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彬走了，要武却仍茁壮—关于理想主义教育的再思考

冬绿

相信宋彬彬为人与为学都出色，唯其如此，才更加令人心悸。

1966年8月5日，在有几千年尊师重教传统的中国，在宋彬彬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校园里，发生了一起少女学生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虐杀校长于校园的令人发指的暴行。13天后，学生们高兴地去天安门接受检阅，彬彬荣幸地去献袖章。

从小接受理想主义教育的好孩子宋彬彬们，对于校长之死不仅是无感的，而且也是无思的。那时的天良被革命催眠了。

如 果说还有感，那就是她与好友刘进一起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那里连夜汇报卞仲耘之死。 “死就死了”，“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是刘进第二天在学校广播里说的话！“天良只有体现于个体，才是真 善。” 相反，泯灭天良只有体现于个体，才是更加令人窒息的真恶。可见，理想主义教育的实质是个什么怪胎！（据说那时的学校是权力真空，可为什么是刘进和彬彬去北 京市委汇报而不是别人？为什么刘进是宣布卞校长之死的人而不是别人？）

北京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学校的学生，不但没有任何后果并且还光荣受到接见，并且“要武嘛！”打开了大规模杀害校长老师的潘多拉魔盒。

“对 人民要如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至于昔日令人尊敬的校长瞬间成为阶级敌人的逻辑通道，估计是不必多想的，紧紧跟随伟大领袖就永远 正确，紧紧跟随权力就总会立于不败之地。领袖的鼓励，成人的教唆，学生打死校长天经地义，谁让她是阶级敌人呢！人道主义？在那个年代也是个反动词汇。但凡 有些人性残存，也不会在八月的炎热里看到北京城那么多来不及火化的尸体堆积在焚化炉附近。那献上的红袖章上不仅有卞校长的生命和鲜血，更有恐怖的红八月和 文革中受难者的生命和鲜血。

那 些拒绝成为工具半人的，期待有思有想地做个人的，比如年轻的遇罗克，美丽的张志新，桀骜的林昭，都必然死在思想罪、反革命罪的枪口之下，更不用说那时的监 狱里因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押进去的男女老少了。多年后读到八十年代末期一位监狱长说的话“那时的监狱犯人素质高啊哪像现在？”不禁打个激灵。估计六 四后的监狱犯人素质又提高了。

宋 彬彬成为宋要武对于她个人是偶然的，寓意深刻的领袖与小将的照片传遍大江南北。要武，单纯的红小将成为领袖要武意志的载体；要武，让中国很多人家陷入万劫 不复的境地。但，文革中“要武”是必然的。没有宋要武，也会有张要武和李要武。这是伟大领袖的部署，连她的父辈高官们也逃无可逃。

利 用年轻人的领袖崇拜和敌人仇恨，让中国大陆在正常年景和平年代死去4千多万人的大饥荒不久后，再次陷入十年浩劫的人间地狱，这是怎样的心肠！这是怎样的滔 天罪恶！更不要提89年的坦克车达姆弹，也不要提2019年的COVID-19的全球索命。那些经历了8年抗战又继续3年内战的、倒在1949年建政前的 几千万人命当真是为这样的政权而死而不是先前庄严承诺的民治民有民享愿景而死的吗？卞仲耘校长在弥留之际会不会悔恨自己年轻时一直追随着的这样的组织？

“要 武嘛！”领袖公开赋予了年轻人实施暴力而不受追究的自由。要武的榜样性，不仅让她收到成千上万的来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市，一个月内就 被打死了近2千人，这还仅仅是官方统计；要武的权威性，还在于这个年仅19岁的女生，被请到武汉去为当时自己父辈朋友的湖北省委保驾护航。

至 于年轻男记者的没有征得她的意见就署名宋要武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湖北省委没有征得她的同意就发表脏话连篇的自保性文章，这样的操作直到 现在都不是个例。彬彬当时年轻，风头正盛，不知道被这么代表的历史后果是如此苦涩。多年后，当她想起去追究时，历史已经云遮雾障，杳无可循。

2013年，彬彬公开道歉，因为没有保护好校长。
2014年，彬彬的好友刘进也公开道歉。天良醒悟后刘进，让人触动也让人伤感。离1966年近半个世纪后的道歉仍然是值得肯定的。道歉比没有道歉好。

可 惜耄耋之年的王晶垚老人，卞仲耘的丈夫，拒绝接受这个迟来的道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当 天，女附中大白天打死校长，更多的人都看到，谁组织了“煞煞威风”的批斗会，谁参与了打校长，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送校长去了一街之隔的医院，凶手却舀 不可知？

当时，那么多人参与了文革中对于老师、同学、街坊、邻居、上级、下级、同事、路人的殴打与虐待，公开道歉的有几个？他们年轻时是不懂事，年迈时的现在呢？

杀人是重大刑事犯罪，谁发动的，谁组织的，谁实施的……， 他们该负怎样的刑事责任？

那些奉命批斗进而打死校长的女学生们，会不会和柏林墙东面的那个奉命开枪打死越墙者的士兵一样，不是无辜的，她们有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力。因为没有抬高，所以有罪，并且该对自己所犯的罪付上相应的代价。邪恶意志下的普通人，应该保有怎样的底线？

对 于彬彬，常常联想到阿伦特笔下记录的Eichmann。想见他也是一个忠实执行元首意志的官员，可能也是个人修养很不错的邻居，也能也是个教育孩子很认真 的父亲，可能也是个很爱护妻子的丈夫，可能也是个很友爱朋友的好人。但在他按照纳粹元首旨意组织杀害犹太人，二战结束17年后的1962年对他的审判中， 以色列法庭没有因为他仅仅只是忠实执行杀害犹太人的命令而判他无罪，而是追杀他到天涯海角直至处以绞刑，让迟到的正义得以伸张。“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中认为艾希曼是一个遵从命令的官僚，他所体现的不是“极端的邪恶”，而是“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意指当任何人甘于放弃对善恶是非的判断力去服从权威，那么最平凡的人也可能导致最极致的邪恶。”

彬彬也许可以是平庸之恶的例外，因为她是华裔。按照中国逻辑，她如此年轻却无辜背负了19岁后那么多年如此沉重的领袖加给她的要武的荣耀与压力！网上有篇文章说，请放过宋彬彬。可惜文章作者无法平息那些要武后的红八月和文革中死去的冤魂对公平正义的哀嚎。

大陆被内殖民，国民被迫生活在半人状态，被饥饿、被贫穷、被歧视、被虐待、被发配，被分离，被打死、被洗脑……浩劫惨痛，却既没有纽伦堡审判，也没有艾希曼审判，更没有柏林墙东面执行开枪命令的士兵的审判。

77岁的宋彬彬在家人们爱的包围中去世。不知她在地下遇到58年前就被虐杀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年仅50岁的卞仲耘校长会说些什么？

也许这是一个契机，让人们好好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好孩子、好青年、好榜样、理想主义者如彬彬，会成为红八月红色恐怖的暴力标志？ 作为后来者，作为旁观者，应该记取怎样的教训？

苏 联有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有记录斯大林时代苦难的索尔仁尼琴，有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他女儿斯韦特兰娜，……大陆人有带着镣铐实施改革的胡耀邦，有记录文革 受难者书和对群体性大屠杀网站的王友琴，有近半个世纪后对自己当年行为道歉的宋彬彬刘进。可惜，毛主义仍然被供奉在神龛里，尸体保存在纪念堂的水晶棺里， 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像章摇曳在私家车上，继续散发出大饥荒的恐惧和文革的恶臭。而处于大陆多少飞弹射程中的民主台湾，却让人看到希望：宪法最大的民 治民有民享的长治久安，政党在公民公平选举中的政治文明，言论与信息在开放的互联网中的自由交流，无论贫富公民都有的医保和长护。

宋彬彬去世了，宋要武却长存：长存在一桩桩揭发老师的课堂里，长存在杀害日本孩子的仇恨中，长存在不肯反思历史的人们的思想上，长存于担心文革再来的人们的午夜梦魇下……

伟大领袖之恶，制度之恶与小将要武之恶一起，共同谱写了中国大陆文革浩劫的深重灾难。始作俑者还在被供奉，而大大小小的作恶者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人世间的最大不公！文革幽灵还在徘徊不去，人们怎样会忘却要武？！

人们对她的肯定是因为作为宋彬彬的善；
人们对她的否定是因为作为宋要武的恶。

愿世人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彬彬有理的好孩子，牧区的知青，MIT的博士，成功的商人，曾经成为伟大领袖“要武”的暴力象征，危害法治，践踏人伦！

愿宋彬彬安息！
愿宋要武的中国噩梦永远成为过去时！

参考资料：

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22
朗钧：《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

https://huangyizhi.wordpress.com/2014/01/14/%e5%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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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知：卞仲耘丈夫保存的记录和刘进、宋彬彬道歉文章的对比

https://blog.creaders.net/u/9588/201801/313121.html
冯翔： “我们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宋彬彬的符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