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枢机——平反六四
——兼论中共统治下的第二次大变局

（湖南）栗宪民

　　一转眼，令举国上下闻之色变的“六四”已经被尘封二十三年。

　　但是，人类和中国的历史走到今天，“六四”再也无法继续被尘封下去！

　　在全世界被不可阻挡的席卷进民主化浪潮、中国也因为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崛起而民主意识大觉醒的今天，已经纠结这么多年的“六四”问题，不可避免的成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关节点。

　　众所周知，毛泽东死后，中国出现了中共统治下的第一次大变局。那就是毛推行实质上为西周式超经济强制的计划经济，把中国的经济推到了破产的边缘，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把中共大小官僚推向了当时体制的对立面，这样，邓小平作为毛泽东御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顺天应人，推出了“改革开放”政策，以此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回归世界文明主流，也就既获得了举国上下的巨大支持，也获得了极大成功。与此同时，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政治上的继承者，也提出了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以此挂羊头卖狗肉，把一党专政当做不可触犯的天条，从而使他指导下走的资本主义是典型的极权专制资本主义。

　　从后发国家来说，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条件下，极权专制资本主义确实可以使经济高速发展，这一点梁启超一百年前就做过论述，法西斯德国更做出了至今无法打破的历史记录——经济年增长率高达33%。但是，这种超常发展必然伴随着底层社会大众（以及生态环境）付出极其可怕的代价，因而是为有道德的国家所不齿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极权专制资本主义下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一方面是社会经济本身层面的，例如中国近几十年来大量煤矿工人因为井下突发事故惨死，与此同时却只能获得极少补偿，另一方面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韩国光州事件、台湾“228”事件大体都属于这一类。

　　从中国大陆来说，“六四”事件正是邓小平式极权专制资本主义下经济高速发展的政治代价。

　　马克思曾说，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挫折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这种补偿，则或许可以视为“代价”的对价。的确如此，韩国光州事件，台湾“228”事件的对价大家都看到了，其结果是对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应该说，同样的历史也正在中国大陆重复，这样，中国人民为邓小平式极权专制资本主义下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政治代价——“六四”事件——也该获得它的对价了!

　　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整个国情确实具有极大特色，中共对中国的统治也非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台湾那样的地区可比，这样，“六四”的对价形式也必然和韩国、台湾不同。尽管如此，一切特殊性都受普遍性约束，中国“六四“的对价还是对价，还是会大大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对此，我们不妨来做一下具体分析。

　　民主人权不是落后野蛮的产物，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化到成熟的商业文明的必然结果，这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在韩国还是在中国，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只要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民主人权意识就会高涨，民主人权事业就会不可抗拒的向前发展。无论在哪个国家，专制资本主义都会因为它自身带来的经济大发展而走到尽头，中国也逃不脱这种命运。

　　正因此，邓小平的专制资本主义也没法例外。

　　一方面，它突破毛泽东的封建专制主义，给中国带来了令统治者一度标榜为“北京共识”之现实基础的物质成就，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不可遏止的贪婪腐败和极端化的两极分化，在权贵们个个非法暴富的同时，底层社会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这种局面的恶果，则不仅仅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迅速走向激化，而且统治集团内部也因为缺乏正义的规则而常常处于你死我活的恶斗中。如此一来，不仅人民大众无法再忍受这种非正义的制度，就是统治集团本身也没法再这么维持统治了。具体的说，由于专制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公，使掌权者可以肆意运用权力非法掠夺公民财产，从而造就了数以千万计无处伸冤的访民，为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准备了极其巨大的社会能量，而统治者内部斗争的无规则现状，也使他们不仅丑态百出，而且恰恰是那些最卖力维护现制度的家伙一旦失势就只好求助于他们的夙敌，例如“打黑英雄”王立军要保命时只好逃进美国领事馆，“唱红领袖”薄熙来一下台，他的儿子薄瓜瓜马上向美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可想而知，反美英雄薄熙来本人如果在案发后能求助美国，那么他也会不遑多让!显然，王立军、薄瓜瓜只是开路者，只要中国没有民主人权，今后因为政治上失利而逃往美国及其使领馆寻求政治避难的官员级别会越来越高，人数会越来越多，与其政治立场的反差也会越来越大！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当然只是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邓小平的专制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中国必须改变，中国也必然会改变。

　　那么，中国大陆会像台湾一样迅速走向宪政民主和两党政治吗？

　　这当然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致力的方向。

　　但是，我们应该对国情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的认识应该立足于现实。

　　尽管中国社会的矛盾处于爆炸性状况，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全面控制了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对社会的监督能力、控制能力都达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其目前的“大维稳”模式当然不可持续，但是，在看得到的将来，它仍然有能力有办法使爆炸处在它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这一点，在国内的人有目共睹，不难体味，在国外有理性的人也应该能看得到，虽然正视这一现实并不应该改变我们要求宪政的诉求。

　　另一方面，值得重视的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中共已经从权力至上变为钱权并重，并且把大量其他因素引入了体制内

　　。或者说，已经用权力孵化出了依赖权力而生存的大资产阶级、花瓶政客、社会名流阶层以及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有权、有钱、有地位、有管理能力、有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这一情况就使中国不仅没有能迅速产生一个强烈要求全面民主化的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且出现了市场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依附统治者的局面。尽管他们也痛恨中共一党专政，但是，在他们能够和中共分享权力、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社会荣誉的前提下，他们更愿意并且能够和中共合作、妥协。

　　这样，一方面中共的绝对专制能力在迅速瓦解，另一方面，中共又能通过和体制内释放出来的这些新贵联手从而长期有效的控制社会。

　　相反，来自社会底层的中国政治反对力量却势单力薄，并且在当局的高压下难以有效集结，甚至可以说一筹莫展——动作太小不济其事，动作稍大则被当局残酷镇压，这样，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就算能超常发挥，其效用也绝对不可能和台湾民进党相提并论，在可以看得到的将来作用都是会非常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民运人士、或者说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力量怎么极力要求为“六四”彻底翻案，并使之成为中国走向宪政明湖值得契机，其结果几乎都是必然力不从心的。

　　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中共高层需要减压，何况体制内孵化出来的大资产阶级、花瓶政客、社会名流阶层以及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也痛恨中共的极端政策，强烈要求其作出象征性的软化姿态。

　　在这种情况下，六四事件便成了当今和后任中共领导层手上的一张好牌，谁能拿它做文章，谁就能获得很大的政治主动权，一方面赢得民心，另一方面为在自己掌控下进行政策“更化”奠定基础。由于六四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已经作古，关联责任人也渐渐失去对权力的直接控制，他们这些中共新掌门也就有了回旋余地，何况二十三年来中共自己对“六四”的评价也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暴乱”到“动乱”再到“风波”，这种一再降低指责调门的做法，也就使其为从负面到中性再到略逞正面进行了充分的铺垫。中共当局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台阶，而不是要把自己弄垮，所以，如此重新评价“六四”，对他们来说只是减轻社会压力之举，只是把这件事当做打开一个减缓压力的高压阀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像一些海外人士想象的那样为此“把最邪恶的这些人抓起来以后，把罪行公布”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当局会在“重新评价六四”的同时充分顾及到那些“六四”的关联责任人的安全和福利，因为这么做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

　　应该明白，中共党内改革派即使能站住脚并且全力以赴的改革，它也毕竟只是中共党内改革派，一时半会绝对不会成为真正的民主派。就能掌握全权的中共改革派人物而论，他们是中共九十多年政治遗产的全面继承者，他们的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让宪政民主制一步到位，不可能实行和前任领导完全划清界限的政策，更不可能做彻底的切割，他们能承认普世价值，并且打开向宪政民主制缓慢过度的大门，已经是尽其所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怎么办？

　　有人对当局的这种时候可能提出的说法进行了很好的合理推想：“广大学生、市民是抱着爱国热情支持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正确方向，六四是拥护改革，反对腐败，帮助共产党发扬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应予以平反。邓小平等是因为根据不准确信息作出了不恰当的决定，这是很遗憾的。但当时确实有敌对势力策动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罪恶行为，有打、砸、抢的严重刑事犯罪。我们要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情况区分开来。

　　对于抱有爱国热情的学生和市民予以肯定，在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上消除一切歧视。对于经法院审判的人员加以复查，对于各类罪证确凿的犯罪分子，应保留判决。”

　　这种做法，当然不是民主人权力量所要求的为“六四”彻底翻案——也就是以当年的学运为对，以当局的做法为错，站在学运的立场上重新评价它，而是由中共做出的“平反”——也就是仍然站在当局的立场上对学运重新评价，一如中共在文革后对“反右”重新评价。

　　面对当局的这种做法，海内外民主力量当然不会满意。

　　但是，在眼下要改变这种情况却绝无可能，因为直接的说当局的政策变化并不取决于我们，作为实力极为有限的政治力量，我们的要求虽然很多，但能迫使当局做到的事却太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态度只能是有这种变化比没有好，何况，我们还希望由此开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制的大门——如果这是打开门逢的话。

　　更重要的是，如果当局这么做了，那么对上述“依赖权力而生存的大资产阶级、花瓶政客、社会名流阶层以及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们会因此大大缓和与中共的对立情绪，这就使中共所需要的软着陆成为现实，从此形成一种新的稳定格局。如前所述，这些人有权、有钱、有地位、有管理能力、有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中共一旦稳住了他们，就很大程度上稳定了社会，从而稳定了自己。中共希望的是，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共的绝对权力越来越相对化，社会的自由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激进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边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六四”关联责任人和严重受害者相继离世，“大清算”失去了对象，也失去了动力，和平演变也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说白了，回到本文开头，目前的局势，决定中国即将出现中共统治下的第二次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就是，中共从维护一党专政走向认可和平演变！！

　　也就是说，从今以后中共会与它的传统意识形态告别。

　　这当然是一个历史进步。

　　但是，中共绝不会和它由传统带来的利益体系告别！

　　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改革派对政治反对派会宽容起来，但也不会很快承认其合法，他们会按马基雅夫里所说“好处要一点点给”。与此同时，他们更会尽可能长久的维持一党独大局面，尽可能长久的把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司法、行政、立法——抓在自己手里，尽可能利用自己孵化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排挤社会上的政治反对派，从而以权贵、富豪、名流合流的方式维持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控制。

　　那么从民主人权阵营来说，面对中共统治下的第二次大变局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已经不在本文题目的范围之中。

　　综上所述，目前的形势，已经使中共党内改革派能够把“平反六四”提上议事日程。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中国进入中共统治下的第二次大变局——承认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宪政民主制。但是，它们也不会轻易放弃所垄断的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的强力工具，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合法的乃至非法的利益。这样，中国要真正走向宪政民主制，还是要靠民主人权力量进行长期的殊死奋斗，如此一来，迫使当局“平反六四”不过是我们为实现宪政进行的奋斗中取得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性成就。

　　2012-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