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中南海一号保镖周洪许其人其事（下）/宋证时

2021年9月号-特稿

中南海一号保镖周洪许其人其事（下）

宋证时

四，周洪许的专业素质 (上)

周洪许的专业素质和指挥才能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炮兵业务，作战训练，抢险救灾。从一般的传统观念来看，好象只有“作战训练”一项与中南海警卫工作相关，而 “炮兵业务”和“抢险救灾”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或者相去甚远。为了对此展开分析，我们还是从中南海在2012年曾经面临的一次大规模武装威胁谈起吧。

炮兵业务

2012 年，薄熙来3月15日落马后四天即3月19日的夜晚，北京中南海等处响起枪声，长安街上“军车如林”。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江派”大员周永康指挥大批武警部队政变，包围中南海，进逼新华门。据报道称，周永康意欲抢出有关其盟友薄熙来政变案的一名证人，并准备伺机行刺力主处置薄熙来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胡锦涛紧急调来的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之精锐一部火速赶到，才得以制伏武警部队。如果第38集团军的部队晚来一步，仅以中南海内警卫局的有限兵力及轻型武器，没有火炮之类的重型或中型武器装备支援，恐怕很难抵挡得住此次叛乱。

为了防止这类事件重演，是否可以让炮兵团长出身的周洪许指挥中央警卫局人马在中南海内构筑重炮阵地呢？这显然不足取。因为榴弹炮、加农炮等重炮打击的是远程目标，而上述武警叛乱玩的是近在咫尺的“近战”。

当然，要炮击这些叛乱的武警部队，还是有重炮可用的。当时离中南海最近的团级建制炮兵部队是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第6装甲师炮兵团，其驻地在北京市房山区，与中南海之间的直线距离30公里左右。离中南海最近的营级建制的炮兵分队配属于第38集团军第6装甲师第22装甲团，该团及其炮兵营布署在北京市丰台区，距中南海直线距离仅约10公里。此外，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炮兵团布署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一带，距中南海直线距离约40公里。

[注：本文采用以下对军队作战单位的分类法：团级及团级以上建制的作战单位称“部队”，营级及营级以下建制的作战单位称“分队”。据此，班、排建制的小型作战单位，尤其是临时组建的侦察分队等，被称之为“小分队”。]

但即使武警开始冲击新华门，谁又敢向新华门前开炮？误炸了中南海红墙怎么办？误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可怎生得了？

哪怕武警在西皇城根街集结起了第二梯队，准备扩大冲击新华门的规模和强度，谁又敢向那里开炮？虽说西皇城根街离中南海最近处的直线距离已经大于半公里甚至达 700公尺以上，炮击西皇城根街应该不致于误击中南海，但一旦出现“中南海畔炮声隆”的混乱局面，势必造成对中共极为不利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影响，哪位 “中央首长”负得了这个责任？

那么，是否可以让周洪许在中南海内布置轻型火炮，如迫击炮、无后座力炮或单兵便携式火箭筒之类？这些近程火炮固然能够有效抵御和迅即反击武警的近距离攻击，但中南海的安全岂不因此而更成问题？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担心不可控意外事件，如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被负责警卫其住宅的武警战士张金龙乱刀捅死 [11]，1994年9月20日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2团1连副连长田明建中尉自动步枪横扫北京建国门外 [12]，万一再弄出个“警卫局迫击炮狂轰中南海”之类的大事件可怎生了得？其次，火炮走火怎么办？另外，弹药库设在中南海吧，爆炸事故怎么防范？弹药库选址稍远吧，又难以保障突发事变时炮弹供应的及时性，也就难以应对政变行动“与生俱来”的突然性。

周洪许的炮兵才能，其第一个的用武之地似乎不在北京城而在北戴河。在2021年这个多事之夏，有不少海外中文媒体、自媒体报道：在中共高层8月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期间，有相当数量的坦克、炮兵和防空部队从外地野战军中调来，部署在北戴河地区。而且炮兵部队的自行火炮、防空部队的地对空导弹发射车等大都是履带式的，这些作战车辆装备的履带与坦克相当接近，具有较强的越野性能，适用于野战。这一往年不曾有过的情况说明，今年北戴河安全保卫工作明显升级。中央警卫局无疑要参与北戴河安保工作的筹谋和实施，以炮兵指挥官出身的周洪许局长这般精明、实干，必然会先期作好安全方面的情报分析及综合评估，决不会仅仅由于警惕性之类的原因就轻易让部队摆出如此野战炮阵及警卫布防。那么，他准备与什么样的想定假想敌实体展开野战攻防呢？他具体标定的炮击目标又是哪支“潜在叛军” 呢？

如果由炮兵集群部署于北戴河而联系到炮兵出身的周洪许，那么北戴河周边展开的坦克集群，就令人联想到中央警卫局政委陈登铝了。因为至少在2011年8月至 2013年9月期间，陈登铝曾任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政委。该部队军改后的番号为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两栖合成第14旅，旅部驻地福建漳州，战役目标瞄准台湾。陈登铝虽然是政工干部，但据报道，他在水陆两栖坦克训练上也有一手。如果说装甲集群对台湾实施渡海登陆的高难度作战行动还得由军事干部来指挥的话，陈登铝带领并指挥两栖装甲旅遂行北戴河防卫警戒任务还是游刃有余的。另外两栖装甲旅的特点之一就是其部队和作战车辆除了控制陆上区域以外，还可以控制部分海域，从而不致于让北戴河地区海域的防卫警戒全部掌控在海军北海舰队手中。

如果人们由外来炮兵部队而联系到周洪许的炮兵团，由外来坦克部队而联系到陈登铝的装甲旅，外来防空部队的来头乍一看似乎无从揣测。不过，不少海外中文媒体2020年5月的某些报道(如《军方绝密：掌中南海防空的81军旅长神秘死亡》)，则多少透露了其中缘由——

中国海事局5月11日发布军事演习通告，于5月14日开始，在河北唐山市唐山港京唐港区进行为期2个半月的实弹演习，期间无关船舶禁止驶入安全管制区域。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5.20举行新任期就职演说，中国刚好展开本次长达2个半月的军演。

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5月14日称，5月14日至7月31日唐山港京唐港区实弹演习其实是中共军史上最大规模“准备台战”和“保卫北京”防空演习，演习除中部战区第81军，82军防空旅外，福建东部战区第73军防空旅也已到达唐山。其中中共陆军第81集团军，隶属中部战区陆军，军部驻地河北省张家口市。

参加的部队有东部战区及中部战区的3个防空旅，[……] [13]

[注：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原番号为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张家口。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原番号为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军部驻地河北保定。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原番号为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军部驻地福建厦门。]

以上报道的着重点虽然是第81集团军防空旅旅长黄会伦大校的神秘死亡或失踪性“被死亡”，但与本文最相关的内容则是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防空旅2020年为了“准备台[海之]战”居然北上京津唐地区来“保卫北京”的信息。该旅首次远赴渤海之滨是2018年秋季，由旅长张松黎大校带队，从福建沿海千里机动至燕赵之地，“展开全员全装实兵实弹演习”。第73集团军防空旅的作战任务、兵器武备和日常训练本来都针对台海前线的战场防空，却一再北上而抵近京畿之侧，意欲何为？既然2018年能北上，2019年可能也北上过，2020年又再度北上或再三北上，那为什么2021年就不可能北上呢？为什么这个防空旅就不可能从此部署于北京周边，并取代第81集团军防空旅而成为中南海防空的一环呢？为什么第73集团军防空旅和第81集团军防空旅就不能相互换防呢？为什么……

2021 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事关中共二十大人事安排和路线方针，事关党内随时会激化的派系斗争，事关习近平的政治前途和党内地位，事关中共这个“绞肉机”体制必然产生和无可避免的你死我活。所以，中央警卫局的官兵首先必须“让习主席放心”。曹清中将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2007年至2015年)，并非由习近平任命，所以习不放心。2015年，习近平亲自任命王少军少将(2008年授衔；此后2016年授衔中将)为中央警卫局局长(2015年至2019年)，但后来习对他还是不放心。自2019年底王少军离任至2021年7月周洪许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职位空缺了约一年半时间。据说警卫局有一批士兵还是在习的陕西老家招收的，习对他们也逐渐开始不放心了。

为什么不放心呢？因为习近平担忧中央警卫局的官兵“长期浸淫在中南海内受高层斗争的影响”，经耳濡目染而对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政策逐渐形成自己个人的看法，难以确保其内心绝对服从。所以他宁可调用安保专业经验有所欠缺的野战部队，而且还要来自京畿以外地区。因为不仅北京卫戍区官兵的情况与中央警卫局原有官兵比较接近，而且连拱卫京师外圈的中部战区第81集团军和第82集团军领导层也相对熟悉京师及高层情况，多少沾染了类似警卫局原有官兵“无端关心、随意揣测、私下交流”高层动态的风气。比如上述第81集团军防空旅旅长黄会伦，就被认为对中南海内情所知过多。而远在台海的第73集团军“两耳未闻宫内事”，又是习近平的嫡系野战部队，从福建派往京师“勤王护驾”当属顺理成章之举。

由此推测，2021年夏季北戴河会议期间，进驻当地的外来野战部队很可能包括：

张松黎当旅长的部队或当过旅长的老部队——来自福建厦门的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防空第73旅(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3防空旅)或其下辖部队、分队；

陈登铝当过政委的老部队——来自福建漳州的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两栖合成第14旅(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或其下辖部队、分队；

周洪许当过团长的老部队——来自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炮兵部队(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或其下辖分队。

作战训练

周洪许当过基层作训参谋、师部作训科科长、大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搞训练颇有章法，而且自成一套。他曾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一职，可能也是负责作训的。

“不以考核为目的，要以实战为标准。”周洪许接受采访时说，“比如驾驶员训练，考个驾照并不难，但能否顶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部队一拉动就缺司机的原因。”[14]

官兵个人仅仅有个普通驾照，确实无法胜任炮兵团多样化的驾驶任务，比如恶劣天候下山区公路行驶、隐蔽机动时夜间闭灯驾驶、拖挂大体积重型装备行驶、运载安全要求较高的炮弹和燃油，等等。为此，炮兵团广泛展开“汽车特种驾驶”训练，舍得超常用油，创造条件让官兵多练、勤练，不断提高掌握“汽车特种驾驶”的官兵比例。

在炮兵团安全训练方面，周洪许继承和发扬了其前任传下来的一个特色传统：部队每有千里拉练、远程机动，力求“车不掉漆，人不掉皮”[15]。“车不掉漆”，确保装备完好率，不算奇葩。但“人不掉皮”，则在确保人员战斗力方面全然独具特色。须知中共军内广泛提倡的口号是“流一身汗，蜕一层皮，苦练杀敌本领”之类。

装备机械化、信息化、现代化兵器的炮兵团“全面搞建设”怎么个“全面”法呢？“全面”到规定官兵都要练拼刺刀。这又是奇葩。周洪许这位炮兵团长，或许是为了在“战争进入越打越远、越打越高、越打越看不见的时代”，逆向激发冷兵器时代“一剑封喉”的直观血性？或许是考虑到炮兵练刺杀格斗在特定战场环境中有实际用途？或许是有感于中共军队元帅林彪的名言：“只有上刺刀杀出威风来的部队，才是厉害的部队”？或许是应了当年炮兵兵种内流行还算广泛的口号“让大炮上刺刀”？……

炮兵团的“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似乎尤其体现在诸如一兵多能、政工干部懂军事指挥等方面。有中国大陆媒体对此着力推崇、报道如下——

“现在，我们一个团可以当两个团用。”周洪许团长自信地说。

对于炮兵来说，专业非常关键。侦察、计算、报话、炮长、瞄准手，各司其职，战场上缺一不可。但一人一岗也存在着风险，作战时牺牲一个人，一门炮也就废了。

2007年，炮兵团开始推行“一人双岗”培训，重要岗位至少两人以上参与训练，大量储备炮兵人才。

“一门炮，参战人数不变，但等于储备了两三套人马，这样也有效解决了老兵退伍后战斗力降低的问题，确保随时都能成建制遂行作战任务。”团参谋长宋正秋说。

“不仅如此，在我们团，政工干部也要会军事指挥。”他说，“打仗的时候，连长牺牲了，指导员就要顶上。副连长牺牲了副指导员就要顶上！”

[……] 采取每年政工干部脱产集训两个月的办法，请优秀的军事干部、炮兵学院的教授来授课。并让一些岗位，比如连长、指导员进行互换，实践证明效果明显。[16]

至于炮兵团最有特色、最奇葩的创造，那就是“公勤队”(公共勤务队？)，据说连北京中央军委某些部委内都有人赏识——

这里顺带说一下炮团特有的编制单位“公勤队”，这可是他们独家版权的创造——据说现在也得到了“上边”的首肯并向全军推广：公勤队的成员其实就是“首长身边的人”，如首长的司机、公务员、炊事员等勤杂人员，平时就配有专门的干部像基层连队一样集中管理——取缔“首长身边的人”的特殊意识，有任务时作为一个建制单位使用…… [17]

《解放军报》2014年6月25日报道：成都军区组织首长机关集中轮训指挥业务，其中包括标绘作战地图、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野战阵地设置、联合作战指挥、组织作战协同等多项内容，要求所有机关干部全员参训，人人过关。轮训实行“院校式办队，实战化教学，连队化管理”，从军区机关到军师旅团，参训人员不分部门、职务、年龄、军衔，均以普通学员身份混编参训，大校、上校们均无例外。轮训从当年3月起，分三批进行，最终覆盖100%的机关干部。

这篇报道还附有一篇冠之以“沙场视点”的数百字短文，标题为《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全文见下文)，作者正是时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周洪许。文章说，“首长机关的每个岗位、每个人，都是链条上的重要环节，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18]

质言之，一兵多能或“一人双岗”的训练标准最初是炮兵团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政工干部懂军事指挥的训练标准，是这一措施由兵及官的初步推广。炮兵团“公勤队”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措施的建制化、体制化尝试。而组织军区首长机关集中轮训则是出任军训部长的周洪许将“公勤队”的“炮兵团版”升格为“成都军区版”的测试。现在，出任局长的周洪许是否会搞出一个“公勤队”的“中南海版”呢？

中央警卫局官兵在有关安保警卫方面训练上超过野战军炮兵的“一兵多能”标准，包括白刃格斗、“汽车特种驾驶”等应该早就属于驾轻就熟的初级科目，难道……新局长要组织他们全员学习标绘作战地图、一体化指挥平台操作、野战阵地设置、联合作战指挥、组织作战协同之类的新科目吗？难道从周洪许、陈登铝开始，中央警卫局所有军事主官和政工主官都要分期分批搞“岗位互换”了吗？

另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南海内，不仅是警卫局官兵，而且其他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接受轮训，以便都成为“中南海版”的“公勤队”队员。既然大军区及战区 “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以此类推，中南海在安保警卫方面当然也就没有局外人了。既然中南海内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主任、政治秘书、机要秘书、警卫秘书(警卫长)、生活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师、服务员、保健医生等都是“局内人”，那么，他们是否都应该参加“中南海版”的安保警卫全面培训以及军事训练呢？他们也能“院校式办队，实战化教学，连队化管理”吗？原成都军区轮训机关干部那个100%的覆盖率能覆盖中南海吗？

难题来了：既然以上各色人等都是“局内人”，中南海内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子女自然更不是“局外人”了，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至少参加若干安保警卫培训以及军事训练呢？更为敏感的问题是：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配偶、子女们，谁能给他们培训？更确切地说，谁敢给他们培训？

四，周洪许的专业素质 (下)

抢险救灾

我们不妨先谈谈红军将领陈树湘、北京卫戍区“老虎团”，回头再来分析周洪许的“抢险救灾”重任。

陈树湘(1905-1934)，湖南长沙人，红军战将。1934年中共南方各省“苏区”根据地相继失守，红军被迫实施战略撤退即所谓“长征”。“长征”途中湘江战役时，陈树湘任红五军团第34师(即红34师)师长，奉命率部担任整个红一方面军(即所谓“中央红军”)的后卫，阻击追兵于湘江以东。完成阻击任务之际，以闽西子弟为主体的该师六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其中一千余人被俘。陈树湘突围溃退时腹部中弹，重伤被俘后不久身亡。关于其死因，说法不一。中共官方媒体近年来大肆宣传的说法是，被押解途中陈树湘用手从腹部伤口处将肠子掏出、扯断而自尽。但中共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断肠”说法的依据只是民间传说 [19]。至于“民间传说”是否真的源自民间，它何时产生、何时流传、何时被发现，也都很值得存疑。

以中共意识形态灌输“洗脑”的需要，陈树湘固然是它要宣传的“革命英雄”，但宣传调门的空前拔高则与习近平有关。下列时间表展示了调门拔高的大略轨迹——

2014年10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述了红军第34师师长陈树湘战场被俘后“断肠明志”的故事 [20]；

2016年10月17日，CCTV综合频道开始播出32集电视剧《绝命后卫师》。该剧以陈树湘及其红34师湘江阻击战为题材，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品；

2017年6月，于2016年已经摄制完毕的电影《血战湘江》公映。该片以陈树湘的红34师湘江阻击战为题材，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

2017年9月16日，《血战湘江》获中国电影金鸡奖之组委会特别奖；

2017年9月28日，《血战湘江》获精神文明建设奖之(电影)优秀作品奖；《绝命后卫师》获精神文明建设奖之(电视剧)优秀作品奖；

2018年4月3日，《绝命后卫师》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优秀电视剧大奖；

2018年10月14日，《绝命后卫师》获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之优秀电视剧奖；

2019年3月4日，在政协文艺界、社科界联组讨论会上，习近平提到电影《血战湘江》及其主角之一陈树湘；

2019年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再次提到陈树湘；

2019年9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在广西桂林全州县才湾镇落成；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去坐落于广西桂林全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阵亡红军官兵敬献花圈，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注：以上时间表只列出《绝命后卫师》和《血战湘江》所获部分奖项。陈树湘及红34师湘江阻击战的内容还反映在有关“长征”等题材的众多影视作品及其他文艺作品中。]

中共媒体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提示性评论、解说性宣传也纷至沓来，试举2021年的几例：3月21日凤凰历史《这位让习近平念念不忘并多次提及的红军师长是谁？》，4月25日新华社《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这场关键一战？》，7月7日央视网《听，习近平讲英雄故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从职业军人和军事指挥员角度看，陈树湘确乎有勇有谋且善战。但习近平所看重的主要不是这个，他最看重的是：军人要为党“断肠”，军队要为党“绝命”。不过谁都明白，这样对全党、全军大面积提出的“绝对忠诚”要求，最终只能流于口号。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实则是对特定小范围提出的明确要求：警卫人员要为领导人“断肠”，“御林军”要为中南海“绝命”。

上有所求，下必应焉。为迎合针对上述小范围的政治需求，若干媒体开始编虚造假。如新华社长沙2018年9月9日电《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中有关陈树湘履历、职务的一项内容：

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1军团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21]

然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9月16日刊文《中央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的壮烈人生》介绍了陈树湘同一时期的履历，其中则完全没有上述职务——

1930年1月至1933年6月，陈树湘先后任红军(长)汀连(城)独立团团长，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九师师长，红十九军五十四师师长。后红十九军缩编成红三十四师，他由师长“降”为一○一团团长，但他没有任何怨言。[22]

截止2021年8月底，大部分中共官媒、众多海内外网站亦无陈树湘曾“负责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之类虚假陈述。至于新华社等中共官媒造假的目的，无非是要把“断肠绝命”式忠诚的对象，由宽泛抽象的“党和国家”逐渐收拢并聚焦于一小撮“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核心”罢了。

长期以来，除了“贴身防弹衣”——保卫中南海区域的中央警卫局部队之外，最靠近中南海外围、负责第一防卫圈的近卫部队是北京卫戍区，其中战斗力最强者当推警卫第3师(师部驻地北京市通州区)。研究著述《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描述这支“绝命近卫师”如下：

警卫第3师是北京卫戍区唯一依照野战部队编制装备的部队，名义上是警卫师，其实是货真价实的野战师，而且是最早的解放军机械化部队之一。该师不仅有地面炮兵团、高射炮兵团，而且还有坦克团，是装备最好、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解放军野战师之一，战斗力超过一般的野战军部队。该师平时一般不担负内务警卫任务，部队集中驻扎，属于应急机动部队，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危急时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属撤离北京。

[……] 警卫第3师才是中共真正的御林军、保护神。[23]

不过，2017年11月下旬披露出来的爆炸性丑闻，让人们对这支“绝命近卫师”瞠目相看：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至少近二十名幼童遭性虐，而涉嫌施虐者正是北京卫戍区“老虎团”的数名军官以及至少一位他们的上司。“老虎团”即警卫第3师下辖的警卫第13团。(至于那位上司，其为警卫第3 师“首长”乎？北京卫戍区“首长”乎？更高级别“首长”乎？暂时不得而知。) 仍据《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警卫第13团是警卫第3师的主力部队，属于摩托化步兵团。其前身是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1938年1月组建之后就成为新四军的主力团队，被新四军军部授予“战斗模范团”称号，在战争年代赢得了“老虎团”之誉。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该团被中央军委授予集体一等功。

警卫第13团作为御林军主力，属于应急机动部队，长年处于紧急准备状态，[……] 只要警卫第3师有重大任务，警卫第13团肯定打头阵。[24]

“绝命近卫师”既有“保卫中央领导”之重责在身，故而尽得中南海之恩宠。“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后，“老虎团”也未遭追究，传说在警卫第3师内部也未予深究。但师不可纵，纵则骄奢；将不可宠，宠则淫逸。骄奢淫逸于京畿之地的“御林军”、“保护神”，即便是有勇有谋且死心塌地，靠得住吗？“绝命近卫师”如此，“贴身防弹衣”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关键时刻，他们能“断肠”、能“绝命”、能当“陈树湘”吗？于是，陈登铝、周洪许等“畿外之将”便受命进京了。

为什么是陈登铝？原因之一是他来自驻闽部队。习近平主政福建期间，与福建驻军关系不错，与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现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有渊源。陈登铝曾任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旅部驻地福建漳州)政委，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第91两栖摩步师(师部驻地福建漳州)政委，西部战区第 76集团军(军部驻地青海西宁)政委等职，此外，还曾是青海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这位人称“闽籍少将”的中央警卫局政委似乎还有着“籍贯优势”。据中共官媒《央视网》报道，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与福建古田地区老红军及家属座谈时颇有感慨地说：“长征出发时，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部牺牲。”[25]

如此看来，陈登铝出生为“闽籍”，出身为“闽伍”，岂不“籍伍双全”哉！

那为什么是周洪许呢？以本文之见，周洪许之所以被中南海所看中，作战训练在其次，炮兵业务更其次，主要在于“抢险救灾”。换言之，“抢险救灾”才是周洪许任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王牌”或“金牌”。周洪许诚然并非“闽籍”，但当年“绝命后卫师”师长陈树湘为“湘籍”，不同样是“非闽籍”将领吗？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参加抢险救灾的部队来自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深入地震险区的部队也远不止一支，为何偏偏炮兵团及其团长周洪许进入了中南海的视野呢？

首先是比起别的指挥官，周洪许“细致得让人佩服”。请看他如何组织救援地震灾区内云湖森林公园遇险的专家学者们：

翌日清晨，官兵们用砍来的竹子和宾馆的被单做了担架，同时还为每个老教授做了一根拐杖。细心的战士们为了避免老教授磨手，特意在每把拐杖的扶手处缠上了布条。一向做事干练的团长周洪许此时细致得让人佩服，他交代战士们：“不管路上多么艰难，我们的担架要始终保持平稳，始终保持担架上躺着的教授头要比脚高，绝不能让他们出现新伤……”[26]

其次，周洪许决绝得也同样“让人佩服”。因为他还对官兵们说：“你们可以伤亡，但这些专家学者一个都不能再有伤亡……”[27]

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警卫人员所具备的“绝命”精神——让自己赴死，换来“首长”存活，一切为了“首长”。笔者无意批评那些被炮兵团官兵救援的学者专家。他们都年逾花甲，最年长者86岁，好些人步履蹣跚，其中还有人已经受伤，而地震灾区地表大半有险阻而无道路，因此他们上担架被军人抬着无可厚非。

但是，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和不少中共领导人竟然都这样让人用担架一路抬着走过“长征”过半里程，直到过川西的雪山、草地时才不得不下了担架，由警卫员搀扶着行走。因为“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就连远比毛泽东正经不知多少倍的黄克诚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因而被朱德大骂一通 [28]。六十多年后仍然有抬过担架但幸存下来的红军老兵痛斥这些“中央领导”的“地主作风”[29]。经过“长征”而存活下来一位“中央领导”，通常要以几十名抬担架的红军士兵死亡为代价。因为从江西到川西，平均每副“中央领导”担架都要先后累死几十名红军士兵。为了掩盖“革命领袖”在征途险境中依然要享受的奢靡待遇，为了掩盖他们接受共产教条洗礼后的冷血无情，为了掩盖他们漠视普通战士的生命且习以为常，这些为“护主”而功高命绝的红军士兵至今没有被“党中央”正经纪念过，也从来没有被中共官媒或官方文艺作品正面歌颂过。就像“长征”时一样，当前在实际运作中，中南海对中央警卫局官兵其实也有着“三担”要求：担抬重负，担当“断肠”、“绝命”的重任，担待“当无名英雄”的待遇。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首长”们都没有随行的子女。只有30名女红军组成的“妇女队”里，其成员也并非全是“中央首长”夫人。诚然，妇女队中包括刘群先 (妇女队队长、博古夫人)、金维映(妇女队政委、李维汉夫人)、蔡畅(李富春夫人)、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贺子珍(毛泽东夫人)、肖月华(李德夫人)、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廖似光(凯丰夫人)、陈慧清(邓发夫人)、钱希钧(毛泽民夫人)等人。

如今的“首长”们要远征或进行“新长征”，随行的家属子女可是一大堆，有养尊处优的配偶，有携带“红色基因”而“根正苗红”的婚生子女，甚至可能包括有着 “红私基因”而“苗红根不正”的非婚生子女；至于要装箱的家财、要打点的行装恐怕也远超中华民国当年的所谓“四大家族”，所以难免在限时撤离北京的忙乱之际还要拖拖拉拉地处理一些婆婆妈妈的事儿。“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自然会要求中央警卫局官兵和其他工作人员要耐心、要做到不厌其烦。周洪许指挥下的炮兵团官兵还真的就特别经得起磨蹭、耐得了烦。这是他们的又一个特点。仍以他们在地震灾区内云湖森林公园的救援为例：

一切准备就绪了，就在将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女专家突然想到在地震中死去的丈夫有个笔记本还在他们住过的宾馆里。战士们向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整个宾馆的后墙已经倒塌，有的房顶也已经塌了下来。

工作人员望着废墟，觉得太危险。女专家说，笔记本里记录着她丈夫近期的研究成果，如果不把它找到，那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班长胡军二话没说，立即带领2名战士进入倒塌的宿舍中，在依然摇晃的房屋中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寻找，终于取到了笔记本。[30]

这一事例好似中共领导层“新长征”前奏曲中某个音符的“预奏”。未来撤离北京前夜，包括周洪许在内的中央警卫局官兵除了保护“首长”之外，还要耐劳耐烦地听取那些“首长”家属们或颐指气使或七嘴八舌的众多命令，并果断修改、适度调整他们命令中杂乱无章且自相矛盾之处，同时小心翼翼地赞叹命令的某些内容被“幸亏想到”以维护或照顾“首长”家属的颜面，出发时还要任劳任怨奉命携带大量理应抛弃的“坛坛罐罐”，一如“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前的作派：无论死多少红军官兵，都要保住“苏区”的“坛坛罐罐”——造币厂、兵工厂、印刷厂、红军总医院的成套设备，发电机，十几人抬的重炮底盘等装备，大量“苏区”货币，还有 “苏区”图书馆藏书，戏剧服装、道具和帷幕等。直到发现红军官兵战死再多都无济于事了，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弃“坛坛罐罐”。而红军官兵的生命，则可以一无反顾地断然抛弃，只要“中央首长”有需要(对部下通常解释为“革命事业”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北京时，中南海警卫局官兵用几条人命甚至十几条人命拼死换来某“首长”女眷的一个化妆箱(“首长”甚至懒得谎称里面有“机要文件”)——到时候如果发生这样的故事，笔者完全不会有任何意外感。

或有读者发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凭什么要撤离北京呢？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会撤离北京呢？试举一例：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邓小平、陈云、李鹏等中共党魁就已作好准备，一旦军队拒绝镇压人民或全国局势失控，他们就携国库巨款出逃海外，首选流亡地为巴基斯坦。“六四”前夕，满载财宝外币的外逃专机若干架，已经由空军第34运输机师北京南苑机场塔台匆匆调度，在跑道上待命起飞了。据说这一出逃预案在198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了。现今的中共高层准备政权崩溃时出逃的“沉船计划”[31] 更是早已经营有年、内容繁详且有关信息不时外溢于海内外的民间社会了。

按计划出逃自然不算太大的难题，但仓惶出逃于临危之际则另当别论。

2005 年7月14日，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时任院长朱成虎少将(授衔年份无处提供)在北京国际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共“解放台湾”时，如若美军介入台海冲突，解放军将率先使用核武器来“摧毁数百个美国城市”。朱成虎还宣称中共准备以牺牲“西安以东两百多个城市”为代价，即准备让它们毁于美国的核报复 [32]。当然，他本人届时则会倚仗特权而追随“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安全地躲避于“西安以西”的地下掩体中。

虽然这种核叫嚣、核讹诈、核挑衅未必真能如愿以偿，但北京当局任由朱成虎之辈口出此等“战狼”言论，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挑衅对抗。由此观之，是否有一天需要“新长征”还真不好说了。比如，哪一天“西安以东”被朱成虎之流葬送之后，美军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炸弹之母”或“巨型钻地弹”又落在了“西安以西”地区覆盖地下掩体的地表之上，瞬间大地颤动，地貌剧变，高山为谷，深渊为陵，河道堵塞而顿成堰塞湖，岭崩坡裂而惊现绝壁断崖…… 在如此“急难险重”状况下实施救援警卫和掩护撤退转移，中共军队受过这方面考验的部队中，恐怕首先要数周洪许当过团长的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全军有过如此“绝境突围”实战经验的指挥官中，级别最高者可能也就是周洪许这个当年的团长。中国大陆军旅女作家裘山山的报告文学《从绝境中突围》，就描写了当年这位中校团长及其部下，身陷峰坠路毁之绝地，在直升机飞过时卷起的气流就可能引发余震的陡峭山脊之上，如何实施“绝境突围”。

一旦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首长”及其家属子女们身处如此“绝境”，他们将何以“突围”呢？《解放军报》2008年6月17日的一篇报道，可以算是一个“险情预先通报”：

[周洪许和炮兵团官兵们带着受灾群众] 又到了一座大山的山顶，眼前的情景把他们惊呆了：地震竟然将这座山两边的山体全震垮了，唯独留下山脊上陡峭不足一尺宽的小路。往两边看都是万丈深渊。山脊小路给人的感觉即便不能说是在高空走钢丝，至少也是在悬崖上“踩牛背”。这能过得去吗？要是万一掉进去，岂不粉身碎骨？路已经走到这儿了，还能再回头吗？再说，回去往哪儿走？

这条路虽然险到极致，但至少它还不算绝路，它还有让人看得到冒死走过去就会出现的生命契机。

开始过悬崖了，为了尽量地稳定大家的情绪，周洪许在悬崖两边翘出的石头上都安排接应的老兵，他们身上都拴着绳子，以防掉下悬崖。很多群众在这里吓哭了，无论战士怎么劝，就是不敢过。走过悬崖的几个战士不得不重新回去，背着他们慢慢地往前爬，战士们只要求群众在他们背上闭上眼睛、身体不要乱动。就这样，在极度惊险中，一个个孩子被战士们爬着背了过去，一个个老人被背了过去，最难办的是孕妇，战士们没法背她们，只有侧身蹲下来，由一前一后的两个战士保护着，一点一点地挪过去：很多人恐高，战士们就将自己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将帽檐压着他们的眼睛以减少惊恐。[33]

所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们，中央军委委员们，到时候恐怕都得这样“踩牛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夫人(还有女委员的丈夫)、子女，恐怕都得由中央警卫局官兵背着、驮着渡过这样的难关。至于其中体型肥胖臃肿者，官兵们恐怕只能帮着他们像上述孕妇那样“一点一点地挪过去”……如同“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一战，这支簇拥着“党和国家领导核心”的疲惫队伍，虽败犹冗长而绵延若干公里，过秦岭，出祁连，傍天山，迎着塔克拉玛干腾起的漫天飞沙，顶着帕米尔飘来的满天飞雪，沿着路悬一线的瓦罕走廊，在扮演类似于“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角色的塔利班友军接应下，跋涉前往希望所系却又前景渺茫的伊朗高原……

未来面对此情此景之际，周洪许、陈登铝们自然明白，过去一直是我们要靠着党，但眼下是党要靠着我们了。他们或许会抓住这个难得且关键的机会“挣个‘忠诚’表现”，对部下、大概也是对自己大喊一声：“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表现我们对党绝对忠诚的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要发扬陈树湘和红34师的‘绝命’精神，把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家属们带出中国这个绝境！带到安全的地方！”

当年红军得以湘江突围绝非仅凭红34师，当然更非仅凭陈树湘一人，人们最起码还可以列举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等一长串名字。由于长年受中共“党文化”的灌输和影响，在周洪许、陈登铝眼里，彭德怀、林彪或许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开国元帅”、“我军功勋卓著的革命前辈”吧。这两位元帅比之陈树湘有两大区别：第一，在湘江战役中，他们指挥的部队比陈树湘多、所处的级别比陈树湘高、肩负的职责比陈树湘重、对战役所起的作用比陈树湘大，在“挽救红军”、“挽救党”上的贡献远比陈树湘重要得多。第二，陈树湘死于中共的敌人之手，林彪、彭德怀则死于中共党魁毛泽东之手。

假如陈树湘也能够西渡湘江而突围，并走完“长征”、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像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元帅及“我军”一大批高级将领(其中包括不少湘江战役的亲历者)那样死于毛泽东之手，其概率应该不会很小。

在“挽救红军”、“挽救党”上，堪称贡献比林彪、彭德怀还要大的是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因为他们创建了陕甘红色根据地，在陕北为“长征”、为筋疲力竭的 “中央红军”、为奄奄一息的“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得以续命的“落脚点”。以周洪许、陈登铝从小所受到的中共“党文化”红色教育熏陶，这可是“中国革命史诗”中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啊！然而中共建政后，习仲勋为一部反映陕甘根据地的小说《刘志丹》提供了一些素材，于1962年被毛泽东判定为“利用小说反党”而投入监狱达16年之久，出狱时已经分辨不清两个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谁是谁了。高岗1954年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1935年10月“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不久，刘志丹于1936年4月25日在山西境内对晋绥军的一次战斗中，被中共政治保卫局派往前线的特派员裴周玉从背后开枪暗杀于指挥位置上 [34]。史学名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此有记载，并评论如下：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也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泽东]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红军三个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35]

看来，准备有朝一日像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那样“在危急时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及其家属撤离”的周洪许、陈登铝们，实在应当看看海外人士撰写的、非北京官方钦定的、真正尊重客观事实的中共党史类著作。例如不妨读一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等著)、《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等。哪怕你思想上再坚持“对党忠诚”，从安全警卫工作本身的实际需要来看，也确实应该认真读一读这类著作。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1970年代末，中共党内高层近乎所有人对毛泽东都有微词怨言甚至批判谴责，体制内外的其他人亦有所闻。有人对此有所闻后认为：毛泽东整死众多为中共、为中共军队、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者，那是他的私心和权术，因为党、军队、“革命”都不过是他个人的工具而已；不过，对那些为毛泽东本人、为这个“最高领袖”的个人安危作出贡献者，他总应该手下留情、关照有加吧？假如周洪许、陈登铝也这样想，那么，他们可以看看他们的前辈和前任罗瑞卿大将。因为他们与罗瑞卿一样，或者说罗瑞卿与他们一样，都是负责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的。

罗多年负责毛的安全，毛对他完全信任，亲切地叫他“罗长子”，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这样的话毛是不轻易说的。[36]

但是，林彪嫉恨罗瑞卿；而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亟需与林彪做成暗箱政治交易，所以决定牺牲罗瑞卿，把他打成“野心家”[37]。罗瑞卿“文革”后对此感叹不已：“伴君如伴虎啊！”

“虎”从何来？“虎”从专制来。中共“党领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或专制体制下，有“君”即“虎”，暂且没有“君”也会从中生出“君”，一时没有“虎”也会由此生成“虎”。伴“君”于其侧者，一如伴虎于其穴者也，危哉矣！

与罗瑞卿及其同行、后辈们相比，距离“虎口”更近的往往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历史上至少已经有7名军委副主席死于党内斗争，这一职务因而被称为“高危职务”[38]。究其首要原因，就在于军委副主席离军委主席(通常兼党的最高领导人)那“一步之遥”。正如邓小平1973年12月领会毛泽东暗示后警告周恩来时所说的：“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39]

五，周洪许的个性特征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以上几节文字，主要展示周洪许“其行”，本节文字相对侧重于周洪许“其言”。

2008年，时值炮兵团被树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10周年。周洪许当时接受采访时说：“现在还是那三句话：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40] 这当然也可能是套话，但仍可从中看到他对团队传统之重视。如果说上文提过的“车不掉漆，人不掉皮”等承继而来标准、措施和口号都可视为传统之“目”，那么以上“三句话”则为炮兵团传统之“纲”。

上文还提到，周洪许及其团队为“汽车特种驾驶”训练而舍得超常用油，是因为他们“不以考核为目的，要以实战为标准”。但“以实战为标准”、强化“贴近实战”的训练，有时会使安全方面问题更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性问题呢？周洪许对此的认识似乎颇具“辨证法”：

部队是要打仗的，决不能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甚至以安全为理由少训、偏训、漏训。只有训练质量提高了，才能更好地消除训练中的安全隐患。[41]

如果说此言较为实在，应非套话，也有助于认识周洪许的个性，那么，周洪许又是如何认识未来的“实战”从而“以实战为标准”的呢？他是这样说的：

未来信息化战争时空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战略、战役、战术的界限日趋模糊，战争进入越打越远、越打越高、越打越看不见的时代，每个战位、每个官兵都是制胜的关键节点，尤其需要突出“人”的因素，通过真枪实弹、真训实练、真打实拉、真考实评，全面提高官兵敢打必胜、一剑封喉的真本事。[42]

由此看来，周洪许对“未来信息化战争”的特性有相当清晰的认识，并因此而强调“尤其需要突出‘人’的因素”。中共军队传统上历来非常重视所谓“人的因素”，但军事上靠的是滥用人命、无视基层官兵伤亡率的“人海战术”，政治宣传上强调的是“群威群胆”的“革命英雄主义”即“集体英雄主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周洪许所强调的“‘人’的因素”则更侧重于个体的作用，因此他观点鲜明地认为“每个战位、每个官兵都是制胜的关键节点”。

另外，周洪许在语言上似乎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对未来战争的描述，他连用了三个“越打越…”。强调“以实战为标准”，他连用“真…实…”达四次之多。“文如其人”，此处似应也有他个性的某种体现。之所以笔者要说“似乎”、“似应”，是因为周洪许的这段话，文字上有可能被《解放军报》记者、编辑整理、润色过，因而“文”也就不能完全“如其人”了。但以下一段文字(更确切地说，是“以下一篇文字”)，似不见有他人修饰的痕迹，有可能完全出自周洪许手笔。

周洪许撰写于2014年原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任上的短文《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可以看作“公勤队大军区版宣言”，也是笔者找到的周洪许唯一一篇文章，故全文转录如下：

沙场视点■ 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周洪许

《首长机关要当好练兵打仗领跑者》

首长机关是部队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平时指导训练，战时指挥打仗，其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要训强部队先要练强机关。如果把练兵打仗比做长跑，那么首长机关就是领跑者。因为，只有谋打仗、善打仗的机关，才能带出能打仗、打胜仗的部队。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就首长机关组织指挥的根本职能来说，只有把作战指挥链条上各个环节训全训到位，才能融合集成整体组织指挥能力。首长机关的每个岗位、每个人，都是链条上的重要环节，首长机关在指挥打仗中没有局外人。

长期以来，由于首长机关日常业务繁杂、工作头绪多，一些单位首长机关训练存在偏训、漏训现象。有的机关干部认为机关的职能是谋划工作、指导部队，在训练中存在对部队要求严、对自身要求松的现象；有的干部认为指挥打仗是司令部门的事，与其他部门关系不大……

首长机关是部队建设的“龙头”，理应在训练中以身作则。如果仅给部队定指标、提要求，或坐而论道、不付诸行动，指导部队就没有底气，更没有说服力。各级应切实按照打仗要求狠抓机关训练，标准上高于部队、要求上严于部队，切实夯实首长机关指挥打仗的能力基础。[43]

周洪许在此文中强调，首长机关人员“训练存在偏训、漏训现象”，应予纠正。但他允许他们“少训”，因为这些人首先有本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要完成。而对炮兵团下辖的各作战单位，周洪许则强调，决不能因“少训、偏训、漏训”而“牺牲战斗力”。可见，周洪许对不同类别建制人员不搞“一刀切”，而是“分而训之”。细读此文，还能发现周洪许个性上的其他一些特点。

2008年在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汉旺抢险救灾前线，一位军旅记者随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行动，对炮兵团官兵及其团长周洪许追踪采访了几个月后写道：

我跟周洪许团长多次交谈后的感觉是：[……] 这位团长很有想法。

对于炮团半年之内参加的两次救灾行动，这位军事指挥员都有自己眼光独到的总结与反思，对于团队将来“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和“非战争性军事行动”，也有很多具体的设计设想，甚至还有一些马上就可以操作起来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比如这次炮团第一天到达汉旺时因缺乏专业工具因而影响了救援效率的痛憾，在他心中就产生出了这样的反思：云南也地处地震带，部队将来承担类似的“非战争化军事行动”概率很大，应该想办法与地方政府协调配合，为团队配备这样的专门工具并进行相应的应急训练，至少部分地承担起“专业队伍”的职能。而且不光是针对地震，还应根据各类灾情将各种专业工具分门别类，作出应对各紧急情况的各种配置预案…… [44]

读者至少可以从中发现，周洪许在思维方面长于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四川灾区而反观云南驻地(由此及彼)，从缺乏某类工具而联想到配齐各类工具(举一反三)，从地震灾害而联系到各种灾情(触类旁通)。

当然，构成周洪许个性特征的同样也反映于“其行”。因为上文对此已经谈得相对多一点，这里只补充两项：

一，作为军事指挥官，周洪许“对地形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45]；

二，据推测，周洪许似应有过高级军事院校(如国防大学)的进修经历，其时间可能是2017年至2019年期间。这类进修无疑也会对军事指挥官的个性产生相当影响。

六，周洪许的战略眼光

周洪许当年任团长的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是师属炮兵部队。该师的作战任务、兵器武备和日常训练重点主要针对中国南方山区丛林地带及东南亚地区丛林地带作战，所以炮兵团虽然是“先进典型”、有“乌蒙铁军”之称，但“由于经费和优先度问题”，其火炮配置、装备更新换代等并不在最优先之列。至少比起拱卫京师、前出台海、镇守中原的各集团军大部分师属炮兵团，“乌蒙铁军”的列装、换装可能要迟半拍甚至一拍。

不过“经费和优先度问题”并没有限制住周洪许的前瞻性眼光。上文提到过张海阳2005年在北京军区副政委任上去第27集团军防空旅蹲点时，约见了独自一人跑到防空旅参观取经的周洪许，并且表扬他“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懂得学习先进经验”。

张海阳当年对防空旅提出了一个口号：“过不过得硬，导弹来说话”[46]。周洪许接过了这个口号，向炮兵团全团官兵喊出：“过不过得硬，炮弹来说话”[47]。周洪许口里说着炮弹，心里更想着导弹。一年后的2006年7月，炮兵团列装某新型导弹(最大可能为反坦克导弹)。10月接受考核时，8枚新型导弹全部命中目标，仅三个月就形成了战斗力 [48]。这也跟周洪许“懂得学习先进经验”、参观过整个陆军的防空导弹信息化头号“先进典型”防空旅不无关系。

2006 年，周洪许团当时设有一个导弹营，上述那8枚导弹就是该营发射的。这个导弹营建制的设立显然是要经时任集团军军长赵宗歧同意的，甚至还可能是得到赵宗歧支持和鼓励的。此外，也有可能正是因为当年10月炮兵团列装的新型导弹迅速形成了战斗力，周洪许才于11月被列入四总部2006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

2014 年周洪许已任职原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当年有报道显示，他曾经任职的那个炮兵团还是四个建制营，其中包括一个防空营(下辖至少一个防空导弹连)、一个反坦克营(下辖至少一个反坦克导弹连)。根据该炮兵团的武器装备(见下文)推断，另外两个建制营应该是：一个火箭炮营、一个榴弹炮-加农榴弹炮营。上文提到的那个团属导弹营不见了，但营属导弹连(如防空导弹连、反坦克导弹连)增多了，导弹配属由营级单位向连级单位下放了，这些建制上的变化反映了炮兵团合成化程度的提高。至于那个导弹营建制为何消失，笔者将在下文展开分析、推测。

[ 2017年6月的一篇报道所配图片及文字说明(详见附录二)展示了“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装备如下：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96式122毫米榴弹炮，81式40管122毫米火箭炮，02式100毫米自行突击炮，“红箭8”反坦克导弹，99式双联35毫米高射炮，“红缨6”单兵防空导弹 [49]。前四种武器应该可供装备火箭炮营和榴弹炮-加农榴弹炮营。]

1980 年代，中共陆军步兵师的炮兵团基本上属于传统的地面炮兵，其主要武器装备为各类重型地面火炮如榴弹炮、加农炮、加农榴弹炮、火箭炮等，虽然这些炮兵团也配有若干非重型防空武器如高射机枪，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等。步兵师的防空任务主要由高射炮兵承担，编制上一般表现为高炮团。如1989年参加“六四”镇压时，从西长安街杀向天安门广场的第38集团军第113步兵师就下辖一个高射炮兵团。

2000 年代开始，大部分陆军集团军高炮旅、步兵师高炮团的编制名称逐渐为防空旅、防空团所替代，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防空导弹即地对空导弹逐步列装于担任防空任务的高炮部队，从而改变了这些部队主要武器装备只有高射炮的单一化构成。它们的主要武器装备逐步转变为由高射炮和防空导弹两者构成，从而提高了多样化、复合化、合成化程度。中共陆军1号主力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先走一步，“1998年后，坦克第6师、高射炮兵旅分别改编为装甲师、防空旅，直升机大队扩编为航空团。” [50] 同步跟进、并且在二十一世纪到来前将高炮旅改编为防空旅的集团军，还有2号主力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和3号主力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现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 [51]。张海阳扶持过的防空导弹信息化“先进典型”第27集团军防空旅(2016年撤销番号)，则属于2000年代的后来居上者。

由于同样的原因，继步兵师之后，陆军炮兵师下辖高炮团的编制名称也陆续改为防空团。周洪许当年任团长的第14集团军第40步兵师炮兵团出现防空营这个建制，正好顺应和体现了导弹配属逐级下放的趋势：继炮兵师下辖团级防空部队高炮团更名为防空团后，炮兵团下辖营级防空分队高炮营更名为防空营，炮兵营下辖连级防空分队高炮连更名为防空连……

地对空导弹列装自然会引发一系列战术问题：导弹发射车集群不同于高射炮集群，其发射阵地该如何配置？打击空中目标时，导弹如何与高炮协同作战？转移作战地域时，行军队列中导弹与高炮如何合理编组，以期能最有效地应对途中可能遭遇的敌方突袭？等等。

面对这一系列战术问题，周洪许有可能再次发挥了以往在“公勤队”上展现的思维特点，首先从编制入手，念起“合”字诀，组建“合成”导弹营，即把装备各类导弹 (甚至可能包括便携式单兵导弹)的所有分队合编在一起，第一步先着手解决地对空导弹或防空导弹的技术问题，同时把上述一系列战术问题暂且搁置以留待第二步或下一步解决。为了便于以外行身份作分析阐述，笔者设计了以下三个表格(表格A、表格B、表格C)。

相对于导弹(II)而言，火炮(I)是上一代武器。火炮有地面火炮(I-A)和高射炮(I-B)之分，体现在作战行动中，前者对地(A)，后者对空(B)。(见表格A。读者如果跳过表格A里以及下文中括号内的字母而不予阅读，并不会影响对表格及下文内容的理解。)

表格A 《第14军第40师炮兵团武器装备类型》

武器＼目标导向	(A) 对地或地对地	(B) 对空或地对空
(I) 火炮	(I-A) 地面火炮：榴弹炮、加农炮、加农榴弹炮、火箭炮等	(I-B) 高射炮等
(II) 导弹	(II-A) 地对地导弹：车载型反坦克导弹，单兵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等	(II-B) 地对空导弹：车载型防空导弹，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等

相对于火炮(I)而言，导弹(II)是新一代装备。导弹也有地对地(A)和地对空(B)之分，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作战行动中，而且更为直接地体现在装备名称上、战术观念上、建制配属关系上(例如地面炮兵作战单位引进“地对地导弹”，高射炮兵作战单位引进“地对空导弹”等)。在战术层面，地对空导弹(II-B)通常称“防空导弹”，而地对地导弹(II-A)以反坦克导弹最为常见。(见表格A)

就技术层面而言，地对地导弹(II-A)和地对空导弹(II-B)都是导弹(II)，两者有共同点、相通性，不少技术问题可以放在一起培训。周洪许的导弹营建制，看来是按中共军队传统的“教导队”模式而组建的，侧重于技术层面的统一培训。大致可以推测：导弹营利用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共同点、相通性，从炮兵团已经列装、掌握的反坦克导弹技术出发，让受训人员触类旁通地快速掌握导弹技术的基础知识和一般原理，然后再根据防空导弹的知识和原理作进一步分专业培训。与此同时，反坦克导弹培训也可“扩招新生”或开“提高班”强化。培训完毕，不再按技术培训标准而是按作战训练要求“撤营编连”：导弹营撤编拆分；地对地导弹培训分队归入反坦克营，编为反坦克导弹连；地对空导弹培训分队归入防空营，编为防空导弹连。

从导弹(II)的角度看火炮(I)，并且引进导弹的装备名称、战术观念等，人们可以发现：地面火炮(I-A)完全可以称之为“地对地”火炮(I-A)，高射炮(I-B)也完全可以称之为“地对空”火炮(I-B)。此处“地面火炮”、“高射炮”可以视为实际应用上的传统名称，而“地对地火炮”、“地对空火炮”则可以视为概括、分类所用的新名称。

直白地说，I和II两者用于区分用什么武器装备(导弹还是高炮？)来发射，而A和B两者则用于区分向哪类空间(地面还是空中？)发射。这四个要素的组合，产生了I-A、I-B、II-A、II-B这四个分类模块。(见表格B)

表格B 《第14军第40师炮兵团武器装备“分类模块”》

武器＼目标导向	(A) 地对地	(B) 地对空
(I) 火炮	I-A模块：地对地火炮	I-B模块：地对空火炮
(II) 导弹	II-A模块：地对地导弹	II-B模块：地对空导弹

防空部队，如薛爱国任旅长的原第27集团军防空旅，目前一般只使用地对空武器(B类武器)。具体而言，它们在军事史上首先使用的是“地对空火炮”(I-B模块)，随后又使用了地对空导弹(II-B模块)。

地面炮兵部队，如周洪许任团长的原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目前不仅继续大量使用地对地武器(A类武器)，而且通常都有相当数量的地对空武器(B类武器)列装。在军事史上，它们一般最先使用“地对地火炮”(I-A模块)，随后依次使用的是“地对空火炮”(I-B模块)、地对地导弹(II-A模块)、地对空导弹(II-B模块)。周洪许很可能就是通过导弹营这个临时性建制，让官兵们尽快通过反坦克导弹(II-A模块内容之一)来掌握防空导弹(II-B模块主要内容)。

周洪许的导弹营并非首创性产物，但多少可以看作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一个趋势：一方面是防空部队导弹化，另一方面是地面炮兵部队导弹化加“防空自主化”(如周洪许的炮兵团后来有了自己的防空营)，这两个方面同时也引发和促成了作战部队合成化、军事教学和培训整合化、军事院校设置统合化。质言之，部队要合成，院校要整合。2017年中共陆军炮兵院校和防空兵院校建制整合、合二为一(见表格C)，反映了炮兵专业和防空兵专业在军事教学上开始全面统合“地对地火炮”(I-A)、“地对空火炮”(I-B)、地对地导弹(II-A)、地对空导弹(II-B)四个模块。

表格C 《中共陆军炮兵院校、防空兵院校建制整合》

年份	学校及校址	发展状况
1986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合肥炮兵学院(院址安徽合肥)；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高炮学院(院址河南郑州)	两校分置
199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学院(院址安徽合肥)；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防空兵学院(院址河南郑州) *	两校分置
2017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院址安徽合肥，分部院址江苏南京、河南郑州、辽宁沈阳)	两校合并

* 2011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兵学院(院址河南郑州)

从战略层面看，炮兵院校和防空兵院校建制整合预示着炮兵、防空兵两个兵种的逐步一体化；其共同点、相通性就是两者都同属远程火力或相对远程火力打击手段。其实早在1966年，中共火箭军的前身“第二炮兵”组建时所起的兵种(实为军种)名称，就暗示了这种发展趋势。

比起笔者在上文的唠叨，盛黎军的话那才叫内行精辟：“合成先合编，合训生合力。”[52]

盛黎军何许人？“南京军区某集团军装甲部队”首位合成营营长、2012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者也。“南京军区某集团军装甲部队”何部？原南京军区第31 集团军第14两栖装甲旅也。该旅当年的政委就是现任中央警卫局政委陈登铝，合成营当年番号为装甲旅一营。薛爱国的防空旅、周洪许的炮兵团、盛黎军的合成营都属中共陆军中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

看来，在念“合”字诀上，周洪许、陈登铝似乎“英雄所见略同”，应该会有共同语言。

七，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

本文写到这里本来也就该结束了。但考虑到本文有可能被中央警卫局局长、政委阅读到，因此在此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权当本文的结尾吧。

周洪许、陈登铝两位将军，作为职业军人，你们的专业素质是得到不少公众认可的。本人也同样认可这一点，从本文的字里行间，你们可以读出笔者对你们的评价及印象。

上文建议你们看看海外、国外的中共党史类著作。其实，如果中南海警卫纪律、工作条件许可的话，还应该多看看非中共官方钦定的其他历史类、政治类禁书，即多看看所谓“内部参考”书籍，甚至“敌对势力”撰写的“反面教材”。“博览群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留下的优良传统。对你们而言，“群书”中自然也应该包括所谓 “反面教材”。

众所周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实行新闻出版管制、网络信息封锁的国家。每个中国公民，当然也包括你们两位，都不能自由接触开放的信息环境，不能充分享有知情权。现在，你们既然已经有了相应的军衔和职务级别，除军事机密和中共党内机密阅读的优先权外，你们在一般阅读上的权限已经接近或赶上了西方国家的普通百姓，所以请你们珍惜自己优越于以往的知情权。

除了其他原因外，从你们工作本身的实际需要来看，也确实应该认真读一读上述各类著作。作为军人，你们当然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即使你们始终保持“对党忠诚”，你们除了“知己”以外，总还应该“知敌”、“料敌”吧。不知敌情没法打仗，所知敌情有限也没法工作，所以建议你们多读一些所谓“海内外敌对势力”撰写的东西。至少像本文这样的“反面教材”都写到你们本人了，你们能不阅读吗？

虽然本人写过几篇此类文章，但我要推荐两位阅读的第一部书，是罗宇先生的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香港，开放出版社，2015年)，以及他的系列文章《与习近平老弟商榷》(2015年至2018年)［请上网查询“与习近平老弟商榷/罗宇/大纪元”］。

罗宇，1944年生于延安，1950年代经常出入中南海，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众多中共“太子党”、“红二代”来往频仍，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197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时任职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装备处处长，1989年因反对中共当局“六四”大规模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而滞留国外不归，1990年因“六四”愤而辞去总参装备部航空处处长职务，1992年被中共官方开除党籍、军籍，2015年起成为海外公开反对中共专制政权的知名人士，2020年在美国去世。

出于人性和正义感，经“三思而后行”，这位携带着“红色基因”的“延安儿女”，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海外敌对势力”阵营，并且自豪地成为其中一员。历史会记住罗宇先生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这位罗宇先生的父亲，就是你们的同行、前任和前辈罗瑞卿大将。由于有些读者并不一定像你们那样了解罗瑞卿，请允许我在此略作介绍：罗瑞卿，1906年出生，早年考入黄埔军校，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0年代担任中共公安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1959年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要职，并长期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1965年起，遭毛泽东、林彪等人残酷迫害而致残，“文化大革命”后获平反，复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78年在医疗过程中逝世。

罗宇先生的父亲罗瑞卿是中共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这个体制的受害者，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也是中共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中共体制是一个摧残人的体制，它不仅造成大量受害者，其施害者最终也是受害者。质言之，每个人都受害者，没有例外。

与中共的欺骗宣传所说的内容相反，与你们自童年时代起所受教育的内容相反，你们加入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什么“领导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而是危害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邪恶力量。

中共专制政权必须像苏联共产党政权那样终结或灭亡。这个体制虽然在“对敌斗争”方面效率较高，但它对盟友背信弃义，对人民残酷镇压、全面监控、极限压榨，对党内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得你死我活而没有任何底线，甚至这个党的领导层如罗瑞卿、习仲勋也不能幸免，受害者范围甚至波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换言之，中共的“对敌斗争”就是以所有人为敌、与全人类为敌、让每个人都处于直接间接的危险中。中共专制政权如同“绞肉机”，它无例外地绞杀所有的人。它的危害面是全民性、全球性的，它的危害性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终结这个“绞肉机”体制，上述悲剧就能最终避免或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所有的人，包括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终都将是获益者，只是获益多少不同、获益程度不同、获益的方面有所不同。

中共体制不值得任何人留恋，中共体制的终结不值得任何人惋惜。这个体制摧残中国人的个性，扼杀中国人的创造力，剥夺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破坏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阻碍中国经济的正常、协调发展，阻碍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阻碍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世界大家庭的合格一员。很多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尤其是有过在西方国家生活经历的人，对此都有切身体会。

鉴于中国人重视教育的悠久传统，本人祝愿两位将军和你们的战友、部下以及中央警卫局所有官兵的子女都能有海外留学的机会，就像今天习近平的女儿那样。眼下，这或许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我相信，在拆除中共政权这个“绞肉机”后，这个美好祝愿的实现一定会像处理日常生活问题那样，不再有那么多的禁忌和限制。因为一个民主中国的政府，不会担心海外出现罗宇先生那样的政治叛逆者。而罗宇先生那样的人，也完全没有必要背弃一个他所热爱的民主体制。

(全文完)

附录一 周洪许与周小周、张海阳、赵宗歧、张又侠的交集情况

说明：黑线框内为周洪许的常规交集，复线框内为周洪许的或然交集和偶然交集

周洪许时间线	周洪许	周小周	张海阳	赵宗歧	张又侠
1990年代初期、中期	初级军校学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某部(第31师？第40师？)作训参谋、尉级军官	某部连长、团长	兰州军区第21集团军第61师政委(1985-1992) 总参谋部兵种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92-1996)	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武官(1988-1991)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副参谋长(1991-1992) 西藏军区山地步兵第52旅旅长(1992-1998)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师长(1987-1994) 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副军长(1994-2000)
1998年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31师作训科科长	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1998-2001) 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副军长(2001-2003)	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政委(1996-2002)	西藏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1998-2003) 成都军区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2003-2004)	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副军长(1994-2000)
2005年初至2009年后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团长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2003-2007)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长(2007-2012)	北京军区副政委(2002-2005) 成都军区政委(2005-2009)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长(2004-2007) 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军长(2007-2008) 济南军区参谋长(2008-2012)	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军长(2000-2005)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2005-2007) 沈阳军区司令员(2007-2012)
2014年6月前至2015年8月后	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	成都军区参谋长(2012-2014)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14-2015) 成都军区善后办主任(2015-2016)	第二炮兵政委(2009-2014)	济南军区司令员(2012-2016)	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12-2017)
2021年7月中旬截止	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			西部战区司令员(2016-2020)	中央军委副主席(2017-)
2021年7月15日起	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				中央军委副主席(2017-)

附录二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部分武器装备 (据2017年报道)

资料来源：

文章《“乌蒙铁军”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将光荣传统带到新部队》所附摄影图片的以下文字说明，载《观察者网》，2017年6月15日(文章原载《解放军报》2017年6月15日)

(以下信息虽然并非详尽、甚至可能不尽确切，但仍然可供参考)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该炮最大射程17公里，军改前广泛装备于我军摩托化师[、]旅炮兵团和集团军炮兵旅 (图片来自新华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96式122毫米榴弹炮，该炮发射底凹弹时最大射程17公里，发射火箭增程弹时最大射程27公里，具备360°环射能力 (图片来自云南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81式40管122毫米火箭炮，这款火箭炮是我军主力师属火箭炮，最大射程20公里 (图片来自新华社)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02式100毫米自行突击炮，这个连队诞生了“全军爱军精武标兵”拉巴顿株 (图为军事报道截图)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红箭8”反坦克导弹[车]，该团组建了全军第一个反坦克导弹班 (图片来自云南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99式双联35毫米高射炮，具备世界先进水平，是名副其实的“低空铁扫帚” (图片来自中国军视网)

“乌蒙铁军”之七种武器之“红缨6”单兵防空导弹，性能超越了法国“西北风” (图为央视报道)

附录三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建制、干部 (2008年5月至8月)

资料来源：

双石(张键)：《铁军无畏》(报告文学连载)，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至11月

以下资料虽然并非详尽、甚至可能不尽确切，但仍可供新闻报道、学术研究等参考，至少可为之提供背景材料。资料收集工作费时费事，编为此附录，以期有助于有使用及研究之需要者减少重复劳动。其中有些信息还具有追踪报道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如下列名单中四营营长陈勇，后来成为该炮兵团最后一任团长(2017年4月 29日该炮兵团整建制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后，原番号随即撤销)。

炮兵团副营级及以上干部(39人)：

团长周洪许、政委曾祥明，

副团长戴胜宇、副政委王同宇、副政委史文宏、参谋长黄建中、后勤处处长高彪、装备处处长赵岗、政治处主任王敬斌、副参谋长梁刚刚，

后勤处副处长张开顺、一营营长刘国华、二营教导员那维东、三营营长王洪涛、四营营长陈勇、四营教导员孔令穗、军务股股长姜亚新、作训股股长李顺平、通信股股长郭兰华、组织股股长李远军、保卫股股长梁志、宣传股股长郑开斌、军需股股长李溢、军运油料股股长杨俊、管理股股长全洪渊、公勤队队长江军、二营副营长高兴、三营副营长曾祥忠，

其他12人(其中包括一营教导员、二营营长、三营教导员、侦察股股长、一营副营长、四营副营长等)。

炮兵团正连级干部(人数不详)：

一连连长任春雨、一连指导员张建法、二连指导员金家旺、三连连长冯荣、三连指导员郑立波、四连连长肖畅、四连指导员张立、五连指导员雍小波、六连指导员王劲松、七连指导员李学锋、九连连长胡连勇、九连指导员冯杰、十一连指导员郑国防、十二连连长赵贵明、十二连指导员张汉华、三营指挥连指导员宰加勤，

团指挥连连长王灿、团指挥连指导员徐德友、汽车连连长邓华、修理连连长李文凯、修理连指导员张军、政治处干事潭铮铮、教导队指导员雷雄、后勤处协理员董银军、机关食堂司务长潘东、作训股参谋曾东明、作训股参谋梅训、侦察股参谋范友斌、通信股参谋张伟杰、宣传股干事严祖洪，

其他正连级干部(其中包括二连连长、五连连长、六连连长、七连连长、八连连长、八连指导员、十连连长、十连指导员、十一连连长、一营指挥连连长、一营指挥连指导员、二营指挥连连长、二营指挥连指导员、三营指挥连连长、四营指挥连连长、四营指挥连指导员、汽车连指导员、教导队队长等)。

炮兵团建制：

团机关直属队(包括公勤队)

司令部：军务股、作训股、侦察股、通信股、指挥连、教导队

政治处：组织股、保卫股、宣传股

后勤处：军需股、军运油料股、汽车连、卫生队、招待所、机关食堂

装备处：管理股、修理连

(16个建制连队如下)

一营：指挥连、一连、二连、三连

二营：指挥连、四连、五连、六连

三营：指挥连、七连、八连、九连

四营：指挥连、十连、十一连、十二连

(按一般规律推测，一营似为榴弹炮-加农榴弹炮营，二营似为火箭炮营，三营似为反坦克营，四营似为防空营。)

炮兵团历任军政主官(不完全记录)：

团长：卢兴波、周洪许、陈忠良、陈勇

政委：沈俊鑌、庞龙、曾祥明

注释

[1] 张海阳：《为时代先锋树碑——我亲历的四个重大典型宣传的回顾》，(载)郑怀盛、颜承纪[主编]《钢铁团记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下册。

[2] 同[1]。

[3] 同[1]。

[4] 同[1]。

[5] 参见《人民有难》，载《解放军报》，2008年6月17日。

[6] 双石：《血脉 • 铁军无畏(2)》，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9月6日。

[7] 都梁：《亮剑》，北京，解放军文艺社，2005年第三版，第三十三章，第400页。

[8] 双石：《洗磨 • 铁军无畏(6)》，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11月6日。

[9] 参见《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载《新浪军事》网，2006年11月18日；原载《解放军报》，2006年11月18日。

[10] 参见《赵宗歧》，载《维基百科》，2021年7月。另参见《战区五虎将：赵宗歧曾是对越侦察作战尖兵》，载《腾讯新闻网》，2016年2月3日。

[11] 参见《“国家领导人”被乱刀砍死——揭中共不敢公开的内幕》，载《新唐人电视台》网站，2018年11月1日。

[12] 参见《王牌特种兵杀进北京：天子脚下的杀戮和背后的血腥——建国门枪击大案》，《江峰时刻》(自媒体)，2018年9月20日。

[13] 《军方绝密：掌中南海防空的81军旅长神秘死亡》，载《万维读者网》，2020年5月14日。

[14] 《成都军区炮兵团善于用炮弹展示过硬水平》，载《解放军报》，2008年4月19日。

[15] 参见《乌蒙山中新铁军》，载《人民日报》，1995年7月6日，第一版。

[16] 《解放军“乌蒙铁军”直击：每年8次实弹射击》，载《中国网》，2008年4月18日。

[17] 双石：《重负 • 铁军无畏(3)》，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9月14日。

[18] 参见《成都军区组织首长机关集中轮训——锤炼指挥本领》，载《解放军报》，2014年6月25日。

[19] 参见CCTV纪录 [国家荣光]《断肠明志——陈树湘》(视频)，2020年。

[20] 参见新华社《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这场关键一战？》，2021年4月25日。

[21] 《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载《新华网》，2018年9月9日。

[22] 《中央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的壮烈人生》，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9月16日。

[23] 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加利福尼亚，真相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424页。

[24] 同[23]，432页。

[25] 《听，习近平讲英雄故事》，载《央视网》，2021年7月7日。

[26] 同[5]。

[27] 双石：《旗帜 • 铁军无畏(4)》，载《乌有之乡》网，2008年10月7日。

[28] (参见)金一南：《以宽容大度著称的总司令朱德为何在四渡赤水期间对黄克诚和陈赓两次大发其火？》，转引自《文汇网》，2021年3月17日；原载《炎黄春秋》，2021年第三期。

[29] 参见《被中共删除的“长征”真相》，载《大纪元新闻网》，2013年11月10日。

[30] 同[5]。

[31] 参见《“沉船计划”详解》，载《鱼窥狮界》网，2017年10月29日。

[32] 参见《朱成虎》，载《百度百科》，2018年。

[33] 同[5]。

[34] (参见)张戎、乔 • 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Globalflair 有限公司, 2005年，第15章《刘志丹的命运》(144-147页)。另参见《刘志丹》，载《维基百科》，2021年6月。

[35] 同[34]，146-147页。

[36] 同[34]，第47章《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446页。

[37] 同[34]，第47章《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446页。

[38] 参见《军委副主席有史以来就属高危职务》，载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2018年1月18日。另参见《高危职务——中共7名军委副主席在内斗中死亡》，载《阿波罗网》，2020年7月10日。

[39] 参见《邓小平暗藏杀机——一言警告周恩来不要篡权》，载《多维新闻网》，2017年11月16日。(另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472页。

[40] 《团长周洪许：高起点高标准抓基层打基础》，载《人民网》，2008年4月8日。

[41] 《“乌蒙铁军”依法治军——记成都军区某炮兵团》，载《法制日报》，2008年4月17日。

[42] 《个别领导干部管反腐带头腐败，让官兵震惊！》，载《解放军报》，2015年8月19日。

[43] 同[18]。

[44] 同[8]。

[45] 同[5]。

[46] 参见[1]。

[47] 参见[14]。

[48] 《成都军区炮兵团新型导弹列装3个月形成战斗力》，载《观察者网》，2006年10月14日；原载《解放军报》，2006年10月14日。

[49] 《“乌蒙铁军”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将光荣传统带到新部队》，载《观察者网》，2017年6月15日；原载《解放军报》，2017年6月15日。

[50] 同[23]，85页。

[51] 同[23]，245页、273页。

[52]《合成营营长的“合”字诀——记南京军区某装甲旅一营营长盛黎军》，载《新华网》，2012年12月30日；来源：国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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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证时
出处 :北京之春
整理 :2021年9月26日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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