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營企業家的六四遭遇（6）

王譽虎

6、耀邦辭世，風波驟起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七點四十八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旗手胡耀邦逝世。下午四點多，我在中關村聽到了這一噩耗。

   陰沉的天空此時稀稀落落地滴下些許雨點，天人同悲呀！

   信佛的我確信天人感應。我的心情比天氣還糟，一種失落、沮喪、悲憤、惋惜的複雜情感充斥心胸。我開始抱怨老天不公平，難道還要讓中華民族承受更多的苦難？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卻早早逝去，按易經象數，這不是好的徵兆！我叫來司機，沉悶不語地徑直坐車回家。晚七點的新聞聯播印證了這一不幸的消息。我關上電視，打開一瓶塵封多年的五糧液，破例喝了小半瓶。晚飯沒吃幾口，懷著一顆失落的心，半醉不醉地昏睡過去。

   第二天我在外面跑業務，又給廈門公司通了幾次電話。第三天四月十七日的中午，我才到中關村上班。這段時間，長春地質學院的費教授正帶著十多名本科生、研究生在我們的公司進行項目攻關兼打工。一到公司，我就看到這些學生表情凝重，似乎有些躁動不安，不時悄悄議論著什麼。原來哥哥六橋給部分學生放了半天假，同意他們去各大專院校探聽消息、瞭解動態。此刻哥哥正在辦公室聽學生彙報，我自然樂於旁聽。

   一位短髮文靜的女生在筆記本上抄錄了北大、人大新近貼出的大字報、標語和挽聯，邊說邊念。北大三角地的大字報稱胡耀邦是改革先驅、民主希望，要求為胡平反申冤，徹底否定反對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呼籲繼承胡的遺志，進行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

   貼出的標語有“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沒死”、“朽翁聽政，獨裁極權”、“打破獨裁政治，建立民主政權”等等。

   挽聯有“英雄胡不長壽，後輩誰來耀邦”等。

   人民大學的大字報更有特色，一首嘲弄四項基本原則的順口溜寫道：“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罵，小平不能下。”

   一首署名悲夫的《悼胡公》藏頭詩是：“悼君唯恐是非多，胡公又奈鄧公何。耀目曾經華夏客，邦國何事恁蹉跎。”

   還有直批鄧的大字報：“貓養七二鼠食盡民脂民膏，魂系民心喊捉鼠打鼠畢竟魂仍是忠魂，黑貓白貓不抓老鼠才是好貓，賭棍惡棍只欺良民不如拐棍。”

鄧愛打麻將，於是有用麻將術語寫成的對聯“借西風作胡胡公胡，拋四條伐民民十萬”，橫批是“去他媽的”。“四條”自然是影射四項基本原則。

   有的大字報號召“敲響公有制喪鐘，迎接新的共和”、“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廢止政治集權，剷除官倒腐敗”等等。

   據學生彙報，北大學生已提出成立各大專院校聯合悼念胡耀邦工作委員會，醞釀罷課遊行，其他院校同樣沸沸揚揚。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周圍自發的悼念活動，已有些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的影子。

   這些消息動態令我振奮、欣慰，一場偉大的自由民主運動正蓄勢待發，中國的前途大有希望。我當時想，如果這場學生運動能把握堅持改革、反對倒退的基調，就太好了。但是個別學生顯然已把矛頭對準了鄧小平。儘管在情在理，但在策略上是錯誤的！我為此深感不安。學生的愛憎是單純的、自發的。由於沒有新聞自由，他們對中共上層的內幕知之甚少，對中共的本質、對以鄧為首的老人政治認識不足。他們沒有成熟的組織系統，也就不可能有統一的深遠謀略。將矛頭對準手握軍權的鄧小平，黨內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便會勢單力孤。一旦爆發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趙紫陽就會凶多吉少，重蹈胡耀邦的覆轍！

   旁聽完學生的彙報，我和妻子到景山東街一處四合院裡去看我的母親。母親八十多歲，身體健朗，頭髮多半還是黑的，喜歡獨居，只是近兩年在我的堅持下，為老人雇了保姆。

   下午臨走時，老太太拉住我的手，叮囑道：“老疙瘩，你別忘了文革時給你寫的信。濟公鬥蟋蟀呀，接受教訓吧，別再瞎摻和！這個胡書記死了，社會上好像又要不安生了。”我吻了一下媽媽滿是皺紋的額頭，寬慰她說：“老媽，濟公鬥蟋蟀的時代過去了，現在是蟋蟀鬥濟公了！您放心！您兒子學乖了，一門心思掙錢，政治上的事我再也不攙和了！”我有些奇怪，老太太身體雖然健康，可腦子己有些糊塗，怎麼會有這樣的預感？莫非如市井俚語所言，人老精，馬老猾？

   車開到西四丁字路口已是下午五六點鐘，正好趕上學生的遊行隊伍由北向南走。各大專院校的學生井然有序地排著縱隊，舉著小旗，打著橫幅標語，一邊前進，一邊有組織地呼喊著口號。

   車被阻，我和妻子下車觀看。幾分鐘過去了，我驚喜地發現這支遊行隊伍一眼望不到盡頭。規模如此之大，人數如此之多，組織如此之好，真是前所未見！我熱血沸騰，情緒激動，終於看到、等到這一天了——年青一代的覺醒！我孜孜以求的自由民主已現出曙光。我讓司機把車開走，與妻子徒步伴隨著浩蕩的隊伍向天安門湧去。

   遊行的學生五六人一排，縱隊前行。他們有的頭纏白布，有的臂戴黑紗，多數學生的胸前戴著白色紙花，似乎都穿旅遊鞋。他們是要趕在明早八點禁入天安門廣場之前到達那裡追悼胡耀邦。清華、理工、農大、師大、交大、科技大學、民族學院等各大專院校的學生舉著各自的校旗。北大的學生經過時，圍觀的群眾向他們揮手鼓掌，有的用手指做出V字形向他們致意。學生們也不停地向圍觀群眾做著V字手勢致謝。學生們高舉著的橫幅上寫著“要民主，要自由”、“不要專制”、“反對獨裁”、“反腐倡廉”、“打倒官倒”、“政治改革刻不容緩”、“廢除特權”、“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等等，此外還有眾多痛悼和頌揚胡耀邦的文字。群情激奮的學生不時地呼喊著類似的口號。行進了一個多小時，後面的隊伍仍持續不斷。配戴臂章的學生糾察奔前跑後維持秩序。

   傍晚，街燈已亮，我忽然想起自已應該做點什麼慰勞學生。當時行至缸瓦市。附近沒有找到商店。小商亭的飲料也已售罄，我於是把僅有的七條希爾頓香煙全買下來，分發給遊行的學生。我和妻子一直隨隊伍經西單走到天安門廣場西側，便停了下來。華燈明亮，人流潮湧。廣場上人山人海，總有一二十萬眾，蔚為壯觀。晚八點之後，廣場人群漸少，遊行的學生開始陸續緩緩匯集到人民大會堂附近的廣場靜坐。我估計，靜坐的學生少說也有五六萬人。

   看到風塵僕僕的大學生有的氣喘吁吁，有的汗流滿面，我便走到南池子路口附近，與兩個攤販商定，把兩輛平板車上的幾百瓶汽水買斷，但有一個附加條件：攤販負責開瓶並主動向學生分發。

   一男一女兩個商販爽快答應，而且異常主動熱情地上前為學生服務。隨後又有幾個中年知識份子模樣的人也參加了進來。其中那位四十多歲的女攤販徵得我同意，用我的板磚大小的摩托羅把手機聯繫，又運來了二十箱汽水。

   學生們喝著汽水，不住地向我倆道謝。一個戴糾察臂章的學生一邊喝著汽水，一邊跟我說：“官方通知，明早八點到中午十二點天安門廣場禁止通行。我們新成立的學生聯合會決定串聯組織起來今晚進駐廣場，不給政府造成違法的口實！”

   燈火輝煌的廣場上空，一輪圓月高懸，臨照著明天為胡耀邦送行的莘莘學子。已經十點多了，我們隨身帶的二千多元現金己所剩無幾。我倆沒吃晚飯，此時才感覺肚子餓了。在妻子的催促下，我們戀戀不捨，坐計程車離開了天安門廣場。

   第二天下午，長春地質學院的學生說，有百萬民眾自發地沿街佇立為胡耀邦的靈柩送行。十多萬在廣場苦等一宿的學生，派三個代表跪交請願書，卻無人理睬、倍受冷落。追悼會後，二十多所高校代表發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並決定從二十四日開始全市無限期罷課。

   我對跪交請願書不以為然，轉而又想，這或許是一種諷刺或抗議。共產黨統治下，公民不就是子民嗎，當然要跪著了。學生拋棄了共產黨導演控制的學生會，以民主的方式自發成立自已的學生會。這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非同小可，可以看成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挑戰。我欽佩學生的勇氣，也為由此引發的後果擔心。畢竟黨國體制主要是靠欺騙、收買和槍桿子來維持的。但是轉而又想，學生們自發追悼胡耀邦名正言順，只要注意策略，不授人以柄，政府是無可奈何的。此時的我，振奮中夾帶著憂慮，沒有介入的衝動，只是樂觀其成罷了。

   四月二十五日，晚間新聞竟提前一天播出了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給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的大帽子。這篇社論極像文化革命時的大批判，仿佛出自文痞姚文元的手筆。隨後又播出了《北京市政府公告》，重申不准遊行《十條規定》。

   晚上，在我家附近的工運學院院內（現名勞動關係學院），人們三三兩兩地傳遞著相關消息，發洩著對當局的不滿。我從幾位要好的教授講師那裡瞭解到了一些有關《四.二六社論》的內幕。根據陳希同、李錫銘的彙報，李鵬、楊尚昆向鄧小平彙報請示，鄧勃然大怒，揚言手中有幾百萬軍隊，不怕學生造反，不要怕流血，不要怕罵娘，不要怕國際輿論，要儘快把動亂鎮壓下去，並把學生運動定性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甚至又氣急敗壞地貶損一番胡耀邦。

   胡耀邦死後享有如此宏偉盛大的哀榮，鄧小平當然感到非常憤怒。他這番殺氣騰騰的獨夫式的講話，使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一落千丈！