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简称“八九民运”），其后独裁者们调动二十万正规军冲破市民们自发的重重阻拦，于6月3日晚強行进入北京城，用机枪和坦克沿途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屠杀，并于6月4日晨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的武力威逼清场，把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简称“六四屠杀”）。现在时间过去了二十五年，回过头去再看当年的这场运动及其后的惨遭屠杀，中国人应该从中得到何等样的总结和反思呢？
笔者以为，至少有下列几点是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反思的。
一、“八九民运”是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对论》的创始人、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人类所做和所想的一切都关系到要满足迫切的需要和减轻痛苦。------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
这是一种通俗的人性描述，正是常人普遍有的感受。在此描述的背后，令人深思的是需求与短缺的冲突及紧张的“释放”。在毛泽东长期独裁专制的政体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是许多人的需求；这一需求的满足，会使人有减轻或消除“专制痛苦”的快慰。但是，由于毛泽东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愚民奴化教育，导致了这种“需求饥渴”与短缺之间的巨大落差。这种“需求饥渴”的难以“释放”或不能“释放”，必然要伤害个人的创造力并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诚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所说，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剝夺个人经济自由权，造成个人创造精神的抑制，经济不能顺利发展。
“需求饥渇”自然会积累无数的民怨，常会引发社会抗争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进而汇集建制外的“体外循环力”。在毛泽东长期独裁专制的政体下，人们饱受了沒有民主和自由的奴役生活，多么需求有一个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这种需求一旦有了合适的气候，随时都会要寻找释放的机会。如：
1976年“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出现，就是人们长期以来埋藏在心里的对于文革的怨恨，利用周恩来总理逝世，在清明节期间借悼念周恩来之机而引发的一场自发的大规模民主运动。
1976年10月，毛泽东死后，他的文革派势力、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推翻，文革寿终正寢，人们的民主、自由需求终于找到了释放的机会，引发了1978年冬到1979年春的“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紧接着是冲破“党性文学”禁区，揭露“社会主义悲剧”的文学创作大量涌现。一些中共的髙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极大的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开阔了眼界，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
其后，1986年12月5日开始，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生示威游行，要求自由、人权、民主和推进改革。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大学生均有小规模的回应。
以上这三次民主运动，1976年的那一次是被毛派势力“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后两次则是“四人帮”倒台后得以复出的中共大家长邓小平及元老派、僵化派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薄一波、李鹏等鎮压下去的。1976年这次有一大批人被打压，一些人被抓捕；1978至1979年这次则有民主斗士魏京生等人被埔入狱；1986年的学潮则有方励之、三王若望、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改革派领导人、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邓小平及元老派、僵化派们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甚嚣尘上，使改革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尽管如此，在1989年6月4日前的整个八十年代，仍然是中国民主、自由思想最活跃兴旺的时期。因为民主、自由派有一批中共的高层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万里、芮杏文、阎明复、习仲勋、乔石、田纪云、朱厚则、张爱萍、任仲夷等代表人物在支持民主运动；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精英方励之、王若望、王若水、苏绍智、于光远等在倡导民主和自由；更有广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从事民主、自由运动，从而使民主运动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可以说，1989年“六四”前的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共的新闻和言论最宽容的时期，从而促进了民主启蒙思想的不断逢勃发展。正是由于这种民主启蒙思想的迅速发展，适逢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去世，学生们借悼念胡耀邦之机，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为其平反，恢复民誉，用“移情投影”的方法，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反独裁、反官倒、要人权、要民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即“八九民运”的爆发。
二、“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巨大罪过
轰轰烈烈、大规模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反独裁、反腐败、争民主的民众运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声援的浪潮，新闻媒体、大学教授、各路知识分子、乃至机关干部、军人、各民主党派人士都站出來支援，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壮举，是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曾有过的。面对这些，此时的邓小平、李鹏等独裁者们惶恐不安。他们为了维护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先是趁总书记赵紫阳到朝鲜访问不在北京之机，泡制“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公开指责学生的举动是“动乱”，诬称“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正是由于这篇颠倒黑白的错误社论，严重地加深了与学生的对立，更加激发了学生们的对立情绪，使他们由最初的请愿、游行、集会抗议而演变成了进驻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吸引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者，使事态不断扩大。当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国后，他向中央提议要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请愿的定性，由他来承担责任，并肯定学生的正义举动，主张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來解决问题。但，这些正确好心的善举都遭到了李鹏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排挤、打击赵紫阳，并在背后玩弄阴谋诡计，最终由大家长邓小平定度，非法地剝夺他总书记职务，调军队入城戒严，用武力來解决问题，终于导致了“六四屠杀”血案的发生，使近千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判刑，一些人被廹流亡海外，是历史罕见的一场大惨案。
用枪桿子和坦克來对付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这是违法违宪的法西斯暴行，是反人类的屠杀。在中国现代史上，从北洋军阀政府、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乃至毛泽东专制时代的历次学生运动都从未曾有过如此惨烈的屠杀。不管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來看，“六四屠杀”都是绝对错误的，是极大的犯罪。邓小平、李鹏等一小撮侩子手因此而成为了历史的罪人，已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恥辱柱上。
“六四”屠杀的主要罪责当然是应该算到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头上，这是清楚明白的。但，作为那时奉命执行任务的军人们（特别是现场指挥的各级官佐）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作为一名人民的子弟兵，怎么可以向自己的兄弟姐妹及父母辈的同胞开枪呢？甚至有坦克碾压民众的事件发生，这种伤天害理、残忍血腥之事怎么做得出来呢？即使是奉命行事，你可以对空鸣枪麻，相信那时不少军人是这么做的；如果都是向老百姓开枪，那死伤的人数就难以想像了。可惜仍有少数丧失良知的军人把子弹射向了老百姓，这是军人中的少数败类，也是我们民族中少数人劣根性的一种表现，这个民族（特别是那时把子弹射向人群的军人）也是值得反思的。
三、“八九民运”的历史功绩及深远影响是举世瞩目的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虽然它最终被邓小平和李鹏为首的独裁者用机枪和坦克镇压下去了，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是永放光芒的，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人们自然会得出这一正确的结论：
1、“权力自主”意识的觉醒，未來的楷模与典范：由大学生们发起的民主运动，它的感染力迅即影响到全国，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居民、知识分子、乃至机关干部、军警司人员的全力支持。在北京，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一次次的示威游行、请愿，少则数万人，多则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壮观的场景和浩然之正气是令人赞叹的。反独裁、反腐败和争民主、要求开放言论自由、允许民间办报的呼声响彻云霄。老教授们打着“跪久了，站起來溜溜”的横幅与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当军人们奉命开入城区戒严时，许多市民自发的前往阻拦，有人只身阻挡坦克的前进，连老太太也敢于躺在装甲车的前面冒死阻止车子前进------等等。这种种强烈的正义呼声与英雄壮举，真乃视死如归、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正是民众们觉醒的具体表现。
纵观这些可清楚地表明，这确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它不但继承了“五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也是对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关于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回应，它的影响力要超过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1979年的“北京民主墙”和1986年的学潮，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光辉典范，未來的人们将会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廸，对推进中国未來的民主化进程定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2、对独裁专制权威和家长制的強力挑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独裁专制的家长式个人说了算的极权统治，个人置于党和国家法律之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都处在“指令控制权威”之中，所有公民都会失去独立的“个体”而异化为“党的驯服工具”。但在这次民主运动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学生、广大市民、以及各路的知识分子、干部、军警司人员、各种媒体------等等的众多人员，都能一时间摆脫指令控制权威，要求得到个人应有的权利。这种“权利自主”意识和民主运动的互动，对家长权威的挑战和对社会思潮的形成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后中国人的反独裁、反专制无疑会是光辉的典范。
3、知识界独立角色的觉醒：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特别是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來，由于不间断的受到打压、迫害，已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使其中的大多数人因害怕而失声，一些人甚至害了“软骨症”，因而成了盲从和拍马屁的可怜虫，以换取独裁者的怜悯或权位的恩赐。一些人为了自身的私利而沦落成了御用文人，漠视民间疾苦，一味地只会对独裁者歌功颂徳，有的甚至成了独裁者的帮凶、打手等，是十分可悲的。但，在毛泽东死后，知识界的许多人已开始对过去的时代或自身的角色进行反省，并倾向于改革，力图扮演能独立思考、维护独立的人格尊严、独立表达思想和民主意向的新型知识分子。“八九民运”期间许多知识分子能勇敢地投入到火热的民众运动中，并起到了先知先觉的带头与模笵作用，无疑是知识界独立角色觉醒的具体表现，它对整个社会未來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4、东欧民主浪潮和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八九民运”在中国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其后东欧的民主浪潮和跟随而來的苏联解体却起到了崔化剂的作用。受“八九民运”的影响，1989年的冬天，东欧共产专制国家的民主运动成功了，1991年苏联解体了。苏共和所有东欧共产独裁政权的垮台，一个新的东欧和俄罗斯民主化的实现，反过來也会影响到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必定会给中国未來袪除专制体制实现民主化带來不可估量的影响。
5、对当今中国弱势群体维权是极好的楷模与巨大的推动：由于当今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弱势群体的权益屡屡受到侵害，使他们举步艰难而被廹上访、乃至出现请愿、游行抗议，因此而每每受到权贵利益集团动用公权予以镇压，导致群体性骚乱事件不断的出现。弱势群体在进行维权时必须要汲取“八九民运”失败的经验教训，要以宪法和法律为武器，采用和平、理性、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法，并持之以恒，才能有胜利和成功的可能。在一切社会变革中，要反对暴力，维权者绝不要因自己一时的过激而中独裁者和那些权贵利益者们的阴谋诡计，上他们的当，最终伤害到自己。这是“八九民运”用生命和鲜血换來的宝贵经验教训。
四、运动中学生们自己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整个“八九民运”期间，学生和民众都是站在理上，都是和平、理性，沒有违宪、违法之处，是无可指责的；即使在运动中出现某些过激行为，那也是被独裁者们逼出来的，责任也应由当权者们承担，学生和市民们是沒有责任的。但，如果从全面的深入观察来思考问题，学生们也是有值得反思之处的。笔者认为，至少下述几点是值得反思的。
1、见好就收是明智之举：正当学生们抵制“四?二六”社论，民主运动迅即发展之
时，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国后，5月3日，他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向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
5月4日，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代表时赵紫阳又说：学生游行“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同日下午，北京数万名大学生上街游行纪念“五四”，提出的口号是“科学、民主、法制”，“顺应时代潮流”等。北京“髙自联”宣布，自5月5日起，北京市所有大学全部复课，这是回应赵紫阳纪念“五四”的讲话。
假如此时大学生们真的复课了，见好就收，也许就不会出现有后来的悲惨结局。
2、绝食不是明智之举：5月13日下午，北京数百名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
们在“绝食宣言”中表示，“绝食是抗议政府对学生罢课冷漠并拖延与大学生代表团的对话”。应该承认绝食的举动是缺乏考虑的，可以说是不明智的。身体是民主革命和立志改革的本钱，吃饱饭了再干革命不是更好么，与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是完全无必要的。另一方面，此种不明智之举，也正好被李鹏等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他们从中施展阴谋诡计，挑拨离间，最后上当吃亏的是学生们自己。
3、停止绝食，撤离天安门广场是保护赵紫阳的明智选择：5月15日晚上，中央政治局
常委举行紧急会议，赵紫阳认为要解开“四?.二六”社论的结，纾缓学生的情绪，可否考虑承认对学运的定性错误，由他承担这种错误的责任。
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政治局五个常委发表书面谈话，说：“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他呼吁学生停止绝食。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并发表讲话。他沉痛地对同学们说：“我们来晚了------你们还年轻,要愛护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
学生们既然拥护赵紫阳，那时就应该听他的话，停止绝食，并撤离天安门广场。可惜那时的学生领袖们缺乏远见，考虑不到这些，终致给赵紫阳与学生们自己及广大市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能不说这是和学运的领袖们是有某种关系的。假如学生们听赵紫阳的话停止绝食，并撤离天安门广场回校复课，这就保护了赵紫阳，江泽民就沒有当政的可能，中国的政改和民主化进程极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五、平反“六四”是当今执政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六四”镇压和屠杀，是绝对错误的，是独裁者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责，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遗憾的是25年来都沒有为此次事件作出平反，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仍未得到平反招雪，那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仍未得到撫恤，那些被抓捕判刑者仍未平反恢复明誉，这是毫无道理的，也是极不公正、极不人道的，无不令人痛心和疑虑不解。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近百年來，从北洋军阀政府、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乃至毛泽东的独裁专制时代，中国人争民主、反独裁的民众（尤以大、中学生为主）运动是始终未曾间断过的。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6年的“三?一八”民众请愿，1931年12月北京学生南下向国民政府请愿，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47年5月南京及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1986年的学潮，直到1989年的大规模学生及广大民众的民主运动------等等。虽然这些运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镇压，但从未有出现过像“八九?六四”那样出动20多万全付武装的军人和开动坦克车进行镇压的。这是一次手段最为残忍、死伤最惨重、影响最大、最坏的一次屠杀，是以前的各次镇压所根本无法相比的。
回顾1919年的“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政府虽然出动了警察镇压，开始时逮捕了34名学生，其后又两次分别逮捕了学生200多人、700多人；由于遭到全国人民的抗议，被逮捕的学生很快就全部释放了，并且整个事件中未死一个人，相反倒是愤怒的学生们用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北洋政府的髙官。
在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和民众的请愿中，虽然遭到了北洋军政府的武力镇圧，有17人被打死，132人受伤；但这并不是最髙当局下令开枪的。当北洋政府的最髙领导者段祺瑞得知是政府卫队开枪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后，他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同时下令对死难者抚恤，国会也召开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并且国务院“阁员总辞职”。
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时期，曾有过1931年12月5日、11日、15日、17日，1935年12月9日，1946年12月24日，1947年5月等多次的学生运动。在这些各次的学生运动中，除1931年12月17日和1947年5月的运动中有过军警开枪打死极少数学生外，其它各次都沒有打死人的事件发生。虽然其中也有学生被抓捕，但很快就释放了，并且被打死的学生都得到了安抚。更有在1935年12月11日的学生游行请愿中，当时的国民党最髙领导者蒋介石穿着中国式长衫走出国民政府大门，和学生运动领袖席地而坐，平等谈判，化解了学生们激昂的情绪。
到毛泽东独裁专制的年代，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中，毛泽东指令下的“四人帮”对运动的镇压也只是动用警察和民兵，用棍棒和绳索來对付抗议者，追查所谓“政治谣言”，追捕所谓“运动的策划者”，并沒有开枪杀人。在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覆没，新的执政者很快就平反了此次镇压事件。
从以上历次学生与民众民主运动可以清楚看出，不管是独裁者当政（如北洋军政府、蒋介石政府、毛泽东独裁专制时代）还是改革派领导人当政（如华国锋、胡耀帮），各次民主运动最后都得到了妥善合理地解决；唯独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残酷和惨烈的“八九?六四”屠杀至今仍未解决，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不过去的。
江泽民当政时“六四”未能平反，因为此人就是踏着“六四”死难者的血迹而爬上高位的，是“六四”屠杀的既得利益者，给“六四”平反，他就会要受到清算而失去既得利益，他当然不会为“六四”平反；胡锦涛当政时虽然他心知肚明“六四”屠杀是错误的，但由于他是“六四”屠杀的主谋者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他不可能清算邓小平，加之他在位时长时间受江泽民的牵制，自己也没有多大作为，不敢、也无能力为“六四”平反就是自然的事了。
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上下从最高执政者到普通民众、乃至全世界都清楚明白的事。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平反“六四”，并寄希望于当今新的执政者，相信他们当今在高调反腐的同时，一定能够面对历史，挑起历史的重任，从“六四”的荫影中走出来，彻底平反“六四”。
六、邓小平是平反“六四”的最大障碍
“六四”事件从当初被邓小平、李鹏等独裁者们定性为“动乱”，其后被诬指为“反革命爆乱”，到后来的继任者则改称是一场“政治风波”；称谓虽然有变化，但就是不给予平反，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邓小平之故，是他这座大山、他的阴魂不散在阻挡着一代代执政者不敢越雷池半步，才使“六事”事件始终得不到平反。
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是到了彻底平反“六四”的时候了。当年“六四”屠杀侩子手之一的成希同，在他临去见上帝之前写出回忆录，极力否定他在“六四”屠杀中的责任；“六四”屠杀的主谋者之一的李鹏，数年前就曾著书立说推脱自己的罪责。历史的罪责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任何想企图逃脱历史罪责的作法都是徒劳的，也是不可能的。唯一正确之道就是勇于面对历史，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人民请罪，接受历史的正义审判才是正确之道。
“六四”屠杀的真正责任人当然主要是邓小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他就成了中共幕后的太上皇、大家长；他虽然没有在最高层中担任主要职务，却自命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占着军委主席一职不放，大行“枪指挥党”的一套，一言九鼎，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为害中华，这是事实俱在不可否认的。虽然邓小平早已离开了人世，但他的阴魂不散，他的余毒仍然在毒害着中国人民，成了压在一代代执政者们头上的大山，成了阻碍“六四”平反的最大障碍。
为着能平反“六四”，我们必须要先行搬掉邓小平这座大山，淸除他的余毒才有可能达到目的。邓小平是何许人也？他对中国人民的功过是非是什么？中国人民只有彻底弄清了这些，“六四”的平反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史料记载：1904年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一个大富家庭，取名邓先圣；1920年先到法国留学，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起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1926年转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从此跟随毛泽东走上了暴力共产革命的道路。
1997年2月9日邓小平去世，当年的中共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如此众多的荣耀与桂冠，就成了后来执政者们顶礼膜拜的神坛，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他们明知“六四”屠杀是绝对错误的，但因为是邓小平定下的铁案，为着维护邓的声望，为着邓的独裁专制能长久维持下去，就是坚持不给“六四”平反。现在我们必须搬掉邓小平这座神坛，彻底清算他的罪责，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是平反“六四”必不可少的最重要一步。
给邓小平的那些荣耀与桂冠都是真实的么？笔者认为，许多是言过其实、或者是子虚乌有的。邓小平这个人生性比较聪明，也素来自傲，在军事上有一套，在抗日战争中打过日本侵略军，为中国的抗战作出过贡献，这些当然是应当肯定的。至于他在共产革命和国共两党的内战中为共产党的夺权建政功勋卓著，但这些对中国广大民众来说却未必有什么好处可言，因为在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胡作非为，邓小平都是积极的追随者，毛的许多罪责他都是有份的。在文革中他曾被毛列为“第二号走资派”，其后又被定为“右倾翻案”而先后两次被毛打倒；但，由于他长期与毛从事共产革命，又深得毛的赏识，毛泽东曾说他“人才难得”，又说他“耳朵聋，开会时坐得离他远远的”，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仅从这些就足可看出他与毛泽东那错宗复杂不一般的关系。
如果我们对邓小平在重新复出以前他与毛一起搞共产革命、夺权建政后与毛干的那些错事蠢事暂且不论的话，仅就他重新复出以后的事来说，他是绝无什么功绩可言的，有的只是错误和犯罪。从以下几点即可清楚地说明：
1、“改革开放”与“总设计师”问题：毛泽东当政的二十八年间，他疯狂与荒唐地大
搞阶级斗争，大搞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穷过渡，使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毛死后，他的胡作非为当然会被后来者清除，中国在经济上必然要出现新的变化，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种发展变化是要由人来主导的，但这个人绝不可能是邓小平。因为在邓小平复出前，经济的改革开放就已经开始了。
1976年10月，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接着1977年即已开始了对改革开放的酝酿。中国真正的经济改革首先起于农村，那时在安徽、四川的农村中就出现了分田分地单干之事（谓之联产承包责任制），万里和赵紫阳分别时任两省的最高领导人，他们不约而同的支持了这种作法，使农业增产，很快就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从而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1978年3月，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就派出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考查团，前往西欧几国考察，回国后向华国锋汇报时就提出建立经济特区问题，华国蜂、胡耀邦、赵紫阳等都表示赞成。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代表广东提出了类似的请求，其后深圳、厦门、汕头、珠海（后又增加大连）等经济特区得以在全国率先试行。那些邓的吹鼓手和御用文人们所谓“一个老人在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从而“开辟了经济特区”的赞歌，那是胡说八道，是肉麻地给邓小平脸上贴金。
改革开放的真正主导启动者是华国锋，那时他是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他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与邓小平毫不相干。在华的主持下，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以无私的精神，开明的态度，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心，终于使中国在经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华国锋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开放，主要得益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田纪云、谷牧、纪登奎------等一大批高层领导人的支持和参与。邓小平在重新复出后，也支持经济的改革开放，这是唯一可以肯定他的一点，除此而外再也找不出他有什么好的表现。但，绝不能仅凭这点就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像白天一样清楚的事。
其实那时的所谓“改革开放”，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也仅仅是改正了毛泽东过去所犯的部分错误，并没有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进行什么改革，显然不能说具有“革命”的性质，不能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只能说是“改正”而已。邓小平支持的也仅仅是这些，其后他利用自己和毛泽东是同辈领导者的威望和影响力把华国锋逼下台，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主政；然而当胡、赵等人主张在党的领导下不但要进行经济的改革开放，也要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施行民主政治，主张实行“三宽”（宽厚、宽容、宽松）政策，主张开放言禁，这些却被邓小平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反对党的领导”等等，他马上搬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进行打压，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始终未能进行。
就以邓小平所支持和主张的改革来说，他所改变的只是改掉了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允许农民分田分地单干，允许城镇小贩和个体私人经济的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计划经济又回到市场经济，而对传统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并无丝毫的改变。对于这种改革，当时的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如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胡平先生在他的《为什么说邓小平这个改革家独一无二？》一文中指出：“邓小平的改革是自我否定”，是“复辟”，是“否定自己所建立的东西，重新恢复他们过去所要打倒的东西”。胡平在文中并举例说：“当年的一位经济学家、曾担任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说，他年轻时参与过计划经济的建立，后来又参与过经济改革，改变计划经济”；“另一位很有身份的女戏曲艺术家，当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文联与剧协的委员理事，当她听了半天关于剧团体制改革的说法，费了老大劲，最后说：‘我明白了，还是与解放前一样’”；“也正如鲍彤先生说：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意味着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这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也就是回到了解放前”；“难怪那时的许多人都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有山西一位老农民在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就说道：‘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胡平先生的看法是令笔者赞同的，他所举的例子是令人信服的。其实有这种看法的人多的是，笔者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许多人，基本上都有这种看法，都认为这种“改革”实际上就是搞回1949年以前那一套；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现在的贫富两极分化更为悬殊，贪腐更为普遍和严重，利用权势和关系发财的人更多了。以前说是“中国的四大家族”，现在却是“与时俱进”，权贵利益集团家族那可是成千上万、数不胜数了，个个都成了亿万富翁，国家的钱大多成了他们的私产，这一切都是由于邓小平和江泽民主导纵容的结果。
可见邓小平所支持和主张的改革并非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只是由自己废除了自己过去所建立的那一套，恢复被自己过去要打倒的那一套，也就是过去国民党时期干的那一套。简言之，邓小平的改革仅是改掉原来的部分错误，是自我否定，是复辟。既是如此，却硬要把他吹捧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不但不是事实，只会成为世人的笑料。
2、所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问题：邓小平年青时
曾到法国、其后又到过苏联留学，按中国人的说法那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人，理应懂得现代社会人权和民主一类的普世价值，懂得现代社会宪政民主的一套。然而他却说“三权分立等于三个政府，没有威信”，这岂不是要笑掉人们大牙的谎谬之言么？
他曾对人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自已也说不清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国家元首访华时，邓明确告诉对方“不要搞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他的头脑中历来是一笔糊涂帐，其后却又大谈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知他对此是否能真的能说得清楚。
再说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又能懂得多少呢？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是人道主义，就是尊重人、关怀人、解放人、发展人，是人类公平、正义、人权、人性的综合体现；其次才是所谓的革命，而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道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关于批判和鞭挞剥削、奴役、专制、邪恶；关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公仆，官员应由人民普选产生，受人民监督并可罢免，官员工资不可过高（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这许多都是正确的，看来这些对邓小平来说也许是根本不知的。而他所知道的也许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部分，如剩余价值论，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已经敲响了丧钟，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等等。特别是早已被恩格斯纠正了的关于“共产暴力革命”的思想，后来却又被列宁和斯大林篡改了，并在苏俄和全世界疯狂的推行这种共产暴力革命，使之成了20世纪世界的一大祸害，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拚命追求的。仅就这些而言，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吗？
所谓的“邓小平理论”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是那些吹鼓手们胡乱吹出来的。在中共诸多领导人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小平是一个最没有理论和思想的人。他的“猫论”、“摸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讨论“姓社姓资”问题等等，那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是知道的，绝不能称之为什么“理论”。1931年大革命期间他曾当过逃兵，1947年在华北共产党根据地里搞土改时他就大搞“两个凡是”，在一次报告中他说：“第一，凡是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抵触的时候，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准绳，历史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没有一点不对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第二，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研究，应当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都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引自何方《党史笔记》一书，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版）可见邓小平早就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把毛泽东推上神坛他更要早于刘少奇和林彪。从这些都可看出，他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桂冠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纯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
3、“教训越南”是他在外交上的最大败笔：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毛泽来东与苏共领导为争夺世界共运的领导权而出现分裂,乃至互相攻击、对骂，此时的邓小平与彭真、康生、陈伯达等高层领导人被称之为中共的”秀才”，成了在毛泽东主导下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领军人物，邓小平也因此而被誉为一位强硬的“外交家”。当他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重新复出后，他到美国、日本等国进行外事访问，与美国总统卡特和日本首相的会见，以及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外国政要基辛格、撒切尔夫人------等等，被一些人称颂为“幽默、强硬、灵活”的“外交家”。其实这些也是值得打个问号的，怎么能仅凭这些就称他为“外交家”呢？任何一个在位的领导人都能够做到这些，没有什么值得称赞之处。如果他能够一改毛泽东、周恩来以往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错误，使日本能够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能够把沙俄时代从中国夺去的大片肥沃的国土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那他可真够得上“外交家”的称号了，可惜这些依然如故，他的“外交家”称号就要大打折扣了。
其实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在外交上的最大失误是他的“教训越南”而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自从中苏两党分裂后，导致了两国关系破裂，乃至出现了边境战争。此后的越南倒向苏联，并出兵占领柬埔寨；而柬共历来是受中共支持的，柬共的暴力共产革命就是毛泽东革命输出的最大恶果。为了支援柬共，减少波尔布特的压力，邓小平利用当时中越边境不断冲突与摩擦之借口而要“教训越南”，发动进攻越南的战争。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79年2月17日起，至3月16日止，中国出动了六十多万军人，数百辆坦克，数千门大炮，深入越境40多公里，双方伤亡人数合计在十万人以上，日均约6000人伤亡，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而中国军人和大量民兵因为是进攻一方，越方处于守势，中国军人和民兵死伤的人要远远多于越方，这是必然的。加上无数的财产损失，那时的中国刚从文革中转过来，经济仍然处在困难之中，花费如此大的人力、财力，这场战争值得么？中国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什么？不是值得人们深思么？
战争的结果到底是“谁教训了谁呢”？当年的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在开战之前就说：“看看到底是谁教训谁？”这话说得是十分在理的。战争的结果，中国所得到的教训肯定会更大。双方的边境冲突完全可以由双和平协商解决，完全用不着兵戎相见，那对两国人民都毫无好处可言。这场战争是邓小平为了支持柬共、无视中国人民的财产和生命而主动挑起来的，与当年毛泽东搞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样，都是错误的。
4、“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生最大的罪过:不管邓小平在过去有过多少功绩，仅就1989年的“六四”屠杀一事，他的那些“功绩”都会因此而大受影响，乃至湮没。那时的北京大学生和广大市民仅是就悼念胡耀邦誓世，要求为他平反，给他恢复民誉，以此而“移情投影”演变成了一场“反腐败、反官倒、反独裁、争民主”的大规模民众运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得过去的，是没有什么错的。邓小平、李鹏等人硬要说这是“动乱”，是有“海内外敌对势力在挑动、操纵”而演变成的一场“反革命暴乱”，这纯属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时至今日也未见他们找出这个在“挑动、操纵的敌对势力”是谁？在哪里？显然这是在玩弄阴谋诡计，是在寻找借口搞政变，趁机把改革派的领导人赵紫阳等人搞下台。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绝非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绝非什么“一切为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农民造反者，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者是一样的。毛、邓等人继承了历史上农民造反者“打天下，坐江山”的一套，打下了江山，就成了新的独裁者，就会站在广大民众的对立面，不顾法律和宪法，置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于九天之外，把人民大众正当合理的诉求当作是向他们“夺权”，像当年他们运动民众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夺权那样。难怪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王震之流）会毫不知耻的说：“不能让他们（指学生和市民）用当年我们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狂叫“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挖的茅坑不能让别人来占”，不惜喊出“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的平安也值”的狂言。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农民造反者的本性，为了既得利益而不惜用一切手段杀人保江山也就不足为怪了。
谁打过天下，谁的子孙、亲友、关系户，就应该像满清的八旗子弟享受战利品一样，世世代代坐江山；而那些没有打过天下的人，包括那些虽然打过天下而今强调要政改的人，那是既得利益权势者们的对头和叛逆，他们当然是绝不会退让的，他们会誓死捍卫到手的江山，绝不容他人来染指和颠覆，这是毫无疑义的。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等人不顾天下之公理，丧失良知与人性，出动20多万正规军，用机枪和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真乃古今中外都罕见的一场大屠杀，令人震惊，令人无比愤恨。
因“六四屠杀”而使邓小平成了永远蒙羞的耻辱，成了千古的历史罪人，给世人留下了千古的唾骂是永远抹之不去的。今天只有彻底搬掉邓小平这座大山，才能顺利地平反“六四”，这是毫无疑问的。
结束语
从“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中要总结和反思的问题当然还有许多，但，如能从上述几方面加以深入地总结和深刻地反思，就能使问题更为清楚明白了。
“八九民运”和其后的“六四屠杀”，是当代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必然会永载史册给世人留下永远的记忆、总结和反思。在二十五年过去后的今天，人们在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首先是要正视历史，拒绝遗忘，要深刻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反思，这对国家和民族都是大为有益的。然而二十五年来当政者却禁止人们议论它，反思它；甚至连1950年以来所发生的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四清、文革------等等一系列的胡作非为，都采取了掩盖历史真相或者淡化的处理方法，采取了一种“不议论、不研究、不纪念”的“三不政策”，以为这样做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就“不存在了”。正像一首歌词中所唱到的：“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到，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见------”，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嗤笑而又十分笨拙的作法。
现在是到了该给“六四屠杀”彻底平反的时候了。给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平反招雪，给
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抚恤，给那些被无辜投入监狱判刑的人平反恢复明誉，应该是当今执政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六四屠杀”是一种政府行为，不论是哪一届的执政者都有义务做好此事。过去的执政者没有做，那是错误的，今天新的执政者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而应该当机立断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积案，久拖下去是绝无好处的。
当今的执政者对“六四屠杀”本无什么关系，千万不能因为是“邓小平定下的案子”
就不敢碰，明知是错的，但就是不改正，不给予平反，这是在搞新的“凡是”，于国于民都是有害的。平反“六四”，对当今的执政者来说是丝毫无损的，相反倒会增加他们在国人心中的威信。在当今的世界，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政治领导人代表国家对过去因前任领导人动用公权力而造成的罪错对受难者平反道歉，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并争取与受害者和死难者家属实现社会和解的方式。如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纪念被前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伤心下跪；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正式为前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5年7月，德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为德国人在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和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拉克先后三次为过去的种族隔离错误政策道歉；1997年10月挪威国王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民族裔的压迫道歉；1997年5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等等，都是善意、良知与和解的聪明之举。
就是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领导人马英久先生说得好：“许多事情其实一个真诚的
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由于当年的国民党政府在1947年2月28日镇压台湾民众，史称“二二八”事件，马英久就曾代表当今的国民党政府在2005年11月三度向无数受难者表达歉意。这清楚地说明，一个执政党要摆脱历史包袱，向历史忏悔是十分重要的，向历史忏悔是化解各种仇恨和矛盾的唯一途径。而在中国大陆，一个号称“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政府，平反“六四”、对公民道歉一声为什么就这么难呢？现在是到了该深入细想、并切实付之行动的时候了。
“六四”终归是要平反的，迟平反不如早平反为好。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着想，
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们多么希望当今的执政者要从邓小平的阴影中走出来，不要再背着“六四”这个历史包袱不放；必须要彻底清算邓小平的历史罪过，为“六四”彻底平反，才是正确之道。
在平反“六四”的同时，还必须真正启动政治体制的改革，袪除党专制的政治体制，
建立宪政民主的政体，实现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给民众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这些才是中国人追求的真正梦想，这样的梦想近世以來中国人喊了一百多年都未能实现，这是国之悲哀，民之不幸。当今的执政者如能领导中国人民真正实现这一伟大梦想，他就会成为中国有史以來一个真正的伟大改革家，他的功绩就会永载史册。中国人民期盼着这样的改革家早日在神州大地出现。
2014年4月下旬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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