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基督教和民主政治
——从柴玲说到默克尔

德国 彭小明

　　2014年是北京六四惨案25周年。天安门一代的名人柴玲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先给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写信，说她已经宽恕了当年的刽子手邓小平、李鹏等人。然后又写信给当今的北京领导人习近平，抄录了大段的圣经语录，劝说习近平不要抓人、关人。可是她的书信言论不仅没有赢得天安门母亲的感动，反而几乎引起了所有读者的反感，尤其是死难者母亲们的反感。

　　先从世俗的恩仇冤报来说，总是死难者的苦主才有资格提出是否宽恕凶手。柴玲并不是六四惨案的牺牲者或伤员的家属。恰恰相反，她实际上是惨案之后最重要的得益者。她有什么资格去宽恕邓小平李鹏杨尚昆陈希同？柴玲幸运地得到境外协助者的帮助，逃出生天，并在西方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和礼遇，头上的英雄光环使她没有遇到一般自费留学出国的青年男女所遇到的入学资格、资金来源和文化冲击等巨大的困难（至少困难小得多），然后她又因年轻，不像严家琪夫妇那样因为已近老年而遇到生活适应和求职的困顿。柴玲顺利地取得了美国大学的学位，融入了美国社会。比起国内的异议人士，她的生活境遇可以说是两相比较，判若云泥。再从法治的司法宽容来说，南非开展了全民的真相调查，德国依照东德当时的法律对共产党官兵进行了“不?

　　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正义”的审判。中国既没有依法立案，查明真相，更没有舆论的谴责和理论的批判，也没有尚还健在的主要责任者的认罪和忏悔，哪里谈得上宽恕？

　　至于柴玲劝说习近平善待异议人士，也值得一议。引用宗教经典展开劝善说教，以阻止暴政和恶行，古今中外都收效甚微。试想，如果劝善说教立竿见影，独裁暴君刽子手都能言听计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话，人类的史册就不会千百年来血迹斑斑了。诚然，宗教的心灵力量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近几十年里共产党专制的暴政下，给我们提供过不少动人心扉的案例。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的现代圣女林昭。她入狱判刑后，遇到了天主教的难友，重温了儿时的宗教修养，把福音当作自己反抗暴力的精神支柱。其他还有很多不同宗教的受难者都能在暴政的高压下避免了疯癫和死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像北京传道人王明道（反革命无期徒刑）、天津传道人吴维尊（右派无期徒刑）上海主教龚品梅（反革命无期徒刑）在数十年铁窗生活中不认罪、不检讨、不读毛语录、不唱红歌……成为党政迫害下最坚定不可动摇的典范。(反右、文革几乎所有人都认罪检讨）。这是每一个关注共产主义暴政历史的人都不约而同的发现。绝不是意外的巧合。宗教是人民在苦难中的解痛良药（应该是马克思说的鸦片烟的原意），而不是权柄在握，刀枪在手的强人所能接受的语言。

　　六四惨案以后，中国人大量出国，国内的传教活动也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活跃扩大，据说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天主教和福音新教）教徒人口越来越多。民间估计已超过一亿人。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高达5.1%，大约6885万，而国务院宗教局的统计则也达到1.8%，即2305万。当海外民运了解到国内外的基督教发展迅速，而且形成了一些家庭教会，甚至还有不少争取信仰自由的抗争人士，禁不住怀抱持十分热切的希望，希望在民主运动的身边，出现一大批具有基督教人文修养的基督教民主政治活动家，成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力抗争的战士，形成中国民主政治的中坚，作为民主运动最亲密的战友。这样的战友也确实存在着，他们一面坚守自己的信仰，一面或用政治活动，或用文学创作，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奔走呼号，孜孜不倦地工作、奔走、写作。最典型的就是2014年六四前夕被判刑的许志永。他呼吁官员公开财产，关心弱势群体，竟然判刑四年。他认为：如果爭取公民權利和自由也有罪的話，他願承擔代價。他向上帝禱告：“我愛人類，為了這種愛，我願面對死亡”。

　　但是海外民主运动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一部分著名的六四逃亡人士，在海外容身之后，皈依了基督教，从此就投身宗教活动，而很少再涉足民主政治运动。还有一些国内同胞以各种理由在西方国家申请政治庇护，也包括一些人提出宗教理由，一旦取得难民居留身份以后，便告别民主活动，销声匿迹了。海外的各种基督教团体，几乎看不到他们为国内家庭教会的教友们受到迫害而发起的抗议，也很少主动揭露中国当局迫害宗教，妨碍信仰自由的声音。当然我们看到，西班牙有王策，法国有张建，美国有张菁，……都在奔走呼号，努力抗争，但是毕竟与海外基督徒群体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规模完全不成比例。根据观察和了解，海外中国人的基督教团体中弥漫着一种远离政治，别惹中国当局麻烦的倾向。这些教友太健忘了。共产党推行三自运动，收买一部份神职人员和教徒，后来或被打成右派，或在文革中挨打挨斗，自杀、劳改无一幸免。那不是狼和小羊的故事吗？再等而下之，就是最近法院公布的案例，一对中国人夫妇，打着民主运动的旗号在德国骗取社会救济金，一旦被政府查获，竟然安全地逃回中国大陆躲避起来。他们是披着教徒外衣的人渣而已。

　　教徒能远离政治吗？

　　其他的教徒或许可以远离政治，但是六四从国内逃亡出国的人，出国后因六四而获得政治庇护的人，俗称吃六四人血馒头的人，绝不可以远离政治。这是道义良心之所在。正如六四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所说的那样，他“此生的后半辈子永远背负着对死难同胞的负罪感”。更何况虔诚诵经查经、追问道德良心的基督教徒？不论从事何种职业，申办何种国籍，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应该忘记六四血泊中的冤魂：滴水之恩，宜当涌泉相报；有生之日，便是戴德之年！

　　如何才能处理好宗教信仰和政治关注的关系？《圣经》里明确告诉人们：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应该说，“上帝的”是天国的灵魂音问，“凯撒的”是人间的死生是非。谎言需要当事人持续地揭露，血债需要存活者去追讨。在惨案中死去的人们最大的期望就是我们存活在世的人们记录下他们洵美的青春，凄切的碧血，让人类永远不要忘记。索尔仁尼琴、穆塔（罗马尼亚德裔女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他们都说自己是为了那些死去的同胞而活着而写作。政治上应该怎样处世？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人应该是六四流亡基督徒最好的榜样。德国是基督教文化极其深厚的国家。战后德国恢复了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政党，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开创了基督教民主政治的新天地。战后的德国七十年里约五十多年时间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主要执政党，而社会民主党执政前后只有十几年。即使是这个最大的左翼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也非常重视民族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在波兰死难者碑前下跪的威利勃兰特总理，在他的诺奖感言中，也强调社民党所赖以生存的根基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基督教传统和人道主义。后来该党先后颁布的新纲领也不断重复德国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两大党派的的竞争实际上都与国家的基督教传统精神密不可分。基督教民主联盟认为基督教徒应有正确的政治关怀和恰当的政治参与。根据史宾诺莎的理论，政教应该分离，但政治却需要教会的道德信仰以支持。基督徒并不需要到《圣经》里面摘引文句来产生政治意见，却应以理性作出基督徒应有的政治言行判断。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通过基督教民主政治的实施，把天国的爱心和福音洒向人间社

　　会，全民共享。除了要求党员是基督教徒以外，他们的章程和声明中很少出现大段的引用《圣经》教条。不论是在国内议会上的政党竞争，还是在欧盟成员之间的争议，乃至在全球大范围争取联合国话语权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博弈中，基督教的精神都化解在党的具体政策和方针之中，一招一势都不是毫无操作可能的劝善说教，而是有理有节的纵横捭阖。例如1955年从苏联接回已经被关押十余年的德国战俘，例如花大笔现金赎买东德的异议知识分子，以维护人权，以及1989年对中国的制裁等等。

　　除去早期景教在中国的传布，从利玛窦、徐光启的传教、入教（1601）算起，中国的基督教文化历史也超过了四个世纪。几经跌宕起伏，现代的中国基督教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基督教应该是真正自主的教会，而不应该是被共产党人暗中操纵的教会。我们长期接受的洗脑教育告诉我们，基督教里面暗藏着帝国主义的间谍，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几十年后真相大白，龚品梅等人除了不放弃信仰以外并没有间谍活动，许多被打成间谍特务的基督徒都获得了平反昭雪，恰恰相反，原形毕露的却是好多个打入教会的神职人员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工。例如原上海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李储文，文革挨红卫兵毒打，坦白了真实身份，原来竟是卧底的共产党干部，后来官拜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

　　当前最有代表性的基督教民主政治家当推德国女总理默克尔。1954年她出生在当时西德的汉堡一位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家庭。她的父亲是神学校长，母亲原是拉丁文和英语老师。在襁褓中默克尔就跟随父母前往东德，并在那里完成了学校教育。她经历过所有的共产党洗脑教育。一个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的孩子，在共产党社会里生活，精神上的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她甚至担任过共青团支部的宣传委员。1986年她取得了博士学位。当东德人民反抗专制，争取民主的时候，她参与了民主崛起DemokratischerAufbruch组织，后来并入了东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两德合并以后她出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妇女与青年部长。后来成为科尔总理的接班人。默克尔上台执政，表现了特有的风格。她沉稳、执着，秉持人权民主的基本理念，即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政治观，使得德国在金融风暴后的保持了欧盟龙头的稳健地位。在对华外交方面，默克尔也坚持了人权问责，甘冒北京的恼怒，邀请达赖喇嘛到总理府会见，并且公开声言，作为一国的总理，有能力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会见自己想见的朋友。中国当局所谓“德国政府支持藏独”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德国政府和议会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支持中国少数民族独立的言论。所有言论都是关于西藏人权和自由方面的话题。默克尔多次访问中国，她必须处理好外交关系，发展贸易和文化往来，同时她又很注意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所以她每次访华，都会挑选一些敏感的知识界人士，安排会见，了解情况，作为她访华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士包括《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吴春桃夫妇，还有著名新闻记者李大同和剧作家沙叶新（未见），以及著名律师浦志强，知名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异议女作家崔卫平，法学教授贺卫方。2012年原定要会见《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吴思和维权律师莫少平，并访问《南方周末》编辑部，均受到阻遏。默克尔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会见过上海主教金鲁贤和广州主教甘俊邱。这都是重要的人权关注，因为默克尔访问美国，从来不安排会见美国的知识界宗教界人士。在这方面，默克尔比她的前任、社会民主党施罗德正义得多，执着得多，充分表现了基督教民主的价值观。

　　中国民主运动还是对海内外的基督徒群体充满了期待，但愿他们能够以德国基督教民主政党为榜样，以基督教民主意识为基础，坚持政治抗争，揭露党政宣传的谎言，现代的普世价值观念，成为未来民主中国政坛坚定的一翼。德国基民盟碍于两国的外交关系和发展经贸文化的现实需要，在向中方提出人权问责的时候不得不谨慎从事。而海外的基督教民主运动的朋友，无官一身轻，关切国内家庭教会，呼吁国际关注中国人权，应该享有比官方更大的活动空间。

　　天主教教会在波兰的社会转型中曾经为团结工会竭尽掩护和缓冲的努力，俄罗斯的东正教教会在推翻共产党政权之后，为恢复社会人心、冲刷马列意识形态残余、抚慰人民的良知发挥了作用。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基督教长老会发表了《人权宣言》等三篇呼吁震撼了台湾社会，而且还庇护和声援了多次台湾异议人士的抗争活动，留下了光辉的业绩。韩国人民反抗军人独裁的抗争也离不开基督教的思想启蒙作用。不仅在教徒人口比例上令当局不可小觑，而且在人权平等的观念上颠覆了韩国的传统意识。中国的海内外基督徒的面前还有很多责无旁贷的业绩要去完成。除了天国属灵的纯洁之外，还要追求人间的正义与公平。如果从信仰中赢得了大爱，请把大爱也洒向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