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透过黎东明一案引发的联想与思考.......晓明

据近來中国的相关媒体报导，曾因2001年“7·17” 特大透水事造成井下81名矿工遇难的责任人黎东明（当年被号称的“广西矿王”）、“ 广西首富”），事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但罪犯黎东明在广西英山监狱服刑仅两年，2004年即被保外就医，后到云南蒙自重蹈旧业开矿，2009年又成了云南的“矿王”、“ 首富”。在云南因和他人发生股权之争、以及商业对手的举报，使黎东明一案再次发酵, 从而引发了广西监狱系统原主要领导及相关官员16人腐败窩案的暴露，此案再度引起了媒体和国人的广泛关注。

据广西电视台记者、《北京青年报》和其它相关媒体当年的记者调查报告显示，2001年7月17日凌晨3时，中国广西南丹龙泉矿业总厂所属拉甲坡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矿井被大量湧水瞬间淹没，相邻7个矿井中正在采矿的81名矿工当即被水淹死，酿成了震惊世界的中国“7·17” 特大矿难事故。

事故发生后，矿长黎家西立即把消息向矿主黎东明（拉甲坡矿业主、南丹龙泉矿业总厂经理，拥有个人财富数亿元，号称广西首富）报告。按照安全生产正常程序事故发生后除了当即积极设法排水救人外，应立即向政府报告事故，但黎东明却到当天下午5点多钟才向县里电话报告发生了事故。当时接电话的是主管矿山安全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莫壮龙，当晩8时莫壮龙和该县的副县长韦学光赶去与黎东明会面，黎东明曾说死人的情况尚不明，水透的这么快，不易抢救，死人是肯定的，但死多少不明，要求县里不要将事故向上级报吿，由矿里内部处理；并表明矿里内部的工作可以保密，尽力做好，但外部和上面他没有办法。

得知情况后，莫、韦二人心情很紧张，当即（晩上9时许）打电话向县委书记万瑞忠报告。万瑞忠回答说这个事情你先放下，等我跟县长唐毓盛商量一下再说。至此这起重大透水事故发生的当晩，南丹县四位主要领导全都得知实情，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处理的呢？

透水事故发生41个小时后，7月18日晩8时左右县委书记万瑞忠就召集县委县政府另外三位主要领导唐毓盛、莫壮龙、韦学光开了一个简単的硑头会。会上由刚从事故现场赶回來的莫壮龙汇报调查情况，他说了四层意思：一是说发生亊故的那个地方是在海沷负180米，那地方沒有人能下得去，看不到；二是说窿道里灌满了水，抽干水要三个月，沒办法抽；三是说龙泉矿主已经把死难者善后工作全部处理完了，现场看不到一点迹象；四是说龙泉矿主不会因此事连累上级领导。这四名领导人在会上讨论的问题居然不是如何加大力量抢險救人，立即向上级报告，而是决定隐瞒事故不报。他们当时想的是事故出了，上报的话，在社会上一公开，自己就会被处分；再有就是考虑到县里和地方的经济利益。大家统一了意见，最后万瑞忠拍板决定不向上级报告。

根据四名领导人会商决定，19日莫壮龙即正式把县里的决定跟黎东明讲，要求矿里做好内部工作，这正合黎东明的想法，不因此事给南丹带來太大的损失，如果县里能控制这个事情，他就会尽力配合，于当晩就正式布置往下做工作。亊故发生的第三天晩上，黎东明召开拉甲坡矿全体职工大会，严令矿工不许说出事故真相，密令矿长黎家西拆除抽水设备，清理事故现场，又让公司财务支付现金给遇难矿工家属，第一笔钱是200多万元，后來增加到七八百万元。

经过一畨周密的安排，有县里帮忙捂盖子，黎东明认为，一场特大透水事故就可以消失在无形之中了。就这样在县里和黎东明的精心掩盖下，南丹大厂矿区显得异常平静，好像一切从未发生过。然而隐瞒终归是不能持久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讯息的传播是无法封锁的，7月22日网上已有透水事故的事流传了，此时的黒幕一角正在被悄悄揭开，有关透水事故发生的种种猜测跟着见诸报端，至此南丹发生矿难的消息正在开始成为热点新闻。

透水事故经媒体暴光后，引起了广西和中央的重视，8月初广西和中央都派出工作组赴事发矿区实地调查。但，直到此时县里领导和矿主仍在调查组面前说没有发生事故，企图隐瞒真相，并组织上百人的护矿队阻挠调查人员的调查，警告工人不准与外來人员接触，不准涉露透水事故之事，谁涉露就会被惩罚、被打。

·这显然是一起特大的责任事故。据广西和中央调查组调查发现，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特大矿难事故，主要原因是由于官商勾结，以钱开路，行贿受贿，为某些官员和矿主的巨大私利而乱发探矿、采矿证件，非法开采国家保护性资源，以采代探，乱采滥挖，有关主管部门又长期监管不力，矿主无视矿工生命，缺乏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工人作业环境非常恶劣，一直以來矿工伤亡事故就不断发生------终于酿成了此次的重特大矿难事故。

事故发生后，县、地区、自治区等纪检、监察、检察、公安部门对涉及失职渎职犯罪、行贿受贿犯罪、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及涉黒涉恶犯罪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有128名相关责任人受到查处。除县里的四名主要领导人万瑞忠（被判处死刑）、唐毓盛（判刑20年）、莫壮龙（判刑10年）、韦学光（判刑13年）、矿主黎东明（判刑20年）外，尚有县、河池地区、广西自治区、国土资源部勘查司等多名官员受到法律惩处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据2016年8月8日财经网报导，6月20日，广西监狱管理局原党委书记、政委钟世范（副厅级官员）涉嫌滥用职权、受贿一案被审查起诉。与钟世范案几乎同时进入公诉程序的，还有广西监狱管理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司法厅副厅长梁振林，广西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广西人防办纪检组长曾爱东，以及监狱系统相关官员共16人相继落马，这是由黎东明案引发的广西监狱腐败窝案。

案情的起因缘于2001年“7·17” 特大矿难事故，矿主黎东明被判刑20年，被送到广西英山监狱服刑。早在该案审理期间，黎东明家族就捐款数万元为监狱建图书馆，当黎东明被判刑后送到英山监狱服刑时，黎东明又指使族人用金钱开路，行贿监狱系统官员，从而得到了广西监狱系统两名最高主管官员及英山监狱一把手等16名相关官员的特别关照，使案犯在狱中获得种种优厚“待遇”！这些监狱系统官员收到好处后，就想方设法为其减刑及保外就医创造条件，肯为黎东明卖命。他们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或出具虛假证明材料，使其立功受奖或者疾病证明。就这样，被判20年重刑的罪犯黎东明，在英山监狱仅待2年，一个无病无痛的服刑犯，2004年就获准保外就医出狱。出狱后，黎东明依旧得到钟世范、梁振林等人的多方关照，通过减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等多种手段，使黎东明此后十多年间就再未踏入监狱。

早在南丹矿难发生前3年，黎东明就曾赴云南蒙自考察那里的有色金属矿业，并投资购买了几座金属矿山。这些矿山在开始时由于技术原因及那时的市场不好，盈利不多。其后由于技术难关被攻克，加之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一路走高，黎东明被腐败官员放出狱后就奔赴云南蒙自主持那里的矿业，使生意大有起色，至2005年他在蒙自的企业产值就达10亿元，超过了他起家的南丹矿冶。

随着云南蒙自矿冶的实力不断扩大，在2009年的胡闰百富榜上就显示，黎东明家族坐上了云南首富的位置，使他和他的家族大为光火，许多云南媒体人得知消息后蜂拥前往采访。黎东明由于是从监狱出來的，他在云南十分低调，从不露面接受采访，公司下属还为此四处做工作，要求媒体不要刊发相关报道。尽管如此，在中共十八大后开始的反腐风暴中，云南有多名高官落马，在云南操持矿业多年的黎东明终因这些而受到波及。据蒙自商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黎东明与云南高官的关系密切，他曾是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的座上宾。白恩培落马前后，黎东明曾为此被纪检、司法机关问话。此外黎东明还遭到了商业对手的阻击，因为矿山股权之争，黎东明与一名合作伙伴反目，这位合作者四处举报，说黎东明本是一名监狱服刑犯，理应该在监狱服刑，出來经商根本就违法。

正是由于黎黎东明在云南遇到了种种“麻烦”，最终成了引爆广西监狱腐败窝案的导火索。因云南的案子被汇报到上级后，上级要求广西方面查清黎东明当年究竟是怎么出狱的。通过调查，终于引爆了广西监狱系统官场地震。钟世范等人不但在黎东明一案中犯罪，其它的服刑犯也有靠行贿而侥幸脱离牢狱之灾的。此外，在监狱工程建设、物资采购、人员任免等方面，钟世范、梁振林、曾爱东等人都曾为自己大捞好处，成了典型的腐败之徒。

担负管理职责的广西监狱系统钟世范等16名官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为非作歹，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最终他们不但没有改造好罪犯，却因一个富豪罪犯黎东明，把广西监狱系统最高主官及其下属等16名官员改造成了罪犯！至此，人们会问：这个法律公正性、它的震慑力、尊严、严肃性何在呢？

透过上述黎东明案的简要回顾，再有由黎东明案引爆的广西监狱系统腐败窝案的曝光，面对当今中国的种种社会现实，国人是无比忧虑与愤恨的。每每想到这些，定会使人沉入了众多的联想与思考之中------

中国的《矿产资源法》中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

这些白纸黑字早已明白规定了的条款，但现实中又有多少人去遵守执行呢？君不见那些每每见诸媒体嚗光的对矿产资源的滥采乱挖，不但使国家资源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由此而带來的环境破坏，各种频发的矿难事故使国家财产蒙受损失和矿工生命的消失，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在煤炭、石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等等矿山的采矿中大都是如此，近30年來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数不胜数。这个国家的监管到那里去了？

笔者是一个从事过有色金属矿产地质勘探工作的地质工作者，深知各种矿产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它是不可再生的。各种矿产资源只能由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开发利用，绝不能由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采矿。但现实社会中却是非法采矿随处可见，国家资源和环境惨遭破坏，多少鲜活的生命消失在矿难事故之中，使人忧虑痛心；而由此使一些官员和个人大发横财，则令人无比愤恨。由此可见，大力整顿矿业秩序，严禁非法采矿已成了当前的重任。

就以黎东明一案來说，此人本是一个乡村小学代课教师出身，其后他弃教经商，不管他有何等样的聪明和才干，如果他不是靠官商勾结，靠非法滥采乱挖国家矿产资源，他能成为“广西首富”、乃至“云南首富” 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的致富是他违法乱纪、是官场腐败带來的恶果。这样的“富人” 中国是不需要的，应该立即把他重新收监，终止他的所有非法采矿行为，并按司法程序清查他的非法所得，将其收归国库，方显得社会的公平、公正与正义。

由黎东明案引曝的广西监狱系统腐败窝案，这只不过是全中国贪腐犯罪的冰山一角。近日又有媒体报道，广西的城乡规划建设系统又有多名官员因违纪违法、利用职权谋私利而落马，成了又一起腐败窝案。其实在中国的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大小官场，可以说贪污、受贿和形形色色的腐败是无其不有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开放以來，这种贪腐犯罪不但是人数愈來愈多，而且涉案金额越來越大，贪腐官员的级别也越來越高，这早就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从八十年代初期广东处决的第一个贪官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开始，至中共十八大之前，受到查处、判刑、乃至被处决的贪腐官员，仅省部级及其以上的高官就有：王宝森、铁英、胡长青、李嘉廷、刘知炳、刘方仁、成克杰、李纪周、张国光、于飞、王乐毅、田凤山、王守业、侯武杰、张宗海、王立军、刘志军、薄熙來------等等一大批，是数不胜数的；再加上那些众多的中、下级贪官、乃至最底层的村官，这个贪腐官员群体总数就更是惊人，难以胜数了。

自中共18大以來，受到查处的大小贪腐官员虽未见有统计数字公布，但可以预计至少在数以万计以上。据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仅省部级及其以上的高官落马的就有李春成、李东生、刘铁男、倪发科、苏荣、朱明国、申维辰、冀文林、宋林、万庆良、隋凤富、韩先聪、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等60多人。这些髙官们贪腐惊人，丑恶无比，震惊了中国，震动了整个世界，令人惊愕、咋舌，却又是早就预料中之事。

当今之中国官员腐败已渗入到了各个领域，成系统，上轨道，贪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成了典型的“中国特色贪腐”，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面对如此严重的官场腐败社会现实，面对如此众多的贪腐官员，中国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中国的执政者和全体中国人必须看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全力以赴整顿官场秩序，加大反腐败力度，彻底清除一切害群之马，这是中国当前之首要重任。

官员的贪腐问题世界各国都有，这是本不足为怪的；但，在中国，官员的贪腐却是独具特色，是任何国家都少见的。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信仰的缺失，道德沦丧造成的“一切向钱看”，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化的影响，特别是近世以來共产文化和毛泽东思想的侵蚀毒害；再加之中国人自身存在的劣根性，如偏见、固执和狹隘、自私、素质低下、不文明、贪婪成性、乃至粗暴、残忍------等等。长期以來这些劣根性在一些中国人身上总是挥之不去的。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长期存在和共同影响，才铸就了当今独具“中国特色” 之贪腐。

人们知道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会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已为历史和现实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了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概莫能外的。正是由于在独裁专制的共产社会里，在共产文化的毒害下，毛泽东才能称王称霸，独断专横，腐败无比，在中国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纪大灾难；像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和其它众多贪腐官员们之所以能夠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疯枉敛财、腐化堕落，不就煶因为他门手中执掌了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大权，而这种权力又沒有相应的制约机制，也缺少新闻媒体和舆论的监督，才使这些贪腐官员能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既使他们因偶然的因素一批批倒下，但在专制腐败的社会制度下，必然又会产生一批又一批新生的贪腐分子。如此反复循环，该因是独裁专制共产制度之缘故。

任河一个生活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人，只要是头脑正常的，必定会看到或听到种种存在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诸如贫富两极的悬殊分化；腐败的横行蔓延，官商勾结，官黑勾结，欺压百姓，强征土地，强制拆迁；趁国企改制之机掏空国有资产，中饱私囊；社会不公、不义，弱势群体举步为艰，各种群体性骚乱事件频发，社会充满谎言、暴力与血惺；世风日下，一切向钱看，信仰和道德危机到了最严重的时刻；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居高不下；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假冒伪另产品坑害国人；环境破坏和污染愈益严重；底层民众生活艰辛，住房难、看病难、升学难、就业难使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等等。正是由于这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存在，使广大民众满腹牢骚，对社会充满了忧虑和怨恨。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存在，不但使这个社会极度不和谐，而且隐藏着极大的社会危机；如若不能极时解决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定会成为社会的一个火药桶，随时都会有发生爆炸的可能。就像是储藏着巨大能量的火山与地壳运动那样，随时都会形成火山爆发或者是强烈的地壳运动而出现沧海桑田的巨变。

当今的中国社会就是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要么是爆发暴力革命，要么是和平演变、理性变革，二者之中，总是会有一种要发生的。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人们得知，和平、理性的社会变革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样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如果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使社会变革，像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或近世以來的共产革命那样，就不是人民的希望了，那只不过是推翻旧独裁者让新独裁者当政，对国家和人民是毫无好处可言的。如像李自成和洪秀全那样的农民起义，尚未夺得全国政权他们就想称皇而腐败不堪了；像毛泽东那样的共产革命，实际上也是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推翻了旧政权，所建立的仍是一个更为独裁专制的政权，给国人所带來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灾难。这样的暴力革命国人绝不需要的，这种教训对中国人來说是太多、太深刻了，应该永远牢记，拒绝暴力革命，切不可重蹈过往历史的覆辙。

纵观上列所述，可以说当今中国各种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形形色色、普遍而又尖锐复杂，是以往封建时代、乃至北洋军政府时代、蒋介石独裁专制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是一个腐败不堪的社会。虽然当今的执政者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为救党保权，他们也在髙调反腐，宣称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并在反腐斗争中一举拿下了近百名高官，取得了不少成绩，打破了以往刑不上常委的惯例，把周永康这只“大老虎” 拿下了，震动了整个官场，使那些尚未暴露而隐藏的大大小小的贪腐官员提心吊胆。同时声称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并对官员作出了改正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等，表现出了亲民之举。这些当然是得民心，受到国人称赞的。但仅就些显然是不夠的，因为这些仍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狠下功夫，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才有可能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会证明，在当今世界上，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宪政民主，以及人权和自由、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是当今世界人类的共同追求，是任何组织和任何一种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时代不同了，独裁专制的一套应该彻底根除了。那种在近世以來喊了近百年的所谓“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愚弄百姓的欺人之谈，乃是“独裁专制” 的代名词，它给世界人类带來了巨大的灾难。如前苏联、东欧各国、阿尓巴尼亚、前南斯拉夫、古巴、中国、朝鲜、蒙古、越南、柬埔寨------等等众多国家，共产独裁专制给这些国家造成了数不尽的大灾难，这些血腥的痛苦记忆是世人永远难忘的。

而今“共产主义” 这种反人类的邪说大概没有多少人信了，已经被许多国家的民众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人类之大幸。遗憾的是，在当今的中国仍有少数人还在公开或变相地为“共产专制” 和它的“主义” 招魂呐喊，他们公然大批“普世价值”，否定“宪政民主” 之路，胡说什么“鼓吹宪政民主那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高喊“老祖宗之法不能变”，“ 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要自信”，要坚信“我们的制度优于西方”------等等的一套说词。这是一股企图阻挡社会前进的暗流，国人千万不能再信这一套谎言，一定不能忘记毛氏共产专制给我们带來的巨大世纪之灾。

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它的宪政民主政体是优越的，它代表了当今的时代潮流。尽管它仍不完善，仍会存在不少问题，值得研究和改正；但，最差的宪政民主政体国家一定要比最好的独裁专制国家要好，这是确定无疑的。君不见资本主义宪政民主政体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等许多国家，乃至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和宪政民主的政体，那是为许多中国人所响往的国家和地区。许多人都想到这些国家去留学、打工、移民；那些有钱有势的权贵家族大多把自己的子女、家属送到这些国家，财产也转移到这些国家，在那里购房置业；就是那些贪腐官员也都往这些地方逃，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还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比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优越的缘故么？现在应该是坚定不移走宪政民主之路的时候了，千万不能再犹豫。

要彻底祛除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幣端，使中国能更好地前进，惟有实现宪政民主的政体才有可能的。为此，就必须要首先改变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开放党禁，由多党竞争执政。同时要切实做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疒，开放报禁，允许新闻和出版自由，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些，社会才能公平、公正，才有正义可言，才能使各级官员都置于民众监督之下，減少或者杜绝官员的胡作非为，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才能建成。这些问题中国人喊了一百多年了，但始终未能实现。

就是当年共产党的领袖们为了夺取政权，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他们就曾高喊过这样的口号，他们所领导下的新闻媒体也是这么宣传的，那时他们宣传得最起径的是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这篇社论，而一旦他们夺得政权，早就把这些抛到了九霄云外，不但不准人们谈论这些，反倒要批判他们曾经喊过的这些口号，甚至把主张宪政民主的人士诬之为“敌对势力”，岂不是天大的怪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