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應道義關懷維吾爾民族運動

曾建元

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曾建元。剛剛承蒙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跋熱．達瓦才仁董事長介紹我多年在關心中國民主、以及在中國境內被壓迫民族這方面的問題。我本身在大學教授憲法、人權的課程，因為我是臺灣人，臺灣也是受到中國帝國主義的壓迫，所以這是讓我對於受中國政府壓迫的人民有高度的關心與支持的原因。其實在臺灣我們很少接觸到有關於維吾爾議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臺灣有非常眾多的信徒，這幾年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在臺灣的努力，另外在臺灣也有相當多的民間社團支持西藏的自由運動，所以西藏問題在臺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但是我們對維吾爾、南蒙古的問題，大家都感到比較陌生。不過，為什麼在臺灣我們談這個問題呢？或者說對於這些被壓迫民族的自由運動，我們在臺灣可以幫助他們發揮甚麼樣的作用？

我想在這裡做個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伊力哈木副主席談話的回應。首先，臺灣是華人世界當中是最自由的地方，言論自由獲得充分保障，擁有諸多自由的媒體，因而不論是西藏人、南蒙古人或是維吾爾人，他們在中國的處境都可以通過臺灣這個平臺向華人世界、華人社會來傳播。剛才伊力哈木先生有提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對它境內侵害人權的事件，經常是封鎖新聞傳播管道，再來製造輿論，或是編造事實、混淆真相。但是，如果有任何可以看出蛛絲馬跡的證據，只要在臺灣有機會傳播，這個世界就有機會來進行探討、研究，進一步把這個問題挖掘出來。臺灣作為一個資訊交流的平臺，對於真相的探究，對真理的追求，甚至訴諸良心的道德審判，臺灣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第二，維吾爾的問題在臺灣，特別是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熱比婭．卡德爾主席為主題的一部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The 10 Conditions of Love）在2009年高雄電影節展出，當時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烈的反應，反而導致臺灣社會對於維吾爾問題的高度興趣，然後就有民間團體如閃靈合唱團及其主唱Freddy林昶佐希望邀請熱比婭來臺訪問，現任行政院江宜樺院長剛就任內政部長的第一天，就這問題在立法院公開的答詢，就公開指控熱比婭以及同時受邀的世維會秘書長多力坤．艾莎是恐怖分子，這件事引起國內外軒然大波。後來經過不論是民間或是立法院向國際刑警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查證之後，發現全部子虛烏有，國際刑警組織公布的恐怖分子當中沒有熱比婭和多力坤．艾莎，這就表示我們國家的治安首長說謊，這樣的人今天更成為我們國家的行政首長，他有沒有向維吾爾民族或世維會道歉，或在任何的行政措施上做進一步的補救，我們其實從沒有看到他的誠意表現。熱比婭主席有沒有可能再次訪問臺灣？我想這一問題可以放在兩岸政治關係上來進行評估，或進行政治算計，但對於他曾經做過這樣公開的，對於一個民族領袖公開的污衊，身為國家領導人最高行政首長的地位，他做出這樣的行為，真的是我們臺灣的恥辱。

針對我們臺灣政府對中國與維吾爾民族問題的反應，我們或許應該努力讓立法院和更多的臺灣人了解維吾爾民族運動的現狀是甚麼。我們向來依賴媒體或外界的報導，大家對維吾爾民族解放運動狀況，包括我在內，都不是很了解，反而都受到西方世界對伊斯蘭世界民族恐怖主義的污衊和指控影響，對維吾爾民族狀況真的非常陌生。但我們要知道，這個民族從有史以來，除了唐朝時一度存在的回紇汗國曾經非常強盛以外，我們看到的，許多都是外來政權的鎮壓平定和大肆屠殺。當代歷史在1949年以後，也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入侵，然後在當地建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進行軍事屯墾。我們看到中原政權對當地的殖民，帶來的是大量的種族滅絕行為。在我們的歷史課本當中，從沒有點出來中原政權違反人性、違反民族平等、違反人權的這個面向，反而常常在頌揚中原政權如何鎮壓當地的叛亂，或收復「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領土。我們接觸維吾爾議題，希望跟維吾爾領袖菁英進一步對話，經由對話，重新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過去，我們的國家品格，有一個更為深刻的反省。

第三點、我呼籲大家重視發生在維吾爾人身上的一連串悲劇事件，包括七五事件，大都是有關民族的衝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漢族和維族的衝突，背後又有國家暴力的介入，為漢人撐腰。在自己的土地上，維吾爾人為了反抗，很多人被迫流離失所，變成自己故鄉的異鄉人。昆明事件現在眾說紛紜，除了昆明事件以外，我們在報上也看到其他幾樁，有的在火車站、有的在大眾交通系統當中的大規模殺人事件發生，然而真相是甚麼？它的背後原因是甚麼？除了治安問題之外，背後政治的動機是甚麼？如果這是一個有組織的行為，那它背後的政治因素是甚麼？若這個問題要解決，是不是要放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民族政策根本的檢討來處理？我想這各個方面的思考非常重要。也許在中國大陸境內，這方面的討論不能有有別於官方的看法，而臺灣至少可以提供一個自由的環境，讓關心中國民族議題的民族學者或憲法學者、政治學者來此共同研商，或許我們可以找出一些方向，而能嘗試從人道關懷的角度，嘗試為中國和受其壓迫民族之間如何和解，怎樣打開僵局，貢獻一些微薄之力。

最後，我們臺灣跟維吾爾過去歷史的關係，其實很有意思，伊力哈木先生或是世維會，可以關注這個問題，去發掘這當中的歷史意義。1951年，末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堯樂博士抵抗失敗，率部由青海、西藏逃抵印度，再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應來臺灣，在臺北市設立新疆省政府主席辦公處。我記得我小時候還在電視或報紙上看過一些有關新疆省政府活動的報導。堯樂博士於1971年逝世，新疆省政府主席辦公處改制為新疆省政府辦事處，設主任，而不再任命省主席。新疆省政府辦事處是到了李登輝擔任總統的1992年1月才裁撤掉。中華民國政府、國軍或堯樂博士所領導的新疆反共復國軍，在臺灣留下怎樣的史料，當時跟著堯樂博士來到臺灣的新疆省政府文武官員和人民，在臺灣各地發展的狀況為何，有待進一步了解。新疆省政府的歷史也是臺灣歷史的一部分，這是臺灣跟新疆很有意思的一段歷史。中華民國曾經如何支持維吾爾反抗共產黨，我想這一部分也許可從冷戰時期臺灣在地的角度來理解和體會，未必代表當年中華民國對於維吾爾民族解放運動的立場，也未必是中原政權殖民主義的繼承和延續。我們或許能夠跟當代維吾爾民族運動領袖、學者就這段歷史來合作展開研究探討，我想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以上是我就臺灣的角度來看新疆。那個地方對我而言是既遙遠又陌生，但是因為全球化或是傳播的力量，我感覺到維吾爾議題如今卻已無所不在地圍繞在我們身旁。今天我們已有機會可以親自看到優秀的維吾爾領袖或菁英到臺灣來訪問。大家都知道我們臺灣人是非常熱情、非常有同情心和愛心的，許多人對於臺灣受到政治壓迫的事情十分憤慨，也不希望在別人身上看到。我希望臺灣能善盡平臺的角色。過去我們受到世界的幫忙，我們也要幫助其他被壓迫的民族。謝謝！

（本文為在臺北市在臺西藏人福利協會於2014年9月20日假臺北市臺大校友會館主辦的之《昆明事件與中間道路──解析中國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2014年西藏問題國際研討會《昆明事件發生根源及結果》場次發言）
 

民國106年8月28日晚6時3刻

臺北晴園定稿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華人民主書院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