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现场见闻

本刊记者 叶楠

　　25年前的1989年6月4日，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民主绝不只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我从旧金山飞纽约参加了为期一天的纪念活动，并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

　　在国内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就接触了国内的民主界人士，也有参加民主活动。来美国后，我就直接参加了海外民主运动。由于中国大陆一直以来的封锁，80后的我，是在来美以后才有机会与参加“六四”的部分人士直接对话，并彻底了解了“六四”事件的真相。真相促使我思考、促使我从旧金山飞到纽约，参加此次纪念“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希望中国未来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和悲剧。

　　参加此次纪念活动的有：25年来年年出席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的民运理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王丹先生，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先生、行为艺术家薛明德先生等。纪念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美各州的上千人参加。

　　使人欣慰的是，今年纪念活动现场有很多年轻的面孔，这说明，尽管国内高压封锁，但“六四”并没有被人们忘记，“六四”精神得到了薪火相传。在中国他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翻墙上网才能去了解“六四”。生于1990年的段同说：“以前在国内翻墙看到一些六四的信息，出来以后就了解得更多了。”也是80后的荆莉说：“我以前在国内时在网上通过看过一些，来美后第一次看到这些（天安门屠杀）的照片，感到很震惊，我不理解，不知道这里的因果。”同样是80后的陈闯说：“我记得有几本书，还有卡玛的记录片。通过这些陆陆续续了解了六四。”他说“在中国，突破中国的网络封锁很重要，因为只要有机会，民众就能接触到更多准确的信息，而不是通过中国政府单方面的宣传。”因为“六四”的影响，陈闯现在也参与了推动民主的活动。王丹教授说：“很多年轻人渴望了解六四，我接触到的年轻人，出国后不用翻墙了，他们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六四的资料。”

　　纪念活动共包括三大部分：抗议、反思、悼念，在早、中、晚的三个不同地点分别进行。
　

一、“天下围城”示威抗议活动

　　6月3日早上，“天下围城”示威抗议活动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大门前展开，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先生亲自组织。

　　示威抗议活动原定于11点正式开始，计划组织大家进入领馆抗议、示威。但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纽约市警方调集了数十名警察，阻拦示威者靠近领馆，并将他们隔离到一个街区外哈德逊河边的指定地点。在交涉中，警方告诉示威者，他们接获总领馆报警，指示威者要对领馆实施攻击，要伤害领馆的外交人员和财产。

　　在哈德逊河边指定的示威区内，示威者统一着印有黑色纪念“六四”图案的白色T恤上装、头戴绣有“民主”二字的棒球帽，拉开了数十条长长的横幅，举起了数十个标牌，抗议中共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并要求释放高瑜、刘晓波、高智晟、许志永等所有政治犯。

　　示威活动场面宏大但秩序井然，吸引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众多媒体的注意和采访。美国之音记者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我勇敢地说出想法：“上一辈的民运青年在89年暴力镇压中流的血，应为我们新一代中国青年所铭记。我特地从旧金山飞过来，就是要姐这次活动大声表达我的观点，让中国的青年一代都能听到、都能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成为有言论自由、有自己看法、对社会有影响的一代。”

　　近中午12点，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刻，艺术家薛明德先生表演了行为艺术《专制、封锁》：一条条不干胶胶带，将薛明德先生的身体死死地缠绑在铁架之上——象征着“没有自由”、黑色的大×号贴在眼睛上、嘴巴上——象征着“不能看”、“不能说”的封锁，黑色的镰刀锤子符号贴满全身——象征着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薛先生的表演引起了包括纽约市民在内的众多民众的围观，摄影拍照者不计其数，将示威活动推向了高潮。

　　示威活动后，王军涛、王丹等组织大家试图冲入使领馆进行抗议，但遭到了警方的阻拦并准备实施逮捕。当天领馆门口办理签证等业务的人很多，排起了长龙。经参与活动的律师与警方交涉，通情达理的纽约警方最后破例在签证长龙队伍后面开辟了一块地方，允许大家举牌抗议。王军涛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大家振臂高呼抗议口号；王丹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围观的众多民众介绍了25年前那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是怎样的被用超乎世人想象的残暴手段所镇压的真相和事实。
　

二、反思“六四”屠杀25年历史经验

　　抗议示威活动后，大家来不及休息和吃饭，匆匆赶往纽约法拉盛的喜来登酒店。在这里，一项以“揭示六四真相、反思25年历史经验为特点的研讨会”，中午1点正式开始举行。

　　与会者观看了反映“六四”的纪录片、高唱纪念“六四”的歌曲。25年来年年出席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的民运理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做了演讲。

　　1、“六四”屠杀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

　　胡平先生在演讲中表示，25年前的“六四”屠杀，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说，“六四”屠杀，枪声一响变偷为抢。“六四”之后由于民意遭到残酷打压，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公共参与和民意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胡平先生表示，“诡异的是，中共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但是在经济转型的意义上却是最快捷、最有效。”它避免了苏联东欧改革使资产零碎化导致的经济滑坡。各级共产党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党委会就成了董事会、大小官员就成了他们的CEO”，持续的经济增长，加上全球化快车和低福利、低人权优势，“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有了最强的竞争力。”

　　2、“六四”屠杀把中国引向邪路

　　胡平先生说，25年前的“六四屠杀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也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邪路。”

　　胡平先生表示，“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它的致命弱点就是从根本上没有合法性。”因为，“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人民的私产变成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他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官员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五、六十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胡平最后说，“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中国会逐步走向民主。这种观点暗中假定中国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问题是，“六四”把中国引向了邪路，它和自由民主南辕北辙，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我们只会与自由民主越来越远。”

　　3、中共动用正规军镇压另有目的

　　作为89学运领袖之一的王丹先生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

　　在发言中，王丹对中共长期为其武力镇压辩护的两个观点进行了辩驳：即“政府是因为学生太激进被逼而采取镇压措施的”、“学生长期占领广场，政府为了恢复秩序不得已才开枪镇压”。

　　王丹说，1989年5月，3000学生在广场展开绝食所提的要求仅仅是要政府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以及要求政府和学生进行对话。他说，这是最温和的要求。“而政府面对3000年轻生命，宁愿动用正规军镇压也不肯接受最温和的要求”，他说，“不是学生激进，而是政府激进。”

　　“6月3日午夜，清场的解放军是从哪里来的？”王丹说，“那时北京市民都完全上街，所有的路口都被市民堵住，所有的坦克都瘫痪，然后戒严部队居然出现在广场上，哪来的？全是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的！”

　　王丹激动地问道：“你为什么要在长安街杀人？”，王丹接着问道，“你明明部队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包围了，你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夺回天安门广场，你为什么要在长安街上杀人？”

　　他说：“整个六四死的人99%都是在长安街上，死伤惨重，我们估计大概2千人死亡，上万人受伤，都是在长安街上，你为什么要在长安街上开枪？当时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只剩5000人了，而团团包围的大概是几万人之众，10个人抬一个都可以抬得下来，然后你跑到长安街去杀死2000多人，你要怎么解释。所以没有任何理由说，政府被逼得好像只能开枪才能把广场收回来，或者才可以平息。”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到客观的实际情况都不是，政府开枪另有他的目的。”王丹说，“政府开枪绝对不是因为处理不了广场上的学生，这么大一个政府是不可能的，它有其它更罪恶更险恶的目的。它本来是可以徒手解决整个89年这次事件的，但它决定调动20万正规军，从每一个军区各调几万部队，用轮训的方式、打常规战争的方式去处理学生，他显然有其它的目的。”
　

三、“天下围城”烛光悼念

　　傍晚，“天下围城”悼念天安门死难者的烛光晚会，在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举行。

　　25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太过惨烈、悲壮，似乎是天安门死难者的亡灵感动了上苍，中午时分还晴空万里的纽约，“天下围城”悼念天安门死难者的烛光晚会刚刚开始，天就下起了大雨，这是苍天的眼泪。

　　演讲者悲壮、激昂，与会者整齐、肃穆，烛光晚会在雨中持续3个多小时，将全部议程进行完毕。

　　会场两则摆放着曾用来呼吁释放被判无期徒刑的民运人士王炳章的两个活动牢房。艺术家薛明德表演了行为艺术《六四死了》，以象征鲜血的红色液体从身体各部位喷射出来，展现当年抗议者所保持的希望在武力镇压中破灭了、死亡了。最后大家举起了电子蜡烛，唱着“六四”的歌曲，缅怀25年前在天安门镇压中死去的人们。

　　在大陆官方多年沉默处理“六四”事件的作用下，中国社会似乎已逐渐淡忘25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暴，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六四”事件几乎没有概念。我参加悼念“六四”活动，不单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人类的良知，希望不要忘记这场悲剧，希望大家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而奋斗。不知道还要坚持多少年，我们才会见到一个民主中国，但我知道，不能让心灵内的良知熄灭，因为这是一代人的责任，也是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