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
─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
仲维光
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是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属于三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移居他国的欧洲精神生活的代表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著作开始在盎格鲁撒克逊英语世界受到注意和讨论，公众逐渐熟悉他的名字。大约在六十年代中期后，他的思想在德国和欧洲其它地区间接地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争论，在政治思想的讨论中他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波普的广泛承认是在八十年代开始的，从此波普被人们承认为理解现代民主社会的奠基者。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七日，波普与世长辞。那天正是周末，欧洲各国的电台和电视台都在主要新闻节目中报导了这一消息，在其后几天欧洲各主要报刊都以显著版面连续撰文悼念这位大哲学家的去世。其中最主要的德语报刊《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时代周刊》和《新苏黎世报》都是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文章纪念这位哲学家，介绍他的生平，评述他的思想工作及其社会影响。除了著名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拉尔夫·达伦多夫等人外，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等人也为卡尔·波普的去世撰写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卡尔·波普被称为：
“在德国的西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当代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康德以来启蒙思想传统的继承者”，“自由主义的首领”，“开放的教授”，“责任的教师”，“真理的游击队员”等等。
卡尔·波普在生前获得了很多荣誉。一九六五年他在英国被授予爵士勋位，一九七四年在希尔普（Schilpp）的活着的哲学家丛书中出版了两厚册的波普著作。一九七六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一九八二年成为荣誉会员。他获得过很多学院和其它的荣誉，并且得过几项具有很高荣誉的奖，如索宁奖（Sonning-Preis）、伦纳奖（Renner-Preis）和托克维勒奖（Tocqueville-Preis）。
然而，波普的一生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可以说充满了困难和艰辛。被人们称为经典性著作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最初在新西兰和美国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由于他坚持不懈地和各种极权思想和各种非理性的虚妄要求进行争论，因此他一直遭到欧洲某些知识分子的抵制和排斥，直到六十年代,他在欧洲大陆很少为人们所知，到八十年代他才获得人们的广泛承认。
波普的一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是如何在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中生活和追求的，为我们了解认识欧洲大陆社会和各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其倾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卡尔·波普的去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遗产和问题。
一．生平
二．哲学思想：
1.来源
2.归纳问题
3.证伪、分界问题和易错论
4.三个世界
5.批判的理性主义
三．政治哲学
1.思想变化
2.对导致极权主义的哲学家及其哲学的批评
3.寻求一个开放的社会
4.开放社会的敌人：社会批评和生存问题
四．卡尔·波普与德国
1.波普和阿多诺在图宾根会议上的争论
2.六十年代的社会学思想争论
3.对这场争论的最后评价
4.对德国政治现实的影响
五．结语
一．生平
1902年7月28日，卡尔·波普诞生在维也纳的一个非常富有文化气息的犹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是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博士，母亲是燕妮。卡尔·波普的家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紧靠教堂。充满书籍和音乐。他的父母放弃了犹太教信仰。父亲是一位律师、也是作家和社会改革家，非常喜爱哲学。他的母亲爱好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和他父亲一样对社会和哲学问题非常关心。他在父母的房子中首先发现的就是丰富的藏书，他从柏拉图一直读到叔本华，其中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弗洛依德和阿德勒。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音乐才能。但是这一舒适的天地却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着。伴随着战后余波紧接而来的是通货膨胀，饥饿人们的暴乱和枪击。
他一生的前三十三年主要是在维也纳度过的。维也纳，那个时候是欧洲精神生活的中心。这些冲击和感受对于他的生活和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十六岁时出于个人的忿怒的反叛，波普离开了家庭和学校。他一方面从事一些体力工作，另一方面在维也纳大学注了册。从十六岁开始波普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和音乐史等课程。他曾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轻率地接触了共产主义，但是，1919年，他看到共产党人在操纵游行时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甚至草菅人命，他就成了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
波普开始对自命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它对未来历史进程的预言，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成为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全心全意地认同维也纳的工人运动，认同教育解放，和平主义，改善居住条件等理念，并且愉快地和其他成员一起参加登山、古典音乐和文学活动。
在另一方面，1919年也是他的一个转折点，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带领的一支日食远征队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与那些马克思、佛罗伊德、阿德勒（波普在1919年和他一起工作）的追随者们所要求的大量的不容易证实的理论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伟大的科学理论的确立如此艰苦，它给予波普极其深刻的印象。波普开始理解到他所称之为的“划界问题”，即真正的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之间的划界问题。波普的回答是，这两种理论间的界限在于，不是是否能由经验证实，而是是否能由实验对它们证伪，或者说它们是否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理论比牛顿理论有那么多的证实材料和可靠性，但是现在它被爱因斯坦的理论代替了。波普的这一思想在1933年首次成书出版。
在这一段时间，波普不得不生活，尽管他非常节俭。他依靠辅导美国学生挣很少一点钱。在1922-24年期间，他学习了细木工手艺，但是长时间的锯、刨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于是他转而作照顾无家可归的儿童的社会工作。1925年他在一个新成立的教育所注册，在那里他遇到了约瑟菲娜·安娜·亨宁格（Josefina Anna Henninger），他后来的妻子。他们都成为了维也纳的中学教师。1928年他在著名的心理学教授和语言理论学家卡尔·比勒（Karl Buehler）那里攻读博士，论文是关于思维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工作。在其后的几年中，他以关于公理，假设和概念问题的工作取得了作为高等学校数学和物理系讲师的资格。1930年，他在维也纳这类相关学校中获得了第一个位置，并且和亨宁格结了婚。自此，他的妻子直到1985年11月去世，终生不倦地支持他的工作。
那时他开始研究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问题，并开始理解到休谟的归纳问题。他开始相信，他根据证伪所解决的划界问题也为其它基本问题提供了解答：即，一个科学理论不管它怎么好，它永远只是一种推测。它可能已经经历过很多严格和精密的检验，但是，这些并没有为它提供一个归纳支持，归纳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了。波普的这一主张受到很大的争议。
1932年，他在赫伯特·费格尔的鼓励下，完成了他的巨大工作的第一卷《知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这本书只是在1979年以德语出版过。这本书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受到广泛地阅读和讨论，其中包括卡尔纳普、纽拉特、石里克和魏斯曼。
此书的一部分包括在1934年出版的《研究的逻辑》（后来出版的英文版书名为《科学研究的逻辑》）一书中。虽然这本书直到1959年英文译本出版以前只有非常少的人读过它，但是，它使这位中学老师置身于第一流的哲学家的行列。由于布施四重奏小组的组织者的妻子弗丽达·布施（Frieda Busch）的介绍，这本书引起爱因斯坦的注意。爱因斯坦对波普说，剔除某些错误，这本书将肯定是非常精采的。
1935-36年，在苏珊·斯蒂宾（Susan Stebbing）的邀请下，波普在英国度过了很重要的一段时间。他会见了埃耶尔、柏林、罗素、赖尔、薛定谔、伍特格，在伦敦经济学院见到了哈耶克和鲁宾斯。他讲授了塔尔斯基的真理论，在伦敦经济学院讲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36年他到哥本哈根会见了尼耳斯·玻尔。
他的书出版在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他和维也纳学派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并不是它的成员，这个时候，由于纳粹威胁的逼近，由于奥地利处于战争的前夜，维也纳学派正在解体。虽然波普仍然支持社会民主党，但是他已经对它没有幻想。他们不准备和反民主的右派斗争已经损害了工人群众对民主的信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如果武装自己反对法西斯主义，它将可能激起右派军国主义的增长，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新武器，波普对这一想法坚决反对。
在这个时候，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学院（Canterbury College）登广告招聘一位哲学高级讲师。由于预感到纳粹将接管奥地利的危险，因此他提出申请，并且得到了这个职位，1937年，他到达了新西兰，并且此后在那里度过了九年的教书和研究生活。也是从那时起，他被迫用英语思考和写作。他继续研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后来在1957年出版，他在书的献词中写道，“纪念无数的死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信仰的牺牲者”。关于柏拉图的一部分，由于他做了充分的分析和展开，最终变成了《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第一卷。这是一部极其卓越的以理性和民主反对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著作。这里有一个插曲，1943年，他在用电报回答来自伦敦的一个建议，将“及其敌人”改为“及其反对者”时说，“认为用敌人更好”，这一回答立即引起了警察当局的注意。这两部书包括了十分重要的社会科学方法。
在坎特伯雷学院他和脑研究家约翰·埃克勒斯（John Eccles）经常接触讨论。还在战争其间，1945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经济学院就以讲师身份邀请他到学院工作，提供给他一个讲授逻辑和科学方法的位置，他在1946年接受了这一位置。1949年被提升为教授。其后，他成为现今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哲学、逻辑和科学方法系的主任。在那里，他一直积极工作到1969年退休。
在他的讲座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以响亮的低音陈述的思想，明确、严肃而深刻，并且经常穿插一些充满生气的顽皮的笑话。在听众中时常包括一些来访的著名的人物。在英国他开始成为科学哲学界的活跃的哲学家。在伦敦经济学院他每周举办的讨论班上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人们期待演讲者解释他的问题，宣布他的题目，这一切经常是在批评的火焰中进行的。论证不允许那种狡猾的命题转移，如果一旦违背了这种严格的要求，发言者肯定会遇到麻烦。
五十年代初期，他逐渐患了一种烟草过敏症。因此，他回避公众场所，大部分时间在妻子的帮助下在家中工作。一小圈朋友定期来访问他。他贯于把大家引导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上，偶然他也会倾泻出对那些已经断定是剽窃的或是背叛了他的学生的恶行的苦恼。关于他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的名声当然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在五十年代中期，他用英语重新编写他的第一本书，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关于几率、简单性和确证的附录，以及一个很长的后记，使它长达八百页。在比尔·巴特利（Bill Bartley）的帮助下，到1982年，这本书才分成三卷得到出版。在其它那些问题中，它论证了非决定论和物理几率的倾向解释。
在他的《推测与反驳》（1963）一书中有新的很长的一章阐述这一思想，一系列错误的理论可能正在和真理会聚，或者增加真实性，这种逼真性明显地和可能性相区别。当人们向他指出这个思想概念的逻辑缺陷，他如同天使般地回答，有几个哲学家很久以来就已经在修补这种损害。他的《客观知识》对于研究语言、知识和心-身问题进化途经问题，对于由柏拉图、黑格尔和弗雷格所预示的那些论题的研究是很值得一读的。这些命题即是在物理世界（世界1）和精神体验世界（世界2）之外有一个人类思维的抽象的但是客观的世界3。
他的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自我和它的大脑》（1977）是和约翰·埃克勒斯爵士合作写作的。它复活了相互作用主义，心-脑关系的新笛卡儿式观点。
他和妻子终生互相关心爱护。在他的妻子长期痛苦地辗转于疾病之时，是波普生活最暗淡无光的时期。1985年他的妻子在长期患病之后去世，那一年对波普来说是最可怕的一年。尽管痛苦和烦恼，他始终感到，活在这个伟大的世界，并且令人惊异地能成功地理解它，这是一件极其奇妙特殊事情。他说，甚至死亡也增加了生的价值。他不屈不挠地工作几乎到他去世前。1990年他出版了《纷纭的倾向》（A World of Propensities），这本书虽然不厚，却写得十分精采。1992年出版了《寻求更好的世界》（In Search of a Better World），这是一本论文和演讲集。
波普对于他的对手来说是粗暴的和难以通融的，但是对他的朋友来说他却是温情忠实的。有些朋友每年在7月28日他的生日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即使在此时伟大的思想家也不会安静。在他九十岁生日时，他突然把大蛋糕推到一旁，在咖啡桌上迭放了一摞书。他说由这些书发现萨哈洛夫曾经是一个战争贩子。他在古巴火箭危机时走到了极端。
卡尔·波普是一位具有非凡创造力、思想清澈深刻，超人入圣的哲学家。除了探讨了大量问题和争论的最初的两部著作，《科学研究的逻辑》（1934年）和《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外，他研究的问题还包括前苏格拉底哲学，数理逻辑的基础，概率问题，时间的方向，康德思想，以及复调音乐的产生等。
他不仅在自然科学哲学方面做出了严格的出类拔萃的工作，而且也深入一般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强烈地吸引了一般民众的关注，例如他对于教育和政治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讨论。他使用和衍生的一些概念今天已经深入人们的思想和日常的讨论中，例如“心灵桶论（the bucket thery of the mind）”、“期待范围（horizon of expectations）”、“道德未来主义（moral futurism）”、“显然真理论（the theory of manifest truth）”，当然还有今天已经脍炙人口的“开放社会（the open society）”。他的一些语言习惯已经成为人们喜爱的英语的日常用语，如“不是我杯中的茶（Not my cup of tea）”，“我也许不得不吃这廉价的馅饼（I may have to eat humble pie）”。虽然后一句话并不是经常挂在他的嘴边。
从1950年开始，他逐渐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很多可能的场合他都开始被作为一种时髦谈论到，现在甚至在德国的议会。清楚流利的笔调和严密精确的论述促进了他的名声传播。
他在1987年7月《世界报》对他的采访中说，“人们对宗教什么也不能说，人就是有信仰的本能。”他的住宅中唯一的一幅画就是耶稣和两个门徒，一幅十七世纪意大利画家Vermeer的复制品。
除了音乐，他确实没有休息和松弛。他身材瘦小，两目炯炯，有一张富有表情的面孔，阅读时聚精会神，似乎用眼睛在吞吃着书页中字句的意义。虽然他对西方的未来经常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在心灵深处他却是一个伟大的乐观主义者。在那些傲慢自大的权力蔓延的地方，人们可以希望，在他去世以后他也会无处不在
波普为这个世界留下了许多著作，而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二．哲学思想
1.来源2.归纳问题3.证伪、分界问题和易错论4.三个世界5.批判的理性主义
1.来源
波普曾经多次谈到，当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维也纳中学生的时候，他就被各种各样的理论所吸引，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弗洛依德学说。这些理论那时深深地影响了维也纳各类知识分子圈子。按照波普的所说，这些理论的吸引力完全在于它们是否能够解释清在它那一领域中发生的事情。人们看到的，人们就会寻找证明它的方法。
1919年是他的一个转折点，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带领的一支日食远征队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预言给了波普深刻的印象，它预言恒星的光线经过太阳时，由于太阳的巨大质量，它将会向太阳倾斜。爱丁顿在对日食的观测中证实了这一预言。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突然的，但是如果这种预言的效应没有出现，爱因斯坦也会把这看作是对他的理论的反驳。
与那些马克思、弗洛依德、阿德勒（波普在1919年和他一起工作）的追随者们所要求的大量的容易证实的理论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伟大的科学理论的确立如此艰苦，它给予波普极其深刻的印象。波普开始理解到他所称之为的“划界为题”，即真正的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之间的划界问题。波普的回答是，这两种理论间的界限在于，不是是否能由经验证实，而是是否能由实验对它们证伪，或者说它们是否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理论比牛顿理论有那么多的证实材料和可靠性，但是现在它被爱因斯坦的理论代替了。
“正是这一事实，它们总是适合，并不断地被事实证实，在相信它的人的眼中，这是支持理论牢固的论证。但对我来说却开始清楚，理论本身的弱点正是这种牢固性。”与此相对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不具有这种牢固性质。波普由此得出以下命题：一．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来说，如果我们期待的是证明它的例子，那么，寻找证明它的案例是容易的。二．当理论归溯到一个冒险的预言，当它们背离了人们没有理论认识到的和所期待的事实时，证明才具有较大的意义。三．每一种科学理论的能力是一种限制，它肯定要把某些确定的现象和事件排除在外为不可能发生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禁止它们出现。波普的这一思想在1933年首次成书出版。
波普的第一本著作，《研究的逻辑》受到爱因斯坦的称赞，波普在他一生中的谈话和著述中始终对爱因斯坦充满崇敬，而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他的实在论倾向，对客观世界的看法都是和爱因斯坦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波普的科学思想受到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及其思想的根本性的影响，并且自始至终和爱因斯坦的基本思想保持一致。
2.归纳问题
波普的家乡，维也纳是逻辑革命的舞台。它的本质在于，通过形式化来清除日常语言的不准确，逻辑是一种句子和符号体系的事情，一种人的意识的客观分离，如同动物在院士森林中留下踪迹，蜘蛛留下蛛网，人类在世界上留下语言、假说。按照波普的说法，意识世界严格的和客观所认识的世界相分离。
他在1934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研究的逻辑》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检验。在这部著作以及其它的批评性著作中他已经和逻辑实证主义开始了争论。这是规模广泛的一部书的第二部，他讨论了认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它含有对康德主义的批评和修正。1978年第一次出版了此书的第一部分。
在这一讨论中，他的出发点是归纳问题和分界问题。
如果人们直到今天都是要死亡的，那么以后人们也必将如此。这一用形式逻辑表达的句子是一个判断，一个建立在归纳基础上的判断。在这里认识被一般化了。它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由过去导出的标准。在语言世界休谟的发现首先被利用，休谟曾经指出，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到今天为止它不断地重复出现，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得出一个可靠的一般化结论。因此，太阳明天要升起来和人都是要死亡一样，都没有绝对可靠的预言性质。过去的成果能被应用到未来是没有任何逻辑作用的，归纳没有任何逻辑基础。没有一个经验的表述最终是真的，那些看来是符合逻辑的句子，最终并非如此。
波普由这种认识论的困境出发做出了一个理性的禁忌，他为我们的知识限定了一个界限，并由此同时能够给很多意识形态一个明确的拒绝。因为对他来说，我们的知识在共同的经验范围中绝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他给予我们一句怀疑的格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而只是猜测。”这就是他给予我们的认识的批评性分析的结果，只要越出同义复述，我们的知识不可能有一个可靠的基础。所有的单身汉都是未婚的。显然这是一个分析判断，对宾语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句子的主语中了。但是与此相比，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却要求一个时间上独立的一般化，因此，它在逻辑基础上却是错误的。
波普在归纳问题的研究上摆脱了休谟的怀疑主义。
3.证伪、分界问题和易错论
关于分界问题，它涉及的问题是，在怎样的范围中可以建立科学理论，和怎样划分它和其它理论的界限。对这个问题中波普给了一个消极的答案，并建议把经验检验作为分界判据和它联系起来。
由于归纳作为认识的原则并不能得到知识，因此科学程序的核心就必然地不是证实而证伪。爱因斯坦的伟大在于对牛顿的反驳。假说─演绎是通向知识之路。我们设定假说并从中导出结果。如果假说不适合了，我们就会在证伪中寻求纠正假说。
证伪是波普的前沿理论，他迷恋终生的理论。归纳是一个错误，一个表面的欺骗。证伪拥有一种决定性的转化力量。他相信证伪是一个阿基米德举起世界的支点。虽然波普不想举起世界，只想弄清它。
这种理解显然地和占据统治地位的看法，证明的科学方法和命题的论述，相对立。一般假说是出于大量的同样的，观察到的单独事件逐步建立的；由那些明显的准则出发能得到进一步的原理；观察可以作为直接的有意义的确定的来源；这一切对波普来说都是错误的科学和其发展的概念。这里他依据两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是，根据很多单独的事件所作的归纳，没有任何基础可以推论出一般原理，另一个更重要断言是，，没有一个观察是没有由理论所主导的。观察在科学中的作用不是构成理论的坚实基础，而仅仅是为我们的假说服务的一个实验，这种假说是由到今天为止的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因此，不管那种陈词滥调多么流行，波普绝对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他已经认识到他后来所发展的概念的本质性的特点，即他的富有成果的易错论。人的理性既使在它最高的成就中原则上也是可能犯错的，尽管认识是不断地进步的，但是它永远不可能获得不能怀疑和不能修正的真理。他在科学思想史中用历史事实说明了这种观点。按照波普的观点，这种进步和思想所固有的方法特点相联系。弄清这个问题一直是他最重要的问题。
他的易错论和批评实在论相联系。对于易错论来说，人的认识活动本身是一个真实的过程，它植根于描述和解释实际过程的目的之中。波普的进化的认识论把知识的成长作为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创造性的设想遭到严格的反驳尝试的选择，如同在他的一本书的题目中所表述的的，《推测和反驳─科学知识的成长》。在这本关于客观知识的书中，他转向反对所有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并且通过此提出了真理概念的趋向问题。
在后来的岁月中，很可理解的是波普对于人们把他的革命化的科学观念仅仅看作是对维也纳学派（石里克、亨普尔、魏斯曼和卡尔纳普等人）逻辑实证主义纲领的修正建议十分失望。维也纳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一个陈述的意义的标准在于能否证实。如果全部陈述在逻辑或观察上都不能检验，这个句子是没有意义的。
波普认为他在几年前发展的对科学的解释应该作为替代逻辑经验论纲领的基本原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在以前也一直把他作为维也纳学派的公开反对者。波普也永远持另一种看法。在他的传记中他说，“每一个人都知道，逻辑实证主义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似乎推测，在这里在他的心头不断地浮现一个问题，即是谁？……我恐怕对此不得不承担回答的任务。”
波普对于证伪、分界和易错论问题的研究克服了意识形态的绝对化。
4.三个世界
那么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波普认为我们讨论的只是作为假说体系的知识。并且由此可以做出批评。因为这就可能纠正错误，要么是淘汰掉这个假说，要么这个假说经受住了考验能暂时继续存在。因此我们不断地探询真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获得它。科学史和政治史的不断变化和转化使我们看到那些不断地被动摇的基础，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绝对的知识。在波普看来，我们得到的只是进步。关于认识，波普从波尔扎诺（Bolzano）的思想出发，区分了三个世界存在，世界一包括现实的事物，世界二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主观观念，世界三包括定理的客观内容，这就是波尔扎诺所说的“定理自身”。波普以具体的事例指出，思想的客观内容属于世界三，它可以以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语言陈述，这种陈述的思维过程属于世界二，这种陈述的表述的是世界一。区别了三个世界：物理的、或说客观的、纯现实的世界一，依赖于我们思想的主观能力的世界二，通过判断能观察过滤并记录储存知识的世界三。这就排除了绝对的知识。因此任何声称获取了可靠的认识都是过分早的提出了这种要求。尽管波普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实在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是在这种暂时有效的范围中包含着波普学说中的实用主义的成分。
波普在最后的岁月中主要从事的是，分成三部份的本体论工作，即在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他和埃克勒斯合写的书主要涉及的就是身─心理论。他的本体论区别了物质世界1和我们的主观感觉、经历和思想的生理世界2。但是在世界3中也存在理论、论证和思想的客观内容。
5.批判的理性主义
如果看来我们不能成功地做出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判断，那么这对于所有的科学，对整个世界的取向，对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说可能意味着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波普并没有对这种极其悲观的状态绝望，而是以理性方法的帮助给予了我们一个进一步科学地从事活动的引导理解的指南。通过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我们甚至可以划清非科学的教条、意识形态，伪理性理论及由它的理论所作的批评与科学的负责的方法的界限。
显然波普的科学思想是以这种过程为目的，它使科学可能和易于，甚至迫使它进步。科学理论完全是对事实的一种非常有启发行的推测，它虽然不能被证实，但是却能遵循严格的实验检验。证伪理论表明，我们已经把它和事实联系在一起。实在论认为科学是对独立事实的描述。理念论认为科学理论仅仅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在实在论和理念论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理论是我们自己特有的创造，特有的思想。它们并不是强迫我们接受，而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思想工具：理念论者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但是我们理论的某些方面可能会和现实产生冲突，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知道，确实有一个实在，并且确实有某些东西使我们能想到我们的概念可能是错误的这一事实。在这里实在论者是正确的。”
对于波普的科学理论，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了异议。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很快就在世界上取得了声名。在那些流行的题目之间，库恩代表了波普对于科学的实际发展所没有表述的思想，科学家不是从证伪他的假说出发，“常规”科学和它的科学家群体更多地是完成这一任务，从单独案例的解决中收集方法概念，并形成一种如他所称谓的“规范”。这种概念将不被更多批评性的检验，而是作为一种科学运行的应用框架而确立的。它一直会有效，直到它的潜能被消耗已尽，或者从根本上理论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是按照库恩的观点，接着发生的不是波普的原则，对规范的证伪，而是一个非理性的，可以和宗教信仰转换相比的变换，这种变换甚至使原来科学的信徒和信奉新的科学规范的人之间无法对话交流，因为双方所用的概念已经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
科学的进步是规范的变化，理论不是如波普所说的被证伪后就退出，而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那些心爱的思想概念，甚至到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去寻找。但对波普来说，如果理论不能被证伪，它就不是经验的语言，它就不是科学。
如果库恩是正确的，那么波普的科学进步的模型就被证伪了，而且对于批评的理性主义者来说就寿终正寝了。但是正是这个问题，库恩是正确的吗？波普反驳说，库恩所称谓的“常规科学”本身就是科学的一个蜕化形式，在常规科学使用范围中对所接受的假说的不断的批评一直存在于日常秩序的事实中。科学革命问题涉及的越广泛，库恩的解释就越有疑问。按照库恩的看法在竞争的概念的信奉者之间的理性讨论是不可能的。对于非理性因素，宣传，和机会主义波普也认为它们经常起作用。根本的是关于实在论和作为科学的规定的思想对客观真实探询的差别。波普肯定有一个绝对真实概念，同时他又认为，对于真实来说没有一个绝对可靠的判据。理性批评是唯一的给予理论于机会的方法，它通过对预先假定的理论的尝试和证伪逐步接近客观真实。
库恩保证，他不是相对主义者，他承认在较好的和较坏的理论之间有区别。但是，他却又争辩说，人们可以不把理论作为实在的描述而互相比较，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人们放弃把科学理论作为或多或少的实在和它的基本结构的描述来理解，那么真的什么也没有损失吗？科学有很多和世界观共同的地方，但它和世界观的区别是，它要求经受经验的检验。尽管科学及它的理论的客观性是间接的，但是它仍然是客观性。
维特根斯坦或相对主义者等那些背离经验论的人也是波普后期不断怀疑的对象。他批评《框架的神话》，认为它的目的就是损害客观真理的思想，并因此损害了认识论。因此，今天卡尔·波普成为维特根斯坦真正的对手。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形式及其它某些类似方面的学说是和来源于大陆解释学的某些论题相关的。
他批评的对象甚至包括很多他自己的学生，如最近去世的费耶阿本德，他也背叛了他。关于对科学的信仰和对占星术的信仰区别在什么地方的讨论使得这位科学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波普的方法论的主要反对者。
为了强调认识论的和文化现象的客观特性，为了用个体主观经验的和自然科学中分析的描述的结果弄清楚它的关系，波普在后来发展了前述的三个世界的学说。
波普理论的巨大的前提是我们的经验判断能和存在的事实相比，虽然这种事实浸透了理论，使对经验论者来说最重要的支持同时也处于危险之中。波普的一个进一步的前提是在思想的多元性和理性方法的一致的观察（方法的统一）之间的可分性。这使他处于方法的教条主义的危险中。这意味着由假说层面的绝对有效性转移到方法规范的有效性。当然，他自己清楚地知道，基础动摇了，对科学和进步，对逻辑的有说服力的魔力的信仰不是能没有困难地得到论证的。对于那些流俗哲学的爱好者来说，讨论禁止教条主义的教条可能只是一种吹毛求疵。然而，波普和他所主持的讨论班却在不断地讨论这一问题。事实上，波普以他的理论反对的教条主义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存在的问题。
不必多说的是，他的哲学永远是对那种辩证法思想的一种强烈的批评。他把争论的目标完全对准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他甚至把它称为“魔术帽子中的辩证法的兔子”。波普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所谓三段论，对以前理论的所谓扬弃否定辩证发展，不过只是一种咬文嚼字的废话。
三．政治哲学
1.思想变化2.对导致极权主义的哲学家及其哲学的批评3.寻求一个开放的社会4.开放社会的敌人：社会批评和生存问题
1.思想变化：
卡尔·波普在十六岁那年离开了中学那种安全的世界，献身于维也纳的穷人区的少年儿童工作。与此同时他在大学作为旁听生注册，并参加了学生组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组。在《无休止的追求》一书中，他谈到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他是如何轻率地接触了共产主义，但是，1919年，他看到在由共产党人操纵的一次游行中，他们有意使手无寸铁的青年人在警察局外被无辜地射杀，它许诺在遥远的未来地球将会成为天堂，但是在通向天堂的路上则需要流下无辜的鲜血，朝向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革命暴力。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在苏联一方面把上百万人置于饥饿至死的境地，另一方面却大肆举办庆祝游行。他看清了共产主义的和平的口号的真相，开始痛恨这种意识形态，成了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
波普后来写道：“如果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和个人自由相联系，那么我今天可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花费了一些时间认识到它只是一个美妙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设法达到平等的试图，肯定要危害自由。当自由失去，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平等也不会继续存在。”
从1919年起，波普对自命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它对未来的历史进程的预言，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的中揭露了这种伪科学。波普的主要政治哲学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构思于1919-20年冬天，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36年初在朋友的私人会议上，其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宣读过，但是由于他投稿的那家哲学杂志拒绝接受这篇稿子，因而使它的发表耽误了很多年，它的英文本直到1957年才正式出版。
三十年代，波普在欧洲亲身经历了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由此他深刻地感到当代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威胁，1937年在希特勒进攻他的家乡奥地利之时，他在新西兰开始动笔写作他的另一本政治哲学著作，两卷本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第一卷《柏拉图的魔法》中，卡尔·波普批评了柏拉图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切方面，尤其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观念。在第二卷《黑格尔、马克思及其后果》，他集中抨击了现代专制，尤其是蔑视人的尊严的共产主义制度。他反对所有这三个人，用理性的认识代替他们的预言。《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同属于在战争期间，在黑暗时期为那个时代所做出的探索。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伴随极权主义兴起的左派思想和各种非理性思想在西方知识界风行，由于他对上述知识分子所崇奉的思想家黑格尔和马克思，尤其是他对柏拉图的猛烈批评，因此，他的书不仅在新西兰，而且在美国都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拖延到二次大战结束前不久，1944年，才在英国找到出版的地方。而直到1957/58年才第一次在瑞士出版了他的学生费耶阿本德翻译的德文本。
波普把《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称作“战书”。这本书对于人们争取自由的努力起了很大的影响。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了政府镇压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本书为他染上了英雄色彩，例如在德国、波兰、苏联和中国。他也为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相信他的思想的人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在日本他受到很高的尊敬。他的著作有二十种以上语言的译本，在以前的东欧国家经常是秘密地翻译的。在出版四十五年后，1989年革命后，这本书重新经历了一个新的复醒。它不断地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每一个后共产党国家这本书的销售都名列榜首。波普的学生金融家乔治·索罗斯甚至在以前的共产党国国家，中国，建立了开放基金会。
2.对导致极权主义的哲学家及其哲学的批评：
波普不断寻求推动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波普的社会哲学，即在他的两本书中所展现的社会哲学，必然是遵循它的科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当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用他的理解和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争论时，他把他们看作是极权社会思想的主要来源，或许这里没有任何特别凭运气得到的想法。
在这两本书中，波普不仅试图探询研究在哲学思想中，即在柏拉图和黑格尔那里，极权主义观点的根源，而且他还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批评。他在这一批评中努力在所有方面明确、清楚、一针见血，他不仅考虑了这种思想的结果，而且也探究了产生它的冲动。
他反对在柏拉图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因为他们声称知道社会变化的最终目的。波普明确拒绝这种思想方法，因果链条可以一直追寻到最远的过去，这样就混淆了理论和解释。在历史科学中他反对以预先已经选择的出发点来书写历史。由于环境、意识和理论没有人能够完全看清这个世界的各种情况。
波普认为，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中直觉观点，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的辩证发展的理解，或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规律学说，都不能成为政治决定的基础。
波普一直和那种规定世界是什么，世界的目标是什么的原理和蓝图作斗争。他针对那种总是要作最终论证的倾向而提出假说的方法，针对那种把握总体意义的热衷提出对于暂时认识的每一小步的认识。这种清醒的精神具有不寻常的力量。如果不可怀疑的确实的真理，尤其是关于历史的未来发展的步调是不可能得到的，那么理性争论的条件就必须确保考虑到实际和政治问题。
波普的一些看法引起了争论。这表现在，一方面，他认为科学研究的认识和理解是有界限的，另一方面，他认为所有那些具有历史神圣性的形式，从柏拉图到卡尔·马克思，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拒绝。波普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认为，民众的伦理是，如果它有助于人的自由和尊严，就会超越时代的环境和特点，它应该通过人类世界和自己的表现有效。
波普的“应该”，是对精神理性，对它的要求的限制的辩护，他认为，激情是不能没有限制的。这种看法的根源是两个痛苦的极权主义的历史经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把自己说成是一种救世的学说，一种不可反驳的科学，为了实现它认为的幸福，它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强迫人们。其后是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波普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理论和事实。
波普冷酷无情的批评不仅限于那种希特勒那种元首崇拜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也包括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哲学皇帝柏拉图。对那些自以为占有真理的人他没有任何仁慈。因此，波普的另一重要贡献和影响是，他的这些批评使得关于极权专政和自认为自己占有真理这一哲学要求的关系的分析，成为对极权主义分析的一个流行的思想。在和那些同时代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争论争论中，他始终保持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他对于试图把乌托邦设想转为社会实践的批评，对于试图建立一个制度以暴力镇压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自由活动和冲动的批评，是他的批评的实在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意味深长的结果，并且以此和康德思想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两书不仅是探询乌托邦的精神错乱，而是处理的是凝结的历史事实。六十年代，波普又在德国的社会学领域中点燃了所谓“实证主义争论”。争论的一方是阿多诺和哈伯马斯，另一方是波普、汉斯·阿尔伯特和拉尔夫·达伦多夫。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在那个时代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六十年代末期的学生运动更进一步推动的这场争论的传播。无论是在他对思想史的优美的描述中还是在对黑格尔判断中，波普都决不含糊其词。他在政治上的不可收买，眼光的锐利透彻，和总是一针见血地揭穿那些夸夸其谈后面对社会所带来的真实的伤害和后果，不仅引起了左派理论家的不快，也引起了某些所谓自由主义者，和右派思想家的不满。这些不满甚至增长到对波普进行攻击。
3.寻求一个开放的社会
在科学中有效的，在政治上也有效。一个好的民主的政治家会因此而想到他的主张可能是错误的。他将选择那些在竞争中经受住考验的最好的方法。这意味着经受了检验。
是否能将这种逻辑转移到政治生活中去，使它能在一个好的基础上被提出怀疑。波普以他的开放的社会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流行的高潮成为了它的最强有力反对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出于自己的构想，必定要使理论成为现实，他的统治权利和合法性要求必定要造成成千上万的人的无辜牺牲。与此相反，波普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概略描述了一个社会秩序─开放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思想基础是他的认识论的证伪理论，也是人类最可能接受的好的秩序。这意味着一个自由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这个社会的成员可以不使用暴力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它的目的在于排除具体的弊病。
我们并不能够保证，政府的暴力永远能掌握在那些不滥用它的人手中，对于政治组织的首要问题不是如柏拉图所说的，“哪个人应该掌权”，而是“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它能用其他人取代那个滥用权力的政府。”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们可以规定别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他们的运气和幸福。
波普是“消极的功力主义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减少痛苦，而不是增加运气。在这里他的观点明显地类似证伪和证实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预先看到在个人和公开的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产生的各种不可预料的结果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在改革具体的弊病中，这种考虑使我们看到那种把总体的制度的改变作为首先考虑的作法是不可能的。那种为了未来的人的完满的幸福而牺牲现在活着的人的幸福的想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波普从他的科学哲学的可错论出发所阐述的政治学说，给予民主的捍卫者一个有力的理由，民主制度是唯一一个可以不用暴力就可以进行改革的政府形式。波普推荐说，它应该是“一个尚不满意的社会技术”，而有些人贬它为磨洋工。但是，波普认为那种乌托邦的许诺和正在蔓延传播的伟大的目标包含了过多的自我论证和对现实的忽略。波普的政治实在论涉及了他的科学哲学观点。理论和现实只是一种接触和交往，它会被现实证伪或反驳。
4.开放社会的敌人：社会批评和生存问题
“进步指的是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运动，但是历史并不能这样运动，我们只能做的是保卫和加强民主制度，而自由和与自由相连的进步取决于我们的这一努力。”
对于波普来说“自由的社会制度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最好的和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由于他剥夺了历史的“进步规律”和目的，解释未来的资格，他就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敌对者。当他试图寻求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因，他就不可避免地将极权主义溯源到柏拉图、黑格尔、海德格和马克思等思想家身上，因此他就相应地成为这些人及其信徒的敌人。六十年代，他又猛烈地反对左派的思想工厂，“法兰克福学派”。他和阿多诺、哈伯马斯的争论被作为“实证主义论战”载入哲学史册。
波普的思想在公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他的思想从来不是狭义的学院的，而是和真正的生活问题保持了紧密的关系。波普不断地重复表述，他对纯粹“哲学”的不信任，这种纯哲学，或说所谓“生命哲学”远离了真正的生活问题，陷于概念的玩弄之中。
在他对于涉及人类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中，在关于存在主义所致力的那些问题，他和这些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从来不准备背离理性论证和放弃现代科学的结果来讨论这些问题。即他从来不用那些整体的没有结果的批评、思辨的没有答案的论断、抽象的不着边际的臆说，在民众的思想和情绪中制造混乱。对那些以此猎取自己的名誉和利益知识分子及其思想，波普为了自己的时代坚持不懈地和他们进行了争论。
但是，波普既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专断的排他的独断主义者。他说“我的一个主要的论证之一就是针对道德相对主义的。道德价值和原则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一事实并没有使道德成为无效的。……它们可能在一种确定的情况下是相对的，对另一种情况它们就不是相对的。”他并且不断地警告我们说，经验知识仅仅是暂时的，虽然它不断接近真理，但是总是带有不可靠的因素。他把这一警告和殷切的提醒结合成宽容。当然排除对暴君和极权主义的宽容。
卡尔·波普的认识论的社会哲学观点近年来在欧洲赢得了政治上的重要影响，它甚至进入了政治党派关于纲领的讨论中。今天在各个政党中，当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在和那些乌托邦思想的非理性主义，和那些对社会进行抽象的整体性的批评作斗争时，即他们无论如何要为民主制度辩护时，他们不由自主地要沿着源源于波普的论证所指出的方向，在波普著作中的论述形式。
卡尔·波普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启蒙思想传统的当代代表人。今天，人们仍然面临这样的事实，不仅在哲学思想上，而且也在重新神话严密科学潮流的边缘上所显示的对于广泛传播的信仰激情的迎合和迁就，因此，人们只能希望，卡尔·波普在理性范围中所作的努力会不断地产生作用。
这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讽刺，1989年极权社会崩溃的事件对于波普的令人信服的理论虽然不是一个证伪，却也使人感到有点震惊。波普从没没有象黑格尔那样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以他的思想作一个历史哲学式的预言，相反，这位伟大的怀疑家总是不断地看到自由在受到损害，总是在忧虑地考虑意识形态的蒙蔽性力量，共产主义的倒台或许可能暂时，但是并不能彻底改变波普为我们遗留的上述思想的现实意义。
四．卡尔·波普与德国
1.波普和阿多诺在图宾根会议上的争论2.六十年代的社会学思想争论3.对这场争论的最后评价4.对德国政治现实的影响
卡尔·波普和弗洛依德、维特根斯坦都属于维也纳犹太市民阶层。他们的思想改变了这一世纪欧洲的精神世界，并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影响。但是，波普在德国的影响却从开始就遇到了明显的拒绝和犹豫。他的第一本书《研究的逻辑》（英文《科学研究的逻辑》）出版于1934年，但是直到1959年英文译本出版之后七年，1966年才再次在德国印刷。他的主要的成名著作，两卷本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在伦敦1945年以英文出版，1957/58年才第一次出版了德文本。
波普在德国出名很晚，但是却是非常根本性的成名。六十年代他在德国引发了关于社会学方法和思想的争论，1969年之后，他的批判理性主义更是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瘟疫的解毒剂而独立于世界。
1.波普和阿多诺在图宾根会议上的争论：
1961年10月，卡尔·波普在德国社会学协会在图宾根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的报告，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报告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深远作用。围绕这个报告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首领人物阿多诺的补充报告，开始了一场所谓实证主义的争论。尽管严重地存在如波普所指出的对他著作的误解，他在精神和政治方面还是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在这场争论中误解的核心问题存在于，人们没有很好地了解一个重要的事实，波普的思想包括着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波普是现代实证主义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对现代实证主义提出批评早在六十年代托马斯·库恩和其他人开始之前很久。但是他的批评依据的是严密的分析，而不是言过其实的夸夸其谈，这种倾向充斥支配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那场争论。
1961年10月在图宾根举行会议上，卡尔·波普和特奥多尔·阿多诺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演讲者。由这两位演讲者所产生的争论使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的方法的研究带上了本质性的特征。这两位作者阐明了对那些特殊问题如何从总体上把握的基本观点。这些问题和看法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我们进行讨论的出发点。
波普原则上拒绝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区别。一门科学总是建立在假说之上。它必须通过自身的过程实验和证明。通过控制得到的证明永远是暂时的。因此波普不去谈证实，而谈论证伪的试图。在一种新的情况下新的控制方法可以证伪以前占支配地位的科学理论。因此科学理论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不是教条。只要它仍然没有被证伪，那个理论在科学上就仍然是适当的。虽然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谈论真理。对人文科学来说，在这种程度上它也是真正的科学。这种判据也和在自然科学范围中一样有效。
阿多诺和波普的论述相对立。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人，他同时又是从事科学的主体。这由波普和那些在德语世界受马赫在法语世界受贝齐拉德（G. Bachelard）的影响的认识论者看来，他们所代表的方法要求以科学处理问题的无条件的前提是，主体从以开始就要被括起来，要完全排除他自身的作用。严格地坚持这一原则，出于严格的方法论基础自由的作用和创造性的考虑将成为不可能的。总是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的行为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那些一次性地出现的结果必须由科学的领域中完全排除在外。谁如果在知识的内部活动，他就会几乎不可能抗拒这种试图，拥护一种保守的思想，致力于把社会生活作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来理解。当研究者抵抗一种试图或者他们通过广泛的，一个历史和文化人类学的框架的多重性反驳这种考虑的研究，那么他必须拒绝这个可能，能够科学地理解人的生活。
按照阿多诺的观点，主体的关于自身的自我反思将恰恰能在辩证的方法中完成。在这同一个行动中包括主体、客体和它们的关系，并因此以一种适当的形式得到人类现实的知识。
波普和阿多诺的争论再次引发了六十年代德国所独特存在的社会学思想的一场大争论。
2.六十年代的社会学思想争论：
研究六十年代的十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的知识分子和实践兴趣的转化，一门本来没有那么年青的年青科学─社会学回到了人们公开的视野中来。
无疑在五十年代是哲学决定了欧洲大陆的精神思想气氛。虽然首先几乎只有在冷漠的基本的本体论面前的变形的社会问题和以前伪装研究社会问题的存在主义。后来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才产生某种影响。尤其是在德国，这种理论在被严肃的接受以前遭受到所有其它各个哲学学派的激烈批评。在五十年代末期尤其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强烈的吸引力，影响一切，而实证主义却遇到了巨大的抵抗。它以对社会和政治经济范畴的强调明显地对加速兴趣的衍变，通过社会学问题的提出成为支配性理论做出贡献。在此马克思主义在处理社会学理论时模糊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界限。哲学在这种程度上是社会学式的，社会学又是哲学式的。哈伯马斯的这种倾向在以下命题主张中纲领性地表达了出来：认识论在今天仅仅是作为社会批评才是可能的。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建立，由哈伯马斯所进一步发展的的所谓的社会的“批判理论”的哲学遗产主要显示了他们对於作为整体社会的反思，以及对社会进程的本质和现象和分立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思考。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共同发动的话，结合实际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社会理论至少是持续地启发刺激和促进了那时世界范围的学生反对运动。另一方面通过学生运动的骚乱又带来了很多题材作为社会问题的基础，在这一方面社会学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阐述的问题，社会学强烈地出现在公众的意识之中。如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描述的，它们是“知识分子的狂飙中心”。社会学家经常是反叛的学生们的发言人。象不久前哲学所要求实现的那样，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由社会学做出许诺能够创造性和决定性地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社会学在那时成为一种时髦的学科和语言。因此同时也象达伦多夫在他的考察中所说的，它们也濒临一种被作为贬义的骂人话的语言。
作为被扣上实证主义帽子的现代经验主义在哲学的土地仍然被拒绝，在那期间的社会学领域总体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因此在辩证法和经验主义之间仍然没有出现的哲学上的争论那时作为所谓“在德国社会学上的实证主义的争论”而出现了。对於所谓“实证主义”一方来说要进一步大范围的引入经验的社会研究。但是，它被那种整体的社会分析视之为只是一种自然科学倾向的社会工程。而它的对方再次以一种危险的非理性特征与之相对抗。这是那时德国社会学的特征，它明显地在阿多诺和汉斯·阿尔伯特的文章中表现了出来。
关于理论和经验的关系的问题点燃了新的争论，这一争论围绕着是价值中立还是一个批评的并且受约束负有义务的社会科学，这一问题自从马克斯·韦柏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是令人注意的问题。这一争论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所有其它的争论之中。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那一时期再次提出了要求科学家积极投入或者科学政治化，社会科学家比别的学科的科学家更多地感到了这种必须表态的压力。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学家，在科普兰（AbrahamKaplan）和帕森斯的工作中明显地反应了出来。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社会学中第一眼看来还不是那么明显，长时间以来在美国的社会学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使它始终处于一个已经存在的框架中。美国的社会学家在德国的争论中感到的毋宁说是一种厌恶，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一般来说是“典型的德国问题”，至少是过时的现象。在努力使社会学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被经验检验的经验科学中，在美国社会学家那里如同欧洲的经验社会研究一样，社会学范畴的制定是重要的。此外是大量广泛的微观社会学的案例研究，对此人们同时努力改善定量方法的研究。那种在德国所出现的围绕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的所谓实证主义争论在美国是没有的。这种独特的社会学争论在德国出现过三次。
然而在美国这一争论的反映的是在社会学和文化哲学的交界领域。它并不那么尖锐，并且经常是伴随其它的问题而来。经验社会科学家在这些争论中反对的是那种笼统的总体的解释和来源于文化批评的乌托邦式的投影。在这里他们一方面是致力于揭开社会哲学家和社会学作者的意识形态的面纱，另一方面则是对意识形态的自我怀疑。因此那些“文化研究者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在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3.对这场争论的最后评价：
事隔三十年，阿多诺和波普都已经去世，这场争论也已经基本上盖棺定论。
《法兰克福汇报》在卡尔·波普去世后头版刊登的纪念评述文章中说，
“当德国人对他们不名誉的传统充满期待的等候之时，波普的毫无尊敬地对德国传统的批评对德国人来说只有微弱的吸引力。在联邦德国的早期人们由于贫困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要求很少。社会是被迫‘开放’的，它诞生的创伤仍然还没有痊愈，以致人们不能同意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波普的哲学在开始时毫无光彩。波普哲学的时代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那时，几乎和联邦德国同龄的一代认为对已经赢得的安全进行激烈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再次发现资本主义是一个制度，并且又一次陷于无限的自我实现的幻梦中。那些贪得无餍的理论也是如此。尽管有很多一样的宣言，投入学生运动的再次是那些先知类型的预言家。而波普把他们作为开放社会的敌人要解除他们的魔力，不管他们的名字是黑格尔还是卢卡奇，阿多诺还是马克思。那时形成了一个‘批判理性主义’学派，他们看到了左派的极权主义的特征和那些复发的原始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波普则认为民主社会要一步一步地改良。那时的争论是一个不名誉的例子，以一种无限的敏锐最终进行的却是一场毫无结果的争论。”
他的学生拉尔夫·达伦多夫在《时代周刊》上撰文说，“有些人作为一种对策试图把他说成是‘实证主义者’，但这不仅是一种误导，而且是黑格尔主义的模仿者的一种幼稚的自卫手段。作为所谓‘实证主义争论’1961年波普和阿多诺在图宾根相遇，但是这一直接的争论却是平淡无力的。他们的神话仍然依旧存在，批判理性主义和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斗争在每一个范围内都继续存在下去。”
《时代周刊》的另一篇纪念文章称波普为当代“自由主义的首领”。“批判理性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主要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波普对于德国自由主义的传播扮演了一个教父的角色。批判理性主义的首领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神学家奥古斯丁相比。他要求把要实现的思想的真理和实际理性的统治分离开来。象基督一样，虽然他知道在这种尘世的生活中他不可能达到神的天国，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努力。在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公民虽然除了得到更好地证明的假说外，不可能得到其它的东西，但是还是不断地向真理努力。”
南德意志报的纪念文章称波普为“一位执著的启蒙者，当我们的世界一再增强生产的神话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他相信科学的解放作用仍然没有失去。”波普认为“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思想传统是一种错误的结构，是一种对社会最终结果的本体的没有历史性的理解。”波普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依靠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从亚当·斯密经过李嘉图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波普进一步展开了二十世纪的思想传统的丰富多彩性。”
4.对德国政治现实的影响：
六十年代以后卡尔·波普不仅逐渐在德国思想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由于德国的一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他的推崇，他对德国政治现实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施密特对波普的推崇对于德国社会对波普的接受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在波普活着的时候，施密特曾经亲自去拜访他，在波普去世后施密特以“教导人们责任的教师”为题撰写文章悼念这位哲学家。在文章中他说，1979年11月在《时代报》上有一整版过于波普的自传的评论。那时的联邦总理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许勒（Manfred Schueler），向他的朋友克劳斯·伯林和他推荐阅读每一篇讨论的文章。施密特说，“事实上波普在那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成为我的指路人了。”
“我在直觉上所厌恶的一切政治上的乌托邦和幻想，包括各种变相的马克思主义和那种建立在耶稣在山上对门徒教训的安全基础上的外交政治上的乌托邦，这对苏联帝国主义来说仅仅是一种绥靖。我感谢他给予我的直觉一种理性的论述。
对于我来说相当运气的是，我很早就熟悉了波普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与此同样的是他的社会渐变工程原则，即是逐步具体地完成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代替那种推翻整个制度的辉煌试图。”
在谈到毛泽东1975年在和他的谈话中曾经批评指责他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时，他说，“我感到他把我归入了最高尚的一类人中，当然包括波普在内。”
施密特说，他虽然不能评断卡尔·波普的总的哲学著作，即波普的《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认识论，身─心问题，物理和音乐的工作和整体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构造。但是，
“我确实了解的是波普的政治哲学，他坚持不断地和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其他那些对于一个理想的（或者完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统治进行了争论，并拒绝各种政治上设定的福祉和有效性。
他教导我们，如果在这里据说是所谓人民统治的话，那么民主不是最好的统治形式，因为到今天为止，它只是一种不能用暴力推翻，民众中的多数的统治。
尤其是在当代，那些用‘人民统治’这个词称谓那些复杂的大国是一个轻率的误导，因为是政治家、政党、宪法法院、媒体和和利益集团在治理国家。对于民主波普决定性的判据是，人们不需要流血就可以罢免政府。（这里不需要惊奇的是，波普认为应该用多数选择法代替比例制选择法，因为后者将造成政府频繁更换的困难。）
反驳和推测一起构成波普的基本原则。我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真理。波普认为，植物和动物的有机进化也遵循这一实验和纠错原则，因为突变是由剔除所制约的。我们的理论知识也是如此，我们所作的一切，包括政治也是如此。如果一定会有校正的话，政治的步伐越小，则损失就会越小。”
施密特认为，和其他哲学家相比，波普最大的特点是：
“波普的所有的哲学都不是只存在于象牙塔中的。他通过电视利用广泛的对暴力和灾难的描述向人们提出纠正造成损害的原因的建议。他反对有某些知识分子和绿党方面所造成的恐惧运动和原则上对技术的敌视。在德国统一之后他觉察到了德国邻国日益增长的不安，并促请我们德国人警惕内部的危险。
‘比起为了实现一个抽象的理想，我更愿意从事排除具体弊病的工作。’这是波普的许多政治核心思想表述之一。在他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同样有一个结束句，‘我们必须学习尽可能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学习寻找和认识错误。’历史既没有表明目的也没有意义，‘……而是我们能决定这两方面。’
卡尔·波普没有写作伦理学的著作，但是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如果二百年前伊马努埃尔·康德不曾做出道义上的责任（绝对命令）的陈述，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波普就会作出。他是一个个人负责的教师。
波普具有综观深奥的能力并同时极其适当。在我们时代有一些哲学家，他们使受过一般教育的人理解不了他们的语言。波普和他们不一样，他具有使用简单的语言使表达明确易懂的能力。我喜爱这位朋友的所有这一切。”
对于波普对于德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法兰克福汇报》的头版评述中说，
“波普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反对过去的国家哲学，反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家。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具有可以和他们相比的作用的哲学家。他没有寻求这种荣誉，但是赫尔穆特·施密特把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他做总理之前和之时他明确地参照了波普所推荐的‘逐渐完成的社会工程’，即逐步实现改革。”
“确实波普的政治学说给人一个没有体系，不完整的印象。它只有一种被人攻击为磨洋工式的改革，而没有进一步的“远大”目标。因此它为那种意识形态的重返提供了一种契机。现在德国的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旧日意识形态的负担完全分离的纲领导致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政治裸体文化。那时施密特发现了这位英国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不想掩盖弱点，至少要弄清楚它。在1973-1985年的定位的框架中，这位科学理论家成为放弃乌托邦、绝定性地转成逐步的现实的改革的保证人。从那一时刻，波普和康德和马克思一样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并驾的三个星体。
波普的影响由此更加进一步，他在德国的西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给盎格鲁撒克逊的实用主义配备了哲学的尊严，并且由极权主义的经验中引导出了日常政治生活的教训。在东方集团崩溃之后他的乐观主义得到了证实。但是问题却没有减少，唯有民主能解决它们，波普做过令人信服的论述的信仰仍然保持。其它的令人信服的信仰相反会进一步减少。观察发现，大部分灾难产生于我们的急于改善我们同时代人的命运的急躁情绪。”
“这位科学哲学家在德国成为政治上的引导人物，并且谱写了德国历史的一个旋律。”
关于波普对政治家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德国的《世界报》在悼念波普的文章中说“如果思想家能够与政治家有所接近，如果政治家能够相信思想家，那么他们就能相得益彰。政治家和他的知识分子顾问，在具体的事情上永远保持接触，那么就如同历史中的情况一样，双方都永远会获得积极的价值，甚至巨大的影响和名声会伴随而来。
一个德国以前的总理，一个以前英国的首相，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一个是保守党，他们今天居然都在引证同一个出身于奥地利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如果不是如此，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就会陷于混乱。这位德国的总理以引述他的论述证明自己更倾向于批评的理性主义，并向这个博学多才的哲学家为此保证。那位英国的首相以同样的方式完全单独地表示了自己个人对他的思想兴趣。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和他的几句话使很多人听到它而保持理智，而不是感到云山雾罩。赫尔穆特·施密特，玛格丽特·撒切尔，卡尔·波普，这是一个极其富有成果的模式，他们的接触引起人们的注视。”
（关于卡尔·波普对德国知识分子的批评读者可以参阅《鹅湖》杂志，1990年，9月号，第183期）
五．结语
哲学家要想发挥影响作用，就应该尽可能地持久地努力。
波普是一个有着不同寻常影响经历的哲学家，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中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突然落到他的头上的。。或许他不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可以说他是本世纪最有成果和最好地被证明的哲学家。
波普从认识论中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必须谦虚慎重，所有的知识都只是一种推测知识。他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负责任的谈论和写作是使人能够明白你的意见，并且有方法能够证明你讲的是对还是错。马虎草率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术语对他来说是不能原谅的，它违背了学者的责任和义务。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他把哈伯马斯的用语翻译成朴素易懂的语言。他经常谴责那些行会式的傲慢晦涩的语言。因为受过教育不是美誉，不应该带来傲慢。
波普一生中讨论的是最基本、朴实的问题，使用的是简单清楚的语言概念。他讲话容易理解，从不滥造概念，猎取效应，哗众取宠。他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我们必须谦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猜测。”在有知识的状态，人们各自不同，但是就无知来说，波普指出，所有人却都是一样的。
卡尔·波普作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个伟大的形象还会继续活下去。这个脸上带有狡佶微笑，苗条秀气，两眼炯炯有神的人，将和伊马努埃尔·康德联系在一起，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世界。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六日，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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