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四命运：从奴才到公民

吴金圣

　　内容提要：比起那些六四死难者，我是幸运的。但我既没有去过北京，也没有去衢州市游行。我那时只是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乡村中学教师，但因为把六四的真相告诉学生，把台湾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内容给学生听，也被刑拘、被戴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对于一个洗脑教育过来的人，我也从一个无忧无虑的青年奴才，逐渐成长为独立思考并寻找我的公民之路。
　

山村教师被“反革命”

　　1988年7月，我刚刚从浙江师大毕业，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教高中一年级的数学，当时很想当班主任，但偏偏轮不到我。到了第二学期开始，即1989年是我的本命年，那一年我24岁，春节后开学时，我被校领导推上高一（1）班的班主任的位子。原来是春节期间，原班主任老师因为教研组聚餐，酒喝太多导致胃出血，在医院住院还没有康复。我当时没想到这一任命会导致我5个月后因此入狱1年，从而开始在全国各地四处漂泊的人生。对于一个洗脑教育过来的人，我也从一个无忧无虑的青年奴才，逐渐成长为独立思考并寻找我的公民之路。

　　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到18日北京高校学生开始游行，向北京天安门广场进发，占领天安门广场，持续近两个月的罢课、游行、示威，发展到绝食。我一直很关注，虽然我不太看电视，因为眼睛不好，但是全校老师都在看。而我经常听收音机，这是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一台上海的五星牌收录机。要说和别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不仅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内容，还经常听台湾电台和美国之音、英国BBC广播中文节目，我得到的信息比他们要真要多。到六月四日，竟然发展到“六四反革命暴乱”，几年后又有说是“六四风波”，反正不管电视广播怎么说，我就是有疑问：一群学生为自由民主、反腐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后来又绝食，等于是用自己的年轻生命来与政府对话，大学生手无寸铁，怎么就是反革命了？至于打、砸、抢、烧从电视上看去根本不是学生摸样的人干的，还有那些电视台、电台的主持人：一会让他们念游行示威的稿子，赞成学生游行示威；一会政府说反革命暴乱，他们就念反革命暴乱，他们一点没有骨气，领导让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自己的判断？这不是指鹿为马么？真相到底是什么？疑点重重。虽然这些主持人的工作性质，我能理解，但指鹿为马的事他们也干，而且是对着10多亿人甚至是。对着国际社会这么做，我很难理解。我因为经常给学生教每周一歌，所以有时会把收录机拿到教室里给学生去听听歌，也听听我录的磁带子。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我在宿舍里听收音机报道有关学生游行绝食的事，他们听后说，老师拿到班里听听如何？我当时没有马上答应，但心里已经默许。等唱每周一歌时，我将相关内容录下来给学生听了，主要是台湾的中国广播网的亚洲之声电台的节目（那时大陆还没有对台湾实行开放，还把台湾电台看做是敌台），还有美国之音、英国BBC的内容，还教他们唱了一首最新由台湾音乐制作人（名字忘了）为“六四大屠杀”谱写的歌曲。这件事过了很久，我自己都差不多忘了。但是有一位学生却惦记着，这里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因为他打架两次，按校规被退学了。宣布后，他到处跑着联系学校，但是似乎没有学校接受他，他也不求我，而是通过语文教师朱老师来和我说，我也和教务处郭主任说了，当时郭主任说，既然学校已经宣布处理结果，是不会改变的，你如果在没有宣布之前来说、他来认错，是可以不退学的。我知道没有办法帮他了，和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很快学期考试结束，学校在7月3号正式放假。很多学生都已经离校，但还有几位学生因为天气下暴雨，道路积水很深，又没有带伞，所以一直在学校没有走，其中就有被处理的那位学生。据后来到劳改队来看我的学生吴国锋写给我的信中说，他是亲眼看见那位学生在学校点着蜡烛写信给公安局的，他想告诉我但后来忘记了，也没有想到我会被判刑，他非常自责。因为我有事去城里，没有关注到这些学生的实际情况，等我再回到学校时，已经是7月12日了，学生们都已经回家了。

　　中午，当我骑车到教师宿舍门前时，刘林祥会计和我打招呼，他和方一山老师是在学校值班的，说有人找我，我问，是谁啊？他没有回答。我因为骑车很累，吃过饭就想休息了。就在我休息约半小时左右，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原来市公安局和大洲镇派出所的便衣警察，那时警察没有统一的服装，让我坐着别动，一番搜查之后，就把我带到大洲镇派出所，然后凶神恶煞般审讯我，有个看上去像领头的拍着桌子骂我，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录音带给学生听，放到教室里听。我说我是给学生听过，因为唱歌顺便听听的，我也没做什么，既没有去市里游行，也没有喊口号、罢课，我作为老师给学生正常的教育而已，让学生知道一些时事政治，没有像你所说的颠覆政府，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我说你们搜查时也看见了，我今年5月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只是还没有递交。如果说有错，就是没有政治头脑而已。他们几个轮番审我，也没有戴手铐，是在派出所的大会议室一起坐着问话的。吃过晚饭，他们就开车带我去城里，我心想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无非是市公安局吧，我的猜测没错，大概凌晨零点左右，送进了衢州市看守所。确切的时间不知道，就知道进去后犯人们都睡觉了，横七竖八的躺着，地上也躺满了人。我受到一个温州人的照顾，他让我睡觉。从此开始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炼狱生活。
　

炼狱生活

　　第二天一早，犯人们醒来第一个就是审问我，什么罪进来的？我说的他们都不相信，他们就是污蔑我是强奸女生进来的，我很生气，就和他们打架。

　　牢头狱霸是衢州人，但因为有个四川人叫陈先文，大家称呼他“四川锤子”，看上去40多岁，是盗窃犯，全国各地流窜作案，他有个绝招就是能在监室里取火，他用盖的棉被中棉花，搓成棉花柱子，然后用解放鞋放在地上摩擦生火，这是犯人们最佩服的，因为有了火，就有烟抽，所谓烟无非是有犯人带进来的一两根残缺不全的香烟，还有就是防风时地上捡的烟头组成的烟，然后用纸卷起来抽。因为他有这一招，所以非常牛逼，牢霸也听他的。他的这种绝招在其他监室很少有人会做，只是他带出来的一两个徒弟会做而已。烟我不抽，所以没有兴趣学这一招。

　　还有一个“小山东”，也是盗窃犯，偷牛进来的，40多岁，也爱谈笑。他也有一个绝招，就是放点水在地上，用解放鞋的鞋底来回摩擦，便成了写字用的墨汁，然后再用牢板或筷子外面包着纸做成写字的笔，可以写信让人带出去寄掉。小山东这一招我也学会了，一般的胶鞋鞋底都可以操作，在没有笔墨的看守所，的确能写成信，虽然墨汁淡，但字体还是能看清楚的。小山东最后还是收到了家里的来信和寄的钱，很开心。我以为被关几天了，也没有人来提审我，我就问管教，什么时候放我出去？同监室的犯人都笑了。觉得我很可爱，他们知道凡是进来的，就没那么容易出去了。他们两个使我开了眼界，我也看见他们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别强，从内心深处很敬佩他们。

　　我因为不服“四川锤子”骂我是强奸犯，我们打了一架，被戴手镣脚镣；后来他们又纵容航埠镇的偷牛贼周东古和我打架，结果被戴着手镣脚镣，还将我们两人左右手、左右脚铐在一起，被关了一周的禁闭室，禁闭室就四五平米，一个自来水龙头，还吃了王管教的电警棍处罚，脚背因为戴脚镣给磨破了皮，身上的伤也没有药吃。王管教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

　　一个月以后，8月15日市检察院来提审我，宣布我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逮捕，当时还有衢州市电视台来录像的，《衢州日报》、衢州电台都播发了我的消息。因为衢州市那么多中专、师专的学生上街游行演讲都没被判刑，只有我一个人被判刑，而且是最晚被判的。从监室里的广播中，我知道杭州中国美院的一个学生被判刑八年，他是为哀悼“六四大屠杀”死去的学生降半旗，在校广播台播放美国之音的内容。

　　后来我被转到楼上的小监室，总共呆过三个监室。在小监室他们都有劳动，整天在做信牛皮纸的信封，10个一扎。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时间，全都在做信封，原来我以前在文具商店买的牛皮纸信封都是看守所的犯人做的。每天做得多超额完成任务，有奖励，现金存在账户上，就能有钱买吃的，买吃的无非是点心“麦疙瘩”，里面有几块肉，做得挺好吃，受到犯人们的欢迎。夏天当然也有西瓜买，但卖的次数很少。

　　3个多月后，我被法院判刑，原来听说是对外公开的，开庭时只有我一个人，零星的有几个旁听者，家人、同学也没有看见，不对外公开的判刑。我说我没罪。我不想签字，但他们逼着我签字。

　　24年后就是2013年的一天，我在网上遇到一位老家的网友，说当时浙江有35位学生领袖被关押在一起，关了几个月后放了，没有判刑。
　

短暂的劳改队的生活

　　在元旦过后就收到判决书，被送往衢州市十里丰劳改农场的第六劳改大队。

　　第六大队主要种蔬菜，我被分到第三组，就是第三生产队吧，简称三队。我们一个小组就是七八个人，种各种菜：如卷心菜、大白菜、花菜、油菜，平时除草，浇粪等，劳改队种菜几乎不用化肥，全用人粪，还有猪粪等牲畜类粪便，我们对六大队就专门有养猪小组，他们很舒服，可以在猪舍里自己炒菜吃、喝酒等。同组的组长、班长，还有管教队长还是比较照顾我的。
　

家人同学的关爱

　　我被刑拘后，有中学同班同学我的好友黄富泉帮我送进来法律、英语书等；陈晓峰律师来看我，告诉我请不请律师结果都一样，因为之前杭州有这样的案例，告诉我不用请律师，他送给我一根圆珠笔芯；卢礼成律师也送来包子，和一些吃的东西。接见的时间都不长，但我很感谢他们，想到来看我，后来知道是我母亲找到他们办公室。

　　9月份，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我有同学来旁听，母亲、姐姐、哥哥还有其他亲朋来法院旁听。但具体是哪些同学来旁听，记忆已经模糊了，说不出名字了。

　　我浙师大的好朋友中学不同届的同学，通过关系也帮我送来了一瓶猪油，很是感谢！劳改队吃的菜饭比看守所好多了，油水也多很多，毕竟是劳动，所以身体状况又胖起来了。

　　在春节期间，有从北京回老家的同学来看我，他们是高中同桌在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当编辑的徐建平，浙师大同学当时在中国人大读研究生的郑水泉，华西医科大学的吴石新等，还有大洲中学的一些学生，骑着自行车，大约有近30余人来看我，带了好多吃的还有书籍。听来看我的学生说，举报我的那个学生，被公安局奖励了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他当场就把笔记本撕了，因为他没想到由于他的举报我被判刑了。公安局出面把他转到了衢州三中继续学业，刚好班主任是我大学同学，同学问我要不要整他，我说算了，原谅他吧。我很感谢他们的情谊。除了同学、学生来探监外，妈妈也来过几次，给我送吃的，带给我一些钱，还有三姐夫等也来探望过。

　　7月12日我走出劳改队，重获自由。当时也没有人接我，一起出狱的还有两人，名字忘了。我同村的同班过的一个女生来接我，没有接到我。后来她在我出狱后近半年时间里，给了我不少的鼓励，我没有工作，她也积极地帮我联系过工作。先是去衢县教委，要求安排工作，但一直没有落实。后来只有自己找工作，在菜市场卖过菜，也帮食品批发商老板拉过三轮车。最后在1991年元旦才安排到湖南镇白坞口初中任教，一个学期后调往湖南镇初中。我在那里呆了一个学期后，辞职去市里一个鞋仓库工作，几个月后再调往市农场在那里酝酿考研究生。
　

漂泊人生成长为新公民

　　本想考北京的学校，但北京的同学不帮忙，我只得报上海的学校，并去了一趟上海。后来就辞了工作，去上海华东师大专心进修，攻读西方经济学、国际金融等。在上海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在上海求学期间，先后参与《上海证券报》举办的“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的讨论和专题高级研讨会，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陈彪如、宋承先等多位经济学家，并独立策划和组织了在《社会科学报》举办的“中国经济寻根”专题研讨，受到全国各地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的高度关注，引起很大反响。先后被《上海证券报》《社会科学报》《亚太经济时报》聘为特约记者，发表了大量的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2002年7月便来到北京，开始在北京教中学，后来又做报刊图书编辑、主编，再又当大学讲课教师。期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业，找工作的恶性循环。对我来说，北京的工作比上海容易找，只是收入高低问题。但每一个私企的老板都不和你签劳动合同，工资收入特低，还要面临工资不按时发，故意拖延工资发放的侵权行为。在做编辑主编时，碰到过；在民办高校认任课时，照样也遇见过不按时发工资，10多个教师因为讨工资而走上法庭，借钱请律师请了律师，结果还被判输了，一分钱也没拿到，还赔了律师费。

　　2012年11月的一天，我通过朋友结识了北京民运圈人士李英之，从此便走上新公民运动的行列。参加公民聚餐，结识许志永、丁家喜等新公民的核心人物，积极参与许志永、丁家喜提出的官员财产公示、教育平权的活动。其实我一直是想找到“64大屠杀”被镇压的真相。

　　2013年5月的一个偶然机会，看见了创造社的纪录片《天安门》，连看了好几篇，每次3-4个小时。非常震惊，因为这个片子里重现了1989年那时的很多重要镜头和人物，使我仿佛回到了那一年。我历经24年才看见这么珍贵的历史镜头，也终于看清了当时党卫军的凶恶的真面目，死了那么多人，还不让报道，媒体一如既往地照样在唱颂歌，好像那场大屠杀的镇压一直没有发生过。历史过去24年了，我已经在全国各地的漂泊中度过了24年。我发现当年参加“大六四屠杀”的一些朋友们也已经麻木，有的已经身居要职，有的连和我联系的勇气都没有，或是不屑与我联系，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遇见了也很陌生，仿佛我们根本不是同学也不是朋友。这个邪恶的体制，能够把友善的人变得邪恶，把老百姓变成相互歧视的两拨人，让大家窝里斗。现在，原来参加过“八九民运”或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一些人走向了领导岗位，却把“六四大屠杀”以及“八九民运”追求的精神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还干着带头维稳的暴行，被暴政和谐了。

　　2010年，我受同班同学之邀加入1983年高中同学QQ群，我在群里发了一些图片，并且提到《天安门》纪录片，有人很想看。但是当我说毛泽东在几年内会从天安门城楼消失时，他们竟然来围攻我，并把我踢出同学群。我不后悔，也没有再加进去的意思。因为同学中98%的都是体制内的，开个同学会都是局长出钱请客，最活跃的就是这群有权的同学，并不是千万富翁的做老板的同学。这表明体制内的同学已经异化为贪官污吏，当然大多数人在体制内已经很享受，早已忘记那场触目惊心的学生民主运动。早年到看守所看过我的律师，他现在已是当地律协的会长，他说，我已经老了，没有激情了，退休了就一杯茶、一本书，看看书，民主自由，让他们年轻人去折腾吧。听了这话，我很吃惊，这是当初的律师同学吗？没想到，我在高中的同学中是少数的几个异类，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人生，并坚定地走下去。

　　在出国的同学朋友中对“六四大屠杀”的看法或态度又如何呢？我所在的高中一个班，因公或靠自己考取托福等出国留学，而定居在美国的有近8人，我也是在2001年5月，我搜集并编辑同班同学的通讯录时，才发现有这么多人在美国的。但是很遗憾，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同学关注国内的民主自由宪政的建设，即使国内同学提到，他们也会避而不谈，用他们的话说是不谈政治，即使经常和我电话或邮件联系的好友，概莫例外。是他们没有觉醒吗？是他们忘记了“六四大屠杀”学生的鲜血了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在国外的他们，应该更有自由和能力为国内的改革鼓与呼，他们可以和国内的亲朋、同学、好友谈美国的宪政，谈美国的自由，谈美国的人权保护等等。但我们一直都没有听到，以至于我去年和今年分别给美国的同学好友埋怨、指责，他当然是沉默而不回信。

　　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专制体制教育出来的人很自私，自以为自己是靠努力读书，刻苦勤奋考出去的，自己到了国外享受到了应有的尊严和自由发展，获得优质的生活，有车有别墅，这些是和国内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想去关心国内政治了，也不想参与到和亲朋好友谈论这些民主权力、人权的事了。明哲保身是体制内和国外同学的普遍想法和做法。要知道，你们的亲戚、好友不都是在体制内的，即使在体制内也没有安全感，随时都有被抓、被精神病、被拆迁、被刑拘、被暴力、被强奸、被蒸发、被判刑的可能，这个独裁体制的、没有人权的国度人人都活在恐怖之中。我希望美国的同学们，你们能抽点时间关注一下国内的民运情况，为民主中国做点力所能及的实事，而不是不闻不问。

　　难道仅仅是我的同学如此吗？我想肯定不是，在美国的华侨中，特别是既得利益者，那些贪官污吏的二奶、亲属，裸官的家人亲朋等等，有相当一部分人持这种想法的。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即使去美国定居的同学不说，我们也都渐渐知道美国的各种咨询和自由民主宪政等等各方面的信息了。

　　在我经历了年轻时坐牢、到处奔波漂泊的生活、结婚离婚、重回民运圈、维权人士后，我也正式加入了基督徒行列，使得过去很多没有想通的问题迎刃而解了，对专制体制的看法更深刻了，我也很高兴交了很多新朋友，民运圈的、新公民圈的、维权圈的、基督徒等新朋友，为此对未来结束一党暴政，迎来自由中国充满信心。

　　比起那些六四死难者，我是幸运的。但在浙江省我却是被判刑的两个人之一，这样说来我又是不幸的。但我坦然接受，并且让邪恶的政府把我硬生生变成了一个维稳的对象，一个让暴政很害怕的人，成为和暴政抗争的人，也将是暴政坚定的掘墓人。

　　很欣慰的是，因为“六四大屠杀”出国的一批人，还在坚守，使得国内外有一些联系。说实话，中国专制体制的推翻，难度不小，光靠国内的国民觉醒和中产阶级的良知，不知要等到牛年马月，国内的转型离不开国际媒体支持，离不开各国政府的支持，更离不开在国外的海外华侨的支持，也离不开香港、台湾同胞的声援。只有全球华人共同努力，才能迎来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梦才能实现。我们一起牵手努力吧。

　　吴金圣 于北京2014-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