府的决策，你也必须首先从原则上反对它的独断专行。在为体育健儿欢呼的同时，我们切切不可忘记争取自己的参政权利。

京奥VS人权

胡平  2008年8月9日

    北京奥运是历史上最戒备森严的奥运，最劳民伤财的奥运，最政治化的奥运，也是最严重侵犯人权的奥运。

    我们早就断言，北京举办奥运会非但不会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反而会导致中国人权的恶化。从中共当局在奥运前夕大张旗鼓侵犯人权的种种举措来看，事态比我们估计的还要严重。

    最近，中共当局提出新口号"平安奥运"。有人说新口号表明当局要用"平常心"办奥运。其实不然。所谓"平安奥运"，就象口号"稳定压倒一切"，那就是以保证安全的名义，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打击异己，强化镇压机制。

    想当初，中共当局夸下海口："要把北京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如今这种大话是不怎么说了。虽然北京奥运还没有开始，但是它已经创下了好几个史上之最：北京奥运是历史上最戒备森严的奥运，最劳民伤财的奥运，最政治化的奥运，也是最严重侵犯人权的奥运。这里单说对人权对侵犯，不仅包括言论权、集会权、示威权、结社权，也包括居住权、迁徙权、工作权、隐私权，等等；不仅仅是针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信仰者，还针对那千千万万的访民、拆迁户、农民工、 在北京的外地小商贩，甚至包括北京市民在内的许多城市的普通市民。中共打的旗号是防恐，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与其说是防恐，不如说是防民。

    日前，读到官方媒体上一篇文章，值得向读者介绍。7月26日，中国的《体育画报》刊出一篇署名关军的文章"火炬、忽悠、砸钱、大家乐"。文章讲到，辽宁省本溪市原定为奥运火炬传递城市。本溪人起初还很高兴，觉得很光荣。殊不知随着火炬传递时间的临近，安保压力越来越大，本溪市的安保之弦也越拉越紧，"仿佛要经过这座城市的不是祥云火炬，而是敌对国的装甲车"。

    作者告诉我们：火炬传递线路几经斟酌，最终决定绕开所有繁华地带，安排在滨河路从体育馆到殡仪馆一段，这里不仅人少，路边的建筑都少，容易控制。全市所有的网吧、按摩、洗浴、娱乐场所都接到通知，只能经营到晚上11点半之前。这些基本靠夜晚做生意的店家门前，很快出现了大量的变卖、转让的广告。

    火炬传递起点旁的社区，有近百临街住户，生活大受干扰。首先，是因为政府要借用他们的阳台，贴上中国国旗与奥运五环并列的招贴画。然后，有警察和街道干部三天两头来做工作，确定房间的固定住户，登记备案，而且被告知火炬传递时既不许家中无人，又不许开窗，不许在窗前观望、走动。在6月底7月初，做了两次演习，每个沿线住户家都会安排一名警察或政府工作人员入户值守，以防意外事件。有位住户，因为拒绝给值守人员开门，被带走审查，关了好几天。

    普通市民是不允许去现场围观的。所谓围观群众都是上面安排的。他们都来自全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每个人都经过政审，配发专门的证件。在演习那天，他们被要求早晨5点半到位，一直面带喜悦地站到10点。不许带打火机，也不许带饮用水。据本溪财政局官员透露，本溪为火炬传递投入了5000万。这还仅仅是市财政的看得见的投入。

    到了7月14日，省里决定，取消火炬在本溪的传递。那些被选上当观众的孩子们不免大失所望，校长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怎样给孩子们做解释。不过绝大多数市民，包括警察和观众们，都很高兴火炬绕过了本溪："终于不用折腾了。"大家松了一口气。

    是的，我相信本溪人松了一口气。因为据我所知，不少按计划完成火炬传递的城市，老百姓的怨气更大。

    读到这些报道，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呀？不就是一支火把吗？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和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也没有这样公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老百姓象贼一样防范，象傻子一样忽悠折腾啊！

    然而再静下来想一想，你不能不感到恐怖：政府可以做出如此荒谬的决定，动用如此庞大的资源，造成如此广泛的社会动员，对民众实行如此严格的控制，不但霸占公共领域，而且还明目张胆地侵入私人领域；广大民众要么积极配合，要么也只好消极顺从。透过中国政府这些既野蛮霸道又荒唐可笑的举措，我们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底色。

    通常，人们都认定，自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中国就进入后极权时代。这种说法当然是有大量事实依据的。今日中国和毛时代确实大不相同。但问题是，在中国，一党专制依旧，极权主义那部机器还在。尽管这部机器的有些部分已经改掉了或废弃了，但其关键部分还在，只不过由于动力不足，平时没有充分展现其功能，很多人误以为它的功能已经丧失。如今要开奥运了，当局开足马力，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它的狰狞面目。不错，当局这些表现，应属阵发性痉挛，不会持久的。但问题是它还拥有这么做的能力。"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恐怖。

    时至今日，中共关于改善人权的承诺，已经变成绝大的讽刺；国际社会对通过奥运改善中国人权的期待，也已经化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下，80多 个外国政要出席开幕式，很容易被中共解释成对它的认可或支持。事实上，在这种场合下，外国政要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也很难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表示，因为外交原因，他在中国期间无法具体谈论人权问题。他表示，作为奥委会的负责人，他出言不得不谨慎，以保护运动员。他同时承认，他失去了部分言论自由。

    中共卯足气力办奥运，是为了借此向全世界展示其大国崛起的形象。那么，中共现在的种种做法，岂不是严重地损害了它的形象吗？是的。按照普适人权理念当然是。中共知道，按照普适人权理念，它的所作所为是大大过不了关的，但是中共正是想向国际社会表明，我们不照你们的那一套做，我们反而做得更好。面对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批评，中共摆出的架式是，你批你的，我做我的；不是我要将就你那一套，而是要你学会将就我这一套。中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和普适人权理念对着干。中共就是想表明，正因为我们拒绝你们那套人权民主，所以我们才保持了社会的高度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中国奇迹。中共就是想通过成功主办奥运，让世界承认它的辉煌成就，接受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京奥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它更是对普适人权理念的一次叫板，一次挑战。

    但我也必须指出，中共的严打严控，其实也是不得已，是骑虎难下。自六四后，中国的改革步入歧途，权贵私有化积重难返，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严重，当局已经无力在既定的框架内化解这些矛盾与冲突。近几个月来频频爆发的群体抗暴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民间的愤愤之声，还仅仅是冰山之一角而已。如今的中共专制政权， 既非常强大又十分虚弱。北京奥运最清楚不过地向世人显示了这一点。

“被举国体制”可以休矣

胡平 2012年8月9日

    围观伦敦奥运，国人议论纷纷。我注意到，和四年前相比，批判举国体制的声音有了十分显著的增长。当局感到很大压力，不得不派喉舌出马替举国体制辩护。

    8月3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举国体制是好体制”。文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价一种体制优劣，光靠嘴上说说不能服众，最根本的还是要拿事实说话。以竞技体育为例，哪种体制能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创造好成绩，帮助人类挑战极限，这种体制就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相对薄弱，要在体育方面迎头赶上，必须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举国体制是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选择，而且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

    上述辩护毫无说服力，因为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举国体制能不能培养出金牌选手，而在于一个国家该不该置大众体育于不顾，而把有限的体育经费大量地投入在培养少数金牌选手身上。

    早在 1988年汉城奥运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剖析举国体制。当时我没用“举国体制”这个词，我是用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指出，从那几届奥运会的情况看，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常常高出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于共产党名符其实地控制一切，所以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价值目标强加给全社会，它可以倾一国之力去达成任何它意欲实现的目标。因此，它可以用牺牲农民的办法高速实现工业化，它可以在亿万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爆炸出原子弹。同样地，它也不难在同等国力的情况下比那些自由的社会取得更突出的体育成就－－只要它立志要取得这种成就的话。通常，它是极欲取得这种成就的，因为这种社会的统治者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追求虚荣甚于追求繁荣”。“通过这种制度，我们就能够在体育设施普遍缺少和落后的情况下，在全民体育运动水平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竞争能力的运动明星”。

    不错，举国体制确实有利于造就金牌选手。那又怎么样呢？那是否就证明了举国体制是正确的呢？当然不。《北京日报》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给自己保驾，殊不知实践标准这个命题本身就大有问题。因为实践标准充其量可以证明手段的有效性或工具的有效性，但却不能证明手段或目的的正确性，也不能证明目标或目的的正确性。譬如，实践证明了服药对提高运动成绩是有效的，但这就证明了服药是正确的是应该的了吗？举国体制有利于造就金牌选手，但是，把夺金牌置于首位，为此不惜牺牲大众体育，这样的目标难道是正确的是应该的吗？

    我在文章里写道：“社会主义当然有它的优越性。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优越性，坏的社会制度之坏，不在于它全无优越性而是它的优越性太少或太不重要或是其代价太高。”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中国金牌第一，惹得很多日本人眼红，日本一家电视台用电话让国民投票发表意见。结果是：有将近60％的受访者希望日本也大力培养金牌选手，让太阳旗在奥运会高高升起。40％的受访者则表示只要参与就行，金牌多少不重要。然而问到投入税金，结果正相反，60％左右的受访者不赞成增加体育税金。

    问题就在这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有取必有舍，有得必有失。当中国赢得大量金牌时，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愿意用这种所失去换取那种所得吗？

    就以日本为例。日本地狭人稠，但是日本的人均体育场地也有19平米，而中国的人均体育场地只有1.04平米。中国游泳选手孙扬赢得奥运金牌，梁文道大呼：“孙扬让中国男人在游泳池中站起来了。”这话刚好说反。孙扬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让大多数中国男人被剥夺了在游泳池游泳的机会之上的（当然，责任并不在运动员身上）。美国是游泳大国，不算私人游泳池，单单是公共游泳池就多达36万个。当初英国为了迎接伦敦奥运，政府拨款，开放全国1600个公共游泳池让16岁以下的孩子们和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游泳。中国有多少公共游泳池？平均下来，多少中国男人才能有一个游泳池？问问全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公共游泳池能让自己、让自己的孩子游泳呢，还是希望仅仅是坐在电视机前看到更多的中国游泳选手拿金牌？有人说“我支持举国体制，因为它能提高民族自信心”，这种说法充其量反映了说话者自己的价值偏好（准确地说是投合了专制统治者之所好），它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大多数人民的价值偏好。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先前就提醒过，中共领导人讲话，常常省去主语。“集中力量办大事”，“谁”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言而喻。这话的主语是共产党，确切地说，是中共一小撮领袖。人民不是主体，人民不过是他们为了满足他们的利益而拿在手中随意使用的“力量”而已。举国体制的辉煌成就，无非是印证了在中国，纳税人没有代表权这一可悲事实而已。

    另外，我们也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都热衷于大兴土木，大办豪华盛典，大搞面子工程，因为那不但可以显示统治者的赫赫权势，更妙的是，它还可以强化被统治者的认同，让很多被统治者暂时忘掉自己被剥夺被损害的处境，误以为自己也分享了统治者的光荣。这才是更可悲的啊。

    这两年，中国网络出了一个流行词：“被”。被代表，被集体化，被自杀，等等。这区区一个“被”字，就把中共专制的本质揭示得一清二楚。举国体制，其实是“被举国体制”。这样一种体制，必须否定，必须取缔。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4期 2012年7月27日—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