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營企業家的六四遭遇（3）

王譽虎

3、萬潤南宣示市場經濟

   在北京一過完春節，我就協助哥哥六橋忙於科儀公司的業務。一九八九年二月底的一天，何延生風風火火地來到中關村我的辦公室，開門見山地說：“老王，這是萬潤南的兩個講話，是市場經濟的宣示書，公開叫板陳雲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太棒了！你仔細看吧！我還有事。”說著把萬潤南講話的單行本放在辦公桌上，轉身走了。

   我懷著一睹為快的熱望，提前一個小時下班回家，深陷在沙發裡貪婪地閱讀萬潤南的講話：《我們的探索——在北京市先進人物報告團首場報告會上的發言》。

   萬潤南說：

   “我是辦企業的，作為先進人物在這種場合發言還是第一次，很不習慣。我習慣被人們提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只能算是‘問題人物’。從辦公司那天起，人們就向我提過數不清的問題，有白著眼問的，也有紅著眼問的。但大多數是關心、愛護的問題。因此，如果一定要我講什麼，我只能回答問題，回答我們的事業、我們的企業——四通公司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四通公司是一個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民辦科技企業，以‘高效率、高境界、高效益’為原則。五年來，我們每年奉獻給社會一個拳頭產品。（一九）八四年，二次開發了二零二四中英文印表機；（一九）八五年，二次開發了一五七零影色印表機；（一九）八六年，自主開發了二四零零文字處理機；（一九）八七年，推出了新型號二四零一；（一九）八八年，開發了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科技文獻編排系統，連續三年以百分之三百的速度遞增發展。一九八八年，四通集團的銷售額達十億元，工業產值三點三億元，向國家交稅四千六百萬元，利潤六千九百萬元，創匯一千萬美元。創業之初，沒用國家一分錢投資，靠向四季青鄉借款二萬元起家，現已積累資產八千多萬元，成為電腦行業按銷售額排列第一位的企業。在北京地區，人均銷售七十萬元，人均利潤五萬元，人均交稅三萬元。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我們從一個鄉鎮企業發展為有二十二個專業公司，二十個分佈在各地分公司的全國性企業。承包了五個國營企業，與外商創辦了四個合資企業，建立了遍佈全國的四百個經銷點和一百個維修培訓中心。目前我們有自己的研究中心、自己的生產基地、自己的銷售體系、自己的技術服務中心以及自己的金融機構——四通財務公司，成為技、工、貿、服務、金融五位一體的企業集團。

萬潤南還說：“我只知道從創辦到現在的四年多裡，國家沒給我們一分投資，沒撥給我們一分外匯，沒給過我們一寸空間，沒批給我們一張許可證，沒調撥給我們一點原材料，沒保證我們一個用戶的市場。我們是資金靠貸款、外匯靠調劑、空間靠租賃、人才靠吸引、產品靠使用者、市場靠開拓。”

   萬潤南最後說：“四通並不完善，因為四通還在探索中發展。我們是在做開拓性的工作，因此我們面臨的問題也具有挑戰性。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兩難選擇、法制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市場發育不充分、發展不平衡，再加上我們自身素質的不完善，特別是當改革觸及到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深層結構時所引起的震盪和壓力，我們知道我們肩負的擔子有多重，我們知道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有多艱難。但我們會拼命去做。一個民族要振興，要有希望，不能沒有一代人的努力和獻身。也許，我們是鋪路石；也許，我們是新世紀紀念碑的一塊奠基石。這一切，歷史將會作證。”

   我幾乎一口氣看完了萬潤南的這篇近萬字的發言稿。讀至結尾，我仍有意猶未盡的興奮。

   萬氏的最後這段講話，飽含著悲壯的情感，我內心有些衝動，淚水濕潤了眼眶。我真切地感到，萬潤南此言絕不是無的放矢，更不是廉價的誓言。在這山雨欲來的非常時期，我掂量出了萬潤南最後幾句話的份量。

   我冷靜了一下激動的情緒，接著看近日萬潤南在中美科技商品化、創新與發展討論會上的發言。其中一段話衝擊到經濟改革的敏感禁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秩序，而商品經濟不是別的，就是市場經濟，也就是在產權界定明確的平等競爭的環境中，隨供求自由浮動的價格起著激勵—資訊—資源配置作用的經濟制度。”

   在經濟領域，兩大政治力量正在較量博弈。政治領域的改革旗手胡耀邦已經倒臺。新的一場政治較量正如山雨欲來。在這敏感時期，萬潤南赤膊上陣，直言不諱地挑戰了陳雲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掀開了鄧小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遮羞布，坦言宣示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幾乎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即便是胡耀邦、趙紫陽，在沒有得到鄧小平允許下，也對此詞的使用諱莫如深。

   一九八九年，春寒料俏，社會上彌漫著一種莫名的詭譎氣氛。繼年初方勵之上書之後，詩人北島和陳軍聯合三十三位著名知識份子，發表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釋放政治犯。隨後，張顯揚、李洪林、戈揚等四十二人又聯名上書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三月八日，王淦昌、許良英等四十二名科學界名流聯名上書，呼籲釋放因言獲罪人士。

   據在我公司搞項目研究的幾位長春地質大學的研究生講，北京幾所名牌大學內，已經有各種類似政治沙龍的研究會、討論會，方勵之、包遵信、蘇紹智等持不同政見者經常應邀發表演講，抨擊共產黨和現行制度，方勵之、蘇紹智成立了類似裴多菲俱樂部的都樂書屋。各種管道傳來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正在掀起民主自由政治浪潮的消息。我為之亢奮，同時也隱約夾雜著幾分不安。

   那天本來我與哥哥六橋和何延生約定，先到各大學看看，再去四通社會研究所拜會曹思源，最後去都樂書屋湊湊熱鬧，可是晚間從廈門來了電話，說廈門工商局責令公司法人代表必須親自出面參加有關政策法規的培訓和考試，然後重新註冊登記，並按新規定改寫公司章程。逾期不到，取消公司的法人資格！

我當即做出判斷：肯定與三月九日李鵬、姚依林接見全國各省市工商局長和治理整頓公司有關！

   第二天我坐飛機回到了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