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精神与政治革命之关系
——兼论六.四文学坚持的意义

佚 名

　　六.四苦难业已过去25年。一种革命，一个改革或者一次转型的时间不是没有限度的。比如法国革命或者英国之，都是上下几十年，而不是旷日持久（当然，如果把这个革命从1789－1793一直延伸到拿破仑帝国/共和，那么，时间估算就会比较长；如果只是以此前他的大炮轰击议会作为“动乱”结束，那么，这个革命也不过十几年而已。）改革和转型之时间应该相对更短；原因十分简单。因为改革主导者只是由一代人基本敲定转型而无需旷日持久。所以，六四期待的革命和转型之所以迟迟未能达成，原因多多，讨论了也二十年余。中国革命之孙文和毛之，虽然革命性质相反，孙文之如果说是革命，那么，毛就是反革命。但是，何以他们的革命也都有个期限而不是无限等待，相信未来呢？因为他们的革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承载。这个基础论的相反相成也是同样明显的。孙文革命是一种贵族式革命，是中国上层阶级之革命——而毛之，则相反，是民粹主义革命——而民粹运动瞬间的积极意义，如果一旦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则会导致完全彻底和根本消除民主。于是，孙文主义走向训政的高高在上的精粹主义革命和毛之民粹——也就是列宁所谓由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灌输革命理念之革命，就从根本上由民粹滑向专制和极权。

　　其中，人们定义孙文革命和毛之，都是非常明确地把他们的革命之社会性质和政治性质，加以解说，加以定位。所以，在毛政权出现后的中国社会上，如何继续革命，也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毛之（托洛茨基之）在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说法其实非常荒谬；因为托洛茨基所谓一国无法建设社会主义之理论，被毛蠢笨拿来，要在中国国内施行这个托氏本义实在是在世界革命范畴中加以坚持之原则——于是，出现毛之“继续革命”的不论不类。）而毛之继续革命的对象和托洛茨基也是根本不同的；托氏针对的是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秩序——而毛，似乎是针对他自己缔造和领导之中国社会，党和国家。这是完全根本不同的两种估计。在此意义上，说毛是简单的托派，当然也不是顺理成章的。而关键问题是，毛之继续革命和他的在一个国家完成社会主义，适成悖论——因为他认为一国建设和一国革命，不能互相分开——所以他要“七八年就来一次”——既然如此，他究竟是要不断革命（破坏——），还是要不断建设？成为一个疑问。……但是，这个如意算盘被他自己否定了。他晚年施行一种革命和帝国主义双向论，迎接了革命之反的美国人。所以，毛之革命论和建设论（——社会主义论），出现双重破产；而文革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就此结束的。

　　于是，我们关注另外一种说法。这个说法的基础，建立在毛－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结构和地缘政治结构之最初改革开放论上（或言前改革论）——而由此改革导致另外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就是六四运动（其间经过四五运动）。于是，很快人们就触及了如何估计六四运动的问题。凡是革命都要给予一个定性判断；而此判断，又往往和区分其为社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为判断重点。比如说，更改了社会制度和建立了普世价值之革命，就是政治革命——法国之，英国之，美国之，就是政治革命——而中国之，俄国之，伊朗之，就是社会革命——并且从社会革命走向政治独裁和制度之废。而正面革命之价值承载（按照基佐的说法——《英国革命史》）是继续找回革命前废弃和滞纳的价值论和制度论（——如恢复召开议会，施行阶级均权，（三级议会召开）……等等）；而并非由革命本身创造价值和制度——这正是所谓极权主义革命家们杜撰的神话和庄园。所以，如何看待普世价值，是衡量革命性质（——其为一般社会革命，还是一般政治革命）之关键——而我们同意阿伦特等人正面论述“政治”范畴的那种意义和意味——因为，这样的政治，正是从希腊民主嫁接或者遗传下来的那种正面革命的本质遗属。这样，继之毛继续革命完结和失败以后，改正时期或者改革时期出现的那种革命的苗头，究竟属于那种革命？这是一个问题。

　　这里可以分开几个层次。一般极权主义社会中既不可能出现社会革命，也不可能出现政治革命——但是，毛，让这个限制有限突破了——他发动的文革，到底是不是社会革命呢？我们说，文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反革命——因为他的目的和手段都是倒退于文革前中国社会状态的。毛之“制度”，比较周、刘、邓、陈等人的政府制度，都是革命意义上、不是踢开而是开启腐朽之门的反革命。但是，毛之民粹主义运动导致的所谓“自由”（“四大自由”——它用来打击当时还是具备积极意义之政府体制）——当然无法和自由西方、含日本，印度之自由东方体制一般而论——却可以释放某种人民力量之籍韵（——虽然人民力量在毛主义控制下，完全走向反动，但是这个形式还是保留有时）。这个反动人民运动，却也是一种运动。它开启了中国人运动来、去之历史。之所以这样强调其为人民运动，民粹加极权运动（——极权－民粹独裁双向性质合一之运动），是因为这样的运动，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所谓共产主义运动里面，实数罕见的，以革命方式或者反革命方式运行的群众暴动。这类运动主要有三次爆发；一次是文革（——也可以把反右运动算作其内），二次是“四五”运动，再，就是六四。于是，我们可以回归本题。

　　如果说毛之文革是一次民粹主义运动，那么，毛之文革也是以消灭民粹主义为其终站（——这个做法以邓消灭“四大自由”——大字报，大辩论等划为结束线——自此，文革运动方式在中国，基本上归于消失，以后出现的民粹之反、之形式，只是狗尾续貂之薄熙来官方方式的变种）。更为严重一点，是如何评价四五运动方式；它是民粹主义方式，还是民主方式，抑或加之皆备？我们说，凡是极权主义国家中，真正的民主运动方式是不存在的；四五运动是一场瞬间合理，意义正面和异化迅速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方式的历史地位，可以首肯；但是其运作，方法和口号都是十分幼稚的、可疑的、是为极权主义国家中阙如价值和制度诉求，阙如政党（反对党）政治和自治制度（——独立会社和公民自治）,乃及阙如文化思维独立，阙如独立知识分子之运动。这个看法的真正含义就是，四五运动为另外一种后极权主义势力打开资本－权力结构之门，而把人民排斥在外。正所谓前门驱虎，后门进狼——那些为邓势力叫好和呐喊的反毛人物，后来直接进入了六四反对邓之镇压的革命行列。但是，这个六四运动是不是可以避免四五之覆辙，之老路，而开辟一种完全避免四五命运的真正改革之路，革命之路？回答也是否定的——就像人们肯定四五运动一样，人们对六四运动的参与者和死难者，抱以最大的敬意和追悼而谴责屠夫们和出卖者（欧、美出卖者——他们就像当年出卖匈牙利起义者和领导者纳吉一样，出卖了六四……）。其中原因如几：

　　一，六四运动的党内价值和意识形态原型十分明确（它成为这场运动的集体CP意识和无意识）——它本身就是因为悼念胡耀邦而起——就像当年悼念周恩来之四五运动——而这个耀邦主义，究竟分属那个价值领域和政治谱系，坊间说法十分含糊，因为其政治历史上的思想归属十分难缠,处于变态之中；如果耀邦是要把国人引向普世价值，政党政治和三权分立，那么，他在党内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而反之，他引导的这场运动,就会在真理和价值意义上，陷入自相矛盾，而最终以矛盾击破自身和陷于瓦解（事实也是如此）。普世价值（宪政，宪章和契约，都是一种阶级权限进过斗争和妥协得来，而不是凭空杜撰之文学诗歌作品）之所以没有明确出现在运动期间，也是因为这场运动带有太多的四五运动乃至文革民粹色彩——而这场当然是反对文革甚至反对（邓氏）改革之运动，正是因为邓所谓“工农没有动……”,而凸现了六四作为社会革命之缺乏力度,更谈不上创造政治革命之契机；而由于社会革命之门尚未开启，也就当然无法开启应该随之到来的政治革命之门——而政治革命之门，必须要有承载这场革命的社会独立载体承担之而运行之——也就是说，宪政源自共和——共和源自社会各个阶级的自治,自省和自觉权力——源自极权主义社会如何复活被其卡死的社会本身，及其团体，阶级，会社和团契（宗教组织）之复生。

　　二，就像所有的利比亚社会，埃及社会，南非社会乃至缅甸社会本身不是极权主义平面社会而照样存在社会阶级，团体，公社一样（比如长老会，反对党，等等），社会存在的前提，成为改革和宪政存身的前提和发展的前提——这是中国49年以后社会存在等于0的不同写照。而作用于宪政改革的群众,如其没有这类实现其物质权力并精神权力之双向载体,那么，即便发生宪政口号运动甚至（如苏联）发生社会制度变更，其最终,还是会因为这种自治历史的脆弱和阶级权力的贫乏而告终于纸上谈兵——换言之，不是纸张（宪章）支持了群众，而是相反，是群众（——划分为阶级，党派，团契的社会）来支持纸张（宪章/宪政）。这也就是改革——共和——宪政,次第循序逐步展开的共和意义所在。这个历史的顺序和秩序，不是由即兴的N种草宪热情予以完成的；而是由实现了阶级权限的党派和人民及后加以兑现的。这是一般英，美，法革命启动之前之党派运作，社群运作和精英－民众运作的阶级斗争结果（——而绝对不是毛之虚以尾蛇的伪装“阶级斗争”——其最坏的结果就是导致专政——而有悖于一切阶级斗争正面性质，自治性质和共和性质——也就是阶级斗争导致阶级妥协——亦原自希腊、罗马、中世纪、近现代之贵族，平民——王权,教权妥协的历史。）也就是说，宪政限制权力的运作不是在宪章完成以后实现的，实在争取立宪时期和草宪完备阶段以前酝酿和奠基的——这是一般国人只是提及宪后而不知宪前的严重认知错误——而他们期待极权主义政权可以导致草宪，更是一场滑稽梦。没有群众支撑，参与和监督的共和之举，宪政之举，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就像俄罗斯宪政政党（反对党）缺乏有效监督和反对政治一样，他们除去RCP，似乎就没有其他政党作用于权限超然的俄罗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于是，普京主义可以玩弄民主于任何手段，且采纳任何目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半民主主义，半民族主义等等——而他的铁血手段和西方铁血手段不同，就是，普京是在反对和扑灭反对党；而西方之（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见其传记）

　　三，于是，和所有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一样，六四运动的整个过程，几乎是一场文学诗歌般反抗政治的朦胧运作。其中政治革命的不纯（没有正面意识形态主张和反对党成熟操作）和社会革命的乏力（工农未加入……），是其关键之败笔所在。当然，这个文学反抗的先例，在中国，在苏联，都是相识如旧而无法摆脱的。我们说，任何精神上的反抗都是难能可贵的——就像中国传统文化，既可以说是这个体制承载之机缘，也可以说是反抗之之机缘而致——但是，文化和精神反抗和真正的政治价值诉求和政治路径实践，完全是两回事情。因为这个道理，国人迄今懵懂，所以，他们把素有的反抗和历史的激情当作真理和政治学的代名词（动词？），加以运用之，而显示出中国革命者和诗人的幼稚甚至愚蠢。我们说过，文革之“人民运动”等于运动人民——但是反对运动的精英很少涉及到如何清理和找回反对文革的政治路径——文革里面，没有人可以找到有效反对之之路径而寄托于林彪事件或者其它——而四五运动之，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路径，就是以周，以邓，代替毛——而到了六四，用什么代替邓？就是胡，就是赵——但是，胡，赵并无具体实践革命的方针和办法——赵，更是消极退场，洁身自好。而六四运动的特点之所以类似毛之文革，除去一个领袖，一个人民（一个绝对抽象的无个性，无类属，无数目之概念）外，本无在东、西方历史上社会灭绝以前的那种阶级自救现象。换言之，文革是毛对人民负责（屠戮），其中他砍掉了政府，社会，公民，阶级，团体，教派等等本应归属于革命本体甚至主体之中间力量（——相反，比如法国革命时期之保皇党，罗兰党，丹东党，富歇党，直到拿破仑，光谱斑斓，不一而足——法国革命不是由一个主子宰杀所有人，而是轮流杀戮，这说明他们的阶级，阶层，党团存在；而这是他们以后打造共和的关键——而毛，就是由他一个人，一个个宰杀反对者）。于是，六四以前不曾出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存在，在六四时期也并不存在，更不要说由他们组织以后的代议制政府。于是，文革是毛甩开官僚科层直接玩弄极权主义——四五，是毛被击退，而由周，邓直接对应人民——人民本身本该恢复的社会和政治存在一无所有——到了六四，人们也是基本上如法炮制。于是，反对极权主义，要求民主的六四运动本身，就是极权主义敉平社会，不见阶级和踏平政治反对党以后的一次学生冲动型街头运动。这个运动的悲歌意义，惊天动地，但是，还是应了那句悲观主义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英雄运去不自由——这个不自由和命运决定论，就是六四本身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剧，因为它是在毫无政治准备和阶级参与的情形下试图占据道德高峰而归于类似唐.吉歌德之战。

　　四，这样，六四进行时间，过去时间和未来时间所说、所做，也都是十分缺乏革命具体路径的、一场极权主义影响下的反对运动（它本身带有浓厚的极权主义运动的弱点和色彩——这个弱点，就是没有反对党，反对派势力的治衡——他和极权主义本来就业已敉平了社会的0结构政治－社会解构状，态密切相关）。远而论之，中国革命之所以无法像西方革命一样在革命前业已找回价值和制度，文化和传统，宗教和观念，正是因为西方自治时期乃至帝国时期的自治，公社，城帮之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形式的发轫，成熟和发展——即便在统一帝国/国家时期，也是以其自治未消的正面之内部（民主）－外部（殖民地）自治为其治理形式和内容，且由此进入传统和现代划一时期——而中国统一帝国自秦，汉，隋，唐以来……，统一和自治，彼长此消，大不给力（就连日本之废藩治县，王政自治也赶不上……）。于是，经年累月，日久天长，国人自治之精神，之物质（——自由主义的物质前提就是自由市，等）逐步消失，（他们的地方主义在孙文－陈迥明等稍加辩论以后，遂逐步式微。虽然，民国新旧军阀依然有限制约蒋介石中央“集权”——不是“极权”……）。故此，六四承载的悲剧不单是极权主义毛、邓之祸害，其实，也是中国人选择一统后，千年历史负担加载与之之后果。因为学生和市民没有可能自行组织和复活（！）千年历史中那些正面封建因素，自治因素和独立因素。他们的政治观念，只是陷入极权主义当代党性与否的那种狭隘争执。这种争执戴盆望天而不得精神与物质之补。精神上，他们没有可能将六四转化成为一场哪怕是新文化运动式的启蒙运动（也就是民国风格，精神和本质的文化运动）（——其间，夹杂的邓风格威权主义，败坏了政治正确的探索和追逐）——而即便是启蒙主义，他们也未能避免启蒙同样带来极权的认知误区——这个误区就是，启蒙“真理”如果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风格的真理，就像人们破除逻辑，实证逻辑而双向走到语言沟壑之前一样，常识选择和逻辑选择，式难两全的情形势必出现。所以，启蒙运动反对神祗的唯物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势必加以破除而须回返宗教皈依——而宗教唯一主义和宗教极权主义，同时应于破除而势必施行政教两立。六四时期，国人思维启蒙并无这段认识。他们的启蒙，还在袒护毛和反对毛之间犹豫徘徊，不得而终；更不要说法治精神－物质与神祗关系说，其实，是西方法制的根源……。。

　　五，在毛治国人以后，这样的自治主义和共和主义基本上烟消云散。人们不知道在强调胡、赵的命运和良心以外，更加重要的，是应强调他们自身社会建制的完善和突破——就像台湾自由，自治，普选，（五十年代被蒋介石认可），民主一样，他们成为蒋经国民主改革的基石。）关于台湾转行和中国转行之异同人们所言甚多，关键支点就是台湾是自由制度，（威权制度），大陆是极权制度。彼此毫无可比性转行特征。现在，人们对于民主政府对应街头运动众说纷纭。其间，历史上东西方每每出现的街头运动，乃至，此种运动发展成为革命和起义之事件层出不穷。但是，他们的属性，必须小心梳理，以此找到他们的定性。一是，这种街头运动在古代的意义上就是希腊广场辩论的余绪/序。这种兴头和秩序发展开来，成为以后元老院，议会，党派之间出现争执的滥觞。所以，每每否定这个辩论和广场意义，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民主，否定希腊。二是，人们所言之暴民运动十分堪忧之观点，其实，也是杞人忧天。古今中外，暴民转化成为体制和统治，亦层出不穷。而且，暴民也好（——含平民，庶民，游民，甚至丐帮等等也好），都是孟德斯鸠所谓以利治衡体制和统治的一种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历史就是残废；很多转化即成奢谈。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游民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双向补充，缺一不可。而其中山寨力量和“水泊力量”（梁山好汉）等等，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历史转化的伟大解放奇迹和契机（钱穆：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他谓之“解放”……）。所以，暴民主义不是必须赶尽杀绝的负面垃圾；倒是那些被豢养和边缘的所谓御用和半御用文人，才是百无一用的帮腔和走狗。最后，街头运动面对的几种背景决定了这样运动的性质。1，希腊辩论，当然是民主辩论和民主体制的摇篮；固然，他们的多数决定论，有时也是十分残暴以致致人断臂、断头的（见色诺芬《希腊史》等）。

　　2，专制主义街头运动如英国宪章游行等，面对迪斯雷里这样的统治妥协者，社会主义者类就可以具备缓冲余地，乃至其条件被接受。

　　3，专制主义革命色彩之民主浪潮中的东西中街头运动，如不久前之埃及，利比亚，突尼斯……这是对应专制背景的街头运动。这些运动的基础就是他们在穆氏和卡扎非统治下社会犹存，宗教犹存，长老犹存。私有制未动过……这些基本元素（如，缅甸有47个反对党）；所以，与其说他们走上街头，不如说，他们的家底（基地）是支撑街头群众的根据。这一点和中国社会早就清场于49年完全不同。

　　4，特殊时期的街头运动；比如东欧变天，六四，苏联解体，都是处于特殊时期之街头运动——苏联解体不是苏联政治力量和反对党派的努力促成，而是政权蜕变，对应欧美压力——这样，苏联内部也就没有这样应该具备的、类似西方革命早已具备的社会阶级力量。所以，从戈尔巴乔夫蜕化为NEW

　　KGB是必然转化。而六四时期的转化机缘，也在于，邓－毛之间的社会政治定位没有搞定；毛之社会主义的完结，和邓之资本主义的开始，处于初级阶段；由此牵涉到政权意识和党政观念的羸弱和犹豫——这是六四得以出现的思想背景——其政治背景就是，邓知道CP的背景变故没有到来——而学生们认为，他们就是变动背景本身。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中国社会在八九年的政治，社会，思想成熟度上，都还不及格。故此，奢谈六四和平转型可能性的那些反对暴力主义者，她们的面目当然是十分可疑的。故此，六四运动的基础非常疲弱，它是一场在没有任何共和，价值，党派和思维基础上即兴出现的一次反抗。这次伟大的牺牲，是一次诗歌意义大于政治意义的国人人格表达，良知坚守和道德回归，却完全不能和政治成熟的历史上东西南北的真正革命比类。这是一种严重的缺憾。

　　六，这次运动的性质和俄罗斯革命和后革命时期之苏联的伟大精神反抗和渺小的政治反抗，似曾相识，却又并不雷同。这是因为，俄罗斯人和我们国人，有得一比。俄罗斯伟大精神反抗的文学和精神财富，给予这个世界，一种绝对理念的煽动和感动。这样的文学反抗，从普希金到阿赫玛托娃…一路坚持着文化价值的坚守——而当代之索尔仁尼琴是其典型代表。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中国之之不同，就是他们的绝对独立精神，且以厌恶和抵制CP为其能事——而现今中国之，除去幻觉党内民主和拥戴党内改革领袖，几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存在——他们的独立性完全不如民国时期之胡适，之鲁迅，之陈寅恪，……但是，俄罗斯政治路径却并不因为他们的存在，有所改善和转进。在政治上，就像他们在宗教上一样，都要自起炉灶而否认普世价值中政治路径的存在——在宗教上，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既然可以代为普世，俄罗斯人何以不能？从而否定梵蒂冈而要建第三，第四罗马（莫斯科和彼得堡）。在政治上，路标派和巡神派蔑视人间政治而要直接建立人间天堂，从而摒弃了欧美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实践；加之他们所有的见政党派，都是不同的、左右翼向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说，只有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才能找到个人自由（大意））；这就为列宁导向其列宁式社会主义，开辟了场地……——而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们，或者直接叫喊宗教待政，或者间接诉求存在主义和超然哲学而定命于人，采取一种否定主义的价值，而给列宁让出了政治地盘（——这以后，又给普京这个警察头子一个伟大的机会……）。而国人，从建立RCP支部以来，以俄为师，师范与之，让鲁迅一类文学反抗者和政治路径之欧、美政治脱轨，翼望于写诗撰文以为得计，以为纪念，以为反思（之唯一）。他们唯独忘记了政治上的欠债，只能以政治补偿之。没有一种命运，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让唯有的精神反抗代替政治路径，而施行偶然得道主义（——虽然哈维尔不知道如何对付胡萨克——他主张施行无政治之政治，无权力之权力——精神上大善可陈——但是，如果不是苏联崩解于前，他不可能得道于后——）。所以，俄罗斯和中国人并无期待哈维尔偶然主义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只能亦步亦趋，筚路蓝缕地建造甚至开拓那个现在还看不见的政治道路而不是寄托于诗歌式或者小说式幻觉，以其代替政治。如果这样，纪念六四就会真正沦落为一场真诚游戏而永久不得改正。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所谓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耻辱这个说法，是一个伪命题——就像说六四以后写诗没有必要一样，完全是岂有此理的说法——历史上如果不是那些写作悲剧和诗歌的人们，在所有战争和杀戮，胜利与失败以后写诗，历史将会没有悲剧（－喜剧）和诗歌，以至于没有历史。那些哭（悲剧）和笑（喜剧）的背景，莫不是历史上的奥斯维辛——其间的区别就是，奥斯维辛归属极权主义——而历史归属专制和民主——极权主义之初，之后甚至之中，是不是不要诗歌和悲剧？完全不是。如果说奥斯维辛以后有那些伟大诗歌，首当其冲，就是保尔.策兰。关于他的诗歌和六四事件是不是牵强附会地产生某种联系，我们说，几乎是肯定的。其中原因有几。1，就像有人把希腊爱欲与希腊城帮联系起来组成某种观念（见路德维希/Paul

　　W.Ludwig《爱欲与城帮》），他们的初衷，其实，就是要在文学（爱欲追述和刻画）和城邦（政治归属和建制）之间寻找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就像策兰要在上帝，宗教，犹太人和奥斯维辛之间寻找一种根据——一种政治拯救和一种宗教出卖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的后现代圣经人物和监狱赋格所在。保尔的策略是置疑上帝，圣经和日耳曼人……我们要置疑什么呢？传统？文化？古代？现代？后现代？我们的诗歌置疑，其实，就是要在文学和诗歌宝库之外，补课中国自近代以来不曾及格的政治学文本和政治学路径；这个文学反思如果回归到政治反思上来，就会比较保尔更加睿智；反之，国诗的命运就会岌岌可危，哪怕他是六四歌手。2，文学绝对论可以超越政治狭义性而为关照人类之作——政治，追述政治正确，而文学，追述政治正确带来的灾难——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谓，他说，他被流放，是罪有应得——而他，更要反对甚至帮助自由主义者刺杀皇室……于是，自由主义双向归属，于是得以表现，一个表现就是，陀氏是文学理想者，他要保护沙皇——二是，他是政治理想者，他要杀死沙皇。我们说，3，文学绝对性，永远是左派的立论根据，他们没有必要付诸实现性和现实性而专诚予以批判。4，这样，左派批判和后现代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民主永久需要批判之根据（民主完善论和民主不得触碰论本身，就是反对民主）。5，这样，文学精神和诗歌人格永远为人类所需要。6，但是，我们还是重复言之，如果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永远是文学献祭，而不知道“文学爱欲与城帮政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么，他们在千年文学基础上的那种文学努力，就会自断一臂而成为放弃政治，政治学，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艺术的“不”追求者，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这正是国人和俄罗斯人亟待补课之所在。没有这个补课，他们就会像六四开端时期一样，源于一个诗人的提议而归结于这个诗人最终对于六四的哑口无言。这是他们朦胧势派覆灭的悲剧，也是六四甚至改革时期中国诗歌基本完蛋之历史。难道“那种中国人”哪怕就是只谈文学不谈政治，也没有资格吗？是的，他们没有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